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版《生存》序言：
追忆生存
《生存》是一本关于“生存”的书。如我四十多年前所见，这尤其是一本关于加拿大文学的书。同样，如我四十多年前所见，该书亦关于加拿大本身。它秉持的一个公理是：文学与其创造者相关，而文学创造者又与其居住地相关。加拿大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文学曾经默默无闻，罕有问津。所以，加拿大文学的创造者，即作家们，是在一个历来对他们无甚兴趣的社会里劳作，这个社会只关注如拉尔夫·康纳、罗伯特·威·塞维斯、露西·莫德·蒙哥马利之类的少数畅销作家。当时，学界虽对加拿大文学有所研究，但广大读者中闻者寥寥。小学、中学和大学鲜少教授加拿大文学，许多人以为它根本不存在。
《生存》于一九七二年出版，引发一时哗然。这多少匪夷所思：很难想象，一本书写了人们认为不存在或不值得存在的东西，怎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可气的是，还卖了那么多册！事实偏偏如此。《生存》看似不可能的大红大紫，让我一夜之间，从发型别致的淑女诗人变成了北方的坏女巫，有人谴责我宣传了共产主义，有人说我对资本主义阿谀奉承，也有人表示欢迎，认为我锻造了从未诞生但大家期待已久的加拿大文学的良心。我认为，这些描述都不符合我的本意——我不过是就鲜为人知的话题写了一本有用的手册，一种《新手指南》吧，但是，意象投射的屏幕很少反映意象的本质，我也难逃其外。
然而，臭名可以促销，阿南西出版社多年来都靠营业收入维持，《生存》可谓目睹了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陷入瓶颈，几近歇业。实际上，要是它那时不出版《生存》，你现在多半就读不到这本书了。
今天，你要是出版一本题为《生存》的书，读者会期待如下内容：
✓ 一本小说，类似展现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热门电视连续剧。
✓ 一本回忆录，作者在童年受过侵害、父母酗酒或有其他问题，或逃离战火、沉没的客船，或幸免于自然灾难。
✓ 一本手册，给那些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想知道哪些植物根茎可以食用，或想知道怎样烤松鼠的人。同样的手册，也适用于野外探险爱好者。
✓ 一本小说，描写世界末日是怎么形成的，因为神秘的力量、气候变化、瘟疫、自然或人为的原因、由若干因素引发的社会大瘫痪，导致了军阀、暴行、生物变异和食人惨剧。
生存故事当下十分走红，特别是和世界末日有关的。我们处在千禧年的情绪中，这种情绪不无道理：有几种世界末日的图景很可能会变为现实。对之轻描淡写，或矢口否认，既让人十分头疼，也让人赖以逃避。
但是，四十五年前，刚具雏形的阿南西出版社对未来抱有迥然不同的想象。要是我们害怕被什么毁灭，那也是因为原子弹。古巴导弹危机才过去五年。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事实：大量橙剂被运往越南，一两艘橙剂海轮的泄漏能杀死制造世界80%氧气的大洋藻类，那真的会导致人类灭绝了。(1)四年前，美国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为亚瑟王圆桌骑士式的理想主义画上了句号(2)，但其他的理想主义仍然风行：美国民权运动方兴未艾、逃避兵役的美国人拥入加拿大、迷幻药被欢呼为通向极乐世界的捷径、避孕药有望带来的性自由愈演愈烈。女权运动暗流涌动，尚未形成明波大浪。迷你裙风靡一时。不久，从上往下扣扣子的传统男人蓄起了胡须，戴上了嬉皮士象征情爱的彩色珠串。郊区的家庭主妇开始品尝同性恋情，因为突然能以身试之了，她们悄悄地行动着——这样的荒唐仍然局限于波希米亚式的地下世界，尚未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阿南西出版社因陋就简地上马了，既没有复印机，也没有传真机。那时，个人电脑还未诞生，打字机和复写纸是标配。没有电话应答机和手机。长途电话费昂贵。你想和其他地方的人联系交流，就写信吧。现今的加拿大文学经纪人还未出现。加拿大自认为是文化落后地区，一流的艺术品——书籍、电影和音乐都是舶来之物。回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如果你正儿八经要写作，你想当然地要离开加拿大，出国去闯荡。
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留在加拿大写作成了可能的选项。这一年，诗人丹尼斯·李和短篇小说家戴夫·戈弗雷创建了阿南西出版社，同年，我与它结缘。一九六六年，由诗人运营的联系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诗集《圆圈游戏》，我用干转印纸和单面胶红点设计了封面。让大家也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该诗集竟然荣获了总督文学奖的诗歌奖。到获奖时，首印的区区420册已经销售一空了。
一天，我正在多伦多哈特剧院看戏，戏名记不得了，中场休息时，大学时的老朋友丹尼斯·李不知打哪儿冒了出来，对我说，“我们在开一家出版公司，想重印你的《圆圈游戏》，作为我们首批推出的四本书之一。”
“打算印多少册？”我问。
“2 500册。”他说。我觉得这太疯狂了。可是，他似乎胸怀大计，揣着日渐高涨的理想主义，来扶植加拿大年轻作家的创作。阿南西出版的最初四位诗人，每人得到了650加元稿费，是丹尼斯·李的安排，但我们把稿费退给了出版社，加盟其中。（当时，我并不知道“加盟”意味着什么。）就这样，筚路蓝缕，凭着不到3 000加元的家底，阿南西出版社诞生了。
在加拿大，出版作品的年轻作家多为诗人或短篇小说家，因为别人告诉我们，没有英美出版界的合作，出版一本加拿大长篇小说，又贵又难。因此，像当时成立的其他小出版社一样，阿南西首先是一个由诗人们合伙运营的出版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诗歌朗读从咖啡馆走进了大学校园，但还没有走进书店。文学节，还是将来时。然而，阅读加拿大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多了。
一九六七年，加拿大成为热点。在该年的夏季和秋季，世界博览会在蒙特利尔举行，让加拿大举世瞩目。二战期间，加拿大战绩不俗，诚实斡旋，令人尊敬，约翰·迪芬贝克总理口才高妙，但加拿大表现得多少有点迷茫。一九六七年的世博会则给了加拿大以重新亮相的机会，证明了加拿大人能齐心协力，在国际舞台上做一番大事，不仅精彩纷呈，而且能用英法双语进行。
光明的未来，一如许多闪光之物，虚幻即逝。四年后，魁北克分裂主义抬头，女权运动像水雷一样爆炸，西部地区疏远联邦政府，发展了石油势力——文化区域主义开始对大一统的国家文化主义表示不满。
在这四年内，即从一九六七年末到一九七二年初，我离开了蒙特利尔，在埃德蒙顿居留两年，发表了我的首部长篇小说，并撰写第二部，出版了三本诗集。后来，我旅居欧洲一年，与人合作了一个剧本。然后，我搬回多伦多，任教于约克大学，酝酿出了《生存》的核心论点。
我一直通过书信，追随着阿南西出版社的成长，对一些书提出建议，并编辑了其他几本书籍。我们这些诗人，习惯在彼此的手稿上点点划划，供对方参考。非常随意的。第一次有人提醒我应该为此获得报酬时，我大吃一惊。你帮人把埋在雪里的汽车推了出来，你会要钱吗？
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我在欧洲时，丹尼斯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加入阿南西出版社的董事会。我不清楚董事会是做什么的，就傻乎乎地加入了。回到加拿大后，我发觉自己接手了出版书单上的大部分诗集，还有几本小说。（阿南西当时也出版小说了，第一本为格雷姆·吉布森的畅销书《五条腿》，该书由罗奇代尔学院的学生排印编辑，这个学院不久名声大噪。）
身为董事，我没参加过多少董事会议，而是分担着小出版社常有的令人棘手和吐血的焦虑。怎么付房租？（我们的地方其实并不大。）怎么发行？（我们经常在中学的体育馆卖书，收取现金，信用卡那时还不流行。）怎么促销？（我们夜里出动，在广告牌和电话杆上张贴告示。）怎样降低书价？（阿南西在用精装本和平装本分摊印数方面可谓首开先河。）雇员工资发多少？（从来没有发足，大家都在超负荷劳动，却拿不到相应的薪水。）
我在这篇准回忆录后的序言中写道，最初提议写《生存》，是为了缓解支付房租的燃眉之急，于是便紧锣密鼓地上马，写出了类似女童军指南成人版的一本书。若非为此，我是不会想到写这本书的。
《生存》对今天的读者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广播节目里也这样问。换个问题，对于多年前写《生存》的作者我而言，这本书又意味着什么？是怀旧吗？就像我在十二年级时身穿华尔兹长裙的照片，甜美的，又有点尴尬？书中描写的加拿大已经发生巨变，实际上，就在我上次为《生存》（2004）写序言时，加拿大就已经改变了，而大部分并未变得更好。
《生存》在结尾处问道：“我们生存下来了吗？”尽管我们称之为“加拿大”的情感空间边缘磨损，我们认为独属于加拿大的习俗正在不断消失，其解体速度连繁忙的渥太华小精灵拆卸队(3)都要自愧不如。在全球舞台上，气候变化造成的诡异天气备受关注，让我们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自然界如妖魔的主题，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作家的心头萦绕不散，因而也凸显在《生存》一书中。尽管我们不再害怕妖魔会杀死我们，这种感觉依然存在。现在，情势逆转：倒是我们会毁灭自然，进而注定自己的毁灭。你呼吸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我们和自然风雨同舟。《生存》出版后的四十年间，“生存”一词已经带上了几重更新更不甚祥瑞的新义。现在，我们不甚害怕恐惧本身，而更害怕不可修复的自找的灾难。
阿南西出版社支撑了四十五年，从勉强生存走向了欣欣向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希望它能再持续发展四十五年，加拿大也蒸蒸日上，在那时，人们还会继续阅读书籍，读者仍然觉得在阅读中度过光阴怡然而有意义。倘若如此，那就意味着人类也会生存下去。为什么不呢？奇迹的确会发生。
现在，到乐观的结尾了。我重读这本小书时，想起了当初写它的乐趣，真的很好玩。那是一种艰苦的乐趣，犹如要把一个笨重的大雪球推过灼热的岩浆，推上山顶，但还是其乐无穷。而乐趣从来不该受到嘲弄，尤其是在加拿大。
感谢阿南西出版社，让我劳有所获，乐在其中。
(1)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清除视觉障碍，美军用飞机向越南丛林中喷洒了7 600万升落叶剂。这些落叶剂封装在带有橙色条纹的铁桶中，被称为“橙剂”，含毒。
(2) 传说中，不列颠亚瑟王领导的骑士们围绕圆桌而坐，没有君臣之别，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圆桌意味着“平等”和“团结”。
(3) 现代西方传统中，精灵作为圣诞老人的助手，帮他制作礼物，也拆封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