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沉睡者小队

2017年11月3日

生活总算回到了勉强算是正常的状态，爸爸行动缓慢，妈妈比他利索点儿。

“想吃炒蛋吗？”我向她喊道。

“我不在卫生间！”她回答。显然，今天早晨她没戴助听器。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我们的车也终于开回来了，这多亏了哥哥和他的小舅子安德鲁，后者也是我的好朋友。下午三点左右，车已经安全停到我家车库里了，或许会永远停在那儿。家里的所有人都再次进入了梦乡。

在这里，睡眠永远是珍贵的。过去，爸爸每次从海上回来，都会要求我在家玩的时候别吵，要么就去外面玩，一定要等他倒好时差再说。现在也差不多，白天家里的窗帘也是拉上的，夏日的阳光透过橘色窗帘，为这里增添了一种黄澄澄的、让人联想到消化系统的光泽。

长大后，每当我回到家，走进客厅，开始聊旅途中的见闻或前不久发生的事，都会收到同一句回应——

“不如你回屋睡一觉吧？”

这个建议我一向乐于接受。即便是现在，当我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们还总是会催我睡觉，就像这是一种从我幼年时期沿袭下来的风俗。我们家就是这样的，闭上眼睛过日子。因为睁着眼可能会遇上更糟的情况。我并不是在诋毁我们意识清醒时的居家体验，但家里没人醒着的时刻确实给了我一些美好的回忆。

“这事儿对你影响大吗？”多年前爸爸问我，他指的是他常年在海上工作，不在我身边，“我这么做没问题吧？”

我从来不知道他在不在家对我来说有什么区别，便说出了自己的实际感受。那时候，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当时我既没有经历离婚，也没有年纪渐长带来的焦虑。如今，情感上的缺憾和意愿给我带来了困扰。换言之，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没那么确定了。另外，我感觉自己还没准备好拿出肯定的态度。某件未竟之事将我的内心塞得满满当当，或许一向如此。说到底，从后视镜中看人生和透过风挡玻璃看人生是两码事。现在躺平睡觉似乎比提问安全得多。镜中事物可能比看上去离我们更近。

所以说，睡觉就是我们这支小队的第一要务。每当父母睡沉了，一种轻松感就会油然而生，那是一种工作圆满完成的感觉。我们睡觉的时候，没人会觉得饿、冷或热，也没人会觉得不适、困惑或恼火。莎士比亚说，睡眠是“大自然温柔的护士”，它的体贴是我永远望尘莫及的。而现在，要想获得睡眠，我们已经要仰仗医生提供药物了。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医生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爸爸开强力安定药。大概是十五年前，那时他才七十出头。以地形作比的话，那个年龄段就像环境宜人的苏格兰低地，也就是说，我已经不再把七十多岁视为老年阶段了。

我曾一度沉溺于镇静剂，但我后来走出来了。我现在偶感情绪极度抑郁，就会以不易察觉的极微小剂量偷爸爸的药。我这样做只是为了缓解自己这样那样的情绪，可有时候，“这样那样的情绪”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那时，医生以轻松的口吻对我的抑郁状态进行了一番描述，最终确诊我为抑郁症患者。可我觉得，“活着”是种不可理喻的状态，对这种状态似乎常常只有一种合理的回应，那就是悲伤，不过也不是一直如此。就算别人不问，我也会问自己：“你有什么可难过的？”至少现在我的那些情绪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据。尽管大部分情绪已经被处方药和消遣性药物清理干净了，但在难熬的一天将尽之时，我还是会从父亲放药的地方搜来一些药吃。不管什么时候，在“由谁来主宰我的生活”这个问题上，我都情愿选择睡魔，而不是律师或者进行更深入的自省。

我偷拿的药片数量极少，只是为了睡个好觉。这是我们之间的无声盟约也未可知。或许他知道真相，只是没有挑明，这倒是合了我的心意。其实我也可以不吃他的药，但他就不行了，每每药瓶即将见底，老爷子就开始焦虑（和大多数人一样，预见的麻烦比正在经历的麻烦更能引起他的恐慌）。

话虽如此，但其实我也一样。我并非每晚都吃这些药，就算吃，我也会把一片药掰成八瓣，可是一想到手头可能会一片药都没有，我就会惊出一身汗来。房间里暖气开得太足，想起离婚我就心痛难忍，也不想听到任何动静，种种因素导致我对这些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医生给我开了些吃了会让人思维迟钝的药，那类药我可不喜欢吃，也不愿冒险再试。

随着妈妈患病，借睡觉逃避一切问题的想法开始变得不现实。因为疾病的拖累，她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没办法像往日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虽说马上就要九十岁了，但她每天需要吃的药只有一片阿司匹林，这是件令人骄傲的事。可现在她开始主张吃“爸爸的药”了，这个变化值得我们加倍关注，因为这意味着她一直在忍受非常严重的病痛。很快，家里开始出现大量的“毒品”移交事件，就像上演了一部老掉牙的全员白人版《火线》[1]。

爸爸巴不得看见妈妈卷入这场兵荒马乱，我可没那么开心，尽管嘴上没说什么，内心其实陷入了深深的恐惧，担心我们会“弹尽粮绝”。这两个被暮色笼罩的生命前途未卜，多一片或少一片药会让一切都不同。如果我向医生坦白家里正在发生的事，父母会不会停止心照不宣地过量服药，让我们的“纸牌屋”就此垮塌？老实说，现在家里其实运转得还不错。

夜里，我将爸爸的药片掰成两半，自己留一半，把另一半递给妈妈，顺便就成瘾问题嘱咐了她一番。爸爸似乎热心于让妈妈加入他的药品大军。我想，他很早以前就对如何安抚她无计可施了，可是药片，药片他再熟悉不过了。他甚至会走进她的房间，把药丢在那儿。姐姐结婚之后，她的卧室就让给了妈妈。父母是分房睡的坚定拥护者，自那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我就没怎么见过爸爸进妈妈的卧室。

“现在可要小心喽。”我放下药片的同时说道。

她没搭理我，但她的表情似乎在说：“我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你就别对我指手画脚了。”

家中的两位主角安然无恙地躺平后，我便回到自己的小窝，开始看《毒枭》。我现在能理解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了。不过我也注意到，尽管他手上有成百上千条人命，但他从没往母亲手里递过毒品。我暗暗记下，要将这部剧保存在我们的网飞登录页面上，然后关掉灯，开始品尝湮没的滋味。

2017年11月5日

上午晚些时候，家里接到一通简短的电话。我听见爸爸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安慰的话，便清楚电话的内容了。我平复了一下悲伤的心情，走到爸爸身边。鲍勃，他们的又一个朋友去世了。虽然大家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难免伤心。他们尚在人世的朋友越来越少，在认识的人里，他们已经是最后一对健在的夫妇了。这是一种奇怪的胜利。有时候，我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可是像几乎所有朋友都去世这种事，我无法感同身受。爸爸不是个情绪外露的人。我只见他哭过一次，部分责任还在我，这回我可不想再看到他落泪。于是，我说：

“我上楼告诉她去。”

妈妈躺在床上，半睡半醒。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开始跟我讲述他们这位朋友的故事，其实这些故事我以前都听过，但我还是在她身边躺下，听她回忆鲍勃吃饭的种种习惯。

“他是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你要是见过他剔鱼骨就知道了，那真是没完没了。他身材倒是苗条，要是能不吃某些食物就更好了……虽然后来他看不见了，但仍是个风趣的家伙。”

关于他，我也有我的独家记忆。我们搬到这里之前，他跟我家是邻居。那是我的幼儿时期，他家的小儿子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朋友。鲍勃是个优秀的摄影师，他给我拍过一张黑白照片，我一直留到现在。那应该是在1975年，照片上的我笑得灿烂极了。当时我被镜头迷住了，一个孩子能表现得有多开心，我就有多开心。

此时此刻，我似乎比父母都伤心。这种事多到能把他们埋起来，在接受故人过世的消息上，他们可谓经验老到，堪称专业人员。其实，他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已经走了，最近一段时间，这样的消息反倒比以前少了些。奥马哈海滩[2]的岁月一去不复返，只有掉队的人才能活下来。回到房间，我哭了，甚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哭，毕竟值得一哭的事情太多了。

注释

[1]《火线》：美国电视剧，讲述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警察与犯罪团伙间交锋的故事，反映了黑人社区中毒品和暴力泛滥的现象。

[2]奥马哈海滩：诺曼底战役中盟军的主要登陆地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