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条件
一、灾害频发
五台山境域为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四季变化分明，冬季受蒙古西北风影响，寒冷、干燥。春季受极地大陆气团衰退与副热带海洋气团西进北上的影响，形成温暖、干燥、多风沙气候。夏季受大陆低气压及副热带海洋气团影响，高温、潮湿、多雨。因副热带海洋气团强弱及进退早晚不定，导致降雨很不稳定，年际变化大，旱涝不均，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一）旱灾
明清至民国时期五台山境域的旱灾灾情十分严重，几乎境域内各地都遭受此灾。《明宣宗实录》载：“山西太原府代州奏，五台县去岁旱，田谷不收，今民皆缺粮，乞以本州沙河等驿仓粮赈济。从之。”2《明宪宗实录》载：“免山西忻、泽、潞等十一州，繁峙、高平等三十九县夏税二十六万八千四百余石，以旱灾故也。”3
方志中对此也均有记载，如《五台县志》载，清道光十二年（1832）、清道光十六年（1836）均遭大旱，全县岁饥。清光绪三年（1877）山西全省大旱，本县亦然，粮食奇缺，昂贵。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遭大旱，饥民遍地，贫苦之家卖儿卖女。民国八年（1919）大旱，九年（1920）瘟疫。4《定襄县补志》载：“道光十七年（1837）干旱，歉收。光绪四年（1878）春大饥，人食草根木皮，死亡者众。”5民国九年（1920），整夏无雨，秋季瘟疫流行，死人千计。《繁峙县志》载：“道光十二年（1832）繁峙旱，大饥，全活着无几。道光十四年（1834）、光绪十七年（1891）、光绪十八年（1892），全县大旱。光绪二十六年（1900）从春到夏，久旱不雨，外出乞讨者颇多，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民国九年（1920）、民国二十年（1931）、民国二十四年（1935）全县遭受旱灾，粮食歉收，饥民颇多。”6清乾隆《代州志》载：“乾隆十年旱。二十四年，大旱，民饥，斗米银八钱。”7《忻县志》载：“道光十二年（1832）、十九年（1839）大旱灾。光绪三年（1877）大旱灾，全县99%的土地遭旱灾，收成一成三，死亡人数16%以上。光绪四年（1878）继续大旱，大部分居民背井离乡，十室九空。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旱灾。”8村志中也有记载，如崞县永兴村清光绪三年（1877）大旱，秋霜，村民饥馑。9又如忻州尹村清光绪二十年（1894），春旱严重直到五月底，滴雨未降。10
旱灾引起的次生灾害也比较严重，如蝗、饥、疫等灾害的发生。大的蝗灾往往出现在干旱之后，各种灾害连续相随的记载很多。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指出：“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11清顺治四年（1647）七月初七午后，蝗虫从五台东南的窑头口飞来，进入定襄县境内，“遮天蔽日，坠地寸许”12，所到之处苗稼皆遭破坏，到次年五月间，“遗种复生，无翅，麦穗颇伤”13。“坠地寸许”说明蝗灾对庄稼的破坏程度，“遗种复生”反映了蝗灾发生的反复性。民国三十二年（1943）尹村遭虫灾，其时有“茭子黑毒谷不收”的说法，因庄稼普遍无收成，人们普遍以糠皮野菜果腹，部分人外出内蒙古求生。14
旱灾也会导致鼠疫的发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繁峙县鼠疫流行，死人甚多，其中福连坊村死亡132人，天岩村死亡112人，铁家会死亡32人。15民国七年（1918）岩头一带鼠疫盛行，发病迅速，传染较快，死亡众多，仅岩头村就死亡40余人。除了鼠疫泛滥，还有霍乱。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至九月，繁峙霍乱流行，仅砂河一地就死亡300余人。16旱灾及一系列次生灾害的发生，使农村经济衰败，百姓苦不堪言。
（二）水灾
水灾也是境内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水灾的发生与境内土质、植被、降水量有关。境内土质疏松，植被较少，降水量不均，一旦短期内大量降水就极易造成河水泛滥，山洪暴发，冲毁大量农田和房屋，甚至淹死人畜。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台虑虒河发生水灾，洪水冲出东岗村前的土崖，淹没大量土地田禾，从此河床由台城至沟南移向东岗村下。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滹沱河也发生水灾，河南岸从潭上至张家庄一带，稻田全部被水淹没，沉积了数尺的流沙，使此地变成了沙滩。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二十四日，豆村地区下暴雨，潘家峪、阎家寨沟、柳院沟、大峪口沟及松林沟均发大水，至龙湾的小山咀汇成河流，河水出岸，西淹龙王寺边，西峡村前，流经殿军村前的石崖处，水深三丈，东西两岸冲塌土地数百亩。五台县的神西、阳白、建安、东冶等地，五年两次暴雨，中部广大地区三年两次暴雨，东北部地区一年一次暴雨，北部高山区则一年两次暴雨。17
明万历年间忻州尹村村前的云中河河水泛滥，半个村庄夷为河床。清顺治十年（1653）连降大雨24天，村南的云中河突然改道北去，大部分农田变河滩。清雍正二年（1724）秋，合索河的河水泛滥，逼近村南，大片土地变为河床，村西路北的九户人家被迫搬迁，形成奶奶庙前的一片空地。清光绪十八年（1892）、民国八年（1919）合索河两度泛滥，所垦的农田夷为河滩。民国二十八年（1939），白马河投入云中河，云中河复归故道，洪水将殿西、西长畛、窑门口等长势喜人的秋禾瞬间淹没。由西向东的洪水从今之西河一带忽转为由南向北，直向村内扑来，11.34顷良田毁于一旦。18
清乾隆“四十一年秋，峪口河溢，沙窊村田庐多没，州牧施敬胜验灾泣下，每口给米二斗。四十二年大雨六日，水涨高数尺”19。
民国十八年（1929）繁峙暴雨成灾。仅岩头村被冲刷的耕地就有100余亩，浪庄村70%的耕地被冲刷淹没。20
水灾和旱灾是境内经常性的自然灾害，且交替发生。如清乾隆《代州志》载，明成化“九年春不雨，夏雨不止，蝈蝼遍生。三十八年春大旱，夏大水”21。频繁的水灾、旱灾皆因水而起，不仅影响到民众的正常生活用水，而且给境域内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使其生活更加困苦。
（三）霜灾
霜灾对农作物的危害较大。《明太祖实录》载：“太原府代州五台县民饥，流移者众，田土荒弃复霜灾。上诏户部免其民今年对给振武卫军粮，其军士别以粮给之。”22《明英宗实录》载：“山西代州繁峙县言，县地在五台山之阴，霜雪先降，岁时少丰。编民二千一百六十六户，逃亡者居半。其见在者又用六十人供紫炭，百人监厂，二十五人修坛场，百人采秋青草，三百人充荆越等巡检司号兵。又时有军需供给传递往来。以是民甚艰苦，不能聊生。而五台县居山阳，僻静无庶役之劳，请均之，用苏民力。上诏山西布政司勘实均分。”23据《五台新志》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八月，“陨霜，杀禾，大饥”。霜灾严重影响了村落民众的农耕生产，破坏了小农经济的正常运行。
（四）雹灾
雹灾一般出现的时间短，但来势凶猛，强度较大，通常伴有大雨、强风。境内的雹灾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对农作物造成毁灭性破坏。据《明神宗实录》载：“未时定襄大雨雹，小如桃大如卵，禾苗尽损。”24“山西巡抚崔镛奏，四月二十日太原府忻州狂风雨雹十五里，深厚尺余。五月十三日定襄县雨雹二十五里，自未至申积地二尺余，损坏田苗人畜不可胜计。”25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十五日，定襄县突降大雨，且伴有冰雹，管庄、中小霍等村“树无绿叶，野无青草，一望如冬景”26。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七月，定襄县降大雨雹，“西乡一带尤甚，打禾黍殆尽，民大饥”27。再如清同治四年（1865）六月六日，定襄县冰雹大降，禾稼受损，“风声如雷，拔树折碑，伤禽鸟甚众”28。可见，冰雹对农业的破坏力。民国十八年（1929），崞县永兴村发生雹灾，收成不足四成。29民国二十九年（1940）农历五月十八下午三时，忻县令归村下暴雨，冰雹大如鸡蛋，小如红枣，历时一小时，田间锄苗农民躲避不及，被打死五人，打伤多人。30雹灾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主要是在农业生产上，冰雹对农作物的幼苗、果实打击力度较大，民众通常猝不及防，极大地影响了收成。
在科技极不发达的传统社会，自然灾害无疑是威胁人类生存的第一灾难。无助的民众只能到神灵世界寻求力量，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庇护和保佑之下。“宗教强化了人类应付人生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即死亡、疾病、饥荒、洪水、失败等等。在遭遇悲剧、焦虑和危机之时，宗教可以抚慰人类的心理，给予安全感和生命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从自然主义的立场而言，充满了不可逆料、反复无常和意外的悲剧。”31自然灾害的频发是当地民众致力于办庙会敬神的重要原因。
二、土地贫瘠
五台山境域内山地、丘陵较多，可耕之地有限，且土壤肥力不高。五台“民多依山，岗阜窑居，难于为业，鲜事商贾，惟力耕凿，然平畴宽衍，号称沃壤者十不得一，余皆跷脊（瘠），一亩获粟数斗耳。又必肩负直隶粜易，以办正赋、贸布絮焉”32。地瘠民贫是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幅员至六七百里，可耕之土不过十之二三，而服贾皆在本土，无出外者。资本既微，获利无几，合邑之所称素封，在省南不过中户，亦止寥寥数家，此外皆资田土。无田者履险登山，石罅有片土，刨掘下种，冀收升斗。上下或至二三十里，农工稍暇，皆以驮炭为业。炭者，石炭，似煤而有烟，县治东北之天和山，东南之窑头山，产炭最王，炭窑计百十余处，山路崎岖盘折，高者至数十里，民皆驱驴骡往驮，无驴骡者背负之。健者能负百余觔，夜半往，旁午归，一路鱼贯而行，望之如蚁。其炭供本境之外，旁溢于崞县、定襄、忻州，农民完课授衣婚丧杂费，皆赖乎此。闲民腰斧入山斫柴，扪萝攀葛，履鼪鼯之径，蹈虺蜴之窟，负归卖于街市，易一升粟。匠艺则多木匠，多在忻州西山，及太原汾州各县，泥瓦匠多在直隶、正定一带，石匠旧趋京师，近年官工少，皆在本地谋生。以三晋通省论之，生计之艰苦至五台极矣。”33《续修崞县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崞俗务农业而少行商，民贫土瘠。水地特二十分之一，余地全赖雨泽，尤患霜降之早，地寒不产棉花”34。
五台山境域内坡地、沙地、碱地较多，据《代州志》载：“原额坡地三百二十二顷八十一亩六分五厘。原额沙地二百八十四顷三十六亩四分五厘。原额碱地三百六十顷八十二亩一分七厘一毫。”35三种地占到原额民田总数的39%，可知土地贫瘠之程度。
由于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民众往往感到很难决定自己的命运，未来如何更是未知。这种强烈的乏力感使民众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宗教的幻想和追求上，试图通过种种祈报活动来获得思想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解脱，以摆脱困苦的生活境遇。以祭祀为核心的村落庙会正迎合了民众的这种需求。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