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的夷夏关系

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学者久已注意的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就曾作《夷夏东西说》，对夷夏关系的地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学者借以探讨夷夏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楚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与夷、夏的密切关系，作为楚文化结晶的楚辞，尤其是《天问》中保存了较多的夷、夏两族的史料，全面地反映了五帝时代中期至夏初两大集团的关系，可与考古资料比较印证，而有些史料并不曾为学者注意。我们试略述之。

一、夷夏集团间密切的婚姻关系

由于地缘等因素，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很早就产生了交往，尤其是五帝时代中期以后，两大集团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婚姻关系。见于《天问》的有：

一是尧嫁二女于舜。尧是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组成的部落联盟共主，而舜为东夷集团首领，《孟子·离娄下》记载：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汉代赵岐注曰：“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78诸冯等地大体在今鲁西、豫东一带。为了加强两大联盟的关系，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即《天问》所说：“舜闵在家，父何以鱞？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尚书·尧典》也记载了此事：“（尧）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79

二是禹与东夷集团涂山氏的婚姻。《天问》记载了禹与涂山氏的婚姻，“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此一史实先秦文献多有记载，如《吕氏春秋·音初》：“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80《云梦秦简》也说：“癸丑、戊午、已（己）未，禹以取（娶）徐（涂）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81涂山氏以狐为图腾，如《吴越春秋》记载“（禹）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因娶涂山，为之女娇”82。又“柏杼子征于东海，及王寿，得一狐九尾”83。涂山氏是以狐为图腾的东夷部族的一支，这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定，如徐旭生所述：“禹娶于涂山氏，涂山为今安徽怀远县东南淮水南岸的一座小山，那么，禹妃或出于东夷集团，禹与该集团有婚姻的关系。”84

三是后羿与洛嫔的婚姻。后羿是东夷集团有穷氏的首领，以善射闻名，他率领部族成员几乎统一了整个东夷集团，如《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85“凿齿”“九婴”“大风”等可能就是氏族，这已经部分地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明，如凿齿为大汶口文化中盛行拔牙习俗的东夷部族。在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以后，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射杀了夏部族河伯氏的首领河伯，娶了河伯的妻子洛嫔，即《天问》记载“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这样后羿才在夏王朝的中心地带站稳脚跟。

四是寒浞与洛嫔的婚姻。寒浞是后羿收养的义子，他在当上了有穷部落的“相”后，开始与其后母私通。楚辞记载此事比较详尽，如《离骚》说：“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天问》“浞娶纯狐，眩妻爰谋”，是说寒浞利用东夷族“执嫂，妻后母”的婚姻习俗，设计杀害了养父后羿，继承了羿的权力。这是东夷部族和夏部族的又一次婚姻关系。

五是少康与有虞氏的婚姻。少康是夏后相的遗腹子。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后相也与东夷有仍氏有婚姻关系，在寒浞的儿子攻灭夏后相时，少康母后缗怀孕，逃归有仍，生下了少康。少康成为有仍氏的“牧正”，后来又逃到舜后裔有虞氏那里，为“庖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86。《楚辞》中多次提到了少康与有虞氏的婚姻，如《离骚》：“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婚姻者，合二姓之好，婚姻关系的形成，正是两大集团联盟关系的体现。如果加上史籍所载的夏后相与东夷有仍氏的婚姻，我们则可以把这一阶段夷夏联盟上层的婚姻关系完整地勾勒出来，而他们倡领下的“民间”的婚姻等交流应更频繁。

二、夷 夏 斗 争

夷、夏两大集团密切交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冲突，其中既有赤裸裸的最高权力斗争，也有婚姻关系掩盖下的分化瓦解和利用。

首先是鲧对联盟最高权力的争夺。在儒家文献《尚书》中，鲧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然而在楚辞中却对其有不同的评价和记载。关于此点，姜亮夫论之颇详：“儒家以为四凶之一，治水无功，被殛羽山，然《离骚》谓‘鲧鲠直以亡身’。鲧湮绛水，终之见囚于羽，‘夭乎羽之野’，《天问》则谓其‘川谷成功’（原误‘顺欲成功’，依余校），‘咸播秬黍’‘莆雚是营’非无征劳，又言三年不施刑，非即殛杀，盖多宽恕之词，不作为元恶大也。”87先生此说甚确。又如《吕氏春秋·恃君览》载：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88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89

在这里，鲧自言“今我得地之道”， 即《天问》所言“川谷成功”（指治水中已经成功地分别了川谷），可知鲧治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欲为三公”，又反对“传天下于舜”，说明鲧对统治权觊觎已久，或意图把最高统治权留在华夏集团内部，这正反映了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对最高统治权的争夺。舜成为联盟共主后，便借故把鲧作为“四凶”之一放逐于东夷之地——羽山（《天问》“川谷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即指此事），可以想见当时权力斗争的激烈。在争夺最高统治权中失败的鲧最终以“治水不成”的名义被逐，这也注定了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其次是禹对世系权和夏启对世袭权的争夺。夏禹娶涂山氏，《天问》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此段经孙作云、江林昌等疏证得以贯通。江林昌指出，鲧禹时期夏部族正处在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厥身是继”是大禹对父权制的争夺，并最终取得了胜利90，而“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妇女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91。《天问》所记述的，正是权力由母权东夷族流向父权夏族，这也是禹获取部落联盟首领权力的第一步。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依靠自己在治水中建立的威望和强大的势力，“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92。上博简《容成氏》也说：“启于是乎攻益自取。”93《天问》更为详细地记载了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的这次斗争：“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此说虽有一些细节不可解，但从文字间可以看出，启、益之间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斗，夏启最初处于下风，最后才得以胜利。

再次是后羿、寒浞代夏。益在联盟权力斗争中的失败，只是使东夷集团暂时处于下风。随着有穷氏后羿的强大，他们开始了统一东夷的战争，并试图挺进中原。后羿、寒浞娶洛嫔，在当时可算是“审时度势”之举。后羿要西进中原，仅仅依靠武力是不行的，他在射杀夏联盟的重要人物河伯后，便迎娶了河伯的妻子洛嫔。清代学者刘梦鹏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洛即有洛氏，亦夏时诸侯，见《路史》。言羿既革夏，何故杀河伯而结姻有洛氏，即伏自戕之机乎？”94其实，后羿联姻的目的很明确，洛嫔所在氏族生活在洛水一带，有很强的势力，而“后羿代夏”不过是占据了夏都，其势力很不稳固，迎娶洛嫔是为了巩固自身势力，获得夏部落的承认和支持。后羿还可能看到了河伯氏与有洛氏之间的矛盾斗争，而站到有洛氏一边。河伯氏与有洛氏的战争文献有明载，如《归藏·启筮》“昔者河伯筮与洛战，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竹书纪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95可以说，乘中原华夏集团内部之乱而西进，正是后羿的谋略。后人不知羿之苦心而往往以此认为他荒淫无度，是不正确的。寒浞迎娶洛嫔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其篡权后，因实力大增而灭夏后相。

最后是少康复国。相比之下，少康的婚姻政治性更为明显。由于后羿对东夷族其他部落的征伐，在他被杀后，一些东夷部落如有仍氏、有虞氏纷纷转向华夏集团，并在夏后相死后援助少康。《天问》记载少康逐犬而猎杀寒浞（“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其实他完全是借助东夷部落的支持才得以消灭寒浞势力实现“中兴”的。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两大集团的权力交争和交流是并进的：在夏初的夷夏斗争中，包含着婚姻等和平的交流；在婚姻关系中，也蕴含着斗争和利用。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的这种关系，江林昌师精辟地指出：“从五帝时代直到夏代中期，夷夏两族一直处于彼此强胜，共同联盟执政的状态之中：

在中华上古文明史上，两族关系保持如此长时期的联盟交往，大概除了夷夏之外，没有其他的事例。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古文明现象。”96

三、夷夏关系的考古学印证

从考古学上看，东夷和华夏的交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五帝时代中后期到夏初这一时期，东夷集团处在山东龙山文化晚期——岳石文化这一阶段，华夏集团处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阶段，是两大集团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学者称之为“繁荣期”。97从考古学的背景来看《天问》所反映的夷夏关系，我们认为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如尧时部落联盟中心在今山西临汾一带，2000—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发现陶寺城址。城址内发现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城墙，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总体面积超过280万平方米。除此之外，还发现了宫殿区、贵族墓，以及可以和《尚书·尧典》记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对照的具有观象授时功能的大型建筑遗迹。98如此大规模的城址可推知尧部落当时的实力。而据张学海考证，舜时部落联盟中心当在今山东西部的阳谷、梁山、郓城、鄄城一带，由于洪水的冲击，许多遗址不复存在，但如果把以此为中心的聚落群与西、南面看似孤单的遗址包括进来，其聚落分布范围东北到西南可达104公里，东西宽80公里，面积在7000平方公里以上，现在所发现的其中心聚落景阳冈遗址的城址也在38万平方米以上。99由两大集团的势力来看，舜并非文献所记为“平民”，尧嫁二女并“禅让”于舜正是基于两大集团的军事力量考量而进行的。

“禹会涂山”这一事件在考古学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安徽蚌埠禹会村发掘的文化遗址，“根据禹会村遗址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测试，其年代为（半衰期5568）：3822±40BP（公元前1872±40）；树轮校正年代为：2350BC（68.2％）2190BC。这个时期，正是龙山文化晚期，也是在淮河流域最昌盛的时期，而龙山文化时期与大禹的时期刚好吻合，同时，又加上地理位置的吻合，正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向大禹走进”100。这里恰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共存的地方。我们认为，“禹会涂山”“禹娶涂山”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在东夷族的舜成为共主后，以禹为首的华夏势力被迫南扩并拉拢东夷集团涂山氏的必要手段。

以缔结婚姻等交流方式为纽带的两大集团的交往，对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方面学者已有专述，如以二里头文化为例，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东夷文化对华夏文化的影响，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二里头文化的很多器物、器型都体现了强烈的东夷文化因素。101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天问》仅千字之文竟可以把五帝时代后期至夏初东夷与华夏的关系比较完整地描绘出来，难能可贵。还应说明的是，有些学者在分析、解释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的文化交往时，往往简单地把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和《竹书纪年》相关记载作为文献证据，又或仅仅强调夷、夏之间的交流是通过“军事占领和强迫”的方式进行的102，但从对《天问》所涉史料的分析来看，夷夏之间的交流是多样的，婚姻关系是两大集团交往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