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王的身份与活路

一个人的身份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后人试图给朱元璋贴上各种身份标签：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或者是一个手段过于狠辣的帝王。他的一生至少有五次的身份转换经历，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个人价值的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有人说做了帝王的朱元璋，和作为小农的朱元璋，是两个人。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变，却又什么都变了。

这个古老的国度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盒子，每个人都活在其间。若是不满的情绪越积越浓，整个盒子里便会充斥着一种如弦在绷的紧张气息。烈火四野蔓延，各种改朝换代的传说应运而生。朱元璋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朱五四和他的祖父朱初一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捞到。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是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今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时期，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当时的老百姓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份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低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

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意味着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黄金。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朱初一，估计这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让他去淘金。在不讲理的世道里，生存者没得选择。可怜的朱初一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朱家本就是贫家小户，怎能禁得起这般折腾，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万般无奈之下，朱初一只好领着全家人候鸟似的四处迁徙。想尽办法，只为活下去，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包括人类。从这个层面上说，人类与蝼蚁并无差异。朱初一经历了怎样的困境，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将全家搬迁至洪泽湖南岸的盱眙。这里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停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在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就是活命之资。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生活的资格。能够活下去，已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宠。

朱五四搬到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他的小儿子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1328年的农历九月十八日是一个何等神奇的日子。史家不惜笔墨，将所谓的祥兆记录下来。那天夜里，朱家的屋顶上一片红光，左邻右舍以为失火，纷纷跑出来救火。朱元璋出生后，母亲抱着他到河里洗浴，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为他裹身。人们口口相传“真龙天子”降生时的种种神奇与灵异，而现实却是另一种情景。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年过半百，算是老来再得子。朱元璋的降临，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任何迹象，不过是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一份负担。朱元璋投生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胎里一落地，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饥饿、寒冷、肮脏、混乱的世界。哥哥、姐姐站在母亲旁边，用他们饥肠辘辘的肚子欢迎他这个家庭新成员的到来。

朱元璋的大伯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堂兄弟。他们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父亲朱五四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哥哥重四、重六、重七。因为朱元璋在这个家族中排行第八，所以取名“重八”。他还有两个姐姐，她们是没有资格排序的。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里或多或少暗含着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对于乱世底层人群来说，孩子，不止于孩子。他也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命运轮盘赌中的筹码。所以，中国民间才会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朱家也不例外。穷家破业的小户，他们的生存成本，不知要高出他们的身份多少倍。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土地，不仅养活不了它的子民，还要吃它的子民。

彼时，一个农民家庭需要承担沉重的朝廷赋税。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赤贫户来说，沉重的丁税负担让他们难以承受。三个成人，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如此负担，对于朱家这样的小农实在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地主家有的是余粮，而朱家是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朱元璋后来当了皇帝，想到这些，还是会陷入焦虑。他在批阅奏折时，总是会挑出那些与农民生存有关的内容，一再咂摸。

朱元璋的父祖世代务农，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迹。倒是他的母族一系值得一谈，尤其他的外祖父，是个有故事的老人。《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八·外戚》记载：“陈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扬王，媪为王夫人，立祠太庙东……当宋季，名隶尺籍伍符中，从大将张世杰扈从祥兴。至元己卯春，世杰与元兵战，师大溃，士卒多溺死。王幸脱死达岸。”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投军于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参加过南宋与元朝铁骑最后一战，也就是发生于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那场载入史册的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逼令妻儿跳海，然后自己背负着仅有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亡，宣告了南宋王朝的覆灭。朱元璋的外祖父被打落海中，后被人救上岸，历尽艰辛逃回老家。他一直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

朱元璋出生时，那场大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朱元璋的童年，外祖父的英雄事迹是他成长的活教材。他记不清母亲陈二娘在他面前重复讲述过多少遍。他印象中的外祖父，高大且固执。他无法将记忆中的这个老人，与母亲故事里那个神一般的人物联系起来。他喜欢故事里的外祖父，因为他符合一个孩子对于英雄的想象。那个有着忠君报国理想，敢于反抗异族压迫的外祖父，在朱元璋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回响，也让他对王朝更迭、天下易主之事产生兴趣。生在这样一个赤贫之家，居然还能和一段传奇扯上关系，这让朱元璋感到满足。就像一个快要饿死的叫花子，居然从口袋里翻出一张藏宝图。母亲是外祖父的二女儿，天性开朗大方，深得外祖父疼爱。听母亲说，在她幼年时候，见过世面的外祖父曾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自己经历或者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掌故和各地的风土人情。

朱元璋从乡人口中知晓，母亲年轻时能歌善舞，曾经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有过精彩表现。这样的话在朱元璋听来，无异于又一段传奇。从朱元璋记事起，母亲苍老的面容里，只有“苦寒”二字，哪里有半点歌舞娱乐的影子。他不明白，当年跳脱出众的母亲，怎会选择嫁给老实巴交的朱五四。朱元璋稍长，虽然家境窘困，母亲还是节衣缩食将他送进私塾。他在私塾待了不到一年，由于家里生活难以维系，只好辍学。他不得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放牛割草，以此补贴家用。尽管如此，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还是勉强学完《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为自己打下了浅薄的文字根底。正是因为母亲，朱元璋看这个世界不再只有一种颜色，内心拥有了区别于一般农家娃的开阔度。

纷纭杂沓的乱世，无休无止的杀伐，使得濠州的钟离、定远一带人口锐减。尽管如此，贫瘠而广袤的土地上，却仍然无一尺半寸属于朱家。濠州境内有韭山、凤凰山、三峰山等荒山，常有虎豹出没，“樵者不敢入于山，农者不敢耕于野，商旅不敢出于途，孳畜不敢牧于薮”。当地官府及猎户，七八年间擒获千余只猛虎，数量惊人。朱家迁居孤庄村时，“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孤庄村之所以称为“孤庄”，与这里人烟稀少、虎聚为患有着很大的关系。

朱元璋出生时，他的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夫妻，二人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他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贫困，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才娶上一房媳妇，而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几乎不可能。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他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入赘地，来给予他们不同的封号。二哥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是钟离县东乡。入赘，在民间通常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汉书،贾谊传》有“家贫子壮则出赘”的话，哥哥入赘虽然是家族的耻辱，但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

对于朱五四而言，让两个儿子相继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既可以让他们成家立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同样是穷人家。虽然朱元璋的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只有朱元璋和大哥朱重四在一起生活。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朱文正），女儿是后来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朱元璋一家这时候有八口人。

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朱元璋十岁，他们一家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西乡的土壤较差，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一年忙到头，收成缴了租子后所剩无几。父亲没办法，只好第二年带着全家再次搬迁。这一次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成为地主刘德家的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要仰赖主人。刘德是那种与我们想象并无多大出入的、为富不仁的地主，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地主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给别人一百，先扣除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则会连本加利和租谷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朱元璋天生具有领导者的潜质，打小就是一群乡间孩子的头领。或许是他肚子里的故事多，心里的点子多，伙伴们喜欢围拢在他身边。他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相互追逐，以定胜负。他们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乐此不疲。每个人身上穿着破衣烂衫，内心却有着求取富贵的愿望。当放牛娃，常挨主人打骂，吃不饱饭。早晨赶着牛出门，天色将晚才能回家。牛吃饱了，可饿了一天的朱元璋，只能一遍遍往肚子里灌山中的泉水。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多年后，会有上百道菜摆在他的面前，晃得他眼睛都花。凤肝龙髓，玉液琼浆，在精美的器皿里泛着光。只要他愿意，每天都能享受到这一切。当他坐在这样的排场面前时，却快乐不起来。享乐于他而言，更像是活受罪。

不过如果当年那个叫重八的孩子，能够穿过彼端的时间帘幕，坐于此端，一定会沉浸于一场食欲的极乐世界。关于朱元璋的童年，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杀牛饱食的故事。那次他与小伙伴们放牛，饿得实在受不了，他盯着母牛肚皮底下吮奶的小牛犊，想出了一个点子。他抽出随身携带的弯刀，将锋利的刀尖插进了小牛犊的肚腹。他召唤和他一起放牛的徐达、汤和、周德兴过来帮忙，一头小牛犊就这样被他们烤着吃了，他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顿饱食的肉香。

饥饿像一条吐着信的毒蛇，从空荡荡的胃里钻出来。顷刻之间，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看着伙伴们互相埋怨，急于洗脱罪责的模样，朱元璋虽有些慌乱，但不免觉得有些滑稽。他让伙伴们把牛骨和牛皮就地挖坑掩埋，并将血迹掩盖起来，然后将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他告诉他们，地主刘德如果问起，大家就一口咬定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拽不出来。

这个近乎天真的想法瞒不过刘德，不出意外，朱元璋被毒打一顿赶回了家。平日里像老牛一样沉默的父亲给了他一巴掌，没有再说什么，承担了赔偿小牛的债务。多年后，徐达、汤和他们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仍流露着钦佩之意。朱元璋表现出来的勇智与担当，超出了他的同龄人，也因此赢得了这帮顽劣之徒的信任。对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其直接目的是消饥解馋，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对刘德那种为富不仁者的间接报复。尤其是日后跟着朱元璋一起冲锋陷阵的大将汤和、周德兴和徐达等人，也在分牛而食的小伙伴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为朱元璋冲锋陷阵的许多将领，这时候已经与他形成了臣属关系。从游戏当中，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朱元璋，已经具有为改变命运而敢作敢为的性格萌芽。对于一个穷孩子来说，改变命运不就是为了吃顿饱饭吗？本以为土地是最讲道理的地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它承认你的用心，承认你的付出。但这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土地是最不讲道理的地方，十分耕耘，也难有一分收获，像人一样坏了心肠。

随着侄儿、侄女们相继来到这个家庭，朱元璋在家中也陷入尴尬的境地。迁居孤庄村那一年（至元五年，1339年），父亲已经五十八岁，母亲比他小五岁，也已经五十三岁。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一个贫民活到五十岁以上，已经够本。而此时的朱元璋刚刚年满十二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到了大哥朱重四的肩上。大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仅要上奉父母，下养子女，还要承担照料弟弟的责任。作为底层民众中的佃户，朱家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是从地主家租种的，其他生活资料近乎于无。

每天在地里忙碌了一天的朱家大哥，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有着暴躁的脾气和无言的沉默。每每回到家中，看到逐渐苍老的父母和玩性正烈的弟弟，脸色总会变得异常难看。他的这种态度，一度让朱元璋和家人并不满意。朱元璋在《御制纪非录》中记下了这段令人肝肠寸断的往事：“朕不幸有骨肉乖离之患，且从孙（朱）守谦（朱文正之子）之祖（朱重四），幼因皇考（父亲朱五四）惜之甚，及壮，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在朱元璋的记忆深处，他和大哥重四共同生活的十七年，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留在心头。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天空、大地、所有的人，表情都是一样的冰冷麻木，暗暗沉沉。

从至元五年（1339年）到至正四年（1344年），朱元璋在孤庄村生活了五年之久。在那贫寒的岁月里，他从十二岁的少年成长为十七岁的青年。十七岁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是风流锦绣的年华；对于朱元璋来说，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苦涩和辛酸。

朱元璋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他要与父兄一起扛起生活的重担。生于佃农之家，既要做到应对所有农活如臂使指、挥洒自如，又要熟悉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甚至还要成家立业顶起一个户头。如果不出意外，他将沿着父兄的生活足迹，成长为一个勤劳、淳朴、忠厚的凤阳农民。在淮河岸边的那块古老的土地上，他无数次地仰望星空，希望能够得到某种指引。

元至正四年（134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相对宁静的贫寒岁月，也完全改变朱元璋的人生境遇。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在蝗、旱灾害的双轮驱动之下，威力空前，使朱家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和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人世。朱元璋后来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起这段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二哥相依为命。对于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无异于天塌地陷，但对于逝者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逝者已逝，生者还要继续挣扎。活在恐惧深水中的漂浮者，没有救命稻草可以抓。

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像朱元璋这样从父辈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时，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让他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如果这个世界是一颗有生命的蛋，朱元璋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打磨成一块石头，然后去敲碎那颗蛋，以此换来新生。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一番痛彻心扉过后，朱元璋和二哥重六经过合计，前去哀求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客一场的分儿上，施舍一块坟地给他们的父母。人与兽本是亲兄弟，而高尚不过是饱食者的文明把戏。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无一寸埋骨之地。朱元璋本以为刘德能怜悯他们，施舍一块埋葬父母的土地。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不仅如此，刘德还借机羞辱了他们一番。

现实毕竟不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朱家夫妇的良善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朱家遭遇，就给了他们一块田地。刘继祖不会料到，自己出于好心赠给朱家的这块地，会成为日后的“龙脉”之地，成就一个王朝的万世根本。朱元璋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死者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将遗体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朱元璋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黑色魔咒。他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他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恰好埋住了那两具遗体。三十五年后，朱元璋在写《御制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如此巨大的打击在他年少的心头投下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肝肠寸断。他的亲人们都死在那个万恶的年头里，死亡是他们的解脱，让他们的灵魂变得更加明亮和喜气洋洋，不再受这世间的罪与罚。

穷人在艰难的世道里活命，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尝尽生活的百般苦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视肉体痛苦为生存常态的民族而言，精神上的痛苦并不具有普世意义。尤其对于朱元璋所处的游民阶层，若有人说自己精神痛苦，或是灵魂不堪重负，那一定会有人说，你是异类，是精神病患者。对他们来说，流汗吃饭、流血赚钱，敢于寸刀割人，必然要做好加倍偿还的准备。

朱元璋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消失在自己的面前，却毫无办法。短短的十三天，死神夺走了他的四位亲人。对于一个半大孩子，这种打击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边界。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他的二嫂、三嫂都已经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他和二哥重六，以及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她也不愿意留在那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便带着子女回娘家度日。接着，二哥重六也返回入赘的岳父家中。让朱元璋没有料到的是，他与二哥重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暮年的朱元璋在书写《御制皇陵碑》时，提及往事，情难自已，颤抖的双手握不住一支笔。家破人亡，亲人离散，兄弟也要分头逃难。这一分开，就有可能会消散于世道苍茫，或许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他至死都无法忘记，他和二哥分开时，抱头痛哭的场景。

后人有一句漂亮话，命运在为一个人堵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样会为他打开另一扇窗。既然从命运之门爬不进去，那就翻窗而入，翻墙而入。或许是命不该绝，让朱元璋遇到了汪氏老母，她给他指引了一条活路。汪氏老母是朱家的邻居，丈夫早逝，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度日。她看到沦为孤儿的朱元璋，便经常接济一碗粗茶淡饭。

在汪氏老母的筹量下，无路可走的朱元璋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不为晨钟暮鼓修来世，只为混口饭吃。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方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