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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治的信混在出版社转寄的三封读者来信中，一起寄了过来。每封读者来信都要先经过编辑拆封，确认没有恐吓内容，也没有夹刀片之类的东西才送到我手中，可似乎只有这封信逃过了确认的步骤，直接寄了过来。与其说这是编辑的怠慢，不如说是健治想和我取得联系的心意过于笃定，赋予了他的信无与伦比的好运气，避开了外界的干涉。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大作家，编辑事先没有仔细检查。
信的收件方填的是出版社的地址，信封背面写有日本海一侧一座小城市的某家医院的名字。寄件人的名字是“熊谷健”。信封上的文字很明显出自女人之手，应该是那位姓熊谷的好心人写的。信中也提到了她的名字，看来对方是把自己的姓与名都借给健治了。信纸是在超市就能买到的那种极为普通的款式，应该是用便宜的蓝色圆珠笔写的。健治的字迹生硬，下笔异常用力，字形清清楚楚地透到了信纸的背面，仿佛在彰显这个男人肉身的邪念。我拿着信，一时间茫然无措。
令我感到冲击的，不只是犯人写下的那句“您不必原谅我，我想，我也不会原谅您”，更重要的是，时隔二十五年，我再次意识到自己是一名案件受害者。那是一种栩栩如生的感受——某种来历不明的东西近在咫尺，强势地侵犯了我的生活。首当其冲被侵犯的并非我的意识，而是生活本身，是活生生的肉体。我原本正常睡觉、吃饭，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这样的生活突然被那个东西打破、掠夺。我在它的强迫下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它的蛮横令我深深恐惧。意识往往在生活急剧变化之后才漫不经心地出现，为的是让人整理好自己的情绪。我认识到这一切只是一种惊悚的个人体验——就算我把它们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选择噤口不言。
成为小说家，对我来说或许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小说家的生活拒绝任何人闯入，写小说时，我可以削尖自己，化为一件武器深深地杀入作品，无须顾及其他。
可是，健治为何会有“您不必原谅我，我想，我也不会原谅您”这种想法呢？是因为我成了一位满嘴谎言的小说家吗？我将那封反复读了好几次的信放在书桌的一角，陷入了沉思。书桌的景致因为这一封信完全变了，无论是电脑还是墙上的画、桌上的花，都失去了现实的质感，褪去了原本的色泽。那封信不同寻常。我渐渐弄不清健治究竟是谁，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谁了。
正如信中所写，我是一位小说家，笔名小海鸣海。今年三十五岁的我，十六岁便早早出道。那是高中一年级的末尾，我的处女作《犹如泥泞》被称为“留名文学史的惊人之作”。在一名女高中生的笔下，一个年轻男人残暴的性欲展露无遗，这部作品博得世人盛赞，作者和作品间的巨大反差令读者深深着迷。
凭借《犹如泥泞》摘得著名的新人奖后，我发表了一部又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更新了无数奖项的最年轻得奖者纪录。有人叫我“早熟的大家”，还有人说我是“惊艳的天才”，二十岁出头的那些年，我就在这些令人肉麻的溢美之词中度过。
我的华丽出道溅起了过大的水花，于是我竭力避开公众的目光生活。有过那种经历的我，尤其擅长隐姓埋名。渐渐地，人们似乎认定我不善与人交际，终于对我不闻不问。
我没上大学，也没有亲密的朋友或恋人，几乎连门都不出。想来我和健治一样，一直生活在孤独的囚牢中，孤僻的性格至今仍然没变。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不养猫狗，也不喂鸟，在东京市郊靠近埼玉县的一栋公寓独居。
但如今的我，只是一个被剥除全部赞誉的普通作家。炙手可热的时候，我的收入相当可观，足以买下好几套独栋的房子；而现在的年收入，却和那些蜷缩着身子匆匆赶去车站上班的人相差无几。不是我偷懒不工作，也不是大家厌倦了成人后的我，而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尽人皆知、却只能在文坛边缘立足的作家。
尽管没人当面和我说过，但毫无疑问的是，大家都在暗地里交头接耳，说我的才华已经枯竭。因为我不给文艺杂志写稿子，只是偶尔在女性杂志或通信购物公司的推广刊物等地方发些随笔糊口。我这个被健治批判以编造谎言为生的小说家，已经写不出小说了。
这讽刺的现实略微缓解了我紧绷的情绪。然而，健治出狱后寄信给我这件事对我来说，依然是沉重的打击。本以为已经埋葬了的过去，又改头换面、悄无声息地破土而出。那是二十五年前的案子了。为什么我还想隐瞒它的真相呢？不，我还有更大的疑问。我为什么会开始写小说？还有，健治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知道，无论怎么想我都得不出答案。今日的思考不会成为昨日结论的延续，我也无法为了明日的结论去挖掘今日的思考。虚无的念想只在我的身体里转成螺旋，一圈圈地打转，就像每天都有不同的风吹走地上的尘埃，把它们吹向不知名的远方一样。我忽然想起健治工作过的钢铁工厂，想起落在工厂地上的螺旋状铁屑。我有二十五年没有想起这些了。健治寄来的信也许在提醒我：是时候将那些思绪和回忆写下来了。因为这也许是写不出故事的我，写下的最后一个故事。
我事先声明，这不是小说。我写这部作品，是想验证自己对二十五年前那段经历的记忆，并审视经历那段往事后的自我。健治在思考由他引发的那起案件，我也将思考曾因健治卷入案件的自己的命运。如此一来，再没有人能阻挡回忆的螺旋，它将如豌豆的藤蔓一般，旋转着伸向天空。
毫无疑问，那是一起重大的犯罪案件。简明扼要地说，我十岁时，遭到一个名叫安倍川健治的二十五岁工人诱拐绑架，在他家中被囚禁了一年。由于健治还犯有其他罪，法庭对他进行精神鉴定后，严厉地判处了无期徒刑。
我不清楚健治为何在服刑中被释放，也不确定他现在是否在日本的某个地方过着近乎被软禁的生活，但无论如何，他肯定还活着。不过，目前我写下的内容并未超出媒体对案件报道的范围。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知道案件的本来面目。
无论面对警察、父母还是精神科的医生，我都对案件的真相只字不提。如果说年幼的我没有讲出真相，是因为不想撒谎，那么此时此刻，我这个被健治指责为“骗子”的小说家，又在做什么呢？
现在，我打算写出真相。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就算我死了，这些文字也会保存在电脑里，不会让任何人看到。
我的童年没有太多幸福的回忆。也许会有人提出一针见血的质疑，认为是那起案件扭曲了我的世界观，但是，大部分人的孩提时代不都是被笼罩在昏暗的阴影之下吗？因为孩子只有将大人的阴影照单全收的份儿。并且，我身边的大人的确没有让我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在M市出生长大，那里距离Z县县厅所在地Z市，乘电车大概三十分钟路程。M市人口约十五万，坐落在以山形俊美闻名的Y山山脚。由于地质以火山灰地为主，这里不太适合农作物生长，但城市利用T川丰沛的水量发展制丝产业，多年来已成为全国闻名的生丝直接产地和集散地。或许正是这样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一批精明能干、趋利避害的商人。养蚕业衰落之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积极发展纤维、电机、食品等产业，招商集资，建起新的工业区，养活了一代又一代人。
招商集资为城市带来了新的人口。对传统的制丝业者，也就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家业曾经盛极一时的主流派人士来说，新居民无论搬来多久，始终都是外乡人。不少人对新居民心怀戒备，认为他们迟早会离开城市，甚至可能引来犯罪，使城市衰落。所以，城市居民明显分为新老两派。本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工业都市的M市，剥下外衣，仍旧是封闭在农村守旧习俗中的传统小镇。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而我们一家是新流入的工业劳动人口，也就是外乡人。
我家在流经M市北侧的T川岸边，而父亲在一河之隔的对岸K市工作。那里有一家大型食品加工厂，他每天开家里的老车子去上班。K市是一个人口不到五万的小城，街道杂乱无章，除了父亲的工厂规模较大，其他工厂大多是小型的钢铁厂或小作坊。为了更好地共存互利，各厂商之间自发地做了区域划分，电机厂、木工厂等大型工厂都在M市，小的供货工厂则在K市。因此，K市的空气中总是飘荡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气氛，街道和居民都有股凉薄的气质。
M市的老居民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大型工厂和随之而来的新家庭，对K市的居民却到底是冷淡的。只要得知对方是K市人，立刻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嫌恶。这种态度倒不单单因为K市净是些小作坊，还因为K市有许多让工人寻欢作乐的娱乐场所和红灯区，如夜总会、妓院、小酒馆……K市还是一座勤劳与享乐的城市，那里居住着粗野的工人们，以及从全国各地赶来，想要掏空他们腰包的风尘女子。
在父母的管教下，我很少去K市，只跟着父亲去过一次。
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春假，想不起和父亲一起去K市的缘由了，但我记得河对岸，也就是我住的M市那一侧的河堤上开满了樱花，所以他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带我赏樱。
K市和我住的地方只隔着一条河，风景却截然不同。正午的街道寂静无声，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悠闲地横穿马路的小猫小狗。我嚷着口渴，父亲想找一家合适的店，但压根儿寻不到适合带孩子去的饭馆或咖啡厅，路边到处是当日还未开始营业的小酒馆。听说工人们住在工厂里，午饭和晚饭都在厂子里简单解决，很少外出用餐。
“所以呢，K市的大部分店铺都得到傍晚时才开。”
听了父亲的话，我开始想象K市的夜晚。霓虹灯闪烁，醉醺醺的男人们吵嚷着走在路上。在我幼小的心里，这幅想象中的图景是淫邪的。但白日里惹人注目的却是那些皮肤粗糙、不施粉黛、阔步走在街上的女人。这些女人到了夜晚，也会化上漂亮的妆吗？我一面想，一面紧紧握着父亲的手。
“你看，樱花！”
父亲指着河对岸。T川的河堤上是大片盛开的樱花，白茫茫的，像低垂的云朵。云朵之间，能看见我住的小区。阴沉的天空下，一片白色的樱花和灰色的建筑群让我不禁感叹，自己竟然住在如此无趣的地方。不过，终归比K市好了许多。我回望这座西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幽灵都市，正巧有一个女人路过，她身上那件白色连衣裙怎么看都像是睡袍。女人迎着我震惊的目光，做了个挥手驱赶的动作。
那时，健治正在K市的一家只有两名员工的小钢铁工厂工作，住在工厂的宿舍。
我在M市郊区的一个巨大的住宅区出生，并在这里长大。
伴随着工厂的引入，工人家庭越来越多，这个住宅区就是提供给这些家庭的。当时，罕见的十层大楼三栋一排，组成一个扇形。扇骨那枚钉子的位置是一座大而无当的公园，煞风景的交流中心建在里面，还摆放了一些五颜六色的游乐设施。交流中心一直在举办理事会和儿童会的各种活动，但其原本的目的是为住在狭窄房间里的居民们提供一个办丧事的场地。可是，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年轻父母带着孩子的小家庭，我小时候见识过的葬礼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
光是小区的居民人数就已接近两万，整个小区的生活状态有如一座蓝领的孤岛。住宅区里新建了小学、初中和超市，人们不出小区，也能满足生活的全部需求。但是，大部分家庭都子女成群，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孩子去上学后，家庭主妇便出门给附近的农户收庄稼、打包，做一些零工贴补家用。
小区的户型一律是四叠半的饭厅加厨房，两个六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以及独立卫浴。家家户户都是同一种布局，家庭结构也大致相同，因此站在楼下看楼上的阳台，会看到有意思的一幕：每户的阳台一角都有一只简易的塑料置物箱；天气好的时候，大家一齐晒被子；到了五月，每个窗口都飘着小小的鲤鱼旗；七月则换成乞巧节的装饰；暑假时，阳台上全是牵牛花的花盆，孩子们的暑假作业之一就是写牵牛花的成长日记。
我家那两个六叠大小的房间，一间是父母的卧室，另一间用作客厅。客厅里摆着一架立式钢琴，母亲每天时不时就去弹一弹。我睡在摆满了家具的客厅里，不把被褥铺在钢琴底下，就没地方睡觉。尽管住得如此拥挤，我也从未想要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因为每户的房型都一样，毋宁说我还为自己是独生女而感到庆幸。
父亲每天要跨过架在T川上的大桥，去K市那边的杯面工厂上班。有时会在下班路上，和一起干活儿的工人去K市的花街柳巷喝些便宜的酒。这样的晚上，父亲一定会一脸愁云。因为母亲总会逼问：“你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喝酒？回市内喝不行吗？”
父亲抱怨过：“M市也有传统的娱乐街区，但那是给祖祖辈辈住在市里的富人和白领们开的，不是我们去的地方。”喜欢M市中心的老牌百货公司和高档餐饮店的母亲，大概无法理解父亲为何偏要去K市那样粗俗的小巷寻欢作乐。
我上幼儿园后，母亲开始在家教钢琴。音乐是她唯一的兴趣，也是她引以为傲的东西。她曾梦想着长大后要在自己家开钢琴教室，但也就是利用做家务的空闲教教附近的孩子，不可能办正式的教学班。
家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母亲实现她的夙愿。学生一来我就无处可去，只能去楼道里待着。我在楼梯间铺上坐垫，坐在上面等课程结束。冬天外面太冷，我便将自己关在浴室，坐在空浴桶里看书。
跟母亲学钢琴的孩子，都和我一样来自蓝领家庭，父母在食品工厂或电机厂工作。因此，来我家拜访的大人和来听课的孩子都有一种空落落的表情，像无根的浮萍般无依无靠，再不然就是言谈话语间显得信心十足，缺乏安定感。那时的我，脸上的神情一定也和他们一样。
我的母亲是个丝毫不接地气的人。有个词叫作“合乎身份”，但对不明白何为“身份”的母亲来说，这个词根本毫无意义。
母亲说过，她不愿被埋没于工厂的员工宿舍。她总是过分打扮自己，喜欢穿显眼的衣服，干博人眼球的事，而且往往是有些戏剧化的事。她把头发染成褐色，每当她穿着及至脚踝的长裙，裹着红披肩，涂着蓝色眼影，戴着夸张的亮耳环，矫揉造作地走向超市时，都会收获附近的人的目光。或许是年轻时开过几次演奏会的余热一直未退，她常年由内向外散发着热量。
母亲在家时，经常从早到晚吊嗓子。一会儿是合唱练习曲[1]，一会儿是歌谣。如果邻居对她说“听到你唱歌了”，她就笑嘻嘻地等着人家夸奖。若是对方不做评价，她就灰心丧气地怨恨：“听见了却不说好。他们肯定觉得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爱摆架子，故意刁难我。”
像住宅区这样的地方，居民之间的关系都差不多，母亲对现实生活缺乏了解，使她很容易成为人们排挤的对象。事实上，我被诱拐后，究竟有多少人真的帮忙找过我呢？我一直对这件事持怀疑态度。
小时候，我一直因为母亲受到别人的挖苦和嘲笑，但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一切，也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不过，饶是年幼，我还是能感受到母亲和别人不同，并因此觉得不自在。而父亲是一个连恨别人都做不到的蓝领技术工人，胆小怕事，一心扑在杯面干燥葱的研发上。
直到小学四年级秋天，案件发生前，我都跟着母亲学钢琴，还被迫去隔壁街区上芭蕾舞课。小区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去那里学芭蕾。
就像母亲教声乐和钢琴一样，我们小区也有芭蕾舞教室。芭蕾舞课每星期在交流中心里开一次，母亲亲自去观摩后，悄悄对我说：
“竟然穿着灯笼裤跳芭蕾舞，不是成了练体操的了吗？那个老师不行。手臂伸不直，上升[2]的时候脚后跟也没有完全立起来。”
就这样，我被送去隔壁街区的芭蕾舞教室学习。渐渐地，我学会用远比母亲严肃的目光，不避讳地凝视现实。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什么都不做就已经很显眼了，往返于芭蕾舞教室的路上，还要被小区的孩子欺负。女孩指着我绾在后脑的发髻，嘲笑我“装模作样”；男孩学着母亲哼的合唱练习曲发出怪声嘲笑我。我走到哪里，他们便跟到哪里。还有比我大的孩子，笑话我跳芭蕾舞时穿的粉色紧身衣颜色“像猪一样”。
我总是低着头，匆匆赶往公交车站。我就是在从芭蕾舞教室回来的路上被健治诱拐的。得救后，我想：附近的孩子们恐怕只是吓了一跳，但他们绝不会同情我的遭遇。
在芭蕾舞教室，我也被住在隔壁街区的少女们彻底无视了。隔壁街区是M市的白领居住区，芭蕾舞学员以公司员工、公务员、教师、富裕农户的小孩为主。少女们像绕得解不开的线团一般亲密，抱团行动。见我走进教室，她们飞快地瞟我一眼，立刻交头接耳地说几句话，然后哄然而笑。也许是在嘲笑我土里土气的衣服或呆头呆脑的模样吧。我被嘲笑，自然不甘心，但她们的嘲笑不只如此。
一天，我跳完舞，有个人难掩失望地说了句耿直的话：“你特意从新街区那边过来，我还以为你跳得有多好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发现这句话便是引发她们对我反感的导火索。我并不喜欢跳芭蕾舞，不过是在母亲的要求下不情不愿地学的。原来这一点讨了她们的嫌。假如我是爱芭蕾爱到要来旁边的街区学，并且学得很用心的话，她们肯定会接受我。看来，即便是小孩子的友谊之中也伴着尊敬。听说她们知道我是在学舞回家的路上失踪后，先是面面相觑，然后轻轻地笑了笑。
总而言之，小时候的我经常格格不入，并且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个异类。等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便深切地感到了母亲对我的影响。我不喜欢母亲，但实际上，作为她的小孩，我应该和她很像。
我的芭蕾舞老师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当时刚刚二十岁出头。她柔软的身体穿着淡紫色或淡青色的紧身衣，还经常搭配紧身衣的颜色，套上不同的乔其纱碎花短裙，独占了班上少女们的艳羡目光。少女们找遍M市，也没见到哪里有卖如此时髦的芭蕾舞服装，于是买来乔其纱的布匹，按各自所好做成短裙，模仿老师的打扮。孩子们自己当然做不出斜纹薄纱的短裙，只好央求父母代劳。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令人哭笑不得。而我总穿着黑色的紧身衣，即使不愿意，也在学生之中十分显眼。而这些，母亲都无从知晓。
案件发生在十一月的一个黄昏。芭蕾舞课五点结束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所以多数学生的母亲会来接孩子，但我总是独自乘上公交车回小区。唯独那天，我没在新街区那站下车，而是坐着车过了T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顶多记得那天芭蕾舞教室的学生们因为紧身衣的缘故，叫我“乌鸦”。
我乘公交车经过T川，抵达K市的终点站。但事后我听说，当天公交车上没有乘客对我有印象。据说他们异口同声地做证，当时车里没有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所以警方认为，上完芭蕾舞课，在回家路上忽然失踪的我，是在公交车站独自等车的时候被私家车绑走的。M市的警察在K市草草搜找一番，他们定错了大方向，查的净是村镇中有私家车的人，这也是我没有立刻被找到的原因之一。听了这些，我百思不得其解：那辆公交车上有那么多下班回家的成年人，还有立着衣领的高中生，他们到底在看什么呢？
那天我没在公交车上睡觉，像普通的小学四年级女生一样，极不老实，一直动个不停：一会儿看看其他乘客的脸，一会儿摘下辫子上把头皮拽得生疼的发卡，一会儿摸摸装在练舞背包里的漫画，一会儿因为其他同学喊我“乌鸦”而轻轻叹气……我的发卡掉在旁边中年男人腿上的通勤包上，他不是还将它捡起来递给了我吗？到了K市的终点站，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乘客下车的时候，我不是还和司机对视了吗？
如果那天真的没有乘客注意到我，是不是代表他们的潜意识想要将我抹去呢？虽然不清楚具体的理由，但一定与我是个立刻会被恶意包围的小孩有关。在小区、学校、芭蕾舞教室也是一样。是我的长相容易使人厌恶吗？还是我的表情或举止有问题？也许是我遗传了母亲身上某种不接地气的气质，惹得大家不高兴却不自知吧。我身上有一种并不碍眼，但令人不悦的气质，使人们想要抹去我的存在。
也可能是我还在公交车上的时候，健治殷切的渴望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健治的渴望——那是他想拥有可爱的小东西的呐喊。只要是可爱的、小的东西就行，是狗、是猫、是小鸟都行。事实上，这些小东西的尸骸就埋在工厂的后院。是的，埋在一个可爱的、小小的人儿身旁。
当公交车驶入小区前的车站，开始减速时，我眺望着河对岸K市的满城灯火。灯光闪闪烁烁。K市最高的建筑上挂着夜总会的巨大霓虹灯牌，在霓虹灯管的围拢中，穿泳衣的女人列队舞蹈，抛着飞吻。我不想回家。不，准确地说，是不想见到做晚饭的母亲。
我的母亲性情无常，做饭时总是皱着眉，动作粗暴。她从碗橱里拿出碗盘时，食器发出咔嚓咔嚓的碰撞声。她猛地拉开抽屉，狠狠抓起一把筷子。马铃薯滚落在水槽里，菜刀在案板上铿铿地发出刺耳的声音。年幼的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喜欢动听的歌曲、会陶醉地弹钢琴的母亲，在生活中为何要发出如此刺耳的声响。平时母亲做晚饭时，我必定会打开电视，沉浸于节目之中。但上完芭蕾舞课回到家，就会正面撞上母亲做晚饭的情景。那天晚上，我不想见到母亲的那一面。
我突然很想去接父亲。父亲一定会在K市的馆子里喝了酒再回去。虽然不知是哪一家，但只要一家家地找，肯定能找到。于是，我没在小区那一站下车，怀着期待与不安，忐忑地过了架在T川上的桥。
夜晚的K市不再是我两年前白天见到的模样。那时的它宛如一座幽灵之城，到了晚上却到处是橘色、粉色的暖色系招牌和霓虹灯箱，简直像一座游乐场。寒风瑟瑟的街上人头攒动，不知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穿工服的男人们成群结队地在店前询价，女人们都穿着薄薄的短裙站在门口揽客。一个皮肤浅黑的女人向我眨眼，她好像是个菲律宾人。这样的K市，和几年前大相径庭。我高兴起来，在那家店门口站了一会儿。
可是，警方在这里也没有得到目击过一个小女孩的证词。那天晚上的我混在大人们中间，和他们一起走走停停，他们却压根儿没看见我这个小孩。不过，如今的我可以理解那群人。阴郁的大人眼里，根本看不到孩子。可健治和他们相反。对他来说，成年人不过是街景的一部分，他的眼中只有孩子和小动物。
有人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吃惊地回过头，只见一个年轻的男人抱着一只大白猫站在我身后。他身穿灰色的夹克衫和工作裤，脚踩拖鞋，袜子有点儿脏，脚尖的位置破了洞。蓬乱干燥的头发垂在额前，八字眉，整张脸看上去傻呵呵的。眉毛下面的小眼睛望着我，闪着和蔼的光。那个菲律宾女人指着他怀里的猫说了些什么，但男人看也不看她一眼，再次举起猫的前爪，碰了碰我的头发。我按着头发笑了。
“吓我一跳。”
男人不说话，举着猫的前爪做出招手的姿势：来，来。我觉得很有意思，被猫吸引着跟在他身后。男人学着猫叫：
“喵呜——喵呜——”
“你学得好像呀。”
“像吧！”
刚拐进一条昏暗的小巷，猫就从男人手里跳下去跑走了。
“它跑啦！”
霎时间，一块黑布裹住了我的脑袋，我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男人捡起掉在地上的练舞背包，将我扛在肩上往前跑。他健硕的肩膀顶到我的肚子，很疼。可我根本叫不出声，只是想着：怎么办，怎么办？一定要告诉爸爸！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杀掉，我不禁发出一声惨叫：
“爸爸，救命！”
男人隔着布袋捏了一下我的大腿。疼痛和被捏住的感觉袭来，我吓得发抖。直觉告诉我这个男人将对我做出令人极为厌恶的事，然后将我杀掉，扔进T川。要是这样，可该如何是好？五年前，就有一个和我上同一所小学的男生被人连自行车一起扔进河中溺死。男人见我安静下来，愉快地低声学着猫叫，放慢了脚步走在路上。“喵呜——喵呜——”不知道走了几分钟，开锁的声音传来，然后是上楼的嗵嗵声。又开了一道锁。布袋里的我被放下来。男人没有解开布袋，转身开灯，上锁，在屋里转来转去。布袋倏地被取下来，强烈的光线令我眯起眼，一下子吐了出来。中午在学校吃的面包和炖菜弄脏了榻榻米。
“真拿你没办法。”
男人用黑色布袋擦掉呕吐物，打了我的头。他没有用力，但那态度就像对待犯了错的小动物。我不免浑身颤抖，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许出声哦！”
我不住地点头表示明白，用手理了理呕吐时弄脏的头发。头发和手指都沾上了难闻的味道，我却不敢提出清洗的要求。早知道就不在车上散开编好的头发了——我想起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来。没多久，大事不妙的感觉就占据了脑海，我又不能思考了。男人将黑色布袋装进塑料袋，扎起来放在玄关的水泥地上。袋子扎得很难看。男人似乎认为已经收拾完毕，拍了拍手，转身面对我。
“今后你就住在这里了。”
我哭了，但听了男人的话，没有哭得很大声。男人歪着头看我，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当时的我只有十岁，却还是发现男人对我的态度驾轻就熟，并因此感到不可思议。
我用酸臭的手指擦去眼泪，环视今后要“住在这里”的房间。这房间很怪，虽然是公寓单间，但本该是窗户的地方却贴着黑色的纸，看不到外面。大门上也钉了一层加固木板。日光灯的寒光将起了毛的榻榻米和铺着床单的床铺照得惨白，床单皱巴巴的，看上去像有几个月没洗过了。
“这是哪里？”
“是哥哥的家。”
“这是K市的哪个区？”
“不记得了。”
男人笨拙地打开电暖炉。炉子老旧，脏得厉害，但让冷得直哆嗦的我舒缓不少。我鼓起勇气，问了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
“对呀。”
男人兴奋地回答，饶有兴致地观察我流泪的脸庞。他似乎因为我待在这个房间而开心得不得了。
“我也不能去上学了吗？”
“不行哦。这样小美会逃跑的吧？”
“小美？”
“我叫健治。我们做好朋友吧。”
小美是谁？做好朋友又是怎么回事？我一头雾水地仰望着健治，他无疑是个成年人。看来我是被精神不正常的人抓住了——绝望令年幼的我陷入了混乱。
“小美在几年级几班？”
“四年级一班。”
“那带我一起去吧。”
大概是我目瞪口呆的表情太过明显，健治变了脸色，不满地看着我。
“你怎么不回答？”
“不要。我想回家！”
我放声大哭，想抑制住喉头的哽咽，却怎么也停不下来。健治起初惴惴不安地绕着我走来走去，不住地嘟囔着：“不行啊，不行啊。”这句话成了他情绪爆发的导火索。我猛地被他掴了一掌，摔倒在榻榻米上。我的脸上有如火烧，大脑一片空白。恐惧远远胜过了痛楚，我捂着脸，跌坐在榻榻米上向后蹭着身子。健治两眼发直，不住地说着“不行啊，不行啊”，还用拳头打了我的脸好几下。我痛得眼前直冒金星，竟然在痛楚和恐惧之中失禁了。
“小美，不行啊。不许大声喊。听到没有？”
“好。”
见我勉强做出反应，健治满足地点点头。自那以后，他动辄对我施暴。导火索永远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譬如我没有立刻对他的要求做出反应，或是因为我哭。我害怕被打，于是在健治的面前忍着不哭，竭力迎合他。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却一夜未睡。挨了打的脸肿起来，火辣辣的。我用冰凉的双手捂着两颊，想把脸上的热度降下去。健治在我身旁熟睡，呼吸绵长。他的手时不时在我身上摩挲，我尽量把身子挪开，但每次都被他抱回来。我还穿着失禁时弄湿的内裤，很不舒服。“喵呜——”健治在睡梦中学了声猫叫。厌恶和恐惧也许已经让此时的我精神恍惚，我竟笑出了声。我感到健治在黑暗中睁眼看我。要被打了——我浑身僵硬。然而，他只是用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红肿的脸颊。
“小美，你笑什么？”
健治一见我哭就会抓狂，对我动手。而无论我是发癫还是真的开心，只要是笑就没有问题。我蜷起身体，抱着痉挛的肚子，心想要是能在这里睡着该多好。可我的脚腕上铐着比被小便濡湿的内裤还要冰冷的手铐，整个人被绑在床的铁架上。
还是孩子的我，那个夜晚着实想了很多：爸爸妈妈现在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跨过T川来K市，社会课轮到我讲的“我的城市研究”课题要怎么办，要不要跟芭蕾舞教师请假……最后的最后，摆在我眼前的疑问是：抓我来这里的这个叫健治的男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即使长到三十五岁，从事和文字打交道的职业，我依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
屏气凝神，我依稀感到夜晚已经过去。牛奶瓶在自行车上碰撞着远去的声音和犬吠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宣告着清晨的来临。尽管窗口漏不进一丝光亮，我还是怀着微薄的希望，以为大人们发现我不见后，会赶来救我。而且，公交车上的乘客和对我做鬼脸的菲律宾女人都目击了我遇到健治的情景，应该会告诉警察吧。我一定会有机会逃跑。
“哎，得起床了。”
健治伸了个懒腰，掀开被子。我在寒意中瑟缩着身子。
“小美今天留下来看家哦，我去下面干活儿。”
“你在下面做什么？”
“下面就是工厂。”
不用说，这时的我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失望——如果健治就在楼下上班，我还怎么逃跑呢？
健治将昨晚脱下来扔在床边的衣服胡乱穿在身上。他一只腿伸进沾了油污的工作裤，两手伸进灰色的工作服，还没拉上衣的拉锁，又将另一只腿伸进裤子，系好布做的腰带。裤子前面的拉链还敞着，但他毫不在意。他抓起小桌上满是油手印的电动刮胡刀，开始刮胡子。
“嗡——”电动刮胡刀的声音让我想起父亲。每当早晨在洗脸台撞见父亲，我总是让他先用，自己在一旁看他刮胡子，怎么也看不腻。成年男人的胡子怎么一晚上就能长出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昨天晚上说想去四年级一班的健治，也是每天要刮胡子的大人。大人为什么要假装自己是小孩？他的脑子果然不正常吗？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健治是为了驯服我，才向我这个孩子献媚的。绝不能被他驯服！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迟早有一天要逃出这个屋子，然后警察会抓住健治，把他送进监狱。即使他哭着求我让他回家，我也不会原谅他。我瞪着健治的背影，他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手握刮胡刀，表情麻木。那种恍惚的神情也和父亲如出一辙。
房间外面传来脚步声，吱吱嘎嘎，是脚踩走廊发出来的。还有其他人住在这栋公寓里。我想让对方发现我被关在这里，于是故意大声对健治说：
“叔叔，我想喝水！”
健治似乎察觉了我的意图，有些慌张地朝我跑来。他竖起食指放在嘴唇前面，要我闭嘴。我毫不退缩地提高了声音。
“我渴了，想喝水！”
健治粗糙的手粗暴地堵住我的嘴。这段时间里，脚步声渐渐走远，变成了下楼梯的声音。我颇感失望，但有人住在附近的事实给了我新的希望，我多少恢复了精神。尽管健治的手硬实而冰冷，指甲缝里还有黑色的污泥，我也没太在意。
“水壶里有水。”
健治指了指桌子。桌上有一只满是煤灰的铝制水壶。
“叔叔，我要喝水，帮我把脚上的锁摘下来。”
我恳求道。健治皱紧了眉头，似乎很为难。
“我不是叔叔呀。”
“那我叫你健治，你把手铐摘下来。这个弄得我好痛！”
健治看了一会儿将我的脚腕和床铐在一起的手铐，终于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小的钥匙，解开了锁。我仔细一看，原来那是一副玩具手铐，不过是个摆设，大概我靠自己的力量也能轻易将它扭弯。
“我去干活儿的时候，你在这里老实待着哦。不然，就不给你吃饭，也不给你喝水。如果你乖乖的，三点发的点心我也带上来给你吃。太太偶尔会给我们豆包呢。”
我用力点头，表示明白。健治先是不安地看了看我，然后打开房门，临走前关掉了屋里的灯。门关上了，外面传来上锁的声音。健治离开了走廊。明明是大白天，我却被独自留在漆黑的屋子里。
我在床上坐起来，望着糊着黑纸的窗户。把那张纸掀开，就能看见外面了吧？和让人知道我被困在这里相比，寻找有光的地方是我更急迫的渴望。我害怕被留在不见一丝光明的小黑屋里。说不定健治将一去不回，我一辈子都会被锁在这间漆黑的屋子里，直到死去。想到这些，突如其来的恐慌向我袭来，仿佛心脏都要碎掉了。我下了床，摸索着朝窗边走去。
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窗框上钉了木板，黑纸是贴在木板上的。这样一来，房间里面的光不会漏到外面，外人看到这里，大概会觉得这里是没人住的空屋子吧。我大失所望，又试着拽了拽那木板，手指却只刚好够到牢牢钉在木板上的钉子。
突然，外面传来“轰隆”一声，吓得我浑身瘫软。紧接着是空气被压缩的“咻——”，继而又是一声碾碎什么的“轰隆”。那令人不堪忍受的巨响有规律地重复着，摇撼着房间的空气。细细分辨，似乎是两台机器按照各自的节奏发出的声响，“轰隆”和“咻——”循环往复，没有片刻的停顿。
原来，健治在发出如此巨大声响的工厂里工作。我捂着耳朵，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每一次“轰隆”，地板都被震得瑟瑟抖动，屋里的所有东西都跟着嘎巴嘎巴地共振。床、寒酸的小桌、剃须刀、水壶都不例外。我的身子也像过了电似的，与那轰隆声共鸣。
“救命呀——”
在巨响之中，我的呐喊毫无意义。就在这一瞬，我忽然意识到，装傻充愣的健治，其实狡猾得很。他将我关在这里，是知道工厂的噪声能掩盖我的呼救声。我陷入绝望和焦躁，终于心灰意冷，在断续摇晃着的榻榻米上几近昏厥。我当时的绝望就是如此深重。
现在，我尽力将那时的记忆准确地付诸笔端，希望尽可能地表现出年仅十岁的我调动自己的智慧、体力、意志，使出浑身解数求生的过程。但若说究竟能否用语言传递出当年的我体会的希望与绝望，我则没有这个自信。即便我是操纵文字的小说家，想用自己现有的词汇再现十岁时的全部感受，也是不可能的。
我这不是示弱。现在的我恐怕比十岁时候的我还要脆弱。我的心智成长了，准确描摹回忆的能力——也就是感受力则在相应地衰退。例如，十岁的我在健治的房间过了一夜，并在第二天清早工厂的噪声中渐渐模糊了意识，这在如今的我看来并不真实。相较之下，我显然觉得健治的暴力更为残忍，健治利用我满足他的欲望一事更加不可饶恕。
但是，在耐心地追寻回忆的过程中，我却常有意外的发现。实际上，面对健治的时候，远没有在黑暗中暴露于无法防备的轰鸣声时来得恐怖。当时的我恐惧孤独。尽管这个叫健治的人令我害怕，但他迫使我发挥想象，从而踏实地感受到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
静寂忽然造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光线射了进来。是健治干完活儿回来了。伴随着一股浓烈的荞麦面调汁的味道，健治走进屋，先开了灯。我一时适应不了强光的刺激，仍然躺在榻榻米上，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他高高举起手中的铝制托盘。
“小美，吃饭时间到啦，你饿了吧？”
健治和悦的语气让我意识到，自己对他来说和一只宠物猫没什么分别。
“起来呀。”
我没有回答，用胳膊肘撑着身子，抬起头，磨磨蹭蹭地爬了起来。我一点儿也不饿。健治把铝制托盘放在桌上，看了看水壶。
“喝水了吗？”
“没。”我摇头，咽了一口唾沫，“给我喝点儿。”
我直接对着壶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壶里的水不知是什么时候打的，带着铁锈味，可我一喝就停不下来了——我已经十九个小时滴水不沾了。因为暖风开得足，芭蕾舞课结束后我就觉得嗓子干干的。想到这儿，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我已经预见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安稳的生活了。我的预感没有错。我得救之后，确实没能回归从前的生活。可是，健治看到我的眼泪，只是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小美，你怎么了，想家了吗？”
“嗯。”
“快忘掉它吧。”健治轻轻摸着我的头，“对了，这个分你一半。”
他好像饿了，一面吞着口水，一面给我看放在铝制托盘里的食物。一只大碗里装着乌冬面。茶褐色的汤汁中盛着许多粗面条，上面顶着一片干巴巴的鱼肉卷和葱花。两只小小的饭团，米粒外面包着紫色的海苔。两块黄色的腌萝卜。还有一只橘子。健治像个小孩似的攥着筷子，挑了些乌冬面到盘子里分给我。我嫌弃地咽下煮变了色的面条，没有一丝食欲。
“太太总是做好了饭，给我们端来。”
“太太是谁？”
“公司老板的太太。”
“其他人不干活儿吗？”
我想知道早上听见的脚步声是谁的。健治专心地吸溜着乌冬面，随口答道：
“干呀。还有一个叫谷田部的前辈。”
有个叫谷田部的男人也住在二层——我记了下来。如果今后有人能救我，恐怕就是这位谷田部先生了。健治没给我饭团，一个人吃掉了。
“橘子归小美哦。”
我凝视着他塞到我手中的橘子。一星期前，我刚吃过母亲从小区超市买回来的时令水果。泪水又要夺眶而出，但我将眼泪憋了回去，喉咙咸咸的。吃完这只橘子，我又要独自一人熬过充斥着噪声的下午。并且这样的生活将永远延续下去。我恳求健治。
“叔叔，让我回家吧！”
“不行啊。你要是再这样说，我可不敢保证会对你做什么。”
不行啊——昨天晚上，健治打我的时候也这么说。我害怕地向后退。他用成熟的目光望着我：
“不行啊，小美。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没有啊。”
我小声反驳。健治用牙签剔着牙，摸了摸我的脸。
“小美的脸蛋滑溜溜的，真可爱呀。”
我提高了警惕。健治的表情里似乎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东西。我的身体僵硬了。
“你得听我的话。”
健治威胁般攥着拳头，对我喘着粗气。我赶忙照他说的做。至少比挨打强——我死了心。
我已经懵懵懂懂地明白了性为何物。班上的女生之间，已开始流行讨论下流的话题。这类对话往往以掌握信息的人向他人启蒙的形式进行，晚熟的我属于被启蒙的一方。没想到这种事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以前想都没想过。
我躺着，感觉健治站在我身边。我的双手紧紧地捂住眼睛，什么也不想看。原来他只是看着我，不会对我做什么。反应过来后，我立刻从指缝间窥探他的模样。我看到他那剧烈抖动的手指，渍着油污的指甲。当健治喊着什么发泄出来的时候，我将捂着眼睛的手移到嘴边，拼命忍住涌到喉咙口的悲呼。
健治，几乎每天都要对着我那样做。那时的我深信，是工厂的噪声引发了健治的性欲。连我都变得不正常了，健治还要在那里干活儿，一定会变得更令人恶心——我对此深信不疑。这件事，我不曾告诉警方和精神科医生。因为我很清楚，警察想要盘问健治和我之间的性关系。我有预感，一旦提到午休时发生的事，他们都会兴奋，继而展开更让人厌恶的想象。即便是个孩子，我也本能地明白这些。
我害怕白天，害怕噪声，也害怕变成另一副模样的健治。白天的健治是一个刮了胡子才去上班的成年男子，正常吃饭，正常说话。他待我有如待一只捡回来的小猫，时而疼爱，时而轻慢。午休结束前，他必然会对着我露出那副表情。然而，晚上的健治却变成了和我一样在四年级一班的“健治君”。
那次令人厌恶的行为结束后，健治在内裤上抹抹弄脏的手指，然后毫不介意地套上工作裤。他的邋遢令我大受刺激，以至于忘了穿上衣服。他就要去工作了，用那双手触摸工厂的机器——这种联想和工厂的轰鸣声搅在一起，成了我极度讨厌白天的健治的原因。唯一的安慰仅仅是健治不会碰我。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匆忙穿上衣服，以免健治再对我做些什么。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下午的工作时间马上就到了。健治拿起摞着空碗的托盘，回头对我说：
“今天很忙，不能给你带点心了。”
已经知道走廊上有洗脸台和厕所的我，慌忙说道：
“叔叔，我能去厕所吗？”
只要能到走廊，也许就能遇到谷田部先生。可是，健治轻轻松松地打碎了我的希望。他拉开一扇破旧的拉门，从壁橱里拿出儿童用的便壶。那是一只小鸭子造型的塑料便壶，我瞄了一眼壁橱，里面乱糟糟地堆着衣服和纸箱。
“用这个吧。”
“我想出去上。”
“不行啊。”
不行啊——伴随着这句话，健治的目光开始发直，我放弃了执拗。健治的“不行啊”相当于警告。我之前写过他很狡猾，同时，他还很有一套。他先用暴力夺走我反抗的意志，等我抗议的时候，再用当时的话威吓我。
就在健治关灯出门的那个瞬间，我看出那便壶已经用过多次，上面沾有污渍。这一点，令我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有人用过那便壶，不就说明在我之前也有小孩被关在这里吗？想起健治面对我时熟稔的样子，掳走我时巧妙的手法，我心中不由得产生疑问：也不知我是第几个受害者，之前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小美”也许是上一个孩子的名字。这些想法随着我重新被关在漆黑的房间而无限地膨胀，并演变为新的恐惧，将我禁锢。
健治的脚步声消失后不久，施工又开始了。轰鸣声和房间共振，这次便壶也跟着一起震。我蜷在满是健治汗臭味的被子里，害怕自己马上会被他杀掉，也不知道壁橱的纸箱里究竟装着什么。我在双重恐惧中独自度过了午后的漫长时光。那一天发生的事，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但我心中生出了唯一的希望，令我战胜恐惧，那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叫谷田部的男人。总有一天，谷田部先生会把我救出去的。我紧紧抓住这丝希望，不停地给种下希望的土壤施肥。希望渐渐长大，在我长达一年的监禁生活中，谷田部先生成了必将到来的救世主，成了我的憧憬，不，他甚至成了我的信仰。每晚入睡前，我都会祈祷：
“神啊，谷田部大神，请早些救走我吧。让我回家吧。回家之后，我一定会做个乖孩子。”
可是，谷田部先生从未来过健治的房间。早上离开房间时的关门声，从走廊经过的踢踏踢踏的脚步声，清嗓子的咳嗽声，谷田部先生只存在于声音之中，我对他的信仰却反而因此愈加虔诚。
我总是竖着耳朵，想听到谷田部先生发出的声响。即使听不到任何声音，仅仅知道我们在同一栋建筑物的同一层，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也充满感恩。我幻想有一天，谷田部先生发现虚弱的我。他一面说着“太可怜了”，一面将我抱起来，然后凶狠地殴打健治：
“你对这么可怜的孩子做了什么？！不知羞耻！”
接着，谷田部先生懊悔不已，哭着向我道歉：
“我就住在旁边，竟然一直没发现。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在我的幻想中，谷田部先生的形象和同班一个男生的父亲有些相似。那个男生好像叫米田，他的父亲在电子零件工厂工作，但因为糖尿病恶化、视力减退之类的原因离职了。米田的父亲经常阴沉着脸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眯着眼睛看报纸，或抽着烟发呆。白天在小区里很难见到成年男人，所以我每次出门，都会下意识地搜寻米田的父亲的身影。和坐在角落长椅上的米田的父亲目光交会时，他认出了我也不苟言笑，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看。这让我心慌意乱，从而一直对米田的父亲投以更多关注。同样地，谷田部先生一定会来救我，对我来说亦是一种甜蜜的想象。被困在健治房间里的时候，我总是依靠这份想象度日。
“一年多的监禁生活？”常有人难以置信地问，“你是怎么度过的？寒冷的冬天、炎热的夏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怎么洗澡，怎么上厕所？”刑警和父母无数次问过我这些问题。然而，我因恐惧而畏畏缩缩的日子只是在最初的一个来月才有，之后我便习惯了那样的环境。健治绝不会上半截班就回来，他不在的时候，我就靠睡觉和幻想打发时间。盛夏里，健治会给我开空调；到了冬天，他也会不顾宿舍的规定擅自打开暖炉取暖。我的监禁生活并不艰苦，只要找到生活节奏，也能勉强忍受。
言归正传，我讲讲健治下班回房间后，是如何和我一起过夜的。
“喵呜——小美，我回来啦！”
下班后的健治端着晚饭的托盘，开开心心地打开房门。他偶尔也会加班，但多数时候都比较准时，会在五点半左右结束工作，回到房间。我之所以能说出大致的时间，是因为工厂附近好像有一所小学，每天傍晚五点整便会传来《晚霞夕照》[3]的悠扬旋律。
和乌鸦一起 回家吧
我念的小学也会放同样的歌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但第二天开始，我便不再流泪。我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怎样都不能惹健治生气，只有等谷田部先生来救我才能回家。
我的这种想法很现实，实际上是很有效的。如果你认为十岁女孩的思维幼稚，那就错了。孩子习惯了接受大人的命令，是因为知道只要听他们的话就是安全的。这是身体力行得出的结论。孩提时代的我，没有半点儿要和大人抗争的想法。
“小美，今天你干什么了？写作业了吗？”
晚上一到，健治立刻变成一个孩子，令人隐隐有作呕之感。对此，我不堪忍受，最初连抬头看他都做不到。白天健治肮脏的手摸过的地方我全都讨厌得不得了。和健治的肉体相比，我最厌恶他的手。
可是，健治在工厂干完活儿后，似乎洗了脸和身上才回来，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沐浴皂的味道，看起来很干净。他曾说，工作结束后，他为了洗掉机油用肥皂洗澡，还说那肥皂就像润湿的细沙。但我当时认为他在说谎，一定是谷田部先生严厉地训斥他，要求他把自己洗干净的。我越厌恶健治，谷田部先生在我心里的地位就越崇高。那时我就是如此崇拜着谷田部先生，将他视为偶像。
“喵呜——喵呜——肚肚饿了哦。”
健治将盛着食物的托盘放在桌上，劝我吃饭。工厂的饭食简单，中午永远是面食或炒饭，晚饭则是一道肉菜或鱼，再加一碗味噌汤。他满足地对我说，这些饭菜是住在附近的社长夫人做好带到工厂来的。菜的调味很重，吃完必定会觉得嗓子干渴，健治却吃得很香。渐渐地，我习惯了直接对着水壶嘴喝水，不再犹豫。
“谷田部先生呢？”
“他在机器前面，边看体育报纸边吃。今天巨人队赢了，他很高兴。”
“赢了哪个队？”
“阪神吧？我不太确定。”
健治歪歪头，像是对这些并不关心。
“谷田部先生的房间在二层吧？他一般什么时候回来？”
“小美怎么老问谷田部先生的事？”
健治不满地噘起嘴，他眼中游荡的猜疑目光，连我也看得出来。这种时候，我不再把他当成大人，而是当成同班同学来反驳。因为我发现，夜晚的健治喜欢我这么做。健治喜欢扮演被强势的同班女生驳斥的小男生。
“我怎么就不能问有关他的事了？”
“也没怎么。”
“既然没怎么，你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说？给我道歉！”
健治还不如班上那些男生能言会道，我一逼问，他就老老实实地道歉。肯定会有人问：十岁的女孩怎么可能压制一个大男人？但这就是事实。夜晚的健治渴望这样的关系。
“小美，你今天做了什么？”
健治见形势对自己不利，主动换了话题。
“我睡觉来着。除了睡觉，我还能做什么。”
“做作业吧！你的书包呢？”
健治环视房间，一脸惊讶。
“怎么可能有书包？我不是在上完芭蕾舞课回家的路上被你拐走的吗？”
健治对诱拐的事避而不谈，找来我的练舞书包，抽出里面的黑色紧身衣，捏着鼻子说：
“好臭呀——”
这下我真的生气了。
“还不是因为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吗？我明明想回家的！”
见我的眼中浮起委屈的泪水，健治慌了手脚。
“对不起啊，小美。但是，我想要朋友嘛。”
的确，对夜晚的健治来说，我就是他的朋友。白天的健治自私而下流，夜晚的健治却想让自己变成孩子，变成一举一动都和我同龄的少年。由于夜晚的健治比白天的干净整洁，我渐渐接受了夜晚的他。如果没有夜晚的健治，我的监禁生活不知会有多么恐怖。
有意思的是，健治认为夜晚的自己是在替白天的自己赎罪。也就是说，他认为白天那个再寻常不过的成年男子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夜晚的健治似乎对白天的自己厌恶至极，于是才将自己扮成孩子。同时，这或许也是他对让我遭遇不幸的一种安慰与补偿。因此，夜晚的健治才百般讨好我、温柔地待我。
然而，那时的我却不理解他判若两人的变化。我曾问过夜晚的健治：
“为什么健治君一去工厂，就要变成可怕的叔叔，对我做下流的事呢？”
健治思索了一阵，答道：
“因为在工厂的时候，我必须变成大人。”
“大人就会做那种下流的事吗？”
“就是会想下流的事的人，才叫大人呀。”
“这么说的话，真正的健治君是下流的，就不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啦。真正的你是大人，是叔叔啊！”
健治在桌子上撑着脸沉思。他可能是困了，那睡眼蒙眬的样子好像一只丑陋的青蛙。
“是吗？我是大人的身体，但想和小美在一个班上学呀。我想再当一次小学生，和小美这样的女孩成为好朋友。所以，那个大人的我才是假的。”
如今的我，无法相信那时健治说的话。我觉得他有意将自己分成白天和夜晚两个人。毕竟就是夜晚的健治诱拐了我，他说完“不行啊”就狠狠地打我。与其说夜晚的健治是在向我赎罪，不如说他的存在是为了白天的健治堂而皇之地出现，为了引诱白天的健治敞开欲望之门。
我在前面写过，夜晚的健治试图抚慰年幼的我。所以，他变着花样和无聊的我做各种游戏。我们来学猫叫吧——他曾这样对我说。见我不领情，又忽然起身，朗声唱起歌来：
新的早晨来到了 充满希望的早晨
敞开喜悦的心扉 仰望长空吧
接着，他拖长了语调：“第一节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他边喊边做起操来，逗得我捧腹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他见我笑了，自己也很高兴：“我，很好笑吗？小美觉得，我这个人，好笑吗？”
尽管如此，我却不认为自己得了人质对犯人产生依赖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我和健治不是命运共同体，只要白天的健治还在，我便绝不会饶恕他。那么，假如健治只有夜晚的那一面，你就会饶恕他吗？若有人这样问我，我的回答是更加不会饶恕。因为健治是个聪明人，知道必须以孩童的天真抚慰被他的欲望绑架的我。
提出写交换日记的人也是健治。当初塞在练舞书包里的一本漫画被我奉若《圣经》，每天都要翻阅，早已破旧不堪。书中的台词几乎已被我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接受了健治的提议。突如其来的禁锢，令我不能看电视、看漫画、读书，也无法去学校，我对知识的渴求日益强烈。我也想写写字了。
“要是写错了汉字，就要圈出来哦。”
健治缩着身子，露出困惑的神色：
“我不会写汉字啦。”
“一点儿也不会吗？”
我轻蔑的语气仿佛让他有些受伤。
“基本上不会。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没上过学了。”
我望着健治，哑口无言。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拒绝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但在当时，我身边几乎没有连小学都没读完的成年人。为什么他可以不去上学呢？还是孩子的我，完全无法理解。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
“爸爸死了，妈妈丢下我，不知道去了哪里。”
健治给我讲了他的身世。他在北海道的福利院长大，那所福利院在大山里，冬天大雪封山，去小学渐渐成了麻烦事，最后他干脆不去了。
“所有人都必须上小学。下雪算什么嘛。”
“话是这么说。”
健治含糊其词，我却有意戏弄他：
“原来健治君是个懒人。”
健治由于家庭原因无法继续读小学。不知我的直觉是否准确，他要和小学四年级的我做好朋友，也许是想消解他当年未曾实现的梦想。这成了他为了说服自己的内心而捏造的神话。或许健治是将自己的欲望和未曾实现的梦想巧妙地结合起来，捏造出了囚禁女孩子的理由，并且配合自己的情况将这一理由运用自如。有时候，他是冷酷而凉薄的男人，一切行动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为目的；有时候他又摇身一变，成了童心未泯的男孩。
通过后来的审判，我才得知健治童年时家境并不富裕。他小学三年级就中断了初级教育，之后再也没上过学。可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否因此感到空虚或焦躁。事实上，健治很擅长拼凑或替换事实，使其为己所用。至于他的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则要另当别论。白天的他和夜晚的他判若两人，不就是他的最高杰作吗？
健治寻求的，是一个完全专属于他的对象。他只需要一个“可爱而小巧的东西”，能够亲昵地面对充满欲望的他。最开始，这个对象也可以是猫猫狗狗或小鸟，但面对动物到底是兴奋不起来，动物也不会说话，不免让他感到无聊。接下来，他就把目标放在小女孩身上。为此，他满不在乎地说尽谎话，变成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那健治君先写吧。”
我完全受制于白天的健治，却可以百般刁难夜晚的健治，令他出丑。就这样，我也保持了某种心理上的平衡。
“谁先说的，谁就先写。”
见我执拗地要他先写，健治没自信似的环顾四周。
“要写在什么东西上呢？”
“你连个本子也没有吗？”
第二天，健治带回一本大学笔记本。那本子像是跟谁要来的，脏兮兮的，还有用过的痕迹。用过的部分被裁纸刀粗暴地裁掉了。
“日记里写的事，从头到尾都得是真的，可不能瞎写哦。”
我模仿老师的语气对健治说。健治舔了舔铅笔，写好后把本子递给我。他的文字幼稚，全是用平假名写的。
小美来了以后，我每天都很开心。白天，谷田部先生有时候因为我弄脏了托架而揍我，社长有时候也会骂我。每当这时，我就想：我有小美就足够了。社长老是把抹布往我身上扔。有时候他说：看见你这张愚蠢的脸，我就生气。他这么说，我也有点儿生气。我甚至想过，干脆一把火把工厂烧掉算了。但现在我要为小美着想。白天，除了小美，我的心里好像放不下其他事了。
这天晚上，我有了记事本，这成了我监禁生活的一大转折点。我已经被监禁了将近一年，或者超过了一年。
第二天早上，我靠声音确认健治进了工厂，然后打开房间的灯，按下电暖炉的开关。健治严禁我用电，但我曾经看到他在关门前拉掉电闸给房间断电。从那以后，我便在他走后站上桌子推上电闸，否则实在是太无聊了，我也挨不过冬天的寒冷。健治午休回来前，我再拉掉电闸，在一片漆黑中躺在床上，假装无事发生。夏天，健治自己也受不了屋里的高温，就买来冷气机安上，从早到晚都开着它。
随着监禁生活的持续，我渐渐大胆起来。我习惯了工厂的轰鸣声，对听不到轰鸣声的星期天反而感到不太自然。人无论身处怎样残酷的环境，都能想到相应的解决办法。十岁的孩子也不例外。不，或许正因为我十岁，才能适应这一切。若是成年人，则会猜测对方的心理，预测将会发生的事。然而，做到这一步，已然不能算适应了。
白天的健治回来后，我也不再像起初那样恐惧了。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只要照健治说的去做，就几乎不会挨打；而且尽管白天的健治肮脏又下流，但他的行为都很固定，在房间里的时间也不长。
健治没有把我当作性交的对象，这也是我的幸运。吃完午饭，我便利索地躺在床上，等他自己完事。健治那么做时我总是紧闭着眼，什么也不看，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健治拉上裤子拉链的同时，我就起身将衣服穿上。我当时不明白，究竟是自己身上的什么让健治的身体起了那样的变化。到了今天，我终于理解了其中的一点。健治向我袒露了他最隐秘的一面。那的确是他对真正伴侣的态度，但可悲的是，这也毫无疑问是他单方面的情感付出。如今的我也意识到，当时的健治一定因此感到悲哀。
白天健治不在时，温暖而明亮的屋子就成了我的自由空间。窗户和门都被封死了，屋里不仅看不出外面天气如何，连一丝光线也透不进来。纵使如此，白天里我还是活蹦乱跳的。我在桌上摊开本子，写下日记：
写日记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健治君。
第一个问题，健治君为什么要叫我小美？我的真名不是这个，可你从认识我开始，一直叫我小美。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请告诉我你的理由。今后，请你叫我的真名。我的真名叫北村景子。
第二个问题，健治君为什么中午一回来，就要变成另一个人？你不觉得这种改变很恶心吗？
第三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家？你觉得我和你一样上不了学也没关系吗？
我脑中灵光一闪，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在纸上写下我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补充道：
救救我！我是M市新町小学四年级的北村景子。我被诱拐了。请与我的父母联系。拜托了！
如果谷田部先生经过房门口的时候，我将这封信从门缝里塞出去，会怎么样呢？谷田部先生去工厂的时间总是比健治早一些，所以这件事不容易实现。但机会一定是有的，我一定要把信递出去。我将信叠成一张小小的字条，夹在床板和床垫之间。一阵没来由的兴奋涌上心头，我想看看壁橱的纸箱里到底装了什么。纸箱是我恐惧的源头，但随着我不再害怕健治，纸箱也被排除于恐惧的对象之外，渐渐地，我几乎要忘记了它的存在。
我挪开压在纸箱上满是健治体臭的毛衣和衬衫，拽出那只柑橘箱大小的纸箱。打开一看，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里面装着一只红色的学生书包。我战战兢兢地打开书包盖，包里面是二年级的国语和数学教科书。还有笔记本、粉色的垫板和红色的铅笔盒。铅笔盒里有自动铅笔、橡皮、红色铅笔和几根HB铅笔。笔记本的姓名栏写着：
二年级二班 太田美智子
这里果然有过一个小美。小美去哪里了？屋里也许还有她的东西，我看了壁橱的角落，除了书包，没找到其他物件。我翻开教科书，二年级的教科书里净是平假名，我依然怀念得不得了。书页边角的涂鸦、算数题。啊，好想学习，好想去学校，好想像以前那样走在上下学的路上。泪水夺眶而出。这眼泪源于我心底的战栗：我就和这个书包的主人一样，或许不久后也将离开这个世界。我深信，真正的小美已经死了，而且是被健治杀死的。
我再一次怕起健治来，急忙将纸箱放回壁橱，开始担心自己写在本子上的问题会不会惹出祸端。我尽管是孩子，还是觉得不该写那些多余的东西刺激健治，但屋里没有橡皮。我忽然想到，可以借用学生书包铅笔盒里的那一块。这时，工厂的机器声停了。我赶快关掉电暖炉，拉下电闸，蹿到床上。紧接着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
“小美，吃午饭了。”
白天的健治打开门道。他已经不再用“吃饭饭啦——”这样的语气对我说话。尽管刚养小猫时饶有兴致、一味地娇宠，习惯了小猫在身边的日子之后，就不会再说特别的话、做特别的事了。白天的健治对我的态度，就像那些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的普通年轻男人一样，粗鲁而随意。
“啊——累死了！”
健治仿佛浑身都充斥着焦躁，他一定在工厂遇到了烦心事。我不由得紧张起来。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可今天，健治愤怒的肩膀、发直的眼神中处处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我缩着身子，从他手中接过托盘。托盘里盛着一碗油腻的炒饭和漂着几星葱花的褐色汤汁。健治不悦地沉默着，我只好去数炒饭里有几片艳粉色的鱼糕。
“屋里怎么这么热？”
健治瞟了一眼电暖炉。那炉子刚刚关上，如果伸手去碰，肯定还是烫的。我很紧张，健治却没有要去试温度的意思，而是脱下了工服外套，只穿着领口松垮的白色T恤。
他一言不发，忽然一手拿起碗，开始喝汤。由于他没叫上我一起吃，我便在桌子旁边抱着腿坐着，悄悄用指尖把日记往床底下推。那时的恐惧极为清晰：若是让白天的健治看到这日记，我也会像真正的小美一样被杀。
我盯着健治的手。那只粗糙的手不慌不忙地驱动汤匙，将炒饭送进嘴，手背上有一个还在渗血的伤口。不知他在工厂做什么工作，他的双手总是新伤不断。小美是怎样被他杀死的呢？是这双手箍住了她的脖颈吗？还是像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被一把火烧死的呢？此时此刻，健治日记中的那句话浮现在我眼前，恐惧令我口干舌燥。
“气死我了！”健治用汤匙敲敲贴着装饰板的桌子，“社长噼里啪啦地打我，说我用电用得太多！我说我没用那么多，可他还是说个没完：‘你啊——健治啊——你就是个傻子！多敲打敲打才能好一点儿！’他还拎来了球棒，真是受不了！小美，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在一片漆黑里等我回来吧？电肯定不是你用的吧？夏天我们用电，也是热得没办法。”
“嗯！”我拼命点头，擦了擦冷汗。原来是我推上电闸用电，害健治被社长骂了。我默默地坐到床上。健治夹杂着北海道乡音的咒骂还在继续：
“他成天到晚说我是个傻子，要是知道我和小美在写交换日记，看他怎么想！”
健治扔下汤匙笑了，我捡起汤匙，赶忙吃盘子里剩下的炒饭。我平时没有早饭吃，肚子很饿。
得救之后，我才知道健治会自己在工厂吃早餐。社长的妻子每天都会给来上班的健治和谷田部先生做早饭。早饭很简单，一般是牛角面包、牛奶、煮鸡蛋这类东西，但健治没有带回来给我，而是一个人吃掉了。午饭好像也是私下吃掉将近一半再带回来。这些消息激起了我的憎恨。突遭绑架的恐惧刚刚平息，饥饿和娱乐的匮乏又席卷而来。这才是真正让那时的我痛苦的地方。
就在这时，监禁生活中的第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外面突然有人敲门，而且“咚咚咚”的敲得很大声。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干巴巴的饭粒从嘴里稀稀落落地掉下来。健治薅着我的头发把我按在床上，答道：“来了！”外面的人仿佛没听见健治的答话，敲门声仍在继续。是警察来了吗？喜悦令我的心脏狂跳。健治急忙打开门，慌慌张张地到外面去了。好像不是警察，但谷田部先生在外面。我对着门口嘶吼道：
“谷田部先生，救救我！”
我冲到门边，在里面敲门，以为这样就能引起谷田部先生的注意。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健治气得浑身发抖，进门就用拳头打我的脑袋。“哐当”一声，我直挺挺地倒在榻榻米上。这一波冲击过去后，我才想起惨叫。我双手护着头，健治的拳头对着我的脑袋捶了好几次。他不停地说着同一句话：“不行啊，不行啊！”
“我不会再这样了，原谅我吧！”
健治喘着粗气听我哭着求饶，他的肩膀随着喘气上下抖动。
“你真的不这样了吗？也不大声喊了吗？”
“不了，绝对不了。”
为什么谷田部先生没听见我的嘶吼和惨叫呢？健治也许看出了我的困惑，第一次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容：
“谷田部那老头是个聋子。”
我奉若神明、日思夜想的唯一的希望——谷田部先生，居然听不见声音。原来神明从未听到我的呼救。
我捂着被健治打肿了的脑袋，在床上抽泣着度过了一个下午。深重的绝望令我沮丧。迟早有一天，我会像真正的小美一样被杀，我的练舞书包和紧身衣将作为纪念留在壁橱的纸箱里——这样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工厂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仍然在持续。说不定谷田部先生是在喧闹的工厂干了太久的活儿才听不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被囚禁在这间屋里的我，或许也会慢慢地听不见。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外面的光了，视力恐怕也会衰退。我的理科老师讲过，生活在洞窟里的鱼，体内没有色素，眼睛也会退化到消失不见。回忆起老师的话，我不禁浑身发抖。
没法上学，我自然会变得愚笨。被关在狭小的房间里，一直也没有运动。平时只是用毛巾擦擦身体，连澡也洗不了，再也没有人比我更脏了。原先的齐耳短发如今已经长到肩膀，凌乱地垂着。指甲都是用牙啃的，永远参差不齐。健治的房间没有镜子，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模样，唯一能确定的是，我过着野兽般的生活。
饶是强烈地盼望着活下去，想和父母见面，绝望依然将此时的我笼罩。就算得救，父母看到我也会很失望吧？我想起母亲看到父亲喝醉时蹙起眉头的样子。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想象也并非全部落空。
健治也一样，我想。他会厌倦小猫和二年级的小美，最终也同样会厌倦四年级的我，再去诱拐年龄更大的女人。迟早有一天，我会被杀掉、被抛弃。
我下意识地认为，健治的内心渴望成长。二年级的“太田美智子”消失了，只留下“小美”这个名字，我这个“第二代小美”也会消失，接着是六年级的第三代小美，然后是初中生、高中生、成年女性。健治会渐渐选择年龄更大的诱拐对象吧？我的这个疑问一直不曾打消。后来法院怀疑健治是“恋童癖”，但我认为健治不是单纯的“恋童癖”，他也并不愚蠢。他是一个聪明的男人，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知道如何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天晚上，健治迟迟没有回来。工厂早就下班了，他大约是少有地外出了。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也许健治不是厌倦了真正的小美才将她杀掉，而是小美试图逃跑，他才将她杀掉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今晚我就要被杀了。因为我曾试着向谷田部先生求救。
我在恐惧中瑟瑟发抖。但无论多么害怕，也无法逃避——有过这样经历的人都会渴求死亡。刚满十一岁的我不断祈求，希望死亡早些降临。无论死亡痛苦与否，我都不在意。与其独自舔舐着恐惧，在痛苦中苟且偷生，还不如一死了之。我已经绝望到了顶点。
八点过后，健治终于回来了。他满面通红，一身酒气，依然满脸不悦，没有像往常那样“喵呜——”地叫着和我打招呼，也没有给我带晚饭。那天晚上的他仿佛被白天愤怒的健治影响着。我用被子紧紧裹好身体，捂着头，默默对着墙，免得被健治打。
“你饿了吧？”健治偷偷看我。他的语气像是要重新提起白天的事，又好像有点儿担心我。“小美虽然可怜，但你做了错事，我也没有办法啊。”
健治将一个纸包窸窸窣窣地放在桌上，里面大约是夹心面包，房间里飘起一阵蜜瓜面包的甜香。肚子立刻咕咕直叫，我却继续假装无动于衷。健治大概不知如何是好，便捡起地上的日记本来读。我早已紧张过了头，精神反而松懈下来。我困了。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健治好像写下了问题的答案。
半夜我醒来，灯煌煌地亮着，健治仰躺在榻榻米上，睡得很熟。我打开夹心面包的纸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个蜜瓜面包有点儿硬，好像是卖剩下的，却又香又甜。我连掉下来的面包渣都舔得干干净净，然后读起摊在桌上的日记来。
今天真对不起。我以为小美背叛了我，所以发了火。打了你，是我的不对。我不会再这样了，我会对你更好的。我不愿意让你离开这里，所以会给你带吃的，还会偷漫画给你看。小美也对我好一点儿吧。
小美提的问题，我先回答最后一个。小美现在和我一起生活，就见不了你的家人了。请死了这条心吧。
第一个问题，虽然小美有自己的名字，但我想把所有我喜欢的女人都叫作小美，所以你也是小美。
几年前，有个和我住在一起的女人也叫小美。小美离开了自己的家，非常难过，总是哭，连饭也不吃，最后生病死掉了。我为她哭了很多天，还睡不着觉。我常常在工厂打盹儿，被社长骂得很惨。社长是个很爱耍威风的秃子，我不喜欢他。他打老婆，也打谷田部先生。但如果被工厂开除，我就无处可去了，所以只好忍着。
如果小美离开我，我又会睡不着了。那样就会被开除。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求你了，不要走。
健治的回答令人费解。他为什么要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最明确吗？而且他也没回答第二个问题。所以说，健治就是这样灵巧，他并不笨。可真正让我害怕的，是他告诉我，那个被叫作“小美”的女孩曾经在这间屋子里生活过，然后因病死去。
“太田美智子”真的是病死的吗？我望着床，上面堆着发皱的被子。我可怜那个孤零零地死在房间里的小学二年级女生，同时她的身影又渐渐和我自己重叠起来。虽说健治恳求我“不要走”，但我并没有离开这里的办法，岂不是束手无策吗？健治的矛盾与自私在我心中，忽然都变得不可原谅。
我想起自己白天把给谷田部先生的字条藏在了床垫和床板之间，于是轻手轻脚地将它抽了出来。或许可以趁现在将它从门缝里递到外面的走廊上。这样一来，上班比健治早的谷田部先生就会看到它了吧？谷田部先生耳朵听不见，只能让他看文字了。我试了几次，终于成功地将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条从门缝里塞了出去。
如果谷田部先生路过门口时没看见这字条，健治发现后一定又会打我。这一次，他说不定会杀了我。我也许会和真正的小美一样卧床不起，然后生病。这场非生即死的赌注，令我的心狂跳。
“小美？”
突然，一直熟睡的健治带着浓重的鼻音叫我。我浑身僵直，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转过身面对着他。健治坐起来，揉揉眼睛。工服裤子前面不雅地敞着口。
“你刚才在门口干什么？”
“我想喝点儿水。”
我指着放在门边的脏水壶。健治露出怀疑的神色，却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
“喝了酒就会不高兴啊。我不舒服。”
“小孩子怎么能喝酒呢。”
他听了我的批评，开心地笑了。大概是觉得我原谅了他。
“是哦。我今后不喝了。”
我打开日记本。
“健治君，谢谢你。这个我明天回复你。”
健治一脸羞涩。我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却总是担心健治看到了我刚才的动作，身体紧绷。等我睡着了，健治会不会认真地检查我刚才做了什么？如果被他看到那张字条，也许今晚我就会被杀。我觉得身边酒气熏天的健治像个怪物，想尽可能躺得离他远些，他却对我喃喃道：
“小美，我喜欢你。我会尽快长大的。”
“健治君就是大人啊。”
我小声反驳，他却用力摇了摇头：
“我和小美一样，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们一起长大吧！”
我没有回答。只要白天的健治存在，健治就是一个成年男人。他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健治看着天花板，叹了一口气：
“今天我们给谷田部先生开了送别会。他和社长吵架，辞职了。所以，我和谷田部先生一起喝了酒。”
“谷田部先生已经离开这里了？”
健治点头。我想把刚才的字条拿回来，但已经晚了。我担心得一夜未睡。健治似乎也有烦心事，痛苦地在床上翻来翻去。
漫长的黑夜过去，健治扔下还在床上磨蹭的我，利索地起来收拾东西。离开房间时，他转身对我说：
“小美，我把灯给你留着，你写日记吧。我午休时读。”
“好啊。”
我裹着被子回答。健治就要发现走廊上的东西了，然后他会回来把我杀掉。我浑身颤抖，根本停不下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那张字条被风吹走，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我开始变得乐观。侧耳细听，走廊上总是有微风吹过的声音。我终于起床，打开电暖炉，翻开了日记本。
健治君写了以前那个小美的事。我觉得她很可怜。如果健治君是像诱拐我一样将她拐回家的，我大概无法原谅你。健治君太差劲了。女孩子不是小猫小狗，也不是玩具，不是任由你摆布的东西。
我想尽快回家，想见爸爸妈妈，想去学校。我也想见朋友们，还想去学芭蕾舞。想读书，想出去玩。为什么健治君可以心平气和地把我关在这里？
一阵冷风拂过我的脸，外面的空气吹了进来。这怎么可能？我抬起头，大门开着，一个穿灰色针织衫的胖胖的中年女人吃惊地望着我。
“你是谁？怎么会在这儿？”
一切发生得过于突然，我茫然无措，说不出话来。女人莽撞地冲进来，久久地凝视着我的脸，然后大声喊道：
“你等一下！我去叫人来！”
她慌兮兮地飞奔而出。是我的脑子不正常了吗？还是说，我真的得救了？自昨晚便萦绕不去的妄想限制了我的思考，我叹了口气，然后走出门外，眺望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工厂二楼。
房间外面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的另一边是嵌着磨砂玻璃的窗户。我一转头，看见隔壁那扇有年头的木门正大大地敞着。那好像就是谷田部先生的房间。我赤着脚站在走廊上，反复地踩着地面。榻榻米之外的触感从脚底传来，新鲜的感觉让我欲罢不能。我趁着没人来，偷偷地看了看谷田部先生住过的房间。原来一直被我奉若神明的谷田部先生就住在隔壁，我们只隔着一堵单薄的墙。我之前怎么就没察觉到他的气息呢？如果听见谷田部先生平时发出的声音，我一定会鼓起更大的勇气。真是不可思议。而且，昨天晚上我塞出去的字条到底去了哪里？我走进谷田部先生的空荡荡的房间。房间的布局和健治的相同，榻榻米也褪成黄色，脏兮兮的。健治放床的墙对面，是谷田部先生房间的壁橱，拉门敞开着，里面一览无余。墙面上贴着一层胶合板，我上半身钻到壁橱里，将板子掀开一看，墙上竟然有一个小孔。
我猛地跑到走廊上，呆立着不能动弹。眼泪突然涌上来，模糊了我的眼睛。冬天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很是刺眼。想来我的泪水是突然从昏暗的房间来到亮处，以至于视网膜不堪承受的缘故。得救了——我反复告诉自己。然而，我又得到了新的屈辱。灰心丧气的我蹲在走廊上，这个瞬间并未像我无数次幻想过的那样富有戏剧性，而是令我缓缓地陷入混乱。
不久，走廊上传来纷乱的脚步声，一个和健治一样穿着灰色工作服、有些衰老的男人和刚才的女人一起爬上楼来。他们看着我，窃窃私语了些什么。健治操纵机器的声音仍然从楼下传来，仿佛什么都未发生。
[1] 合唱练习曲：德国音乐家弗朗茨·维尔纳教授合唱规则的《合唱教本》，作为声乐入门书闻名。
[2] 上升：芭蕾舞中踮起脚尖的动作。
[3] 《晚霞夕照》：创作于一九二三年的童谣，描写乡村日落景象的抒情歌曲，在日本流传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