第一节　贞元、元和之际的时代特征和气象转变

贞元末年的四大弊端／永贞、元和年间的文化方向／元和君相与政治中兴

元和是紧承贞元、永贞（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的一个时期，要论述元和文化精神和元和士人的精神风貌，必须首先明了元和之前的社会现实。

研读史书可知，唐德宗贞元年间存在着诸多复杂而严重的社会问题，概而言之，其大弊有四：

其一，强藩割据，大大削弱了中央皇权。安史乱后，藩镇相继而起，李怀仙、田承嗣、李宝臣等分别占据卢龙（今北京）、魏博（今河北大名北）和成德（今河北正定）等地，不受朝命，不输贡赋，自署将吏，“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2)，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则起而弱王室”(3)，构成了对大唐帝国的严重威胁。

然而，“德宗自经忧患，多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既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4)。

武夫悍将骄逞于外，朝廷既无力制裁，又姑息纵容之，其结果，自然使得“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5)。史家有言：“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于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6)这段话，可谓相当准确地道出了藩镇跋扈的原因和德宗后期权柄下移、威信扫地的现实状况。

其二，宦官专权，恃宠乱朝。和藩镇割据一样，宦官专权乃是唐代中后期一个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其为患之烈，又远过藩镇。早在玄宗开、天之际，宦者队伍即已庞大，人数多达三千，除三品将军者亦不在少数，故史称“宦官之盛自此始”(7)。其后，“肃、代庸弱，倚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8)。到了德宗时代，情况更发生了大的变化。由于泾原藩兵作乱，德宗仓皇出逃奉天，回朝后，猜忌诸将，“以李晟、浑瑊为不可信，悉夺其兵，而以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尉，使典宿卫。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9)。本来，宦官已“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10)了，而德宗又置护军中卫、中护军，使其分提禁兵，这便如为虎添翼，更使其有恃无恐，于是，“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11)；于是，“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12)；甚而至于“劫胁天子如制婴儿”(13)。在宦官权势日重的情况下，塞上之兵皆内统于中人，即使都城街肆，也受到宦者的严重骚扰。《顺宗实录》卷二载：宫中购外物，原以官吏主之，而至“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名为‘宫市’，而实夺之”(14)。这种敲诈勒索、强取豪夺的行径，给下层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祸患，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当时宦官的威势已到了何等程度！

其三，君愎臣奸，贤不肖倒置。德宗即位之初，曾励精图治，欲以振作，“擢崔祐甫为相，颇用道德宽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声蔼然，海内想望贞观之理”(15)。但自朱泚之乱以后，却大乖前志，性情猜忌，刻薄少恩，信用奸邪，斥黜正人，使得整个朝政混浊不堪。

首先是君权日重，相权旁落。在古代社会，宰相等辅佐大臣的地位相当重要，它既是对君主过度专制的一个制约环节，也是沟通上下、选贤任能的关键所在，甚至一个朝代的兴衰，也与宰相的贤能与否紧相关联。然而，综观德宗朝的三十位宰相，无能乃至奸猾者居其泰半：张延赏与李晟不协，以私害公，恶直丑正(16)；卢杞与赵赞勾结，盘剥民财，压抑正论，使得要官大臣，常惧颠危(17)；窦参多率情坏法，引用亲党，恃权贪利(18)；他如卢迈、崔损、齐映、刘滋、齐抗之流，虽无大过恶，却气局狭小，少有建树，聊以备位而已(19)。这些宰相之所以如此庸懦，固然与自身之才具有关，但很大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巨大的压力和威胁所致？这种压力和威胁，既来自宦官，也来自皇帝。由于贞元间中人之权震于天下，遂使得“台省清要，时出其门”(20)，诚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21)至于来自皇帝的压力，则更为沉重。史载：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22)；而“自陆贽贬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县令以上皆自选用”(23)，从而使得宰相不过“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24)。

由于相权旁落，而居位之相又多苟容取合，无复匡谏，遂造成奸邪当道、直士沉沦的可悲局面。《旧唐书·韦渠牟传》谓：德宗“居深宫，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渠牟，皆权倾相府。延龄、李实，奸欺多端，甚伤国体；绍无所发明，而渠牟名素轻，颇张恩势以招趋向者，门庭填委”(25)。由于群小当道，君主“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26)，自然使得贤臣正士日见摈弃。陆贽可谓有唐一代少有的贤相，却为裴延龄所构而远贬忠州；阳城刚肠嫉恶，奋起相救，亦遭贬谪厄运。其他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以致“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淹滞”(27)。面对这种贤与不肖倒置的情形，怎不令史家为之深深致慨？所谓“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28)；所谓“异哉！德宗之为人主也。忠良不用，谗慝是崇，乃至身播国屯，几将覆灭，尚独保延龄之是，不悟卢杞之非，悲夫！”(29)便不仅是对德宗个人的痛惜、指责，而且是对此一时期弊政的揭露，对后世人主臣子的昭示。

其四，士风浮薄，吏治日坏。唐代浮薄之世风由来已久，并不自德宗朝始，但由于贞元年间各种社会弊端日趋严重，遂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谓：“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30)又云：“大抵……贞元之风尚荡。”(31)王定保《唐摭言》卷五载皇甫湜与李生第二书言：“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32)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亦曰：“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33)由此言之，所谓世风尚荡、士风浮薄，其要有二：一是生活上的侈靡享乐，一是学术上的浮华无实。

生活上的侈靡享乐使士人不思进取，而学术上的浮华无实更使其无力进取，于是，二者彼此影响，互为依存，流荡成风，无可底止。固然，这种现象与唐代专以诗赋取士而“不习法理”(34)的制度有关，也与主考者不主公道、因贿赂请托取士的恶习有关。由于主考者不主公道，贪财附势，遂使得“标谤与请托争途，朋甲共要津分柄”(35)，名实相悖，贤不肖倒置；由于专以诗赋取士而不务实学，遂导致广大士子“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36)，专以摛章绘句为能，而昧于职理，陋于吏治。但是，产生这一现象并使其愈演愈烈的深层原因，却在于政治的腐败和道德标准的变化。在《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中，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而至唐之中叶，“此二者已适在蜕变进行之程途中”(37)。明乎此，则德宗末年之士风便很难不浮，吏治也难免不坏。更进一步，既然这种新道德的蜕嬗演进乃是历史在现实中的必然选择，那么，面对贞元末年“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集，罕肄其业”的状况，即使有一二刚正之士嫉其风习，“进幽独，抑浮华”(38)，于事怕也终无大补。

综上所述可知，唐德宗末年的各类社会弊端已达极严重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势必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生存；如欲铲除此诸多弊端，则又非要有明君强臣，在政治、军事、学术、思想各方面花大气力不可。历史似乎很无情，也很幽默，而幽默、无情的历史偏将这一棘手的难题摆在了元和君臣面前，并先在永贞君臣这里播演了一出颇为激烈悲壮的插曲。

永贞处于贞元、元和之间，其实存时间连头带尾尚不足一年，但作为贞元之末和元和之始，它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它对贞元之朝政是因袭还是更革，直接关系到元和时期的文化方向。

历史虽然曲折，却总是在向前发展的。早在顺宗皇帝还在东宫为太子时，就表现出了与其父德宗颇不相同的政治态度。他“慈孝宽大，仁而善断”(39)，关心民瘼，对扰民之宫市极为不满，曾声称：“寡人见上，将极言之。”(40)德宗出游，极尽豪华侈靡之能事，太子以奢强谏；陆贽、李充因谗毁遭贬，“顺宗在东宫，每进见辄言延龄辈不可用，而谏臣可奖”(41)；对于宦者擅权纵恣的行为，他尤为厌恶，“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42)。顺宗这种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实是受到翰林待诏王叔文的很大影响。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43)；“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44)，因而，顺宗对他颇为赏识，将倚为大用，并向韦执谊推荐说：“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45)由于君臣相得，政治态度一致，所以顺宗即位伊始，即起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授以要职，锐意革除贞元弊政。他如王伾、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等人也都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新进士人为中坚的政治革新集团。这一集团在朝执政的时间从顺宗即位到退位算，不足八个月；若按王叔文的实际在朝执政时间算，仅有一百四十余天。现根据《顺宗实录》，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的有关记载，将他们在此短时间内的主要措施排列于下：

1．诏数京兆尹李实残暴掊敛之罪，贬通州长史。

2．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末年政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并罢盐铁使月进钱。罢翰林冗官三十二人。出后宫三百人及教坊女妓六百人。

3．停发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46)。

4．追忠州别驾陆贽、道州刺史阳城及贬官郑余庆、韩皋等赴京师，诏未至而陆、阳已死，乃赠官以示褒赏。

5．加杜佑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充任副使，罢免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盐铁转运使之职。

6．以名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谋夺宦者兵权。

将上述诸项加以归纳，可以明显看出，打击权奸、进用贤能、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强化中央权威，乃是王叔文集团之革新的主要内容，而打击宦官则是革新的重点目标。固然，由于他们执政时间过短，不少措施尚未及施行，已施行者也不够彻底，如谋夺宦者兵权即告失败，对强藩的制裁亦未提上议事日程，但他们毕竟有此举动，并展露了这方面的意向。如盘踞蜀中的军阀韦皋曾派剑南度支副使刘至长安贿赂王叔文，求领剑南、三川之地，并声言：“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47)王叔文当即严词拒绝，并要杀掉刘。这一举动，无疑反映了革新集团与藩镇势力是针锋相对的。

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行动，志在除弊图强，刷新政治，重振国威；而他们的一系列措施，使贞元弊端廓然一清，人情为之大悦，“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48)，诚所谓“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躁进小人，岂愿办此？岂能办此？”(49)虽然，这一革新集团很快便在唐宪宗及其拥戴者尤其是宦官势力的联合打击下夭折了，但他们的主要革新措施和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却在宪宗一朝得到了继承和光大。从这一点来说，永贞实为元和之先导，二者的时代脉搏、文化精神是一线贯通的。不少论者昧于此理，因是永贞之革新而非元和之治理，或对后者避而不谈，恐怕有失明智通达。

关于唐宪宗打击王叔文集团的原因，后文将要谈到，我们在此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元和君臣究竟是怎样继承永贞精神以革除贞元弊政的？在这一过程中又展示出了什么样的时代气象？

如前所述，藩镇割据严重地削弱了中央皇权，这已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大一统王朝，强化中央权威，首要的任务便是用武力扫平藩镇。元和元年，西川节度刘作乱，宪宗欲用兵征讨，议者以剑南险固为由，不予赞同，而宰相杜黄裳则坚主用兵，劝宪宗说：“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顿诸侯，则天下何忧而不治？”(50)这里存在着两种趋向：要么征讨强藩，虽冒风险却可获天下大治之效；要么忍让姑息，虽免于生事却坐以养奸，重蹈贞元旧辙。同时，这里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是即位之始，任何决策的制定都将直接影响到此后的政治方向；如若此番姑息，则不仅会导致拥兵武将纷纷效尤，而且日后即使再想讨伐，士气也很难振作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关口，它严正地考验着宪宗的意志和胆魄。终于，宪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意了杜的意见，命高崇文率军征讨西川，获得了初战告捷的胜利。接着，又相继平定了夏绥杨惠琳和浙西李锜（即王叔文罢免其盐铁转运使之职的李锜）的两次叛乱，赢得了宪宗即位后第一个振奋人心的高潮时期，诚如史家所言：“用兵诛蜀、夏之后，不容藩臣蹇傲，克复两河，威令复振。”(51)

用兵淮西是元和年间旷日持久而又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战役。“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52)，但一直未逢其机。元和九年，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发兵四出，屠舞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53)。面对此突然变局，宰相李吉甫、武元衡以及大臣李绛、裴度等皆力主用兵，于是宪宗发兵征讨。河北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恐淮西平而祸延及己，一方面做好了支援淮西的准备，一方面派遣刺客杀死武元衡，伤及裴度。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群臣多请罢兵，但宪宗坚执不许，任命力主用兵的裴度为相，并派度亲自统军督战。裴度临行慷慨陈词：“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这一大义凛然的举动，使得“帝壮之，为流涕”(54)。由于君臣协力，上下同心，取消了宦官监军之制，发挥了将领的才能，唐、隋、邓节度使李愬于元和十二年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扫平了淮西镇。“及淮西平，师道忧惧，不知所为”，“贼中闻之，降者相继”(55)。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师道为部将所杀，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遂归顺朝廷。至此，元和君臣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中，基本解决了自安史乱后即已存在而至德宗末年尤为严重的藩镇割据问题，完成了永贞朝想完成而无力完成的任务，使得元和之治在实际上得以实现。所谓“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56)，当非溢美之言。

与用兵讨伐藩镇相同时，元和君臣还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贡奉、减免赋税、赈恤灾民、精简冗官，并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史载：“宪宗之立，贞亮（即打击王叔文集团最力之宦官俱文珍）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57)吐突承璀“自春宫侍宪宗，恩顾莫二。承璀承间欲有所关说，宪宗惮垍，诫勿复言”；而当承璀伺察上意，请求率兵征讨王承宗，结果师劳力竭，无功而还时，裴垍上言“请贬黜以谢天下”，宪宗遂罢承璀兵柄(58)。元和六年，弓箭库使刘希光受人贿赂，事连吐突承璀，宪宗即将其贬为淮南监军，并对李绛说：“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59)他如“斥刘光琦之分遣敕使赍赦书（元和三年），允许孟容之械系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许遂振于罪（五年），赐弓箭副使刘希光及五坊使杨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听裴度言，撤回诸路监军（十二年），又吕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旻醉触夜禁，即予杖杀，未尝不奋其刚断，振彼朝纲”(60)。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宪宗对宦官有宠任，也有制裁，而宠任是建立在有充分能力制裁他们的前提之上的。当然，宪宗最后为宦官所杀，与他前期对宦官的宠任不无关系，但从总体着眼，则元和中前期的形势是朝臣之正气上升，宦者之邪气收敛，后者并未达到飞扬跋扈、控制朝政的地步。

由于元和君臣相继削平了藩镇，施行了一系列便民利国措施，并相对抑制了宦官的权势，遂使得贞元末年早已沦丧的国威得以振扬，社会生活渐趋升平。考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君主开明勤勉，任用宰相，善于纳谏。史载：“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61)。鉴于德宗末年不任宰相、大权独揽，以致佞臣在侧、仇正害公的教训，宪宗“自藩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62)。同时，较能听取臣下意见，即位之初，即对宰臣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63)此后又屡次告诫大臣：“有关朕身，不便于时者，苟闻之则改。……卿但勤匡正，无谓朕不能行也。”(64)在元和众臣中，李绛所谏最多，谏言最直，当他久未进谏时，“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65)由于宪宗重用宰相，注意纳谏，遂使得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正人勇进，小人多退，“中外咸理，纪律再张”(66)。

其二，宰相贤能，尽心匡弼，直言敢谏。前面说过，德宗朝宰相三十人，大都庸懦甚或奸猾，而且贤能者在位短，不肖者在位长。与此相比，宪宗朝宰相共二十五人，大多器识才干兼具，且不肖者在位短，贤能者在位长。其中约十人为相仅一年左右即罢免，罢免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一点即因其不称职或有遗行。如杜黄裳虽首倡用兵蜀、夏，有经划谋略之功，“然检身律物，寡廉洁之誉，以是居鼎职不久”(67)。郑与杜黄裳同当国柄，黄裳于国之大事多所关决，而“谦默多无所事，由是贬秩为太子宾客”(68)。李逢吉“天与奸回，妒贤伤善”(69)，故在元和朝为相亦仅两年。在一些宰相频繁更换的同时，另一部分宰相却能较长时间地任职下去，其中为相三年以上者约有八人。这八人之所以能久居鼎职，主要原因是才行兼备，深得人望。如裴垍“器局峻整，有法度”，“及在相位，用韦贯之、裴度知制诰，擢李夷简为御史中丞，其后继踵入相，咸著名迹。其余量材赋职，皆叶人望，选任之精，前后莫及”。故时人皆谓裴垍为相是才与时会，知无不为，一时间“朝无倖人，百度浸理”(70)。李吉甫“性聪敏，详练物务”，初为相时叙进群才，甚有美称，及再度为相，虽与李绛不协，但性格谨慎，“其不悦者，亦无所伤”(71)。李绛“孜孜以匡谏为己任”，曾极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之事，惹得宪宗大怒，但“绛前论不已，曰：‘臣所谏论，于臣无利，是国家之利。……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倖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72)这种忠义内激、守法忘身的精神，使得宪宗也不得不为之改容。裴度忧国忧民，公而忘私，曾大书“居安思危”四字于笏上(73)，并力主用兵藩镇，亲预淮西之役。当五坊使杨朝汶残暴虐民，而宪宗谓之小事，一意袒护时，裴度直言：“用兵事小，所忧不过山东耳；五坊使暴横，恐乱辇毂。”宪宗虽不悦，但迫于裴度的正义感，还是召杨责备道：“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遂将其赐死(74)。他如韦贯之“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故门无杂宾”(75)；崔群“常以谠言正论闻于时”，“有冲识精裁，为时贤相”(76)。事实上，正是这样一批宰执大臣，上匡君主，下理万民，打击权奸，进用正士，深谋远虑，居安思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的膨胀，有力地荡涤了贞元秕政，解决了藩镇割据，重建了中央权威，赢得了元和一朝虽短暂却不无辉煌的中兴。孙甫有鉴于此而深刻指出：“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注意于相也”；宪宗“首得杜黄裳陈安危之本，启其机断，继得武元衡、裴垍、李绛、裴度谋仪国事，数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选任将帅，平定寇乱，累年叛涣之地，得为王土，四方之人，再见太平者，相得人也”(77)。

当然，元和中兴的实现，与广大士人尤其是韩、柳、刘、元、白五大诗人积极的、多方面的努力也不无关联。简言之，柳、刘大呼猛进，首倡革新于前，元、白嫉恶如仇，尽力除弊于后，韩愈高扬“以蕃王室”的旗帜，亲预平淮西之役，而后又独赴镇州叛将王廷凑军营，“召众贼帅前，抗声数责”，使得“贼众惧伏”(78)。联系到后文将要详述的他们在此一时期积极主张用兵藩镇、裁抑宦官、关心民瘼、打击邪恶势力等一系列举动，以及他们在思想文化诸方面颇有成效的建树，我们完全可以说，以五大诗人为代表的广大士人的多方面参与和努力，乃是元和中兴得以实现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从贞元到元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一瞬间，形势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大唐帝国仿佛被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从混浊腐败、险象环生的泥沼中爬起身来，迅速地昂首走向前去。在这一由衰败而至中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君臣关系由相互猜忌变为协力同心，社会风气由流荡颓靡渐趋昂扬振作，奸邪当道让位于贤能握柄，分裂割据重为大一统的局面所取代。然而，我们更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不甘衰败、奋发图强的复兴精神，一种源于忧患而又欲克服忧患，建基于多难兴邦、哀兵必胜信念之上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渗透于各个文化领域，而在政治、军事上得到了突出的展现，从而构成了此一时代的主要方向。假若从总体着眼而不计个别的话，那么将此精神作为元和文化的主要精神，似应无大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