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争论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事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恩格斯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表明，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进程应当与客观历史现实的发展进程一致，换句话说，事物的实际历史发展从哪里开始，人们考察事物的逻辑思维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历史的起点同时也是逻辑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形成的历史起点从哪里算起？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有六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始算起。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多，而且主要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角度来考察的，认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萌芽的开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讲，这条道路的起点应当是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用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从广义上来考察和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源头，就可以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因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精神，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开始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第二种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在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有许多学者认为，1956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改革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奠基而主要由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向前进，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有学者主要从我们党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引用毛泽东所说的“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来阐述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也有学者从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后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角度，进一步提出八大以后邓小平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而1975年的全面整顿便是他这种独具特色的思想在特殊环境中的延续和发展。

第三种观点：20世纪60年代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不同的、符合中国实际的重要思想观点。例如，1962年在恢复发展农业问题上主张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思想。当时农村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成了党内讨论、争论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提出：“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2]这里凸显出生产力标准。1975年诬称邓小平“右倾翻案”，主要指的就是这些思想观点。毛泽东当时错误批评说“还是‘白猫、黑猫’啊”，针对的也是这些言论。

第四种观点：1975年的整顿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时，在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各方面都要整顿》等几次谈话中，邓小平实际上已提出了至少涉及邓小平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重要观点。邓小平说，整顿也就是拨乱反正，“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3]邓小平还明确提出：“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4]正因为如此，1998年12月，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5]

第五种观点：1978年9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是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起点，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邓小平在这次视察东北三省期间，“走一路讲一路”，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怎样正确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述，尖锐批评了那种违背实事求是、搞“照抄照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确立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因此，这一时间点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

第六种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起点。这是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观点。不过，在具体阐述时，由于视角不同或认识不同，理由也不尽一致。龚育之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而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他特别强调不要模糊这个起点，并表示不同意有的文章把这个理论追溯到1956年甚至追溯到1949年的观点，认为那已经不属于这个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问题，而是属于这个理论同过去的历史经验的联系和继承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探索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探索的关系，不是单纯延伸，而是一纠正、二继承、三开拓和创新的关系。他的这种论述虽说是在党的十四大之后的1993年，但在党的十九大后的今天仍得到理论界大多数人的认可。也有研究者在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重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起点时，着重强调这次会议的历史功绩在于端正了三条路线和提出了一个方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