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维新思潮的兴起和戊戌变法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陆续开办了一些近代企业。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和由此带来的优厚利润，无不对中国的商人、官僚、地主、买办产生吸引和刺激作用。加上洋务企业的创办，也为他们投资近代企业提供了“榜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要求在中国开矿设厂、建铁路、架电线，引起国人的抗争，而各种外资企业侵蚀中国利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也引起国人的戒心，于是提出了“商战”“稍分洋商之利”等口号。这些都推动了商办企业的产生。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甲午战争，先后创办了大约170家商办企业，主要分布在机器修造、缫丝、纺织、火柴、造纸、印刷、航运等行业中。其中华侨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工厂，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一波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在艰难的条件下得到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间新创办的注册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有60多家，总资本额达1 200多万元，其中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有21家，还出现了资本额达80万元以上的较大型的商办工矿企业。[1]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产生和发展上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外国资本家利用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雄厚的资本，向中国倾销商品，垄断市场，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它产生开始，就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发展缓慢，力量微弱，始终没有能够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而形成的，主要由三部分人转化而来：一是由买办和地主官僚转化而来；二是由商人转化而来；三是由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化而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它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排挤、压迫，因而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程度上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的特点，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逐步形成了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早期维新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等。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商战”抵制外国侵略。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西方列强的武力征服与经济掠夺，是交相为用、相辅相成的。经济掠夺是先导也是目的，武力征服是保护经济掠夺的手段。列强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基于这种认识，郑观应提出，“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的实质是办商务以便经济竞争。郑观应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倡导“商战固本”，以此来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练兵将，制炮船，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2]。这种主张，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近代工商业、抵制外货倾销，并与强大的西方列强相竞争的愿望。此外，他们还对洋务派的求富自强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认为洋务派只知道“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是“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是“舍本图末”，难以达到御侮图强的目的。
第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不合理的税则，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中国海关税则不能自主，列强在华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特权，外国船只有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自由航行和停泊权利，这些是中国工商不兴的重要原因，他们要求政府“于期满换约之时，重订税则，据理力争，务使之就我范围而后已”，并说明“加税乃我固有之权，不得谓税章之利洋商而害华商者历有年所，中国习惯自然，势难变易”[3]；主张中国海关实现关税自主，反对列强控制，认为“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4]。
第三，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实行君主立宪。早期维新思想家中，有的是在洋务运动兴起前后派往欧洲留学或考察的留学生，有的是曾参与“洋务”的开明士大夫，有的还在欧洲一些国家担任过外交使节。他们从中外的国情对比观察中，产生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怀疑和对资产阶级民权的倾慕。马建忠在介绍西方分权的学说时说：“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5]王韬通过比较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和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三种类型的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最优越。王韬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6]陈炽则以英国、德国为例，肯定和赞誉这两个国家“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是“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7]。他们认为，只有仿效西方，实行变法，才是维护国家独立，实现民族振兴的根本出路。
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这些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和参与政权的要求，也反映了他们反抗外来压迫和追求民族独立的愿望，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向，并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发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刺激和唤醒了民族救亡意识。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8]甲午战争后，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运动。
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康有为就开始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1890年至1893年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培养了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一批维新骨干。在此期间，他还致力于变法维新理论著述，先后撰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奠定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
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有为通过考证，论证了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若经典权威的古文经学，实际上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杜撰的伪经。这一观点否定了千余年来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理论依据的古文经学的正统地位，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的“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陈腐观念，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及其所造成的思想沉寂局面，在当时知识界引起强烈震动。《孔子改制考》一书侧重论证了所谓孔子托古改制的主张。康有为宣称，“六经”为孔子所作，“六经”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论来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康有为虚构出一个主张“改制”的孔子，竭力将自己的变法思想说成是阐发孔子学说中的“微言大义”，以此论证他的变法维新主张，是完全合乎“圣人之道”的。康有为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是试图借孔子的权威来为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等人群情激愤，发动了1 300多名举人，于1895 年5月2日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对日割地、赔款之危害，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要求，恳请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尽管上书未能送达皇帝手中，但这次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为了制造变法舆论，培养维新骨干，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官吏对维新变法的理解、支持和参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宣传变法图强思想，使维新变法运动逐渐高涨起来。这些宣传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编译著作。严复先后翻译了一系列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名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其中，以《天演论》影响最大。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观点，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观念，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在当时正处于亡国灭种危机中的中国掀起狂涛巨澜，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9]。胡适也回忆说：“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10]
二是创办报刊。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这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宣传西学、鼓吹变法的报刊。至1897年底，各地创办以维新变法为宗旨的报刊达19种，其中以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的《湘报》影响最大。梁启超曾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多家维新报刊的主编或主笔，他以通晓流畅、新颖而又犀利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三是组织学会。1895年8月，维新派的第一个学会北京强学会成立。强学会每10天集会一次，痛陈列强侵略下的危迫形势，研究挽救时局的对策。至1897年底，各地维新派共建立学会33个。这些学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在各地的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上述宣传活动，使其思想影响迅速扩大，从而开创了一个维新变法的新局面。在维新派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并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推行新政的诏书，其内容主要是：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开办邮政；民间组织商会、农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整顿厘金等。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撤闲散衙门，裁汰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广开言语，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准许各地开设学会、报馆等。军事方面：裁汰绿营，西法练军，使用洋枪，改练洋操。文教方面；提倡西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取消书院，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准许自由开办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
维新派试图通过光绪皇帝推行的这种改革方案，遭到了朝廷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因此，光绪皇帝颁发的实行新政的许多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未能付诸实施。9月21日，经过周密部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突然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随即宣布临朝“训政”，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日本。谭嗣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起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人士和参与新政及支持变法的官员，或被囚禁，或被罢黜，或被放逐。至此，戊戌变法运动失败。
戊戌变法运动既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又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四处奔走呼号，提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具体举措，渴望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道路，表现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维新派主张兴民权、开议院，要求变革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趋势。维新派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批判封建君权和科举制度，传播西方进化论，对社会进步和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们所要依靠的光绪皇帝又无实权，这就使其变法活动因缺乏群众基础而最终被封建顽固派所扼杀。
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走自上而下的温和渐进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注释
[1]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869～91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2]《郑观应集》，上册，5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郑观应集》，上册，70页；赵劲、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料选辑》，中册，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郑观应集》，上册，546页。
[5]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卷二，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3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7]《陈炽集》，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8]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24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
[9]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载《民报》第2号。
[10]胡适：《胡适自传》，90页，合肥，黄山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