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齐鲁文化的古典学意义
自西周初年的分封之后，鲁国文化发展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孔墨显学”，继之而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齐国文化发展到战国时期，而有稷下学宫，诸子云集，百家争鸣，学派大盛。齐文化与鲁文化因此而为世人所敬仰。
秦国东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过程中，齐文化中的法家思想、阴阳五行观念、神仙方士之术，都发挥过重大作用。继秦之后的西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代，已是国力大增，疆土大扩，经济大盛。为适应农耕文明社会发展的需要，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著《春秋繁露》，以鲁文化中的儒学为核心，又广泛吸收百家思想之优点，尤其是融汇齐文化中的天人感应论、三统说、灾异说、阴阳五行说等内容。汉武帝及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司马迁又在《史记》里做了全面阐述，儒家学派因此由“子学”而上升为“国学”。但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消灭百家，而是以儒家为核心吸纳转化百家之精华，熔铸齐学之优长。因此，汉代的“儒术”，已非先秦鲁国文化中的纯儒学，而是融合了百家思想的“大儒学”了；汉代的“百家”，也非先秦单纯的各学派，而是经过儒学的同化创新的“新儒术”了。于是，先秦的“齐文化”“鲁文化”经过秦、汉两次政治的大一统而转化融合为“齐鲁文化”了。从此以后，齐鲁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中华成熟文明发展道路上，与时俱进，转化创新，不断发挥积极作用。
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齐鲁文化与中原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本来都是独立发展、相互影响的。但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在各区域文化中，齐鲁文化始终体现出其独特的优越性。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一直将有区别的“齐文化”“鲁文化”与融合后的“齐鲁文化”及其深远的影响价值，作为研究的重点，并已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如果我们的研究就此止步，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齐鲁文化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于我们做深入探讨。
例一，齐文化与鲁文化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色？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明这种不同，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仅此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西周以后的齐文化与鲁文化都是以泰沂山脉为生活背景的东夷文化为共同源头，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政治文化制度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探讨造成这种同源而异流的原因。这个问题分析清楚了，也就进一步找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分流八百年之后，从战国后期开始至秦汉时期又合流为“齐鲁文化”的深层次原因，进而讲清楚了为什么齐鲁文化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兹事体大，又涉及众多的专题，诸如环境变迁、黄河改道、夷夏东西、“禅让”、“世袭”、东夷文化与三代礼制、分封制与宗法制等，均需要做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
这既是一个中华学术史上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建构“三大体系”、坚持“两个相结合”的时代课题。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共克时艰。
例二，当我们解决了上述重大学术问题之后，便可接着攻克第二个重大学术课题，即在世界文明史背景下进行中外古典学的比较。法国著名古典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指出：“扎伊柴夫继雅斯贝尔斯之后也注意到，公元前7—2世纪之间，在中国、印度、伊朗、犹地亚、希腊等相距如此遥远的文明中，传统的宗教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儒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先知教以及希腊人对真理的哲学探索。但这样的比较同时也揭示了希腊的独特性。希腊的变化不是在宗教领域内部发生的，新的思想形态是在宗教的边缘和外部形成的，有时甚至与某些宗教信仰或官方礼仪公开对立。”韦尔南从迈锡尼王权与希腊城邦之间的断裂关系中，揭示了希腊古典文化的“独特性”。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学、鲁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与韦尔南所举例的希腊、印度、伊朗、犹地亚的古典学相比较，也有相当的“独特性”。这个“独特性”首先需要我们从中国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到虞夏商周发展的连续性与变通性，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发展的总体连续性与区域多样性等角度，去寻找线索。其次，还需要我们在希腊、印度、伊朗、犹地亚等古典学产生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做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进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古典学内涵的丰富性、特色的民族性、影响的深远性，进而建立中国古典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是山东省属高校中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齐鲁文化研究”是该基地的工作重点。2016年，我受山东师范大学的委托，为基地的发展草拟了一个以“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为目标的长远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幸能得到教育部社科司领导的肯定与全国学界同行的鼓励。为了能将这个规划的阶段性成果及时与学界交流，我们特设立了这套“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不定期出版。
当今中国正处于五千多年农耕文明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并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快速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变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表明，因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社会大变革，最终必将迎来思想文化的大繁荣。春秋战国时代，因铁器代替青铜器而引起了由血缘变地缘为特征的社会大变革，最终迎来了中国古典学的诞生。当今中国因科学技术而引起的社会大变革必将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第二次大繁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欧洲的“古典学”发展到15、16世纪而有“文艺复兴”，从而迎来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中国的“古典学”发展到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两个百年”之后，也必将迎来新的伟大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必将迎来中国的“新古典学时代”。中国的“新古典学”既继承了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所孕育的丰富独特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而必将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奉献中国智慧，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殷切期望齐鲁文化研究院的学者们万分珍惜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个崇高的平台，淡泊名利，潜心研究，为弘扬齐鲁文化，为复兴中国“古典学”，做永远坚定的努力。“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是为序。
2019年立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