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广场生活
“我想，我们应当都愿意读一本关于城市每条街道的书，
而且一定不满足于此。”
——弗吉尼亚·伍尔夫《重访伦敦》（“London Revisited”）（1916年）
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孤独地立着一位女子的雕像。女子倾身向前，将水倒入壶中。她膝下的喷泉饮水器早已干涸；通往她身后公共厕所的台阶封上了木条；她的右侧立着成排的乔治时代的建筑，恢宏庄严，被繁忙的建筑工地阻隔。吉尔福德街上车辆川流不息，将布卢姆斯伯里与克拉肯威尔、伦敦东区连接起来。汽车尾气侵袭着她，在她脚下，工人们坐着吃三明治。吉尔福德街就建在舰队河的河岸上，可这条河流已湮没在历史之中。这位女子的名字、过往，人们也已无从得知。她是凝结在此刻的过往的残余。
城市由道路和建筑构成，却也少不了传奇和回忆：各色各样的故事使砖石和沥青变得生动，并联结历史与现实。最初，1870年，一批女性为纪念她们的母亲，委托亨利·达比希尔设计了这座雕像：撒玛利亚妇人。雕像正位于梅克伦堡广场入口处，并不惹眼，但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这是“伦敦街上为数不多赏心悦目的雕像”。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年高德劭的政治家的雕像，颂扬他们为帝国做出的贡献。伍尔夫却为这个无名女子雕像着迷，她似乎代表着另一种被掩藏的历史。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我不揣冒昧，做以下推测，那数不胜数没有署名的诗篇，大多出自女性之手。”她在这本书中描绘了在伦敦的漫步，观察女性交谈、走路、购物、售货；她们每日生机勃勃，令她想起“所有史书之外的生活”—鉴于史家之笔向来只书“伟大男性的生活”—还有待记录。在伍尔夫看来，这座雕像以反叛的姿态，致敬伦敦历史上被遗忘的女性，以微弱但不容忽视的声音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些因受限于性别而或被书本忽略、或始终无法施展才华的女性。
1917年5月，T. S. 艾略特向母亲描述自己前往拜访新同事、美国诗人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的见闻。当时两人都供职于《自我主义者》杂志。他写道：“伦敦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人总能在这里探寻到新的角落；这位女性住在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破旧而美丽的广场；广场位处城区中间，靠近国王十字车站，但有开阔的老式花园。”梅克伦堡广场位处布卢姆斯伯里最东边，有科拉姆园区和野兽派风格、形似金字塔的布伦斯威克中心作为阻隔，距离更为知名的花园广场还有些距离，因此仍是一处清幽静寂的所在。广场边缘是一片墓地（圣乔治花园）和繁华的格雷律师学院路，中心地带有高大的树篱遮挡着，不向外人开放—这对布卢姆斯伯里来说并不常见。但对曾经的房客D. H. 劳伦斯而言，梅克伦堡广场是“伦敦黑暗而生气勃勃的中心”。
二十世纪初，梅克伦堡广场是一个象征“激进”的地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狂热的岁月里，梅克伦堡广场是本书中五位女性作家的栖身之所。弗吉尼亚·伍尔夫带着行李包裹来到这里时，正值政局动荡不安之际；她在日记中认真思考，“如何在战争中生活下去”。她不知道的是，早在二十三年前，就在同样的地方，另一位作家，看着齐柏林飞艇空袭将她书架上的书震落，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希尔达·杜利特尔，笔名H. D.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住在广场44号。就在她的丈夫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在法国参加战斗时，她正于家中宴请劳伦斯和他的妻子弗里达。H. D. 后来突然离开广场，前往康沃尔郡寻求新的开始。三年后，1921年，多萝西·利·塞耶斯（Dorothy Leigh Sayers）就住在H. D. 曾经住过的屋子。H. D. 在这里开启了日后将耗尽毕生心血的自传体小说系列；而塞耶斯也正是在此写下人生中第一本侦探小说，创造出诙谐睿智的彼得·温西爵爷这一形象。1926年至1928年，古典学、人类学先驱简·艾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在广场资助一家俄语语言文学杂志社，与不同的流亡知识分子共事。1922年至1940年，历史学家艾琳·鲍尔住在广场20号，她在此召开社会主义者集会，绘制反法西斯的未来图景，为英国广播公司撰写关于和平主义的广播稿，在家中厨房举行欢闹的聚会。
这五位女性中有一两位彼此相识，剩下的也多通过共同的兴趣、朋友甚至是爱人而彼此联结，但她们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时间并不重叠，并不是一个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团体。H. D. 和塞耶斯在这里生活时，正处于探索职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伍尔夫和哈里森则在此度过了人生末尾一程；鲍尔在这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之久，塞耶斯和伍尔夫则都只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但对所有人而言，在广场度过的时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她们有着重大的影响。她们都认同长期以来迫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系虚幻而极不稳定：她们以写作和生活方式试图为女性打破界限，为女性重塑全新的叙述方式。在梅克伦堡广场，她们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打造一种可以让自身才能得到发挥的生活方式，寻找可以支持她全心工作、无须为家务琐事分心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容易。她们在广场的生活展现了那些试图发出声音的女性在个人生活、职业领域曾遭遇过以及日后仍将面对的困境。
从出生以来，我一直在伦敦生活，但在2013年某个夏夜机缘巧合步入这里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梅克伦堡广场。墙上挂着一块纪念H. D. 的蓝色牌匾（这也是广场今日对本书中五位作家唯一的纪念），久受岁月侵蚀，上方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我久久凝视着窗帘，想象着近百年前发生在不远处的对话。回家后，我读着这座神秘广场的相关信息和那一长串曾在这里居住的著名人士的名单，惊讶地发现，在相近的时间内，竟有那么多杰出的女性作家选择将这里作为家园—有些名字我虽没听说过，但和那些更为知名的作家相比毫不逊色，她们的生平一样跌宕起伏，她们的作品听上去一样引人入胜。我迫切想知道是什么吸引了这些女性，她们在这些庄严的高楼中过着怎样的生活，她们在怎样的环境下写下这些充满力量的小说、诗歌、回忆录或历史作品（她们在作品中常常写到这座广场）？她们地址簿上同样的地名纯粹是一个巧合吗？还是说，梅克伦堡广场对她们有着一些无法抵抗的吸引力？表面看来，她们拥有迥异的性格，为不同的关切占据心力，沿着偶有交叠但总体全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前行。除了都在某些时候栖身在这个布卢姆斯伯里不为人知的角落，是否有什么更本质的东西，将她们联结在一起呢？
后来有一次，我发现自己就在广场附近，就绕道过去。我逛了一会儿，想从浓密的树篱间找到空隙，好从中瞥一眼花园，忽然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那句著名的宣言：“女人要想写作，得有钱，还得有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发去罗素广场地铁站之前，我又看了眼H. D. 的阳台，伍尔夫这篇一流的文章或许能帮助我理解这些女性在这里生活的肌理，那些她们反抗的偏见、抓住的机会。我猜想，或许H. D. 、塞耶斯、哈里森、鲍尔以及伍尔夫自己，她们在这里寻找的正是伍尔夫敦促女性作家去追求的：既是字面意义、也是象征意义上的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种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爱、去生活、去工作、去写作的家庭生活。我推想，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将她们吸引到布卢姆斯伯里的，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拥有丰富的文学宝藏，不远处就有大英博物馆阅览室、西区的剧院和餐馆，这里可以容纳新的生活方式，激进的思想在富于变革激情的政治氛围中得以扎根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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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女性从物质条件、精神状态上都被剥夺了创作艺术作品的基础。她解释道，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无法接受系统教育，无法得到正式职位。社会向女性灌输的思想是女性的价值在于婚姻。一旦她们胆敢公开发表观点，一定会招致嘲笑和鄙夷，更别提因付出的劳动获得报酬。她写道，难怪女性的身影“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文章开篇讲了伍尔夫在剑桥的一次经历。她约朋友会面，从一个只接收男子入学的学院穿过。正当她沉浸于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时，有人严肃地提醒她，图书馆不对女子开放。他们将满屋的知识悭吝地看守起来。这次经历在伍尔夫脑海中印刻下了这样的印象：学术机构排斥女性。但也就在这一天，伍尔夫后来漫步在女子学院内，春日暮色影影绰绰，她竟见着个佝偻的幻影，“她有着宽阔饱满的额头，衣衫简陋，谦逊而令人肃然起敬”，正专心地思索着什么，慢慢从露台上踱步过去。伍尔夫惊叹道：“这会不会就是那位闻名遐迩的大学者简·哈里森呢？”那正是简·哈里森的幻象。作为一名古典学者，哈里森在古典宗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成就，影响了一代现代主义者。哈里森逝世于梅克伦堡街上的家中。就在几个月后，伍尔夫来到哈里森过去的学院任教，课堂文稿整理出来后，正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朦胧的幻影，为这则被轻蔑的讥笑和紧闭的大门充塞的故事带来了第一缕希望。社会将女性困囿于家室，训诲她们娴静端庄。倘若她们背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则必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这样的束缚制约着女性的想象力。伍尔夫对此做了探究，有感于哈里森的经历，她的失落更是化为愤懑。伍尔夫哀叹，女性既没有作品传世，也没有在历史叙事中留下身影，“我们得回想起母亲，才能确认自己的女性身份”。伍尔夫希望，女性能够享有智识上的自由。哈里森正是这样一位为数不多的、享有智识上的自由的女性。生于1850年的哈里森，在几十年间经历无数挫折、几次三番被学术殿堂拒之门外之后，终于成为第一个具有专业学者地位的女性。大学毕业后，她申请的学术岗位先被授给了男性同辈学者，后又授给了这位学者的男学生；一直到近五十岁回到纽纳姆学院，她才找到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环境，这里给予她认可，给予她充足的时间和薪酬去完成让她声名鹊起的作品。正是她的成功，为后来的女性作家、女性思想家涤清了道路，如伍尔夫、鲍尔、塞耶斯和H. D. 。如今我仔细翻阅她们的书和留存下来的信件，注意到她们生命和作品中彼此之间的交集，我突然想到，梅克伦堡广场的发展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伍尔夫所寻找的女性主义传统。这五位战时住在广场的女性，都拓展了学术的边界，创新了文学的形式，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变革：她们拒绝受限于女性身份，致力寻找一种不同的、以自身创造活动为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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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哈里森以外，本书女性都出生于1882年至1893年，成长于一个中产阶级女性正经历剧烈变革的阶段。过去那种以觅一门好亲事作为女子终极目标的观念不但听着陈腐古板，也逐渐不具备可行性：人口比例失衡，女性人口远超男性，这一现象在1851年人口普查中初现端倪，并在后半个世纪日趋严重。一些社评人员为此十分恐慌。一篇发表于1862年名为《女子冗余之因》的文章提议将女子运往殖民地寻找丈夫，或者让娼妓教她们如何与人调情，指出女子“生来的使命本在于辅佐男子，为他们增添愉悦、装点生活”，并警告道，这样一来，“她们将被迫独立，过上不完整的生活”。也有一些更切实际的提议提出应拓展女性的视野。维多利亚时期，女子接受的教育主要是语言、缝纫、音乐，都是为日后承担家务做准备，而更高等级的学科如数学、古典文学则不在课程列表之中。但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社会逐渐接受这样的新观念：为便于日后就业、在经济和政治地位方面获得平等待遇，女子应该接受和男子同等的教育方式。因此，新式的学校、学院开始开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男子死于战争冲突，人口比例失衡更是达到顶峰，1921年人口普查显示，国家有一百七十五万“女性人口过剩”。（小报的杞人忧天让艾琳·鲍尔发笑，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揶揄道：“天哪，难道就因为没和一个男人绑在一块儿，我就是过剩的女人了吗？”）与此同时，新的机遇也开始浮现。1918年2月6日，英国法律赋予妇女选举权，虽然这时还有一定的附加条件：女子年龄必须在三十岁以上，并且有一定数额的财产。次年，《排除性别无资格法》通过，法案主张“人们不应因受限于性别或婚姻状况而无法承担社会公共职能”，从而创造了许多曾将妇女拒之门外的职业机遇。
屋外，女性在公共空间所扮演的角色发生着变化；屋内，她们在家庭内部的生活方式也在急剧转变。伍尔夫独具匠心地用一间现代房间来比喻工作和教育带来的解放作用，这间房间完全不同于客厅，“过往几千年以来，女子都坐在客厅，年深日久，她们那富有创造性的气息都沾染在了墙上”。她认为，重塑传统生活起居安排，不仅仅是女性自由提升的外在标志，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想象之中，家是宁静、富有女性气息的处所，远离一切世俗的劳作。1864年，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称家为“神圣之地”，无瑕的贤妻守护着这里的宁静。丈夫结束一天辛勤的劳作回到家中，妻子将无微不至地照料他；妻子所接受的一切教育，并非为了发展自身的兴趣才能，而是为了摒弃欲望、牺牲自我。维多利亚时期这种对女性身份的幻想使人感到腻烦，伍尔夫在论文《妇女的职业》中将之描述为“天使主妇”，现代女性作家必须从这种幽灵般的阴影之下挣脱出来。简·哈里森在几年前表达过相似的观点。1913年在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盟大会上，哈里森发表名为“科学共同体的缺失”的讲演。她提出，传统中产阶级家中的布置陈设正是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有力写照，这“实在令人沮丧”。客厅虽名为主妇的领域，实际上却是公共性质的，“访客会被引到客厅。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来，你没法专心沉浸思考”。与之对应，丈夫的书房“却自古以来有着种种禁忌，不容侵入”，丈夫在这里可以“沉思、学习、明理”；哈里森还注意到，书房里“很少会摆两张凳子”。存在于家家户户、截然不同的这样两个房间，正是社会从未平等对待女性的一个象征。哈里森写道：“对我来说，不允许我使用书房的房子，算不得家。但我一向知道，我也算不得‘真正的女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女性对书房的需求。”
伍尔夫在1938年发表的随笔《三个旧金币》（Three Guineas）中批判维多利亚时期家庭生活“空洞、偏狭、专制、虚伪、道德败坏、充满恶意”，旨在迫使女性屈服顺从于父亲、丈夫的意愿，这种受到压制、令人不堪重负的传统家庭生活，直接导致妇女在公共空间中也受到压迫：“公共社会与家庭内部密切相连……家庭内部的专制与顺从，会带来整个公共社会的专制与顺从。”伍尔夫坚信，女性要想在社会上取得一番成就，必须相应调整她们承担的家庭任务以做出支持。
环境改变带来的解放，是伍尔夫终其一生在各种小说、随笔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话题。而每每写到这一话题，她都会回想起自己在二十二岁那年离开那座黑暗、湿冷的维多利亚式老房子。这座房子位于肯辛顿区海德公园门22号，屋子里的装饰压抑逼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葡萄酒和雪茄的气味，装满父母离世的记忆。她抛下这些过往，来到布卢姆斯伯里地区戈登广场一座宽敞的大房子“有一个新的开始”，她和兄弟姐妹们相信“将拥有全新的生活”。戈登广场46号的这座房子，墙面洁白清爽，前门是明媚的朱红色。在这里，弗吉尼亚再也不需要整日端坐在客厅，给父亲和他的贵客敬茶；或是参加无趣的派对，被同母异父的兄长逼着见一个又一个的适龄青年。她拥有了梦寐以求、独属于她的起居室；楼下有不同的朋友放松地躺在沙发上，喝着可可或威士忌畅谈哲学、艺术、性别相关问题，直到晨曦微露。她的朋友瓦奥莱特·迪金森送了她一只墨水瓶作为暖房礼物。没过几个月，伍尔夫就在《卫报》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书评。收到第一份工资单时，伍尔夫满心欢喜地写道：“现在我们是自由女性了！”自给自足，虽然还算不上稳定，却让伍尔夫开心无比。（兄弟姐妹几个为了支付房租，卖了一些父母收藏的萨克雷手稿，为此很是焦虑。）伍尔夫在自传中将这次搬家带来的精神解放几乎神化，这表明生活境况的改变可以大大转变思维角度；搬到布卢姆斯伯里之后，伍尔夫感到自己告别了海德公园门22号那种“表面受人尊崇，实际虚假而陈腐”的生活模式，投入一个具有开放性对话的新世界，去探索职业发展的无限可能。
伍尔夫有了作家、“自由女性”的新身份，身份的转变自然会涉及住址的更迭。本书中的女性，无论是居于困顿摸索前路之时，还是在探索职业起步或进一步发展之时，都曾仔细思索想要在怎样的屋子里生活。来到梅克伦堡广场之时，她们各自处于人生的不同阶段，但都因为搬到这里而在关键时刻有了崭新的开始：通过选择在广场安家，她们勇敢地宣告她们是怎样的人，想过怎样的生活。从私人居所着手，研究女性的公共生活并借此审视她们的写作、职业、政治观念和交际关系，或许颇有些矛盾。但她们都满怀希望、壮志勃勃，在思考想要怎样的个人生活之时，也免不了需要思考想要在怎样的社会中生活。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政治地位上，她们中每一个人都竭力追求伍尔夫所说的“智识上的自由”。伍尔夫将其描述为“按自己的方式思考，坚持个人追求的权力”。伍尔夫的母亲“一生之中，从美丽懵懂的少女，到进入婚姻、养育子女，就像画布上的公主，从未真正苏醒”。她们不愿重复加诸女性身上的传统模式，而是决心自立谋生，以工作为中心—即使这意味着放弃传统的家庭生活。
如伍尔夫所写，这些女性清楚地知道“智识上的自由有赖于物质基础”：她们能否继续写作、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无法由自己随心掌控，而是受到现实条件制约。她们需要且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持续的方式—通过写作、翻译、当老师、当编辑—挣到在伍尔夫看来对作家必不可少的每年五百英镑，用来支付房租、守卫她们奋战得来的独立。她们在阶级、教育、社会等级上都占有一定的优势；其中也有人继承遗产或得到津贴，有家庭在经济上给予助力，但没有一个富有到从来无须为钱财忧心的程度。即便有着一些外部的有利条件，内心也抱有坚定的信念，她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依然岌岌可危、极不稳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女子接受教育仍属离经叛道；流行漫画中的“文学女性”形象，总是面容枯槁、憔悴萎靡，吸着烟，穿着钉靴，将男人踩在脚底下；惯用标题博人眼球的《每日邮报》将生育率降低归咎于女性忽视天职。这五位女性都曾在追寻理想生活的路上陷入绝境：无法得到与兄弟同等的教育机会；相比男性同事，她们职位低、薪酬少；无法取得正式学位，被大学列为二等生；被期望甘居幕后，做男作家的灵感缪斯。她们都立意写作、做研究、出版书籍，义无反顾，但极有可能得不到认可：她们必须向世人证明作品的价值，同时面临着自我怀疑。
后人在书写、阅读传记文学时，这时的主人公早已功成名就，因此免不了代入先知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人们很难会想到这些人物原本很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很难切身体会到伍尔夫1911年自觉前景黯淡的绝望，“二十九岁，未婚，一事无成，没有孩子，一介怪人，不入流作家”；也很难对H. D. 和多萝西·L. 塞耶斯的忧惧感同身受，这时她们的作品远远未受广泛认可，她们生怕自己写得不如周围贬低她们作品的那些男人。塞耶斯最杰出的作品《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①探讨那些“情感细腻且头脑睿智的不幸女性”如何既能品尝心心相印的甜蜜，又能保持独立，保有对知识的进取心—本书五位女性所探索的这一人生命题。她们各自对探索内容的表达方式或许不尽相同，但在决定以自由女性身份生活的环境、方式时，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以下问题：与其费尽心力去找寻一段不会影响创作的关系，或许不如抹去婚姻这个选项会来得更为简单干脆；成为母亲会不会把她们奋力够到的机会又推远；为了换取经济上的安全感，该牺牲什么样的创造力。掌控生活安排所带来的欣喜，仅仅是个开端。伍尔夫对听众中的女学生提出挑战：“现在你已经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但这里仍空空荡荡。你必须为它配备家具，装点缀饰，找到与你同住屋檐下的室友。你将为它配备怎样的家具，用什么风格进行装饰？你将与谁分享房间，订下怎样的协议？我想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这是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有资格提出这些问题，也是第一次可以自行决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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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偏偏是布卢姆斯伯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这座大都市飞速发展：大量民居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规整林立的公寓楼、玻璃明净的商铺；双轮有篷马车逐渐淘汰，取而代之奔驰在马路上的是有轨电车和汽车；以往路上消散不去的马粪臭味也变成了汽车的有毒尾气。伦敦的中心是大英帝国的心脏，整个欧洲的缩影：克拉肯威尔区有一片区域有“小意大利”之称，苏活区有一片法国人聚居区，费兹洛维亚区有一个德国社区（这里在“一战”后发生骚乱，许多暴徒被扣押拘禁，之后渐渐衰落）。伦敦的知识生活中心，也就是学识最集中、文艺创作最活跃的地方是布卢姆斯伯里区。这里有建于1826年的伦敦大学学院，因拒绝以宗教信仰作为入学标准而有“高尔街上的无神论学院”之名。这所学院立足于科学与艺术而非神学，向市民提供平价教育。这里还有第一个接收女子的高等教育机构（位于贝德福德广场的女子学院），以及专门为工人开设的夜间课程。街边小巷中出版社聚集，这一带还以书店闻名，有布卢姆斯伯里街上的尤利西斯书店（店内存有店主雅各布·施瓦茨［Jacob Schwartz］购得的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手稿）、特维顿街上以书籍艰深晦涩著称的巴雷尔与加尼特书店、德文郡街（现为博斯威尔街）上哈罗德·蒙罗开设的诗歌书店。人们会沿着摇摇欲坠的楼梯爬到阁楼，喝着雪利酒，见证大诗人的新作亮相。区域中心正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阅读、学习，无须额外付费。阅览室所在的大英博物馆是英国第一家国家公共博物馆。博物馆前身是十七世纪豪邸蒙塔古大楼，1753年被改造成博物馆。1857年，在印刷书籍管理员安东尼·帕尼齐（Anthony Panizzi）的努力下，一座大型图书馆面世，镶金边的天花板被涂成螺旋状的天蓝色和奶白色，宛如辽阔无垠的天空。建筑物的穹顶高高耸立，模仿罗马万神庙建成。伍尔夫站在穹顶之下“像是对着巨大的、光秃秃的脑门”。1894年，《泰晤士报》评论道，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有着中心地位和建筑标志，囊古今之智慧学识，集诸文明之艺术精粹”。有着这样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阅览室，布卢姆斯伯里自然吸引着众多作家。
二十世纪早期的布卢姆斯伯里俨然是左翼政治与现代文化的代名词。这里住着高尔街上斯莱德美术学院的艺术家、模特，一到晚上，他们就结伴涌入画室跳起狐步舞。画室里乱糟糟地堆着用于静物写生场景的物品，还有画了一半的油画。1920年代，布卢姆斯伯里最为人熟知的自然当数“住在广场，成群作画，身陷三角恋”的群体，以及这里普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斯黛拉·吉本思（Stella Gibbons）甚至在1932年出版的小说《令人难以宽慰的农庄》（Cold Comfort Farm）中写道，“这些住在布卢姆斯伯里街和夏洛特街的大文豪，思想再开放不过，每周互换妻子、丈夫”。生于英属特立尼达岛的C. L. R. 詹姆斯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1930年代曾在这里的寄宿房屋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称这里“从视觉效果而言，堪称世界上最粗陋的地区”，但这里的“布卢姆斯伯里女孩”令他非常惊讶：她们涉猎广泛、独立思考，并且坚持“男性应该将她们作为独立个体来对待，摒弃从前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这个词的定义”。他总结道：“如果想过知识分子式的生活，布卢姆斯伯里再合适不过。”
这里旅馆房费低廉，世界各地的旅行者都乐意在此落脚：在酒馆、讲堂大厅、寄宿房屋，费边主义者可能会遇到印度教教徒，来自澳大利亚的学生可能会碰上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如1935年的指南书所述，这里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如发起创立《伦敦诗歌》杂志的泰米尔族诗人坦比穆图（Tambimuttu），在距离罗素广场不远的东方学学院任教的中国剧作家老舍，身兼工党议员、印度同盟领袖及企鹅鹈鹕丛书系列原编辑的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印度小说家、活动家穆尔克·拉吉·安纳德（Mulk Raj Anand）也在1920年代来到伦敦大学学院求学。他白天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哲学，得空就去咖啡馆、酒馆—通常是贝尔多瑞利、波吉奥利、博物馆酒馆—或与奥尔德斯·赫胥黎一同品尝奶油酥饼，或与T. S. 艾略特一起思考印度民族主义，或与南希·库纳德（Nancy Cunard）探讨种族关系，或与公交车售票员就《尤利西斯》的价值展开友好的辩论。他后来写道：“相比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塔维斯托克广场的客厅，这些对话中的布卢姆斯伯里更为辽阔、宽广。”
布卢姆斯伯里之所以有今日的名声，很大程度源自机缘巧合的建筑改造。十八世纪，这一带还是一片牧场，有精心打理的休闲花园、绵延起伏的田野，零星坐落着几座庄园。但在1800年，土地所有者贝德福德公爵让房产开发商进行改造，仿照考文特花园巍峨堂皇的广场，建造统一风格的公馆，将这里改造成上等中产阶级郊区。所有的改造严格按照传统核心家庭的需求：屋后是马厩，父亲乘坐马车出门工作；中央区域由屋子女主人掌控，仆人住在地下室。庄园禁止买卖生意，私人中央花园则洋溢着安康宁静的气氛。然而，公爵雄心勃勃的改造计划很快遇到了困难。他预想的目标租户—向往远离市区、清静的市郊的富有律师、银行职员—现在却更偏爱像梅菲尔区、圣詹姆斯这样的时髦区域，靠近皇家公园和高级商店。建于1837年的尤斯顿车站和建于1852年的国王十字车站，固然将布卢姆斯伯里与更宽广的世界直接相连，但相比而言，拥有清新空气、更为偏远的郊区或是奢侈繁荣的伦敦西区显然更受上流阶层青睐。新建的公馆公寓无人问津，其他广场的改造也陷入停滞。尖酸的媒体嘲讽布卢姆斯伯里为“偏僻、半开化之地”，只有“半土不洋”的中产阶级才会住在这里。另一边，公爵还得和那些非法转租的租客、临时私人旅馆打官司，不胜其苦。
梅克伦堡广场建于1804年至1825年，当时这片土地不在贝德福德公爵名下，而是归属育婴堂。1739年，航海家兼慈善家托马斯·科拉姆（Thomas Coram）建立起英国第一家收留孤儿和弃婴的育婴堂。当时一些女性因为遭遇强奸或是极度贫困而遗弃婴孩，她们把往往才生下来几天的孩子放在篮子里（通常还会放一些信物，这样日后或许还能相认），挂到育婴堂的大门上。不到十年，育婴堂就收留了四百多名新生儿。育婴堂所在的地区叫兰姆康杜场（Lamb’s Conduit Field，有“羔羊中转牧场”之意），以前是决斗场，在当时伦敦的最北边。在科拉姆之前，这块地属于索尔兹伯里伯爵。科拉姆向伯爵购买土地时，伯爵要求育婴堂必须将五十六英亩②面积的土地整块买下来。在议会的经济援助下，科拉姆把地买了下来。但在1789年，育婴堂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虽然育婴堂积极募捐，也有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和威廉·霍加斯的捐赠，社会捐赠资金还是在减少。面对越来越多的孩童，御寒需要衣服，充饥需要食物，管理人员左支右绌。
育婴堂名下有一大片土地可以自由处置。管理人员思索再三，决定先把对孩童们生活在城市环境健康状况“会受到不利影响”的担忧放到一边，委托建筑师塞缪尔·佩皮斯·科克雷尔在这片土地上建造庄园。主体部分就是后来的两大住宅广场：布伦斯威克广场和梅克伦堡广场。为了保留原来视野宽阔的乡村风景效果，每座广场都只有三面建有建筑物。梅克伦堡广场东边的建筑物风格华美富丽，外墙是粉饰灰泥的墙体，此外，还依照由约翰·纳什（John Nash）设计的伦敦摄政公园风格，采用爱奥尼亚式柱子，并设计风景优美的幽静处以供休憩。育婴堂的管理人员非常喜欢这儿的设计，为此向负责人—也就是科克雷尔的学生约瑟夫·凯（Joseph Kay）—额外支付八十个畿尼金币，并承诺他死后可以长眠于这儿的小教堂。广场中间地带是一大片私人公园，花圃里栽着玫瑰、丁香，种着悬铃木；外围是住房。当时种下的悬铃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绿意盎然，已经成了伦敦市内最古老的树木。广场东边有一位身穿制服的守卫把守，因为居民投诉这边邻近格雷律师学院路，可能会“受到骚扰”。这边偶尔会接到市民报案，说有妓女来敲门，“嘴里说些不干不净的下流话，污了那些坐在起居室、客厅的家中女眷的耳朵”（一直到1873年，广场还设立法规，禁止使用“不得体、不符合身份的语言”，禁止犬类、烟花、板球运动）。除开这些不利因素，育婴堂庄园清幽安静、空气清新，吸引着众多市民前来安居。简·奥斯汀在小说《爱玛》（Emma）中也曾提到这里：伊莎贝拉对不安多疑的爱玛父亲说道：“我们在伦敦住的地方是顶好的！您老人家可别把这儿与伦敦其他地方混为一谈。布伦斯威克广场一带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这儿十分宽敞，空气也流通！”
但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布卢姆斯伯里依然算不上是一个理想、可取的居住区。1904年伍尔夫和她的兄弟姐妹搬到戈登广场，在当时颇遭人非议。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出版于1848年的小说《名利场》将布卢姆斯伯里刻画成一个“臭名昭著、低俗不堪”的地方，只有不思进取的人才会选择住在这里，否则应该想尽办法远离。但随着十九世纪西进风尚带来的转变，这片地区渐渐有了这样的形象：破败古旧的波希米亚区，住着那些社会边缘人和革命分子。激进人士在附近的大学上学，给慈善孤儿院上课，又因房租低廉而得以租用大房子来运营慈善组织、政治机构。这片区域与女性主义的联系可谓源远流长：早在1792年，住在商业街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写下《女权辩护》；一个世纪后，妇女选举权运动发起组织将总部设在布卢姆斯伯里。梅克伦堡广场既是数位争取妇女选举权团体的杰出成员的居所，也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启蒙的地方。1910年，伍尔夫通过帮助全民选举权联合会写信封的方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她说“这里有受过教育的热心女性和亲如弟兄的职员……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小说场景的现实再现”。全民选举权联合会创立于1909年，五百余名创始成员中不乏如简·哈里森、伯特兰·罗素、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这样的知名人物。联合会呼吁，所有人应享有平等的投票权，而不必受财产所有权限制。联合会所在的梅克伦堡广场34号有着“变革大楼”之称。大楼还有另外的团体，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组织罢工，开展反对低薪及违规劳动协议的相关活动。广场为争取女性、工人阶级的利益推动变革，据附近居民回忆，广场总是“乌泱泱地挤着一大群工人”。
布卢姆斯伯里大量富余的房子既为各种进步组织搭建起现实世界中的联结，也无意中为寻找一种不同以往、容纳无限可能的生活的女性提供了能够负担的住房，并且四周是观念相似的邻居，还有无限的机遇。育婴堂、贝德福德庄园急于招徕住户入住，只好同意将公馆分隔成公寓楼，或是直接拆除，把空间让渡给向单身人士提供便捷住宿服务的住房合作社。据1889年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所著《伦敦贫困地图全览》（Maps Descriptive of London Poverty），在梅克伦堡广场“每幢房子通常住着一户人家，佣人一般有两到三人，多则四到五人”。但到了1909年，育婴堂庄园放宽禁止寄宿屋的限制条约之后，大多数房子都有好几家住户。这一让步出现之时，住房组织正处于关于社会、现代性与生活方式的激烈争论的中心。
二十世纪之交，大量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相比从父亲的房子径直搬入丈夫的房子，更倾向于找一份工作。她们需要的居住环境，既可以让她们自由施展抱负，又可以向外界表明，她们拒绝扮演传统的家庭角色。如哈里森所说，她们不仅仅需要一个书房，还要革新“家”这个字眼的定义。以维多利亚时期的观点看来，家和工作分隔得越远越好。因此，靠近市商业中心的布卢姆斯伯里对于体面家庭来说并非理想居所。但对于渴望脱离传统桎梏的现代男女而言，布卢姆斯伯里为他们提供了可贵的机会，他们可以在这儿租一间公寓楼或寄宿房，或与朋友合住，或独自居住。通常房东太太也会住在里面，会为租客提供餐饮（质量参差不齐）。住户为了享受配备齐全的住宿所提供的便捷，通常也会牺牲所有的私人空间；一些人享受群体生活，一些人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既能随时随地跑到城里，也能随心所欲地在家里招待朋友。梅克伦堡广场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也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早期，广告一般会强调这儿格调高雅：“品味非凡，阖家欢享，尊贵奢华，地段理想。”而一个世纪之后，广告词的风格全然迥异：“高级服务套房，价格包含早餐”；“寄宿房屋，价格公道：女性工作人员、学生的最佳之选，包含平日早晚两餐、周日三餐，煤气取暖器、炉灶单独计价”。作家托马斯·柏克（Thomas Burke）将这些挤满了人的房子刻画为“穷困凄惨的青楼妓院”，《星期六评论》周刊则指责布卢姆斯伯里“自贬身价做二流的寄宿房屋”。但除了这些声音之外，其他人则视这种新式生活方式为女性视野得以拓展的象征，并为此而由衷高兴。1900年一篇名为《工作女性：所经历的生活和所期待的生活之间》的报告称布卢姆斯伯里为“工作女性的选择和挚爱”。这里终于成了这样的地区：人们可以在这儿找到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
如今，布卢姆斯伯里的公寓早已今非昔比。动辄数百万的房价对于壮志未酬的作家而言根本就是可望而不可即。但如安纳德所言，在战争时期，这一带绝非富裕阶层的专属。1889年，布思将布卢姆斯伯里大多数地区划分为“富裕的中产阶级”，同时也指出，东边部分有一片地区原本是空地，后来渐渐为贫民窟、妓院所占据，这一片相当贫困。多萝西·L. 塞耶斯有好几部犯罪小说的背景都设在这里。在她眼里，布卢姆斯伯里是一处黑暗的地下世界，充斥着暴力，“人们随时准备把对方打晕”，这里“小孩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妻子忍受着打骂，酗酒更是家常便饭”；玛格瑞·爱林汉姆（Margery Allingham）在1938年发表的故事《目光长远的凶杀案》（“The Case of the Longer View”）中称布卢姆斯伯里“像是一个中转站。人们来到这里，要么阶层跃升成为人上人，要么坠入地狱再难翻身”。本书中的女性在面临人生中的未知之时，为这里的低调无争、倏忽无常所吸引，也为这里的文学名声所吸引，因而来到布卢姆斯伯里。但她们都清楚，这种自由建立在稳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对于那些蜗居在廉价寄宿房的人而言，这间只能容下一张床的小小房间，与其说是一处庇护所，不如说更像是一间牢房，将她们囚禁于此。琼·里斯（Jean Rhys）就曾在几部小说中写到这些行走在悬崖边的女性。她们以心照不宣甚至明码标价的方式，向那些大多已有妻室的男人提供性服务，以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用于支付一间“帕丁顿甚至布卢姆斯伯里”脏乱破旧的合租房房租。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描写的故事《电影院》（“Pictures”）中，“独立”对于失业女演员埃达·莫斯而言，不过是岌岌可危的负担，令她不堪重荷。她随时有可能被驱逐，住在“布卢姆斯伯里的一间顶楼背阴的房间，里面充斥着煤炭、粉底、炸土豆油脂的味道，炸土豆还是她前一天打包回来的晚饭”。如果自由需要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来安放，那么维持这间房间则需要金钱和一整个支持体系，让人有足够自信去抵御外界的质疑：在布卢姆斯伯里，安全感和成功，每一样都来之不易。
但对于渴望挣脱家庭传统模式的女性而言，布卢姆斯伯里象征着可能性。1904年，伍尔夫刚抵达这里时，她立刻感觉到自己“处在事物的中心”：交通的嘈杂声，手摇风琴的乐声，透过窗户传来的蔬菜商贩的叫卖声，在经历“海德公园门令人压抑的寂静”之后，这一切让她初尝自由的美妙滋味，接近外部的世界。在伍尔夫1919年的小说《夜与日》中，凯瑟琳·希尔贝利（凯瑟琳和父母一起住在肯辛顿，她原本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但因为要承担家务而不能继续探索）站在好友玛丽·达切特那间起居室兼卧室的小房间里，望向窗外，玛丽正把家具移到墙边，为一会儿“可以自由谈论一切话题的社团”腾出空间。她立刻意识到这一随心的安排是多么让玛丽精神焕发：“在这样一间房间里，可以工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在二十世纪有关布卢姆斯伯里如何解放人的潜能的论述中，多萝西·理查森在《朝圣》（出版于1915年至1938年）中发表了极为精彩的观点。这是一部现代主义小说，无论是在意识流形式还是情节设置上都具有开创性。牙医助理米里亚姆·亨德森在经历父亲破产、母亲自杀之后住进布卢姆斯伯里一间狭小的阁楼。她在这里“自由地生活，靠一英镑就能躲上一个礼拜”，把“忠实的、代表胜利的大门钥匙”视作自身独立的象征。她享受拥有自己的门，合上还是开着，全凭她自己的心意，她可以把东西“随意摊在地上”，当伦敦这座城市在窗外闪耀时，她可以在屋内读书。从1920年起和H. D. 一起生活的作家布莱尔描述理查森为“记录我们早些年经历的贝岱克③”。和本书中的所有女主人公一样，米里亚姆寻找的新居所蕴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追寻：她希望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而不需要在传统性别桎梏中隐匿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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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部的这些改变一方面反映着女性公共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范围更为广大的态度改观：对于女性写作的态度，以及书写女性的态度。如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写道：“在评价一本书时，人们总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如果它谈论的是战争，那么一定是重要的；相反，如果谈论的是客厅中女人的情感，那么一定是微不足道的。”男人总在小说、诗歌中赞美女人的神秘朦胧，歌颂她们的致命诱惑，却从没把女性写作当回事。伍尔夫细述长期以来女性写作无法受到认真对待的阻碍，呼吁读者扼杀“天使主妇”，然后不加掩饰地书写自己的生活，去描绘我们的母亲、祖母，刻画她们与其他女性的友谊，最终“重写历史”。 她那未能完成的遗作本预备提供另一种英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向世人展现历史上被掩藏的“无名者”的声音。这一书写计划动笔于伦敦大轰炸期间，伍尔夫当时就住在梅克伦堡广场37号，可惜最终没能完成。书写期间，伍尔夫重读了简·哈里森和艾琳·鲍尔的作品。她们对历史的描写广博精深、充满想象力，正是伍尔夫所期待读到并想要写出的作品。
本书承继伍尔夫“书写不同历史”的未竟之志，记录了五位伟大女性的生平。书中既记录着她们的个人情感、发生在客厅中的私人生活，也翔实记载着她们的职业生涯、政治观念、文学成就和所属社会群体。书中同样免不了涉及战争，这一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她们每一个人的命运。H. D. 的丈夫理查德·阿尔丁顿在自传中将1918年至1939年描述为“漫长的休战期”，这一期间局势动荡不安，国际关系日趋紧张。同时，艺术创作空前活跃，新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涌现。彼时“一战”之惨烈犹在眼前，又渐有历史重演的趋势，人人自危；英国一方面尚沉湎于维多利亚时期辉煌的过往，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呼唤现代化。精神分析、节育措施、艺术方面取得的新成就，罢工行动以及大大增加的旅行可能，无一不有助于人们认识自身、见识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国和俄国经历的巨变引发了对民主未来的激烈讨论，爱尔兰和印度争取自治权的运动则对大英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妇女选举权得以初步确立，随后权利对象又扩至年龄二十一岁以上的全体女性；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延伸至自主流产、离婚法律、同工同酬等方面。同时也有许多激进人士将精力投向推动和平发展，对国际联盟设想的国际协作抱有热诚的信念。
本书主体部分分为五章，每章介绍一位女主角住在梅克伦堡广场期间的生活。我无意悉数记载她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也不敢妄称面面俱到、毫无偏颇。书中致力描绘的，是那些在宏大叙事中可能被一带而过，但在她们生命中实际上意义显著的时刻。透过住址这一共同联系，联合探究她们各自不同的经历，我希望能让读者看见她们生命中的丰富与浩博，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她们每一个人。在每一章中，女主角挥别那个困守家中或是羁留别处所造就的自我，来到新地方试图开启全新的生活。她们无一不处于转变过渡之中，前路未明却充满希望。来到梅克伦堡广场，对于多萝西·L. 塞耶斯和艾琳·鲍尔而言，带来的是纯粹的鼓舞与振奋；而对于H. D. 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言，有矛盾和挣扎，令她们心绪难平。在广场生活的时间虽各有长短，长可达数十年，短不过数月。但在此期间，她们无一不致力于解决那些困扰终生的难题，思考终身都在寻求答案的观念；在这里，她们结识人生中有着重要意义的友邻，也与过往的关系告别；在这里，她们写下开拓性的作品，创立激进的合作组织；在这里，她们深入思考人生的价值，明确自己的志向。刚动笔时，我将此书的内容范围限定于布卢姆斯伯里的一座小广场，但随着对书中每位女性了解的加深，我才意识到，她们的兴趣爱好、影响力和对梦想的热忱，以俄国文学、法国艺术、中国政治为媒介，早已向全世界延伸，给世界同胞带来深远的影响。她们无一不向往自由，也关注个体与群体之间命运的交织与联结，这一群体跨越时间和地域、种族与等级。她们在广场生活，见自身更见天地，绝非隔绝如孤岛的狭隘之辈。时代动荡，世界的关切、种种事件，并非只是她们个体命运际遇的幕布，而是实实在在地深刻影响着她们在广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这些女性不遗余力地去创建一个更为平等的未来。
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近梅克伦堡广场：混乱与动荡在广场内外蔓延；旧世界终结，新世界降临；微弱的希望转瞬即逝，深切的绝望却盘桓不散。D. H. 劳伦斯在小说《袋鼠》（Kangaroo）中写道：“旧世界终结于1915年。1915年冬天起至1916年，旧日伦敦的精神坍塌，这座城市以某种方式消亡了。它不再是世界中心，成了破碎的激情、欲望、希望、担忧以及恐惧的漩涡。”我们的故事从1916年揭开序幕，梅克伦堡广场上空齐柏林飞艇盘旋轰鸣，一盏明灭不定的蜡烛照亮尚未完成的手稿，人人心中萦绕着“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恐惧。
脚注
① 现有Gaudy Night中译本通常将书名译为《俗丽之夜》，但译者认为采纳“gaudy”一词的另一个意思“校友聚会”更符合故事背景。原小说中曾提到主人公的母校牛津大学通常将“校友聚会”称为“gaudy”，因此译者在本书中将此书名译作《校友聚会惊魂夜》。
② 1英亩约合0.405公顷。
③ 贝岱克（Baedeker）：德国出版商，1910年推出英国旅行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