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工作若干施政举措的回顾
王茂林
40年的改革开放，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军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40年的实践证明，推动市场化改革，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亲历改革开放40年，如今愈加明确：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发展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根本动力。推动改革开放离不开思想解放，实践改革开放离不开创新担当。这次应山西省委党史办邀请，撰写文章，以回顾和追忆山西改革开放历程感悟得失并升华经验，我就回顾一下从担任太原市市长到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亲历的改革开放过程和施政举措等，以此说明“推动改革开放离不开思想解放，实践改革开放离不开创新担当”的见解和认识。
推动改革开放离不开思想解放
回顾山西的改革开放历程，从1976年底我被调到省里工作开始。当时，结束十年动乱才一年多，举国上下积重难返、百废待兴。在思想领域，人们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时间太长，所以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阴霾仍未散净，“两个凡是”仍然是全社会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的基本标准，这对我这样一个刚到不惑之年的副省级干部来说，许多工作都处在迷茫之中。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尽快摆脱极左的影响，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也成为邓小平复出后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邓小平一直是我心中崇拜的革命家、政治家之一，听到他第三次复出的消息，我坚信他一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随即向全国转发通稿，几天内迅速传遍神州。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在党内外公开展开。这场讨论与其说是理论争论，不如说是思想斗争，因为真理标准直指“两个凡是”，人们在“两个凡是”上的不同思想立场，自然就构成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就是这样一篇文章，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神话，为全国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了序幕，让我这样一位经历“十年文革”风风雨雨的年轻干部顿觉到春天般的暖意，也为封闭多年的我国社会在精神上注入了活力。这场讨论与斗争最后以极左派失败而结束。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此次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通过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我更加敬重邓小平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改革家，更加感激他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历史时刻挽救了党和国家。以此为起点，全国上下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总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遵循，成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邓小平明确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决策，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创造活力，于是有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有了经济特区的创建，有了城市改革从最初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斗转星移，踏着党中央推进改革开放的节拍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上下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社会空前活跃，“小岗村改革”轰动全国，人民公社悄然解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同时，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实践创造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亲身经历了思想大解放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的大解放和大发展，我深刻领悟了思想解放对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而起，但是在封闭得像个密封罐头似的娘子关内，有些领导还不停地埋怨政治形势变得太快了，死死抱住“两个凡是”的观点不放，太原作为山西省的省会，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1年6月，我接受山西省委安排，以一个副省长的身份被任命为太原市委书记，进入太原市委工作，主抓全市经济工作，特别是工业经济，国有企业的领导岗位责任制和创建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成为我抓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我大胆地引进外资，实现多方位、多侧面的企业结构改革。1982年9月我正式出任太原市市长，就更加快了促进太原市改革开放的步伐。可是，当时太原的情况很复杂，“两个凡是”派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别看王茂林现在跳得这么欢，什么改革，什么开放，一天到晚学习外国的那些什么管理，把几千年来的老传统都丢掉了！”听到这些话，我心中无比气愤，但我决不能服输，在湖滨会堂召开的全市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会上，我明确讲道：“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的路线，顺应时代的潮流，代表人民的利益，推动历史的前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条救国富民的康庄大道。为此，我王茂林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愿的。一个共产党员，生是为人民服务，死也是为人民而献身，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同志们不要被一些人的复辟气势所吓倒，他们企求中国复辟倒退的那一天是绝不会来到的。经过了十年动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成熟了，只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太原市的改革开放必须不断向前推进。”
当时，太原已是有130万人口的大城市，工业实力比较雄厚，门类齐全。1983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3﹒789 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419 6亿元，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3﹒2%，在全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和现行管理体制的束缚，形成条块分割、多头领导、生产重复、流通堵塞等多种弊端，特别是吃“大锅饭”的问题相当突出。如果不对现行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势必妨碍“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落实，妨碍太原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影响整个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速度。山西省委、省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城市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要求，决定把太原作为城市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要求通过改革，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城里人”的积极性，把太原市建设成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环境优美、市容整洁、秩序良好、生活方便的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为此，我们及时制定了《太原市城市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简称《方案》），并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支持，省委、省政府批转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局、办，各直属公司，要求结合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城市体制综合改革，涉及面广，业务性强。各部门、各单位在组织实施改革方案中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调查研究，发扬勇于进取、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努力工作，做出新成绩。紧接着，我们依据山西省区域经济特色要求，组织规划专家编制完成了《太原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81—2000）》，该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复，并明确要求今后太原市的各项建设都要按照该规划有计划地进行，一定要把太原市建设成环境优美、市容整洁、生活方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把太原建设成山西省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煤炭综合利用中心、技术情报信息中心，才能充分发挥太原中心城市的独特作用。
就这样，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市委、市政府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使得各项改革举措与开放工作得到有力推进。全市上下坚定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断探索具有太原特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新途径。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鼓励和支持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打破旧的封闭僵化的经济模式，加强对外经济联系，促进太原经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调整农、轻、重及其内部的比例关系，扭转了轻重工业增长速度比例不协调的状况，农、轻、重内部结构也大体趋向合理；全面开展企业整顿，狠抓扭亏增盈工作，企业素质、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在抓紧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强老企业的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收到了质量提高、品种增加、消耗降低的良好效果。通过上述努力，1987年7月，在我离开太原市委到山西省委工作时，太原市的国民经济开始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发展速度与国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也同步增长，基本上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改革开放走到1989年下半年，受海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改革开放要收、阶级斗争要抓的疑问不仅在社会，在党内也大量存在。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左”倾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带来生产的停滞和经济的下滑，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在5%上下徘徊，出现较大的滑坡势头。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1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一路南下，到武昌、深圳、珠海，围绕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沿途发表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震动全国，冲破了禁锢人们多年的思想禁区，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改革难题，为思想再次大解放指明了路径。这次思想大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随着姓“社”姓“资”问题的解决，国家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动，非公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93年10月，我被中央调任湖南省委书记，离开了山西，山西当时的非公经济发展在全国是靠前的，发展速度是快的，连年增长的速度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中共山西省委发布了一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的文件，这在全国是唯一一份以省委名义发布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得到了当时党中央领导的肯定。
亲历了思想大解放，我清楚地看到，这几次思想大解放都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都贯穿一条反“左”主线，都使干部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实现思想的跃进，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今天，回首改革开放走过的40年历程，每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40年间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离不开思想大解放。每次思想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与传统的经济体制产生距离、不相匹配耦合时，党中央一再地明确“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发展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现在，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新时代，面临的许多问题既涉及经济也包含政治，既涉及社会更包含民生。因此，今天我们在思想解放上所面临的形势就更为复杂，担负的任务就更为重大，尤其是当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生等问题交织一起的时候，推动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难度无疑更大。当大家思考深化改革应从哪里入手，扩大开放路径应如何选择时，我认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仍然是我们一切工作开展的关键所在。
实践改革开放离不开创新担当
改革开放，作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场革命，必然要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世界上没有一场革命是和风细雨、一帆风顺的。回首太原初期的改革开放，同样是在迎风破浪中推进，在解放思想的指导下前行的。有人说我是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当时我只是默认，如今我要说：“实践改革开放离不开创新担当，我要勇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回想当时太原的改革开放实践，正是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勇于创新和担当，才让许多改革举措经受住了实践考验和时间检验。时至今日，我对当时五项改革开放创新实践依然记忆犹新。
（一）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创新
当时市委和市政府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山西省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国家财政部下发的有关文件精神，抓好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活力，促进太原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决定摆脱“左”的束缚，冲破旧的框架，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在国家对国民经济发展总要求的前提下，给全市厂长（经理）摘掉“紧箍”，下放“五个权”。一是给厂长（经理）“组阁”权。企业的厂长（经理）确定后，副厂长（副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等由厂长提名，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中层行政干部统由厂长（经理）任免。二是给厂长（经理）录用权。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厂长（经理）有权招聘各类专业人员；在受聘期间，厂长（经理）有权根据企业的经济能力和本人技能，给受聘人员确定岗位津贴（或技术津贴）和报酬。三是给厂长（经理）产品销售权。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厂长（经理）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自行推销，有权根据产量并根据贡献大小决定工资升降。四是给厂长（经理）奖惩权。企业在完成国家税利以后，厂长（经理）有权支配留成的利润。厂长（经理）依照厂规厂法（店规店法），有权对违反劳动纪律的职工进行纪律处分，直至除名。五是强调厂长（经理）要珍惜党和人民授予的权力，要树立对国家负责的观念，如果滥用职权，或有渎职行为，要追究责任，实行纪律处分，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这五个下放的权利给全市的厂长（经理）吃了定心丸，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并在推广中得到了完善。同时，又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企业内部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切实做到职工不吃企业的“大锅饭”。允许企业发放奖金，可根据“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明显拉开档次，不搞平均主义。职工个人所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除国家规定免征奖金税的矿山采掘、搬运、建筑行业以外，其他企业全年发放奖金在四个月标准工资以内的，也免征奖金税。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搞自费工资改革，也可以搞各种职务津贴和岗位津贴，主管部门不得随意进行干预。所有这些规定与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太原市的工业经济发展。
（二）关于繁荣市场、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的改革开放
为适应太原市市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我们有力地推行了食品生产和商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为解决好食品的供需问题，贯彻实施了促进太原市食品生产发展的“四条意见”：一是恢复老字号和名特产品。二是在恢复名特产品、保留老师傅传统工艺的前提下，相应地进行一些改革和创新，以提高产品质量，但必须保持原有风味。三是积极大胆地引进兄弟省、市的名特产品。四是引进一些外国食品工业装备和技术，洋为中用。比如，我们从山东引进海产品，在全市开设10个山东海产品销售点，从浙江引进养鱼能手在清徐县建鱼塘发展养鱼，供应太原市场，解决了市民吃鱼难、吃海产品难的问题。从国外引进两条生产线：一条是意大利冰激凌生产线，一条是法国的面包生产线，这两条线满足了市民对冰激凌、面包的需求。由此，不仅像太原六味斋、双合成等这样的百年老店焕发了生机，而且省内省外的各类特色食品也陆续进入太原市场，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生活需要。
在商业系统改革中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太原五一百货大楼在全国率先实行柜台承包制和奖惩条例，人员优化组合以完成柜台定额提成为收入标准，极大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很快使利润和员工收入翻番。在供销社改革中，鼓励员工承包商品销售门市部，为承包人颁发营业执照，使其变成“国营个体户”，销售的商品自己根据销售情况采购，依法纳税后，交完承包费所余的均为个人所得，不仅承包人的收益大幅增加，而且对促进城乡商品的流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改善市民看病难的问题，我们对医院也实行了相应改革，提高了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和积极性。比如，太原中心医院的CT机由太原租赁公司为其购买，采用定额管理，超额部分五五分成，出现了全天候为患者检查的热闹场面。当时同样让我感动的还有在科研、设计系统的改革，太原建筑规划设计院按一个生产单位实行改革，他们按国家规定的图纸价格为社会各界服务，不但解决了自己的住房问题，改善了办公条件，而且率先实现了电脑化。类似的案例有很多，每次想起都让我激动很长时间。
（三）关于太原第二步利改税工作的改革创新
太原市第一步利改税主要是盈利国营企业普遍征收所得税。1983年太原市有84个工业企业实行了利改税，占全部工业企业的68﹒5%。一年多的实践表明，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后，大企业的部分利润用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上交，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基本上纳入了固定的轨道，对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稳定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好的作用，较好地处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扩大了企业财权，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但是，利改税的第一步改革是不完善的，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利改税第二步的改革中进一步解决和完善。我们就按照国务院的部署和省里的安排，从1984年10月1日起，普遍推行第二步利改税。这是一个宏观重大的决策，是城市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第一步改革比较，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财力和自主权，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进一步处理好国家同企业的分配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问题，并为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创造条件；既要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又要使企业在经营管理和发展上有一定的财力保证和自主权，在政策上使企业感到有奔头，有更大的后劲；要发挥税收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体现国家的奖励和限制政策，并缓解目前价格不合理所带来的一些矛盾。基本内容就是将国营企业应当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按税种向国家交税，由“税利并存”逐步过渡到完全的“以税代利”，税后利润留给企业安排使用。推进中我们正确处理了利改税和经营承包的关系、利改税与“松绑”的关系、实现第二步利改税后国家和企业的利害关系，使第二步利改税工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并得到省里的好评。
（四）关于推进太原市对外开放的创新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太原是较早实施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城市之一。我们首先在香港成功举办了“港并联谊会”，这次活动不仅使山西、太原籍和曾在山西、太原生活工作过的香港人对太原有了更多了解，而且在新华分社的支持下，有500多位港商参加本次的联谊会并洽谈项目，确定了一批合作投资项目。随后，华杰电子公司、港并出租车公司、中外合资的广东酒家等一批合资、外资企业在太原陆续建立起来。其中，山西首家中外合资的华杰电子公司在崔晋宏总经理的带领下得到了蓬勃发展，从昔日在国内独占鳌头，走俏国际市场，到今天已享誉海内外，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崔晋宏董事长也成为新一代晋商的楷模。多年来，每次在国内外各大报刊看到有关华杰的报道，我都会为之欣喜，都会想起当时我们在推进对外开放方面曾明确提出的“四个要求”：一要全面对外开放，大力从国外、省外、市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发展资金；二要积极面对对外开放新形势的挑战，要求太原所有企业全力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和技术应变能力；三要培养一批熟悉国外情况、国外企业经营的管理型人才；四要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为打破太原长期闭塞的状况，我们先后同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其中，与英国东北部的纽卡斯尔市建立友好关系后，纽卡斯尔市为太原培养了一批采煤采矿、企业管理和外语人才，为太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省外开放方面，太原是较早进入特区的城市。深圳特区建设初期，太钢等大企业与国家物资系统一起在深圳建立了五星级的南方国际大酒店，太原饮食服务公司在深圳建立了合资的杏花村酒楼，太钢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建立了钢铁制品企业等。同时，我们也十分重视省内兄弟地市间的经济技术协作，1985年9月成功举办山西十一地市经济技术协作、太原地区科研和生产技术协作首届洽谈会，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5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11个地市经过共同协商，决定建立经济技术协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就建立11个地市经济技术协作网络问题达成协议。会上太原与各地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共洽谈项目500多个，成交项目达269个。这次洽谈会的成功举办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五）关于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劳动者个体经济的改革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发展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城镇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都不应当也不可能由国营经济包办，有相当部分应当由集体承办。只有为集体经济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发展城镇集体经济，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的生活，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为此，在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在实行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方针指引下，我们及时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决定》，主要是从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完善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认真贯彻自愿组合、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的原则，广开就业门路，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城镇集体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在解决“农村无工不富”，农村要树立“农、林、牧、工”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乡镇企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当时，太原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虽然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影响，还存在着歧视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偏见，存在着不利于个体经济发展的条条框架，束缚着个体经济的发展。根据党的十二大报告精神，针对太原的具体情况，市政府及时颁布《关于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决定》，主要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强领导、改进工作，推动太原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新发展。重点明确要求国营商业和物资部门对个体工商业户所需的原辅材料和货源，根据可能条件，同集体企业一视同仁，合理分配；个体工商业户所需的资金，也可向银行贷款，银行应准予开列账户；对于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应同国营、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一样；逐步建立和健全区（县）、市两级个体劳动者协会；加强个体工商业户管理，保证其健康发展。
纵览太原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历届太原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担当，紧抓改革开放不放松，才有了太原今天的巨大变化。
关于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把握
回首山西40年的改革开放，在历届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带领下，按照中央各个时期的战略部署，结合山西实际，坚持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一系列重要决策，三晋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让我很是欣慰。山西步入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不仅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而且需要更多的创新担当。同时，还需把握好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为此，我专门撰文剖析，现将1990年3月26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正确认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文中，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一些认识呈现出来，供读者参考借鉴。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发展的关键的10年，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课题，就是处理好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我们要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求得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正确认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实践中妥善处理它们的关系，对于取得全局的主动，使我们的国家有一个长治久安和迅速发展的局面，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稳定，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包括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稳定，核心问题是保持政治与政局的稳定。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离开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的国家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是全国人民的共识，也是历史的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维护了较长时期的政治、社会的稳定。必须使每一个希望祖国振兴的人都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饱受战乱和动乱的蹂躏，饱经曲折和磨难的国家，一个人口大国，维护长期稳定，就是维护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希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则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
稳定是改革的前提，只有安定团结才能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变动。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要有破有立。要打破传统体制，建立和形成新体制，必然涉及各种社会阶层、群体和人民之间利益的调整，冲突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改革时期通常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复杂的时期，会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正因如此，越是改革时期越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理顺各种关系，冲破重重阻力，把改革推向前进，首先要有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其次领导和群众要上下一心，要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意志。没有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任何改革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改革能够起步，也会半途而废，最后导致失败。
稳定不单是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把发展解释为社会进步，认为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集中地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适度的发展速度，这是发展的基础。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中央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把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作为主要标志。其次，发展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最终目的。发展要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的全面进步和精神文明的提高，要保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各民族繁荣昌盛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稳定和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发展是在稳定中的发展，而发展又必须带来社会的稳定。但是，发展和稳定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伴生物。比如，一些西方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然而社会财富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道德沦丧、吸毒贩毒、恐怖活动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影响了人们的安全和稳定。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引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绝不能引进它们的制度，还要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全盘西化”主张不能为我国社会主义带来发展进步，只能造成混乱、动荡和社会倒退。
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其统一性表现在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稳定是前提和条件，改革是动力和途径，而发展既是目标又是历史的过程，三者共处于统一体中。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是由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所推动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有时候使改革成为主要矛盾，有时候使稳定变得十分突出。我们的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不改革就不能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当改革引起的社会变动积聚到一定程度，特别是由于改革中出现了急功近利，只求短期速效，引起经济变动，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损害国家的长远发展时，有必要突出强调稳定。从根本上说，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只是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
政治要稳定，必须坚持积极稳定的方针。我们的稳定并不是保守消极的稳定，为稳定而稳定，更不是停滞不前的稳定。采取积极稳定的方针：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搞好政治整顿、深化改革，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没有改革和发展的稳定是虚假的稳定，最终并不能够稳定。只有立足于改革和发展，正视困难，振奋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经济工作，完成经济增长指标，抓好农业生产，抓好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业品生产，增加社会有效供给，才能稳定物价、稳定人心、稳定局势。其次，要认真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要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特别要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取得稳定的根本保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重点是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素质。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党的基础，是人民政权的基础。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比较多，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坚决惩治腐败，继续抓好反贪肃贿大案要案和廉政建设。只有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民心稳定了，人民政权和政治局势才能稳定。采取积极稳定的方针，还必须狠抓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全民的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凝聚起来的，只能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稳定的根本性措施。
改革要稳健，必须以深化改革促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怎样正确处理稳定和改革的关系？就是要把改革和稳定结合起来。对改革有这样三种错误观念：一是因为改革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和缺点，就否定改革；二是把当前的政治整顿和改革对立起来，认为治理整顿是“改革受挫”，是“倒退”；三是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面否定改革，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不这样就不是改革。我们要把改革同稳定结合起来，就必须防止和反对以上三种错误倾向。要树立这样的观念：不继续深化改革就不会稳定；不把握住改革的方向，让改革滑向资本主义就不会稳定；改革急于求成，贪快求进，也将导致不稳定。
我们要在维护稳定中，继续加深改革开放意识。中国的改革不可逆转，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伟大的功绩，就是结束了十年动乱，推动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否定改革，就是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和路线。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完美更巩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改革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那样的“改革”，就没有共产党的牌子，社会主义的旗子，工人阶级的台子，结果只能把国家引向动荡和混乱。我们要牢牢把握住改革的方向，把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住。
坚持把稳定和改革结合起来，就要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改革和治理整顿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治理整顿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治理整顿对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改革的健康发展。这是稳定经济的需要，也是稳定社会的需要。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只能以稳求进、以稳求好、以稳求快。这要求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做到政策稳妥、步子稳健。要注意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防止急躁冒进。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要反复论证，周密准备，避免失误。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对已经出台的措施要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
发展要稳步，要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作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今后的发展，既要推进社会的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既要促进经济的增长，又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党中央为我国经济发展提出的指导方针，它同时也适用于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持续，是指发展的渐进性。发展是长期的量变过程，要立足于已有的基础，分阶段、有步骤地前进，要充分考虑客观可能和社会群众的承受能力，坚持迈小步不停步。稳定，是指发展的均衡性。发展绝不能大起大落，要微波细浪，保持适当的速度，力求减少周期波动的幅度，要以经常性的“微调”防止严重失调下被迫进行大调整、大修理。协调，是指发展各方面的同步性。经济社会各方面按一定结构，呈现出相关和有序的状态，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不但要促进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且要使经济的发展同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同步，使经济增长同社会发展、环境的改善协调，使物质文明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
发展同稳定结合起来是由中国国情和客观规律决定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短缺，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渐变过程，只能打“持久战”，不能速战、速决、速胜。在我们指导工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如果不从国情出发，违背客观规律，头脑发热，急功近利，幻想创造“奇迹”，就要受到惩罚。历史已经证明，不顾省情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增长，只能造成重大失调，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和衰退的境地，引起各种不安定因素，触发社会动荡。这是我们应当牢记的深刻教训。
上述是我在山西工作时的体会，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工作的回顾和体会，主要是对改革发展过程中稳定、改革和发展关系的研究和分析。
结束语
40年过去了，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我的参与和实践，内心十分感怀。近看1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蹄疾步稳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了1 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同时，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现了改革和开放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国既从世界汲取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也让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人民。几年来，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这令我叹服、让我敬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工作成就时指出：“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些历史性变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
步入新时代，纪念改革开放40年，是为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审视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奠定基础。我衷心希望，山西各级领导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一个指引、两手硬”的重大工作思路和要求，以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以勇于创新和担当的精神，全力推进山西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全国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示范区建设，兴晋富民，努力开创新时代山西各项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