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典资本主义的预言家及预言

公认的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最后一本（也是最著名的一本）书的最后几页中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理论，不论正确与否，其力量都比人们预想的大得多。世界确实一直由少数人统治。务实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思想的影响，但其实只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1]此话写于1935年。想到当时在时代风口浪尖的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的演讲和雄辩，还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2]笔下鼓吹的种族主义，凯恩斯又补充道：“政治狂人自以为获取了上天的旨意，其实他们疯狂的思想不过是受到几年前一些不切实际的三流文人的影响。”[3]他断言：“……比起日渐蚕食人们思想的力量，既得利益者的权力已然被夸大了。”[4]

凯恩斯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看待某些思想的例证，这些思想解读了现代资本主义或者现代社会主义，并且成为我们的行为指导。或许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到底是被什么统治的。

虽然凯恩斯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大，但也八九不离十。经济事务中的决策不仅受到思想观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有些情况下还会受制于环境，而后果也十分严重。我们茶余饭后谈论政治，总是在意某个人是左翼还是右翼，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是自由企业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我们没有看到，很多时候，是某种境况在逼迫所有人——至少是关心生存问题的人——做出相同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为了呼吸必须治理空气污染，或者为了证明自己的经济管理能力要消除失业和通胀，那么不论他是保守党、自由党还是社会民主党，他在境况逼迫下采取的行动并不会有太大差异，因为非常遗憾，他的选择并不多。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既得利益理念的影响。人总会保护自己既有的东西，证明自己想要的东西是合法的。这种倾向就驱使他们认为，凡是符合自己意图的，就是正确的。理念也许高于既得利益，但更多情况下它只是既得利益的产物。

渊源

解读现代经济生活的理论和它所要解释的经济体系一样，都是长期形成的。但为了谈论之便，大家公认的起点是18世纪后半期。彼时英国的经济生活随着一系列机械发明的诞生开始发生变革，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也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改变，包括蒸汽机的发明，纺织工业的一系列卓越革新，较早出现的飞梭和后来的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走锭纺纱机及机动织布机。纺织品从古至今都是重要工业品，是富人炫富的虚饰，也是穷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手工纺线和织布都是费时费力的活儿，当时平民考虑购买一件衣服相当于现代人要去购买一辆车甚至一栋房子。新生的机器让纺织业走出家庭小作坊，走进制造厂，从而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大众消费品。

伴随着纺织业的革命，其他各类技术革新也在人们游刃有余的主导下发生，让人们萌生了信心和自豪，就比如二战之后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及其创造的奇迹的信心空前膨胀。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经济思潮。

这些思潮仿佛窥到了即将到来的世界的一角，但也更深刻地被打上旧世界——那个农业生产以压倒之势主导的世界的烙印。直到那时，除了少数享有特权的人，经济生活就是指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三样东西：衣物，食物，住所。这三者都来源于土地，食物自不必多说，皮、毛、植物纤维也源自土地，当时建造房屋的材料也来自附近的森林、采石场和砖窑。从工业革命到其后的几个世纪，所有地区的经济类型都是农业经济。

田园风光

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向门外汉解释经济体系，将它比喻成一个机器。喂进去原材料，工人负责加工，所有权在资本家手中，最终产品以非常不平均的形式分配给国家、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如果把经济世界想象成一幅图景，也许我们能看得更清楚。在工业革命之前，是清一色的乡村风景，劳动者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密不可分的金钱和权力，体现在人们的住所展现出的宏伟壮观、富丽堂皇，而更多的仍是普通农民的平凡住宅。富足的劳动力和稀缺的土地都于地主有利，社会传统、社会地位划分、法律和教育都是在支持地主阶级，由地主阶级组成的上议院就反映了这种特权地位。

国家的出现进一步给了地主和工人更深远的界定。权力从统治者手中流向地主，又从地主压向农村劳工，随着权力自上而下的传递，在此过程中被榨取的收益却反而向上转移。下面这条规则值得牢记：收益和权力总是沿着同一条轴线反向转移。

当然，国家权力和土地所有者的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格兰，佃农甚至雇农都能从法律和惯例的运作中获益，具备了对抗地主的防卫能力，而地主必须遵守法律，保障农民薪酬，不能随意解雇农民。1215年的兰尼米德评议会上，与会者将保护私有不动产视为当务之急，并认为这才是尊重人类自由的历史性承诺，结果就是大地主的财产权在实质上免于国王的侵犯。但英格兰只是一个超前的案例，在法国，农民的权益一直受到地主侵害，而在国王的强权下，地主和失地农民的权利都显得脆弱不堪。欧洲其他地区大多也都是这种情况，越是向东，越是如此。而在遥远的印度莫卧儿帝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国王一人的种植庄园（17世纪欧洲人到达这里时，莫卧儿帝国的宫廷建筑艺术在欧洲人眼里只能算是原始级别）。

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

在这个时代若是再按民族所属来划分经济学家，不仅会显得轻率，还会招致非议。所有民族都曾出过著名的经济学家——虽然爱尔兰人是个例外，他们把热情都献给了高雅艺术。[5]但就人口比例来说，没有哪个民族的经济学家人数比得上苏格兰人（虽然19世纪时威士忌成了他们最主要的代名词），唯一能与之匹敌的就是犹太人。

苏格兰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数亚当·斯密。经济学家们总是热衷于争论不休，但对于一点却是公认的——如果非要选出一位经济学之父，非亚当·斯密莫属。1723年，斯密出生于福斯湾北边的港口城镇科卡迪，他的名字在后世一直与自由贸易紧密相连，而他的父亲恰好是一位海关官员。

家乡人民对斯密的纪念虽然热忱，但似乎也不那么声势浩大。1973年，我参加亚当·斯密诞辰250年的纪念活动，在苏格兰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当时正值6月，在不下雨的时候，再没有比爱丁堡和福斯湾更静谧宜人的乡村风景了。19世纪，科卡迪成为全球油毡的生产中心，虽然之后当地工业有所衰落，但依旧到处弥漫着那股气味。料想斯密生活的年代，空气应该好得多。我们这些游客被安排住在距科卡迪20英里[6]的圣安德鲁斯的高尔夫球场，一天我搭乘当地出租车去庆典现场，与我同行的是我的朋友、英国前任财政大臣、现在[7]的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路上卡拉汉问司机：“你们肯定都因身为亚当·斯密的同乡感到自豪吧，你一定也很了解斯密吧？”

“是呀，是的，先生，”司机说，“听说他是工党创建人。”

斯密在当地不错的学校上学，之后进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他对于牛津的印象不佳，觉得牛津的公共课教授都领薪酬却不做事，无论是否好好工作，工资一分不少照样拿。他后来用这些教授的行径比喻经济体系。

所有人，不论男女，当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受到嘉奖，懒惰受到惩罚，就会努力做到最好。同样，大家都有自由去选择那些值得自己付出的工作和生意。能让个体发挥自己最大能力、收获最多的东西，也可以让社会系统充分发挥作用并获益最多。

从牛津毕业之后，斯密回到苏格兰，在爱丁堡教授英国文学。在那里，他结识了一生的挚友，另一位著名的苏格兰人——哲学家大卫·休谟。1751年，休谟被聘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一开始教授逻辑学，后来教授道德哲学。在苏格兰的大学里，教授的薪酬有一部分是按照自己开课吸引到的学生数量来定，这种体系在斯密看来极其公允。我记得自己二战前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时，那里采纳的也是这种体系。懒惰愚钝、没有能力的教授总是将选课人数少归因于课程主题过于严肃，或者自己对出勤的要求过于严格。他们认为自己的课程应该成为学生获得学历的必修课。虽然这种辩解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最好是让他们面对空荡荡的教室。

斯密也不相信有人会为了原则而损害自己的利益。他当时非常关注美国殖民地，而同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观点对他有所影响。[8]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中说：“近期，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决定解放所有黑人奴隶。我们相信，他们拥有的黑奴数量并不会很多。”[9]1763年，斯密开始深信，私利是高于原则的。那时他被巴克卢公爵聘为私人教师，巴克卢家族当时（以及后来）一直控制着英国边境的广阔土地。这份职位有不错的稳定薪酬，还提供养老金，于是斯密辞去了教授职务，开始带年轻的公爵在欧洲大陆旅行。与其他英国贵族的游学一样，这次旅行并没有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什么历史影响，但对斯密来说，这着实称得上一次伟大的旅行。

理性之人

斯密拜访过的最有名的人要数住在法国和瑞士边界的日内瓦郊区城堡那位，那里紧邻伯纳德·科恩菲尔德金融公司留下的庄园。公司选址在此，是为了便于在政治动乱时进行跨国迁移。城堡当时的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伏尔泰。这次拜访中令人愉快的一点是，斯密的法语很烂，而伏尔泰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伏尔泰一直认为英国是一个政治自由、思想开放的岛国，从巴士底狱被释放之后，他曾经在英国待过两年多（1726—1729）。他的城堡位于平原上耸起的一座丛林密布的小山头，被公认为配得上这位理性时代的伟人，就如同杰斐逊的蒙蒂塞洛庄园一样。虽然这些名头多少有些牵强，但不论怎么说，能住得上如此宏伟城堡的一定是富人。

伏尔泰是一位理性之人，也许是那个时代最理性的人。理性一词很难界定，学者总担心定义得过于简单。其实如果事情本身很简单，就不应该刻意将其搞复杂，思想的微妙可以用复杂之外的东西表现。对于斯密和伏尔泰来说，理性代表着得出结论不需要求助于宗教、统治、偏见或热情，而是将所有可获取的相关信息全部联系起来，之后做出决策。根据这个标准，亚当·斯密也绝对称得上理性之人，他对于信息有着无尽的渴求。他收集、分析、思考信息，借此踏入新的思维领域，成为时代的开拓者。

农业体系

法国的一切是斯密的主要信息来源。1765年，他眼中法国的光景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富饶的土地，勤勉、智慧而富有幽默感的法国农民，以及丰富多样的农业产品。只有在法国，不同地区乃至不同村庄盛产的水果、蔬菜、奶酪和红酒的品质区别，才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成为学术争论点。在斯密的冒险之旅时期，法国对农业的推崇正处在顶峰，体现在一群睿智的经济思想家的理念中，他们在经济思想史上被称为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相信，所有的财富都源自农业。大自然赐福，让我们的耕耘得到了远高于成本的丰硕回报。这是贸易和制造业都无法获得的，虽然这两者必不可少，但它们并不能孕育什么。而农业产出的盈余支撑着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农业是最为基础的产业，没有之一。

凯恩斯认为所有的经济学思潮最终都不会完全绝迹，重农学派的观点就是一个证据。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美国农业联合会的研究主任，这个传统的农业机构是美国的农产品供给合作社和农业游说团体，当时正值其鼎盛时期。每年12月，联合会成员都会召开大会，会上充斥着重农主义腔调，宣扬农业才是所有财富的本源。其中一些发言由我执笔，其中的重农思想也延续到今天。为争取农民选票，政治家在竞选中还是会反复提及重农主义传达的思想：“我亲爱的朋友，你们是一切产业的基石，是所有人的衣食父母。”

斯密在巴黎和凡尔赛结识了这群重农主义者，思想最为传统、给斯密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弗朗索瓦·魁奈，他是路易十五的医师、蓬巴杜夫人的朋友和宫廷侍臣。

像大多数没什么正经工作的人一样，凡尔赛的居民对新鲜思潮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法国的乡村后来因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村庄典范“农庄”（Le Hameau）[10]而获得美誉，这个“农庄”至今仍然存在。魁奈著名的《经济表》一书更是对法国农业经济大加赞赏。《经济表》试图用量化的方法解读经济体系中各重要因素的关系，展现农民、地主、商人之间获取产品和返还利润的量化信息。

在魁奈写出《经济表》之后的很多年里，学者们都认为这不过是算术上的某种新奇玩意儿，跟玛丽王后的农庄一样，徒有法式创新的名头。当时已经具备一定权威的亚当·斯密也是促成这种观点的一分子，他认为只有那些确凿实用的经济研究才是上佳的，魁奈的《经济表》就毫无用途，不过这种观点在当代经济学家看来错得离谱。

但时间为魁奈的成果正了名。1973年，哈佛大学的瓦西里·里昂惕夫凭借他的产业分析方法（通常被称为“投入—产出系统”）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产业分析通过一个表格，展现了各类产业从其他产业销售和购买的情况。通过图表，可以计算出汽车（或军火）的增产对其他所有产业的影响。这个多年之后结出的思想成果，其实直接继承了魁奈的理论。

斯密拜访过的另一位重农学者是安纳·罗贝尔·雅克·杜尔哥。杜尔哥和他的同事都认为，公共开支和企业赋税——或者正如重农学派看来，对农业和“纯产品”的税收——应该保持在最低水平，这要通过限制国家的权力和功能来实现。

1774年，杜尔哥担任法国财政大臣，他的任务就是限制法国王室的铺张浪费，以减少“纯产品”赋税。

但他的努力因为一条根深蒂固的法则失败了：特权贵族宁愿冒着彻底倒台的风险，也不愿意放弃享受物质的特权。贵族阶层这种缺乏远见的愚蠢导致了杜尔哥的失败，不论在其他人看来这有多么过分，他们却顽固地认为自己的特权是庄严而不可撼动的天赐权利。贫困百姓对社会公平的意识在富人眼中都是鸡毛蒜皮之事。在古代政治制度下，当自上而下的改革无法进行时，底层掀起的革命就不可避免。

国家财富

远在杜尔哥还未卸任之前，斯密就已经带着欧洲之行的收获回到了苏格兰，着手撰写自己的旷世巨著。他的朋友都怀疑他是否真能写完这本书，都觉得他应该像同时代的其他伟大学者一样，立志成为优秀学府的名师，致力于著书和探讨著作的严谨性和学术贡献，而不是花精力在出版这本书上。

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终于问世了。它立刻受到了好评，印刷出的第一批在6个月内就销售一空。如果考虑当时的印刷规模，你就会意识到该书的售罄是多么惊人。书中丰富的资料处处体现了那些源自观察力敏锐的牛津教授的伟大思想：在个体会因为努力得到报酬、因为懒惰而受到惩罚的情况下，国家财富来自每个公民追逐个体利益的行为。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个体成就了公共利益。用斯密最著名的一句话表述是，个体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这只看不见的手比起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无能的、掠夺性的手要好得多。

这些都成了人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思想。在非社会主义地区，商人们到处大肆宣扬个人利益——今天通常被矫饰为文明开化所带来的个人利益。

大头针和劳动分工

国家财富不仅源自对个人利益的追逐，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或者从广义来说就是专业化的高效性，更夯实了国家财富。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来自生产线分化或者职业专门化，就像一些国家更擅长特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还有一部分效率提升来自工业过程的专业化。“劳动生产力的最大增进，更大的熟练度和灵巧性，以及如何应用劳动的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1]

以下是斯密描述劳动分工的著名段落，他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一定以自己特殊的角度仔细观察了大头针的生产线：

一个人抽出金属丝，另一个人将它拉直，第三个人负责切割，第四个人削尖，第五个人打磨另一端准备与头粘合；而做大头针的头又另外需要两三道单独的工序；将两部分粘合可以成为单独的行业，刷上白漆又是另一个，甚至将大头针放进纸盒又是一个行业……[12]

按照斯密的计算，10个人如此分工，一天可以制造48 000枚大头针，相当于每人制造了4 800枚。如果由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程序操作，可能一天也就做一枚，或者20枚之类的。但大众一直认为，极大促进生产力提升的流水作业线是20世纪初的亨利·福特发明的。

市场越大，产品流通时间就越长——无论是大头针还是其他任何产品，分工的机会便越大。也正是因为如此，斯密用大头针生产的例子反对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认为应在国家内部和国际市场上进行尽可能自由的商品交换，发展尽可能广泛的市场。

贸易自由反过来又扩大了个人追求私利的自由，让他的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可以放眼全球。市场自由化和企业自由度的结合，使得市场的运作产生了对社会最有利的结果，那就是社会需求最多的东西的产量会增加。

企业合并与股份公司

最早这些经济自由难以实现，就是因为国家这个敌人的存在：秉持干涉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政府设立关税，准许垄断，加重税收负担，不允许经济自由发展。但所有赞同斯密观点的现代学者都知道，政府不是唯一的自由破坏者，商人自身恰恰也是贸易自由的主要威胁，因为他们总是不自觉地给自己设立限制，亚当·斯密就此有另一段尖锐的评述：“同一贸易行业的商人很少为了欢愉消遣聚在一起，他们的交涉都是为了商讨如何对抗民众的阴谋，或者密谋如何抬价。”[13]

斯密的另外一个论点在现代商业圈子也是不受欢迎的论调，实际上很多人都会惊讶于他这个观点。斯密极其反对合伙企业，也就是现代的股份公司。他认为股东“对公司业务多无所知，如果他们没有处心积虑拉帮结派，大抵会心满意足地接受董事会每年或每半年分配给他们的红利，不找董事的麻烦”[14]。对于公司董事，斯密认为：

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让股份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是很难做到的。有如富家管事一样，他们往往设想着意小节，殊非主人的光荣，一切小的计算，因此就抛置不顾了。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没有特权，（股份公司）往往经营不善；有了特权，那就不但经营不善，而且限制了这种贸易。[15]

非常遗憾，斯密未曾有机会参加即将成立的美国商会、全美制造商协会的会议，还有两者兼并大会，抑或参加英国工业联盟召开的集会。如果他听到各大股份公司首脑、集团或联合企业领袖以他的名义颂扬经济美德，一定会万分惊讶；而这些巨头如果听到这位古典先知告诉他们这样的公司就不应当存在，也会无比惊骇。

圈地运动

亚当·斯密于1790年辞别人世。作为爱丁堡海关税务官员，他得以安度晚年。这份挂职差事他并不喜欢，海关的工作内容他也不赞同，但为了现实因素他也没能拒绝。他最后被埋葬在离爱丁堡皇家麦尔大道不远的墓地，紧邻他生前的住所。不过，仅有很少的学者曾到此拜访，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难免对宗师级的前辈有所疏忽。大卫·休谟的墓就在一两英里之外，墓碑要大气得多，与之并排相立的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纪念碑，以纪念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因反对奴隶制而牺牲的苏格兰裔士兵。

斯密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他早就预测了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城镇与乡村逐渐发生的变化。工业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眼见为实的变革。

各地的人们都逐步从乡村转移到城镇，到工厂里寻找工作。在苏格兰，由于对工业重要原材料羊毛的需求不断增长，乡下人更是骤然间从农村被驱逐出去。

最壮观的例子发生在萨瑟兰。那是位于苏格兰最北部的一个郡，到处是连绵的山地，在纵横方向上构成了苏格兰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夏日，这里一片郁郁葱葱，在来自远处北方的光照下，寂寥而宜人。我1975年夏天来这里，想到已故的理查德·克罗斯曼的一句话：“没几个美国人能够真正理解英国那些空闲的土地。”19世纪初，大概有2/3的土地归属于萨瑟兰伯爵夫人和她的丈夫斯塔福德侯爵。

据估计，1811年到1820年之间，萨瑟兰伯爵夫人和丈夫驱逐了1.5万高地人，把空出来的土地用来放羊。纳佛河曾经是一条三四十英里长的小溪，从萨瑟兰郡一路向北流淌，在离斯卡帕湾50英里的彭特兰湾入海。当时沿河的狭窄贫瘠的山谷里住满了村民，他们全部被剥夺了土地。

1814年5月，在纳佛河谷和其他很多地方，圈地运动的实施者们终于采取了最终举措。3月，所有的居住者都收到了公告，要求他们两个月内彻底搬走，但村民根本无处可去。地主派人带上火把和猎狗来到村子里。他们在村子纵火其实需要格外小心，在这片没有树林的土地上，点燃屋顶的木材就意味着居民无法再回来，因为房屋一旦烧毁就难以重建。据传，一些房子里的老弱之人还未撤离，房子就已经被点燃。

后来代替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绵羊给地主们带来了不小的收益，据说是过去的3倍。这些羊还给地主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也是原来的村民比不了的。漫山遍野的切维厄特绵羊给这块土地渲染出了一片独特的风景。事实可能就是如此。

圈地运动虽然很残酷，但明白地透露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延续至今的问题。人口和土地之间这种地少人多的矛盾关系，会致使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经济发展得再好，因为人口问题，也算不上好了。这是一种贫困的平衡状态，就如同印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人口密集国家的情况。再也没有多余的土地供使用，苏格兰高地用来减少人口的方法已经不可采纳，节制生育的政策虽然常被挂在嘴边，但实施起来见效颇慢。我在后文会进一步详述这个问题。

模范纺织镇

1815年或者1820年之前，被剥夺土地的村民可以到工厂（主要是纺织作坊）工作，但男人们总是掌握不好纺织机的节奏，于是他们宁愿选择移民，大多数便去了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实际上就是新苏格兰。女人和孩子更擅长也更适应工业劳动，当时社会普遍认同工厂劳工要从小培养。

新拉纳克位于格拉斯哥东南半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在克莱德河边的深谷里。这里有美妙的瀑布推动着磨坊，是昔日著名的童工工厂实验地。直到今天，新拉纳克这个名字在很多人心里，都和人道主义启蒙实验有着模糊的联系。当时的磨坊、房屋和工人的住所，一直矗立到今天，没有多少改变。

新拉纳克实验是在18世纪末由戴维·戴尔发起的，这名苏格兰资本家和慈善家的头像最近刚刚登上了苏格兰银行的钞票。戴尔的慈善大计是拯救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孤儿院的悲惨儿童，给他们提供教育和有用的工作，这也缓解了城市对孤儿的供养压力。新拉纳克成了苏格兰最大的棉布纺织地。各个年龄段的工人一共有2 000多名，而这个城镇今天的人口只有80而已。

当时的新拉纳克是一片赞颂之声，每个孤儿每天都得到1.5个小时的严格的课堂教育。但也必须保障和鼓励工厂赢利——这在今天被认为是职业道德——因此，孩子们是在作坊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了13个小时之后，晚上才接受教育。

其实这并不特别值得震惊，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新拉纳克至少还是一个充满怜悯之心和文明气息的城镇。1799年之后，戴尔的女婿罗伯特·欧文接管了这里，一切照旧。欧文是一个哲学家、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宗教怀疑论者和唯心主义者。彼时，全欧洲的改革家都来新拉纳克，想亲眼瞧瞧工业生产还能有其人文精神的一面。在欧文的管理下，性格培养机构建立起来，成人在这里聆听演讲，孤儿在这里唱歌娱乐，它还承担起托儿所的功能。小酒馆都被关闭，并发布了禁酒令。后来，童工的工作时间削减到了每天10.5个小时，并且不能雇用12岁以下的儿童。由此可以看出，如此这般都被当作宽大仁慈，当时的其他地区会是什么样的境况。欧文由于过于仁慈，总是惹合伙人不满，他们更希望能有一个强硬、现实的经理，好从这些小孩子身上榨取价值。

印第安纳脚注

新拉纳克没能完全满足欧文的乌托邦幻想，他又采取了后续举措，在沃巴什河岸建立了合作社的极乐世界——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镇”。在这里，欧文打算一切从头开始：这里的新社区将没有贪婪的根源，不受资本主义的玷污，一切的准则将不再是斯密的私利原则，而是为他人服务的高尚情操。

虽然这里的人口始终不过几百，但“新和谐”确实吸引了一批理想主义者，还有一大批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厌世的人和借机揩油的人。这些人到来后并不是致力于服务他人，而是不断制造争吵。争论不休，农场的猪闯进了花园，和谐不再，宣告了“新和谐”的失败。自由企业经营和个人追求私利的思想又在印第安纳存活。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理想主义者和自由改革家很多时候并不是输给了敌人，而是因为自己内部争论的倾向而陷入危机。他们的正义感通常让他们认为，为了践行首要原则，为了推翻掌权人，一切都值得牺牲。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虽然“新和谐镇”违背了斯密的预言，英国却依照他的思想运行。斯密离开人世几个月之后，其预言家的地位就获得了社会公认和赞赏。威廉姆斯·皮特在一次财政预算案演讲中提到斯密，说他“知识的广度和哲学调查的深度都帮助我们为所有商业历史问题与政治经济体系问题找到最好的答案”[16]。经济学家至此还有何求！之后在非社会主义领域再无第二人受到过如此大的认可。

亚当·斯密给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的不仅仅是建议和忠告，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会称为“经济模型”的东西，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体系运作的观点。竞争导致价格最初总是按照成本计算的，物品的生产成本也包括所需劳动力繁衍生息维持生计的成本。

这里体现了至今仍在发展并影响着人们的两个思想正在萌芽：一个是劳动价值理论；另一个是，人类总会屈服于繁衍生息的本能，人口大爆炸在所难免。

亚当·斯密死后的25年里，他在伦敦的两个密友继承了他的思想。他们是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李嘉图是唯一可以与斯密竞争“经济学之父”称号的人，而和他同时期竞争的都是实力不俗的苏格兰对手。他是犹太人，同时也是股票经纪人和议会成员，他头脑清晰，却文笔晦涩。而英格兰人马尔萨斯则是一名非执业牧师。

马尔萨斯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光都在哈利伯瑞学院教书，该学院是我们今天称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工学校。东印度公司在它最后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为许多英国经济学家提供了薪酬来源，除了马尔萨斯，还有詹姆斯·密尔和他成就非凡的儿子约翰·密尔。非常有趣的是，这三个人都未曾到过印度，不过这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短板。詹姆斯·密尔描绘了英国人在印度的辉煌历史，全盘否定了他深恶痛绝的印度史诗，可当时他并不能读懂印度的原版，英文翻译版也还未问世。毋庸置疑，密尔父子的苏格兰人基因深入骨髓。

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原理”，认为由于“两性之间的激情”（在他看来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应该受到道德约束，牧师在婚礼上应当警告当事人），人口会呈几何级增长——2倍，4倍，8倍，16倍……一直涨下去。同时，粮食供应却只能呈算术级增长——2倍，3倍，4倍，5倍……因此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后果：如果缺乏道德约束，人口只能依靠饥荒、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抑制，经历周期循环。亚当·斯密一直乐观地认为，考虑到自由贸易的回报、追逐私利的结果和劳动分工，人类会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但马尔萨斯可不赞同，大卫·李嘉图也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这里，经济学变成了一门阴郁的学科。

李嘉图派观点

和他的朋友一样，李嘉图也看到了人口会持续增长；马尔萨斯预测出的人口，都成了李嘉图那里的工人。在工人之间，一方面存在着工作的竞争，另一方面则是对食物的争夺，最终结果就是工人只能维持基本生存。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一个不断健全的社会也许能推迟这一命运的到来。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19世纪的英国绝对算得上进步社会了；但即便是这样的社会，也必须遵从李嘉图预测的结论。在李嘉图的眼中，工人应当只能按满足生活所需的最低标准获取薪酬，这就是制定工资的铁律。若不考虑其他方面，这个观点直接引向了一个结论：对工人的同情不仅仅是一种浪费，更是一种损害。虽然短期内能提高工人工资，激发人们的生活希望，但同时也会加速人口增长，随之便会降低其工资和生活希望。政府和商会任何试图提升工资、拯救贫困人口的努力都和经济规律相违背，都会因为人口的激增而受挫。

生产农场和工厂的不同产品所需的最低劳动力是不同的，所需劳动力也就决定了物品的相对价值，这又涉及劳动价值理论。这种观点于是滋养了一种全新的思想：由于劳动决定物品的价值，那么所有的产品都应归属于劳动者。这和半个世纪之后马克思提出的理论有一些差异，但这个观点在当时震惊了世人。

在李嘉图的世界里，重心依旧在乡村。19世纪的前几十年，工业革命全速向前推进，但在李嘉图的体系中，主角依然是地主。人口给土地施加的压力压低了工资，抬高了土地租金。结果，人口越多，地主越富有。地主财富膨胀，人民忍受饥饿。但人们对于这种趋势无能为力，如果降低土地租金，只会导致人口增加。

在李嘉图理论所构想的世界中，国家的重要性和权力日益减弱，这和亚当·斯密的观点相同。如上所述，政府的干涉并不能够帮助穷人，只会限制经济自由和追逐私利，这将导致其他方面一并恶化。李嘉图本人并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但在这个残忍的世界里，他只是反对无谓地对抗不可避免的规律，并接受最坏的结果。但他也的确为富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令其可以看着穷人受苦受累而依然心安理得。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两个人对地主不断增长的收入将何去何从产生了分歧，这个争论有着深远的意义。李嘉图认为，这些收入不是被消费掉，就是被积累下来用于提升土地质量、建造房屋、发展工业，也算一种花销。他同意早些年让·巴蒂斯特·萨伊（亚当·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的观点——生产总是能够创造购买生产成果的收入。存款也是为了消费，只不过是一种变相消费，因此购买力从来不缺。

针对这一点，马尔萨斯提出异议，也许收入没有最终成为花销，将会导致购买力缺失，而后可能又造成经济体系在有些时候摇摇欲坠，甚至崩溃。购买力缺失就会导致经济衰退，这遵循了事物的自然规律。

这个耐人寻味的观点在当时却不受人关注。凯恩斯后来评论李嘉图，认为他的理论掌控着英国的发展，就如同宗教裁判所控制着西班牙一样。之后100年，直到大萧条发生之前，萨伊和李嘉图的理论一直被奉为圭臬，那些认为会出现购买力缺失的人被认为不懂经济，甚至被当作疯子。直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年代，马尔萨斯的购买力缺失理论才成为公认的学说，于是，政府最要紧的任务就是填补这个空缺，抵消过度存款。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英格兰和爱尔兰

要衡量某种理念，有时候就是看它能否起作用，虽然经济学家们并不总是认同这点。1776年，正值《国富论》出版，大英帝国丢失了一块发展前景比其剩下的所有领地加起来还要大的殖民地。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密的思想对于英国而言比美洲殖民地更重要。英国的生产和贸易极大扩张，直到当代，比起其他国家，也更为宽松。这给英国带来了斯密所许诺的巨大财富。

在对抗拿破仑攻伐的时期，皮特将这笔财富用来补偿英国的劳动力匮乏，英国的大陆盟国人力充足，英国用补助金支持鼓舞着他们的士气。滑铁卢战役之后，贸易和工业再次高速发展。李嘉图的理论也得到了认同。随着这些年社会的繁荣，工人工资也按照李嘉图的预测在下降。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家比现代的学者享有更高的威望，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的思想，特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在19世纪前半期经受了另一个考验，那就是爱尔兰。那个年代，爱尔兰还是大英帝国国土的一部分，但确实是远离英国本土的一个岛屿。在爱尔兰的测试，以其独特的方式，验证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思想的胜利。

没人怀疑过，爱尔兰人口增长的趋势正是按几何级增长：在短短60年间（从1780年到1840年），人口几乎翻了两番。到1840年，整座岛上已经有800万居民，而今天的爱尔兰仅有460万人口。

之前的几十年里，爱尔兰的粮食供给也一直在增长。基于土豆产量的飞速增长，出现了绿色革命，从来没有哪种农作物的丰收能喂养如此多的人口。但需要我们立刻注意的是，这仅仅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因为土豆绿色革命使得粮食供给更趋于算术级增长。

爱尔兰当时到处都是李嘉图式的地主，但英格兰却不同——虽然后者是对地主而言更适宜、更安全的居住地。随着爱尔兰人口的扩张，土地竞争日趋激烈，地主加重租金，从地租中榨取利润。种植的谷物用来支付地租，收获的土豆用来喂养人口，即便农民忍饥挨饿，粮食还是会卖光，地租照样不能拖欠。总会有人在饥荒中存活，而付不起地租的人会被驱逐，再也没有赖以生存的资本。

马尔萨斯主义的高潮并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印度和孟加拉国近些年发生的事情说明，只要一方面事情发生了错乱，一切就会崩坏得很突然，而在这些国度，祸首就是雨水。从1845年到1847年，爱尔兰温暖潮湿的气候使得致病疫霉滋生，先是土豆产量减少，接着这种作物完全绝迹，主要死于疫病，就像印度的粮食荒往往归因于旱涝灾害。其实应该说，爱尔兰的饥荒问题主要归因于这片地区之前多年为了供养人口而作物种植种类单一，外加佃农受到地主的压榨日益加重。

当时，不仅境况正如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预测的那样，连英国议会应对爱尔兰灾难的措施也正如李嘉图所预言的，可以说是按照李嘉图的书本理论行事：废除了《谷物法》，允许粮食进口。虽然从原则上看这项举措很正确，但实际上对买不起粮食的人（包括全部陷入饥荒的人口）没什么帮助。

玉米的进口既是为了缓解饥荒，也是为了压低粮食价格，但低价的粮食对于身无分文的人群丝毫无益。1845年，一项市政工程开展起来，这违背了不应照顾穷人利益的经济准则。到了第二年，虽然社会极其需要这项工程，但它却被废除了。原因是当时根本无法判定一个人到底是否因为饥荒才需要一份工作，因为在爱尔兰，到处都是因失业而渴望工作的人。

李嘉图思想的另一个继承人是查尔斯·爱德华·特里维廉，当时他任部长助理，算是财政部的常任首脑。他认为，如果政府介入私企的合法逐利活动，贸易就会瘫痪。时任财政大臣查尔斯·伍德一度曾向下议院保证，在饥荒严重的时候，政府会尽一切努力彻底放开控制，让贸易尽可能自由化。

历史长河中不断复现的问题之一，就是颇善辞令的官员在安静的办公室拟下的乏味枯燥、纸上谈兵的政策宣言，与实际实施情况之间有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越南战争时期，华盛顿的办公室大谈特谈保护性战略，但在亚洲，随着飞机轰鸣声而增长的阵亡将士人数触目惊心。

在英国政府陈旧的财政部办公室里，特里维廉的政策建议得到了认可。在英国，他的政策无可挑剔，可在爱尔兰就意味着饥饿和死亡。特里维廉就像那些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一样，对此十分满意，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规律得到了很好的自证。1846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爱尔兰的问题“不是靠人的力量能解决的，只有全能上帝出乎意料的一笔，才可能奏效”[17]。

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趋势，那就是有原则但不受欢迎的法案，会被赋予天赐的权力。斯密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被当作上帝之手，而且是一只对爱尔兰完全不偏爱的残酷之手。

大逃难

像高地圈地运动一样，大饥荒也引起了大逃难：人们搭上了驶向美国的移民船。但上了船也不代表就逃离了死亡的命运。如果你从魁北克沿着圣劳伦斯航道向南行驶三四十英里，就会到达格罗斯岛。这里是一片林木覆盖的低地，到处散落着已经腐朽和正在腐朽的建筑。如今，这里是加拿大农业部研究动物传染病的一个小型中心。在饥荒时期，载有患上斑疹伤寒人群的爱尔兰船只被要求停靠于此，卸下船上的尸体和生命垂危的人。一座高高的纪念碑上记录着有5 294个人在到达这座岛屿之后丧命，斑疹伤寒并不是唯一的风险。纪念碑正对着一片港湾和沙滩。这里现在已经废弃，并没有十分迷人的风景，但它的名字很有趣，叫霍乱湾。

不过也有光明的一面。也许在新大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所阐述的终极原则仍然有效，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这里土地荒芜而无领主，不能给地主带来权力和垄断性利润。因为在这里，地主再没资本压榨农民，雇农可以随时一脸不屑地离开，转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农场。美洲的人口的确是按照马尔萨斯的预测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更不断增加，所以农场工人的收入并没有下降，反而上涨了。

在草木不生的苏格兰高地，农民在被驱逐的时候看着自己珍贵的房顶木材被烧掉，知道再也无法重建家园。但在美洲这片新家园，他们仅需几个月的工夫就能伐木开林，建造出自己的新农场。森林成了开荒过程中的麻烦。美国的定居者最初总是挑选林木密度最低的土地开荒，后来才愿意开拓肥沃谷底的密林。李嘉图也目睹过人口压力迫使人群到贫瘠的土地定居。比李嘉图晚一辈的睿智健谈的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查尔斯·凯里在看到美国这种逆向开荒的情景后，向前辈大师的理论提出了挑战。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人们才会去开拓更肥沃的土地——他亲眼看到了这种趋势，并且为前辈大师没有见证的机会而感到非常遗憾。

不管是在肥沃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移民者劳作的年产量很快就超过了其父辈终其一生都没见过的庞大数目。爱尔兰建筑队是大饥荒逃难者中最著名的一群人，他们修建了铁路，将美洲的粮食运往世界各地。马尔萨斯所设想的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供给压力极大促生了移民热，这些移民又反过来解决了困扰人们将近一个世纪的世界粮食问题。

也许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理论在美洲新大陆需要稍加修正，但绝不会过时，尤其是斯密的观点。个人利益和企业自由在欧洲旧世界是不朽的信念，而在新大陆，这几乎成了宗教信仰。大饥荒之后的50年，这种信仰传遍了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1893年，大饥荒年代的孩童和那些对其记忆犹新的人在芝加哥举办集会庆典，共同欢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理论中暗含的悲观主义也许在美国极少见到，但毫无疑问，他们的自由企业理论精髓创造了奇迹。

斯密的今生

在20世纪，斯密的理论遭到了沉重打击。凯恩斯认为，这些打击一部分来源于马克思理论革命性的猛攻，同时也被另一些理想信念侵蚀。秉持这些信念的人相信，改良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不完善的最大希望在于国家。但更为严重的打击是实际变化中的经济环境，这是凯恩斯没有提到的。

可以看到，股份公司与斯密的设想格格不入，工会也是。斯密只有在思考工人结盟比商人勾结还要邪恶时才提及工会。战争和拥有现代武装力量与科技实力的国家也颠覆了斯密的理论，因为这样强大的国家背后的政府是不可能贫穷而弱小的。

工业化国家严格控制的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也是一个变量，重创了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理论体系。如果收入的提升没有导致具有破坏性的生育高峰，这种收入增长趋势就会继续保持，慈善也将不再是自我削弱的无谓行为。

但这一切深刻的变革都不能威胁到斯密的地位，因为他的理论精髓更多是他的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斯密作为理性之人，总是按照环境的变化修正自己的思想，从来不会抵触根据新的境况和信息做出相应调整，也并不奢望自己的理论具有永恒的普世价值。

[1]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36），p.383.

[2] 约瑟夫·戈培尔、尤利乌斯·施特莱彻、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均为纳粹德国政治人物。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为德国英国裔政治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及作家，种族主义者，他的作品是纳粹种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来源。——编者注

[3]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36），p.383.

[4]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1936），p.383.

[5] 有充分理由断定，F. Y. 埃奇沃思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但却是真正来自爱尔兰朗福德郡埃奇沃思镇的人。

[6] 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7] 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书中时间均以此为基准。——译者注

[8] 与休谟和当时其他的自由主义者不同，亚当·斯密并不欢迎美国独立。他的愿景是一个包括所有讲英语的国家的共和国：来自北美的成员将在伦敦的下议院中就座；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首都将迁往大西洋彼岸的更中心位置，比如辛辛那提、孟菲斯或者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如果考虑加拿大的主张的话。可惜历史已经错过了这一站。

[9]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I（London: Methuen & Co.，1950），p.412.

[10] “农庄”是路易十六为玛丽王后在小特里亚农宫旁修建的庄园，王后在此享受乡村田园生活。——编者注

[11] Smith, Vol. I, p.8.

[12] Smith, Vol. I, p.8.

[13] Smith, Vol. I, p.144.

[14] Smith, Vol. II, p.264.

[15] Smith, Vol. II, pp.264-265.

[16] William Pitt before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ebruary 17，1792，quoted in John Rae,Life of Adam Smith（New York: Augustus M.Kelley, 1965），pp.290-291.

[17] Charles Edward Trevelyan quoted in Dud-ley Edwards, The Great Famine（Dublin: Brown and Nolan, 1956），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