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拥抱指数型组织的思维方式

数千年来，多数企业的惯用做法是，围绕某项资产或劳动力设立一定的法律限制，并出售这些资产或劳动力的稀缺性。几乎现代的每一家公司都是基于这一概念运作的，无论是海边酒店、设计团队，还是金矿开发商。销售稀缺性已经成为大部分公司的根基。于是，如果某个产品或服务并不稀缺，那么就要创造人为的稀缺性，从而提升其价值，例如石油、钻石或网络带宽。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借助于技术的力量将这种根基放大了。从最早的工业革命到最近的全球化，我们在时代的前进中完成了商业和社会的转变。发达国家已经开发出了非常复杂的模式来提升生产的效率和规模，从而能够将相同的消费类产品输出到上百个国家，并保持完全相同的品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围绕着这一模式进行了优化调整。大型公司在自身的管理中几乎清一色地采用矩阵组织结构的方法。大部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也以教授这种范式而自吹自擂，在如何借助和提升效率方面提供建议的咨询公司也都混得如鱼得水。像企业管理解决方案或甲骨文等大型软件平台则提供了这种方式所需要的基本运营系统。全球市场让我们可以为稀缺性定价，并围绕着它创造出流动资产。

然而，在信息范式、互联网和计算能力的不断加速推动下，我们也正在经历着这个时代自我组织方式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新的现实并不是销售稀缺性，而是专注于挖掘富足性。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我们在全世界铺设了数百万千米的光纤电缆，将宽带网络带进每一个家庭和公司。数千束光纤电缆如蜘蛛网般遍布每一个大洋深处，将各主要城市连接在了一起。电信公司在这些网络设施上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而背后遵循的却是同样的销售带宽稀缺性的模式。不过到了现在，由于有了更好的压缩技术和包交换技术，单根光纤电缆就能在同一时刻承载1 000亿通电话。因此，现在的我们其实已经拥有了富足的带宽。一家大型电信公司最近向我们坦承，鉴于这一现象，他们的收益到2020年估计将会下降85%。X大奖赛基金会的彼得·戴曼迪斯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技术就是将某种稀缺的东西变得富足。”

我们已经目睹了许多产业在信息时代从稀缺转变成了富足。报纸、音乐和图书已经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如今，信息通信、定位系统、支付系统、声望和社交网络的汇聚正在将那些非常传统的产业迅速信息化。爱彼迎正在挖掘多余卧室的富足性；优步正在挖掘汽车闲置时间的富足性，平均约为96%。这些公司最近得到了一个称呼——“独角兽”，这是由风投资本家艾琳·李（Aileen Lee）提出的。我们将这一类型的组织称为指数型组织（ExO）。

从地域性的角度来看，第一个利用这种新型范式的地区就是硅谷。这些公司大都拥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并遵循着世界上最活跃的创业公司社区的优胜劣汰法则。不过，在那些泡沫的背后，大部分组织却还在以非常传统的方式运作着。如今，在古老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运营方法之间，即在销售稀缺性和挖掘富足性之间，存在一股极其强大的张力。优步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冲突、特斯拉和汽车经销商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连锁酒店和爱彼迎之间的对抗还只是开始。这些新型指数型组织正在涉足每一个传统行业，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噩梦。被誉为“天使投资教父”的戴维·罗斯（David Rose）是这样说的：

为了在20世纪取得成功而设计的公司注定将在21世纪遭遇失败。

因此，发达国家里的大部分公司都将遇到严重的结构性困境，而且这种迹象已经初露端倪。2012年，耶鲁大学的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教授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20世纪20年代的67年降到了如今的15年。”不过，这个数据到今天也已经过期了，因为在2015年，它们的平均寿命已经降到了12年。

相应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拥有着超乎想象的机遇，甚至可以一举超越世界上其他发达市场。由于最近短短37年经历的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快速迁移，中国的组织模式并没有形成太牢固的根基。国内的企业家和管理人员也没有形成太严重的惯性和需要克服的思维习惯。

中国的另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规章制度并没有西方那么详尽或具体，这一点将会促进组织模式的创新。中国还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市场，这也让指数型组织能够扩展规模，在无须思考全球化所涉及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的组织规模。

如今，许多中国公司都采用了一些指数型组织属性，例如仪表盘和实验，实现了较短的反馈回路，并鼓励快速决策。另一项指数型组织属性，即社交，与中国更偏向集体、偏向儒家思想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更能进行完美的匹配。

因此，中国应当比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更有理由拥抱指数型组织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管是在打造公司结构还是创业方面。我们期望在中国看见更多的指数型组织，无锡和深圳等地区的公司已经接受了指数型组织的思维方式。还有许多中国公司已经在一些指数型技术上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百度已经在积极地运用深度学习技术。

在本书中，我们也会分析一些来自中国的指数型组织。像小米、海尔、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都已在各自的领域中成为世界顶尖企业，随着它们的规模继续扩大，其未来的前景将一片光明。

在本书中，我们创建了一份测试题，用于衡量一个组织的指数商。2015年4月，我们发布了一份100强指数型组织名单，同年6月，我们又发布了一份根据指数型组织得分排名的《财富》100强名单。霍特国际商学院的一项学术研究发现，一家公司的指数型组织得分和其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之间存在联系，这一点合情合理。随着我们步入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将对股东价值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也会简单地评价中国顶尖的上市公司，并对它们进行排名。

本书有一半的篇幅都在讲解指数型组织的11项属性，并对其一一进行详述。另一半篇幅则是指导如何建立指数型组织，以及如果一家企业已经是指数型组织，那么它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们的结论坚定不移：全球5 000强公司无一例外都要重新建立组织架构，以适应如今这个新世界。

以这种新型指数型组织范式组织起来的公司将会从中获益匪浅，而那些拒绝这么做的公司则会灭亡。相对灵活的商业环境和蠢蠢欲动的中国创业者的结合，让我们相信中国在利用这一范式时拥有极其有利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