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9—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问题的进程中，实现了两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联系？有专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的29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1]；也有专家认为， “暂时性中断”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 “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虽然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观点，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 “文化大革命”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断了十年”[3]。

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历史发展进程的曲折性，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艰巨性。1949—1976年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伸、准备”说也好， “暂时性中断”论也罢，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实践经历，体现了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毛泽东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5]现在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94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日益结合的94年。1949—1976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虽有曲折、失误甚至失败，但也取得了实践成果，提出了崭新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则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中国共产党在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处理过渡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过渡时期的工业化道路和方式，过渡时期协调农业、农村和农民关系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认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工业为主导，坚持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特殊化；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

诚然，1949—1976年期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虽有不尽成熟和略显稚嫩之处，有的在实践中也未能坚持和落实，但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呕心沥血、艰辛探索获得的宝贵财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经历和理论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注释

[1]龚育之、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张静如：《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概论》，载《教学与研究》，1999 （6）。

[3]张静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几点想法》，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3）。

[4]《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