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自“突厥学研究丛书”（Studia Turcologica）第1辑《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出版以来，得到了不少学界同仁的关注。有朋友提议，希望第2辑将2018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中古欧亚草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译成中文出版。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想做的。
关于此次会议的缘起和详情，请参考《文汇报》上发表的会议纪要。1英文版会议文集已作为“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丛书”（Studia Uralo-Altaica）的第53辑，于2019年由塞格德大学出版。2作为主编，我给英文论文集定的题目是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Nomadic People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译成中文是《游牧民族与定居人群之间的竞争性叙事》。不过，中文版文集的标题，我们改为“欧亚草原历史研究”。
除了书名之外，我们还对全书的结构做了调整。英文版文集共收27篇文章，直接以作者姓氏的首字母为序编排，中文版多收了1篇，全书分成六大板块，分别是考古、历史、文献、地理、宗教和文化，每一板块的篇幅在4—5篇文章之间不等。此外，我们在中文版书末还编制了索引，并对专名标注了原文——除了常见的专名以外。下面我们以板块为单元，对全书的内容做一番介绍。
葛嶷（Bruno Genito）教授是意大利专门从事游牧考古的学者，他的一些成果已为中国学界所熟悉。3在《欧亚草原游牧人群考古学——传统观点与新研究视角》一文中，他批判性地检讨了学界对游牧政治体发育的各种观点，尤其侧重于游牧政治体相较于农耕社会的优势和劣势，并讨论了近年来在游牧考古学中兴起的族群和身份认同等新视角。同样以理论见长的俄罗斯考古学家尼古拉·克拉丁（Nikolay N. Kradin）教授，在游牧起源问题上有深厚的造诣。4在《考古学视野下匈奴历史的若干方面》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匈奴帝国的建国神话、游牧生计方式、中心与两翼结构和城市，并点评了近年来学界对匈奴与匈人关系研究的成果。关于匈人考古的新进展，以埃斯特·伊斯特瓦诺维奇（Eszter Istvánovits）和瓦莱里亚·库萨尔（Valéria Kulcsár）为代表的活跃在喀尔巴阡盆地上的一线考古工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5她们二人根据匈牙利官方近几十年来抢救性发掘所获得的考古资料，通过对墓葬规模、相对位置，以及随葬品的分析，探讨了匈人统治时期匈牙利平原上的社会分层。相较于欧亚草原西部匈人考古的日新月异，欧亚草原东部的考古新资料相对稀少，近年来引人注目的是蒙古国境内两座唐代样式墓葬的发现——分别是仆固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美国汉学家乔纳森·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在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中，从礼仪外交的视角解读了上述两座墓葬中的随葬品，并结合传世文献和墓志铭，揭櫫了铁勒与唐朝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效忠，而是具有互惠和妥协的色彩。在方法论上，他强调要将传世文献、出土墓志和随葬品放在同一语境中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这种更多考虑相关语境的研究方法，在考古学界越来越受到重视。来自布达佩斯的契丹考古团队，是活跃于蒙古草原的一群学者。他们借助于高科技勘察考古遗址，主张在自然景观的语境中研究契丹时期的遗址，以期了解它们在辽帝国历史和结构中的角色，并探讨它们在辽帝国北部边疆的功能。
我们对欧亚草原的了解，除了考古材料以外，主要还是要借助于自古典时期就开始积累的历史文献。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波多西诺夫（Alexander V. Podossinov）聚焦于黑海北部的希腊化城市中游牧人群与希腊人的互动和交流，通过对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钩稽，阐明了蛮族的“希腊化”与希腊的“蛮族化”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古希腊史家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希腊中心论，他们乐于用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来建构他们观念中的世界。古典时期作家对游牧民族的认知，对中世纪乃至近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正是诸多“刻板印象”的直接来源。在匈牙利顶级医学院——森梅威斯大学从事拉丁语教学和研究的阿克什·泽蒙内（Ákos Zimonyi），以“环境决定论”为中心，通过对中世纪作家约达尼斯《哥特史》中相关内容的条分缕析，并参照古典作家希波克拉底的《论风、水和地方》，为我们提供了一则欧洲知识界对游牧民族认知的继承和发展的生动案例。以治阿兰人历史见长的西班牙学者阿古斯提·阿勒曼尼（Agustí Alemany）从人物志的角度6，去梳理自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欧亚游牧人群的历史，以期建立一个方便学林的人物传记数据库。克罗地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米尔科·萨德利奇（Mirko Sardelić）近年来致力于跨文化和情感史研究，他强调在研究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文献中的欧亚游牧民族的形象时，一定要重视“他者”形象所产生的具体语境，因为所有的形象都经过了处理和调适，以适应感知对象的文化观念和期待。“蛮族”既有残忍和贪婪的一面，也有淳朴和真诚的一面，要视具体的情况来决定何种形象被“选择”和渲染。
除了以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种西方古典语言编纂的史料之外，记录欧亚游牧民族的文献还包括用汉语、粟特语等定居民族语言撰写的史料，以及游牧民族自己留下的史料。意大利籍伊朗语学家恩里克·莫朗诺（Enrico Morano）常年在柏林从事科研工作。他充分利用德藏吐鲁番粟特语文书，尤其是与摩尼教相关的内容，用标准的语文学方法进行研究。在收入本集中的这篇文章中，他向学界刊布了若干件柏林藏摩尼教创世纪的文书残片，不少内容系首次发现。正如恩里克·莫朗诺所强调的，粟特语是中世纪商路的通用语，在众多使用粟特语的游牧民族中就包括突厥人。截至目前所发现的属于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石刻史料，都是用粟特语写成的。自第二突厥汗国起，突厥人才用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刻写碑铭，即所谓的鄂尔浑碑铭。笔者认为，这是历史上游牧民族首次在历史书写领域对定居民族带来竞争和挑战。通过鄂尔浑碑铭与汉文史料的对照研究，尤其是关于彼此形象的构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在叙事上的紧张关系。突厥碑铭为我们研究欧亚草原东部人群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历史系工作的结社率·耶勒德热姆（Kürşat Yıldırım），结合汉文史料，对突厥碑铭中的Bükli提出了新解，自成一说。他认为，传统注释家将Bükli与高句丽勘同是不妥的，实际上它指的是操通古斯语的靺鞨。对于欧亚草原西部而言，随着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穆斯林文献中对游牧民族的记载逐渐丰富起来。匈牙利塞格德大学的突厥学家伊斯特凡·泽蒙内（István Zimonyi）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从公元10世纪的穆斯林文献中辑录了关于早期匈牙利人的史料，并对马扎尔人的东部边疆进行了详尽的考证。7匈牙利汉学家阿保矶（Ákos Bertalan Apatóczky）近年来关注的课题是元明清三朝汉蒙双璧的所谓“译语”材料，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部落名称的演变，以此窥探北方草原上政治形势之变迁。
地理学，是与历史学同样重要的学科，它代表了一种更为直观的知识载体。俄罗斯青年学者安德烈·丹尼索夫（Andrei Denisov）梳理了西欧中世纪地图中的地名“斯基泰”。斯基泰本是古典时代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游牧民族的泛称，在不同历史阶段指代不同的对象，且代表着一种野蛮、残忍的“他者”形象。与之情况相似的另一个地名是希尔卡尼亚。根据匈牙利塞格德大学的著名地图学者理查德·桑托（Richárd Szántó）的研究，8在古代地理文献中，“希尔卡尼亚”是一个位于里海东南方向的小国，但是在中世纪意大利拉韦纳佚名氏的《宇宙志》中，“希尔卡尼亚”的疆域囊括整个中亚。这两个案例都说明了一点，即中世纪的地理学家掌握了迄其所处时代为止的全部地理学知识。换句话说，他们的作品中既吸收了古典时期的地理知识，又包含了本人所处时代的信息。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定位系统，它能够反映出人们的思想观念。莫斯科青年突厥学家塔提亚娜·安妮科耶娃（Tatiana A. Anikeeva）是研究突厥民间文学的专家，9她发现古代突厥人的空间定位方式在乌古斯史诗中得以保留，甚至在伊斯兰化色彩浓厚的文本中都有所体现。穆斯林地理学在公元10世纪以后臻于成熟，成为中世纪后期欧亚草原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俄罗斯学者伊琳娜·科诺瓦洛夫（Irina Konovalov）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的地理学著作《云游者的娱乐》，揭示了库曼尼亚的商业城市在12世纪东欧贸易网络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她在莫斯科的同事玛雅·佩特罗娃（Maya Petrova）关注的则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交通，准确地说，是公元10世纪从法兰克以及北欧到罗马的路线。这条路线可能也是游牧民族，特别是生活在该地区的日耳曼部落所使用的。
宗教，是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我们发现几乎在每一种宗教中“天”都包含了某种超验的特性，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它所带来的超自然体验可能更为强烈。草原游牧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草原之上总是有一片永恒的天空存在。匈牙利学者埃迪娜·达洛斯（Edina Dallos）对叙利亚人米海尔的编年史中一条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史料进行重新解读，并指出“蓝天”（“长生天”）是草原游牧突厥语人群最根本的宗教体验之一。学界一般将此称为“腾格里教”，但是她对这种宗教是国家宗教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当然，游牧人群并非只是腾格里教的追随者，世界上的主流宗教和小众宗教，几乎都能在游牧世界找到踪迹。譬如，漠北回鹘信仰摩尼教，高昌回鹘信仰佛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哈扎尔汗国信奉犹太教，中亚众多突厥语人群皈依了伊斯兰教，蒙元时期有不少景教徒，等等。塞格德大学历史系佐尔特·匈雅提（Zsolt Hunyadi）教授讨论的并不是蒙元时代的基督教徒群体，而是在蒙古入侵之际西欧的基督教军事会究竟在捍卫信仰的战场上扮演了何种角色。他的结论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史料中所记载的那么显著，拉丁语编年史的相关内容是经过后世篡改过的。中亚突厥语人群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进程，可以在突厥语史诗《乌古斯史》中找到痕迹。塞格德大学突厥学家埃娃·肯西斯−纳吉（Éva Kincses-Nagy）就若干主题，在前伊斯兰版本和伊斯兰化版本的乌古斯传说之间做了比较研究，她发现在乌古斯人群迁徙的进程中，史诗的传统处于不断演进、改变和更新之中。史诗是用来强化起源不同的部落和氏族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它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文学表述。蒙古帝国在东欧的后继者金帐汗国内曾经存在过一个拉比派犹太人群体，但他们所操的语言与后来卡拉派犹太人所谓的“卡拉伊姆语”相似。这个乍看上去颇为吊诡的结论，在以色列学者丹·沙匹拉（Dan Shapira）对一份犹太−突厥语《摩西五经》译本残片的解读面前，让人连连称是。
欧亚草原并非文化沙漠，也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建树。塞格德大学历史系教授萨博尔茨·费弗尔迪（Szabolcs Felföldi）指出，文献资料中对游牧人群卫生习惯的记载是多元的，固然有些游牧人常年不洗澡，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也有游牧民（例如斯基泰人）不仅洗澡，而且有很惬意的蒸汽浴，即使希腊的蒸汽浴都会相形见绌。在中世纪，那些惯于对游牧人群品头论足的基督教经院哲学家，在个人卫生方面上所秉持的原则与游牧民是类似的。游牧民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拥有独特的骑射文化。骑射技术在学术界被讨论得比较多，匈牙利学者卡塔林·平特−纳吉（Katalin Pintér-Nagy）在文章中则聚焦了两种具有游牧特质的投射技艺，分别是套索和弹弓。南开大学历史系马晓林教授在《13—14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蒙古旗纛》这篇文章中关注的是蒙古旗纛从草原到中亚、波斯、南俄的传播。文章通过对东西方传世文献与图像材料的搜罗，考察了蒙古帝国旗纛的形制演变及其背后的多元文化因素。蒙古人的军事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的，但是在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靠的不是军事，而是诡计。他甚至放出豪言，如果西欧的农民也像蒙古人那样吃苦耐劳地过着居无定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们照样也可以征服世界。塞格德大学西尔维亚·科瓦奇（Szilvia Kovács）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鲁布鲁克何以在行纪中没有谈论蒙古的军事文化（包括武器装备、战术等）这一反常现象。同样在塞格德大学工作的萨博尔茨·波尔加尔（Szabolcs J. Polgár）教授，致力于研究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与定居近邻之间的商品贸易和交换，重点考察了草原帝国（即大规模的游牧联盟）与中世纪大国（例如中国、萨珊波斯，以及后期的哈里发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之间交流的特征。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技术原因，书中的地图我们一律保留原貌。最后，感谢参与本书翻译的夏婷婷、张崧、宋心悦、许明道、申雅丽、单旭燕、张文婷诸位的辛勤付出。
陈浩
2021年2月于上海
1 陈浩：《在全球史语境中研究内亚史》，载《文汇报·文汇学人》2018年12月14日第371期。
2 Chen Hao ed., 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Nomadic People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 Papers of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Eurasian Steppe, Nov. 9—12, 2018, Shanghai University, China, Studia Uralo-Altaica 53. 2019, Szeged.
3 葛嶷、齐东方编：《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4 他将近年来的相关论文译成英文出版了。Nikolay N. Kradin, Nomads of Inner Asia in Transition, Moscow: URSS, 2014.
5 她们二位用英文撰写了一部关于萨尔马提亚人历史和考古的专著，在德国美因茨出版。Eszter Istvánovits and Valéria Kulcsár, Sarmatians: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a Forgotten People, Mainz: Verlag des Römisch-Germanischen Zentralmuseums, 2017.
6 Agustí Alemany, Sources on the Alans: A Critical Compilation, Brill, 2000.
7 伊斯特凡·泽蒙内教授的代表作有：István Zimonyi, Muslim Sources on the Magya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9th Century, The Magyar Chapter of the Jayhānī Tradition, Brill, 2016; István Zimonyi, The Origins of the Volga Bulghars, Szeged, 1990.
8 Richárd Szántó, Középkori Egyetemes Történelem (Térképvázlatok Gyűjteménye), Szeged, 2007.
9 Т. А. Аникеева, Турецкая Городская Повесть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2011; Т. А. Аникеева, Предания Коркута. Огузский героический эпос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тюрк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IX-XI вв, Москва.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