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僧传书写问题的提出

佛教史传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史传传统来说，显然属于后起之物——在佛教进入中国一段时间后的六朝齐梁时期才得以产生。导致这一书写体裁出现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当其一旦形成，则绵延一千多年，形成了相当丰富的佛教史传传统，其中包括教史（纪传体教史和编年体教史等）、传记（佛传、僧传、尼传、居士传等）、灯录等1。与这种佛教史传的悠久性和丰富性形成巨大反差的情形是，这类文献一直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能够基本反映当时社会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体系的历代书目著录中，此类文献往往处于湮没状态——《隋书·经籍志》仅在四部之末略加附录，此后历代公私书目也置佛教史传类书籍于“边缘”地位。

这种反差境况的改观，是近代学术研究范式成立之后才有的事。近代学者真正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发见了佛教史传的价值和意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是，陈垣以史学家的卓识，敏锐地察觉到佛教史传的价值，撰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专门予这类文献以精要性的评述。即便这部书属概论性质，所选篇籍也仅是此类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但其视野之宏阔、考辨之精审，则是超迈前人的。然而，即便如陈垣这样的大学者，其对待佛教史传的态度，依然还只是把它作为“与列朝史事相关”“参稽而旁考”的对象2，并没有深入考察这类材料自身所具有的特殊书写性质。

近代以来，真正发见佛教史传特殊性质的学者，当首推钱穆。钱氏1969—1971年间为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学生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课程，胪列历代史学代表作品，一一为之解题，发明价值。后来该课程讲稿结集成《中国史学名著》一书。3该书在述及东汉以迄隋代史学之演进时，于史部“杂传”类，单独拈出慧皎《高僧传》4加以表彰，对该书及其所代表的历代僧传著作的价值予以提示：

佛教，它本身就没有历史，连印度也没有历史，但佛教传达中国，中国僧人就把中国文化传统看重历史的眼光，来记载佛教史……这情形就会和原来的宗教发生很大差异。宗教本身不看重历史，今把一代代的教主，和下面很多其他传教的人，分着年代，再分着门类，详细把事情记下；把历史意义加进去，至少其本身的宗教观念，会因此而开明得多，就会变成一种新观念，不啻在宗教里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因此下面才有所谓中国佛学之产生。此即佛教之“中国化”，乃是说在宗教里边加进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历史观点。5

钱氏上述认识，是其治学注重文化通变精神的体现。这种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角度发见佛教史学著述价值的做法，也与其宏通的学术视野息息相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立足于中国学术的整体流变，别具只眼地指出了《高僧传》及其所代表的僧传书写传统在形成过程中，显示出了一种“张力”6，即所谓的僧传书写7乃是“在宗教里边加进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历史观点”。此观点摆脱了前人将僧传视为“正统”史传查差补阙材料的窠臼，开始注意到僧传自身的书写特征，发人之所未发，因此弥足珍贵。

然而，时至今日，距离钱氏此发见的提出已有半个世纪，我们一方面发现，钱氏的观点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积极响应，后来关于中古僧传的研究依然还在既往的套路中陈陈相因；另一方面，以今日之学术眼光重新审视钱氏的观点，似乎此中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比如中古僧传书写张力具体体现在何处？这种张力的形成原因有哪些？此外，如后人所不断强调的那样，《高僧传》一直被奉为历代僧传的典范，那么，上述张力现象与这种典范价值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诸如此类问题，都有待于我们接续钱氏的议论，将之作为专题，深入探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