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国家,不惜一切:本·古里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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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火卷》

“我将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

本-古里安先于他的朋友们离开普仑斯克。福切斯在本-古里安之后离开小城,他是他们当中最早离开波兰的人。临行前,他和本-古里安去了华沙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他们两个人按照当时流行的服饰搭配,穿着深色外套,佩戴着黑色的领结,拍了一组照片。摄影师安排他们站在一个布景台前,这个布景台让人联想到贵族豪宅内的沙龙,照片中的他们看起来颇显正式且喜气洋洋。福切斯蓄着胡须,肩宽胸阔,比本-古里安几乎整整高出了一个头。他看起来目空一切,强悍决断,充满男子气概;他右手插入上衣口袋之中,左臂挽着本-古里安的右臂,看起来就好像是在保护和引导着本-古里安。本-古里安看起来身形瘦小,有些弱不禁风,左手紧抓着一个精美的茶几。他神情紧张,带有稚气的脸上写满了对他身边这位大朋友的信赖和依靠,而且很明显,他很骄傲自己和这位朋友建立了友谊。为了能和福切斯对视,他不得不仰起头来。1

福切斯先是到了伦敦,后来又前往纽约,福切斯的离去令他很是痛苦。本-古里安写信告诉他:“我感到如此的孤独,就如同被遗弃在荒芜的孤岛上,晚上我梦到,他们已经抓到了你,并五花大绑把你押回普仑斯克。”2除了他后来写给妻子和其他几个女人的情书以外,本-古里安从未像他年轻时在写给福切斯的信中那样,对另一个人,无论男女,表现出如此亲密的感情。“我真的好想你……你知道吗,有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情绪和期待也非常震惊,而且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但我从来都没找到过答案。”有一回,他写信告诉福切斯,在他读到福切斯的书信时,他感到自己好似受到 “爱抚”一般。24小时后,他却因为自己的上一封信而感到惴惴不安,并专门为此而道歉。他写道:“多么荒谬的情感体验啊!”他称福切斯 “我的大哥哥”“我的挚爱”,并且通常在信末正式地签上他的全名:大卫·约瑟夫·格鲁恩。在他的名字上方,他写下了这几个字——“锡安保佑我们”。(3)

本-古里安的回忆录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去华沙是为了信守他在普沃卡 (Płonka)立下的誓言。他写道:“我当时的计划是当一名工程师,学成之后去巴勒斯坦。我当时认为:这片土地需要建设者,所以我将成为一名工程师。”3但是,在他写给福切斯的信中,他这样说:“我不能再待在普仑斯克了。”他解释道,他对瑞秋·内尔金的爱 “似火山喷发”般炽烈,并且这炽烈的爱情已让他变得飘飘然忘乎所以。但他突然又对自己的感觉产生了怀疑。他问自己:“我是真的恋爱了吗?”这个问题让他彻夜难眠。鉴于自己的爱恋之深切,有时他也会吃惊,自己竟然会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慢慢地,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并不爱她。他继而写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持续感到爱潮涌动,但这爱潮并非为她而动。”他沉思着,或许他喜爱另外什么人,又或许他根本从未爱过她。“当时正值隆冬,在此之前,我享受着无尽的欢愉和快乐,在那之后,却又感到痛苦不堪……我的心如此深沉地跳动,悔恨自责深深困扰着我,以至于我有时会在床上坐整整一个晚上……暗自流泪……这也是促使我在夏天前往华沙的原因之一。”4

他返回普仑斯克,与家人共度五旬节。五旬节后的一天,他在以斯拉大会上作了一个演讲,谈到了巴鲁赫·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他演讲的核心观点是,不是上帝选择了犹太人,而是犹太人选择了上帝。大多数听众听得云里雾里。他的发言也未经组织,因为他在头一天晚上才突然想到这个观点。回到华沙后,他的经济状况恶化,难以维生。他向熟人借钱,却从不想向父亲开口。那时,他窘迫到几乎没钱买面包。幸运的是,他当时还是素食主义者。5

本-古里安的父亲希望他致力于学术研究,成为一名学富五车的知名学者。他本想送他儿子出国学习,如果他的儿子能入读维也纳拉比神学院,他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但糟糕的是,他没钱资助儿子来实现这一梦想。作为一名可以煽动非富即贵者情绪的行家里手,格鲁恩写信给素未谋面的西奥多·赫茨尔,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用华丽的希伯来语写道:“我无力支持我的儿子,虽然我对他的爱是无与伦比的。”字里行间充满对赫茨尔的溢美之词。为了增加说服力,他称赞儿子在 《塔木德》、俄语和数学方面都很有天赋。虽然他的儿子好学上进,但所有学校都对他关上大门,就因为 “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把这看作是犹太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应当引起赫茨尔的注意。“我们这些不幸的孩子啊,他们有过人的才智,却得不到用武之地,我们应该怎么办呢?”(4)6

在当时的波兰,犹太人读大学绝非易事。不过,华沙市内有一所技术学院,由犹太慈善家希波利特·瓦维尔伯格 (Hipolit Wawelberg)创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本-古里安申请入读这所学校。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本-古里安告诉福切斯,他们的一位熟人没有通过考试。该学院倾向于录取具有某种专业从业经历的候选者。本-古里安则指出:“我对任何专业领域都一窍不通。现在凭一张伪造的文凭根本入不了学,因为校方对此查验甚严,非常谨慎。”这似乎是他首次考虑靠歪门邪道达成目的。

他捉襟见肘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一名来自普仑斯克的年轻人决定移民美国,行前,他让本-古里安接替自己在一所现代犹太儿童宗教学校的教职。本-古里安拿到了他人生中的头一份薪水。他上了补习班,参加了俄语、数学和物理学的私人授课,并且相信自己一年后就会被瓦维尔伯格学院录取。他写道:“我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我现在完全独立了。”他和另外一个叫雅科夫·布加图(Ya1001b4akov Bugato)的年轻人合租了一个房间。他是这样向福切斯描述这间屋子的:两张铁床靠着窗子,各置一边,有一张搁满书的桌子、几台 “烹饪机”,还有几个茶壶。四周墙壁装饰着图片和绘画,地板总是一尘不染,一切都井井有条。

尽管福切斯对本-古里安的诗歌创作能力不以为然,有一次,本-古里安还是抑制不住,诗兴大发,写了一首简短的抒情诗寄给了福切斯:“展望未来,我们欢欣鼓舞,怀揣希望,我们奋发有为,因为未来和希望会将一切美好呈现给我们。”他补充写道:“最近,我发现自己很有哲学天赋,这让我一直无法平静。在我看来,我将成为一名杰出的哲学家。”事实上,他当时尚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度此一生。他写信给福切斯:“我思量很久,自己究竟有何才能,能做什么事情。”他写道:“如果我能知道如何克服自己心中那种不可名状却又深刻的 ‘缺失感’就好了。”

他的房东有两个女儿,当时都在读高中。其中一个令本-古里安一见倾心。她 “天真、活泼、自然”。他写道,他 “对她简直毫无抵抗力”,这种迷恋远不止于此。“无声的渴望在我耳边轻声呢喃,诉说着那深藏于心底的爱恋和倾慕,就在那一刹那,我觉察到心中那股爱之激情,它如此巨大而有力,就如同秋天里的风暴一般。我向往着、期待着,时不时地,我期盼着在她怀里大哭一场,将那我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希望和期待,一股脑儿地向她的灵魂倾吐。”7

福切斯从伦敦发出的信简直悲观至极。有一段时间,普仑斯克盛传,福切斯纠结于做裁缝还是做熨烫工。本-古里安回信中的措辞简直和齐马赫的毫无二致:“你真认为伦敦人会用烤乳鸽来欢迎你的到来吗?”齐马赫告诉福切斯,不要再寄这样的信件了。对于本-古里安而言,他则试图让他的朋友振作起来。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对他说:“忧郁悲观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他让福切斯给他写信告诉他所有郁结在心中的那些不快。他还建议福切斯学习英语,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团体。他问道:“你在伦敦听到过有关赫茨尔病情的消息吗?”8赫茨尔在五天后去世。齐马赫写道:“我们像突然失去父亲的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列夫科维茨感到非常沮丧,以至于他完全失去理智,像疯子般在普仑斯克的大街上狂奔,街边的路人错愕不已。回到家后,他开始痛哭流涕。他的家人吓坏了,却也没办法让他平静下来。当天夜里,他整整哭了一夜。9本-古里安回到普仑斯克,在他家的犹太会堂中悼念赫茨尔。10

赫茨尔的死,再加上个人生活的困顿,让本-古里安痛苦不堪。与他合租的室友雅科夫·布加图决定离开。赫茨尔死后第二天,他在写给福切斯的信中哀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觉被抛弃了一般。哎,真难过啊……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我却承受如此之多,实在是太糟糕了,我的心都碎了。”他向福切斯承诺,过几天,他会寄出一封长信,就赫茨尔的离世作出回应,他照做了。

在该信的开头,他这样写道:“唉,想想就让人难受!”他把赫茨尔形容为 “诸神的使者”,将他认作犹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把他和犹大·马卡比和大卫王相提并论。他写道:“每隔1000年才会出现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断言,他此时 “比任何时候”都坚信,犹太复国主义必然胜利。他写道,“在这片诗意与真理的土地上,在繁花盛开、先知预言的土地上”,一条 “圣河”在湛蓝的天空下流淌,这条河从远古时代起就聆听牧羊人的歌声和神奇之爱。在那片土地上会出现一位新的 “上帝诗人”,他会拨动人们的心弦,唱出一首 “弱小却伟大”的民族重生的圣歌。(5)

本-古里安再次以歉疚的口吻告诉福切斯,他实际上并没有打算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他的室友走了,他只是想倾诉他的孤独和寂寞。“寂寞显然影响到了我的精神和想象力,以至于我到现在都无法停下来,也无法控制我紧张不安的神经……是的,整个夏天我都要孤身一人了,因为显然雅科夫·布加图在冬天到来前是肯定不会回来的,那之后,谁知道又是什么情况呢……”几天后,他再次哀叹自己的孤寂。他有时会向福切斯谈起他们的熟人,这些人当时正在为移民美国做准备。11

他告诉福切斯,为了能考上瓦维尔伯格学院,他不得不学习一些他觉得非常无聊又没有用处的科目,比如俄国历史、基督教和初级地理。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而,他决定申请一所比瓦维尔伯格学院档次低一些的私立技术学校。问题是,这所私立学校只接受17岁以下的学生,而他已经快18岁了。他毫无愧疚地提交了虚假的证明文件和材料。他写道:“我父亲正在试图更改我的出生证明。”他相信自己会被录取。他的学习生涯将会历时三年,学校有建筑、技术和化学三个专业可供选择。他打算选择技术。他的父亲似乎已经设法为他搞到了一份新的出生证。12

“我该怎么办?”

1904年9月,本-古里安写道,困扰他的那些事都让他焦心不已。三天后,他写道,“许多可能性和想法”一直在他头脑中闪现。一种可能性是他选择定居巴勒斯坦,出于经济原因,他估计这种可能性最大——如果去欧洲生活,他就不得不向父亲求助了,而他不想这样做。另一种可能性是移民美国。但在美国,他可能不得不经商,而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他说:“我不适合经商,我根本受不了商业活动。”他也不想留在波兰。因此,在他面对着这个 “熟悉的问题”时,他写道:“我该怎么办?”

当时,他还是打算竭尽全力,到大学读书。他并不确定自己能否如愿。他写道:“如果我没被录取……我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他试图说服自己,自己最想做的其实是去巴勒斯坦定居,即便这意味着要到那里去做老师。他还没有最终作决定,也用不着仓促决定——毕竟他有的是时间去考虑,他写信给福切斯,征求他的意见。他在1904年11月写道:“距离服兵役还有四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12月份,他又写道,如果他有足够的钱作路费的话,那年冬天他就会去巴勒斯坦。他估计自己不会被技术学院录取,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即刻动身。13

四天后,对他而言,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他公然宣称:“明年夏天我一定会去以色列地。”他解释说,这个悲惨民族正濒临亡族灭种,而定居以色列地是为这个民族尽一份力的唯一方式。“我们别用那空洞的陈词滥调欺骗自己了!我们的处境简直糟糕透顶、恐怖至极,我们兴许处在历史上最危险的时代!”14很显然,这是他的顿悟。因为就在一两天之前,去巴勒斯坦至多只是诸多选择之一,而且并不一定是首选。即便现在,他也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义务在巴勒斯坦为这个不幸的民族提供具体的帮助,仍然没有。他在1905年1月写道:“至于我自己入学的事,我现在还一无所知。有人说今年被这所学校录取较为容易,而有人则表示恰恰相反。”15

福切斯很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印象:他的朋友其实是为了逃避作决定而找借口。本-古里安写道:“一方面,我认识到去以色列地工作的紧迫性。”他之所言明显指的是政治工作。他坚持说:“组织民族的、强有力的力量,并且对其进行统筹协调。”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此。另一方面,他仍希望获得技术和工程领域的教育。他写道:“我现在真不知如何取舍。”当时看来,似乎一切都取决于福切斯,他给福切斯的信中说:“如果你去的话,我也会努力到那里去。”对他而言,重要的是,福切斯对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信念丝毫没有怀疑。头封信发出后的第十天,他决定将继续求学,他还写道:“相信我,要不是期望着在我们的土地上能够一展身手、干成大事的话,我可能早就放弃完成学业的想法了。”16其实,他们之中迈出前往巴勒斯坦第一步的是齐马赫,他比本-古里安行动更早。

就在同一时期,兴许是受到赫茨尔去世的影响,齐马赫情绪高涨,要实现自己在普沃卡立下的誓言。他首先给一个叫摩西·斯米兰斯基 (Moshe Smilansky)的男人寄了封信。摩西·斯米兰斯基是一位农民兼作家,齐马赫曾经拜读过他发表在 《哈齐菲拉》上的一些文章。齐马赫咨询他有关在巴勒斯坦找工作的事。斯米兰斯基回复说,他应该先来这边落下脚,然后再找工作。齐马赫写道,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逃离波兰的机会,但他依然在等待合适的时机。17

从法律上讲,他当时仍是未成年人。没有父母的准许,他就拿不到准许其出境离开波兰的证明文件,更何况,他身无分文。此外,他也不愿意抛弃自己心爱的肖莎娜而独自出走。在他们这个几无秘密可言的小镇,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福切斯家正张罗给她找婆家,因此他更不能一走了之。移民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是小镇青年平常聊天讨论的中心话题。这其中的一位青年——列夫科维茨,竟向齐马赫求助。对列夫科维茨来说,向齐马赫开口求助其实并不容易。他忘不了齐马赫曾一而再地贬低、刁难他们父子。但是他太孤独了,身边没有朋友可以诉衷肠。出人意料的是,齐马赫没有轻蔑地拒绝他。相反,两人紧紧握手,正如列夫科维茨所描述的,“两人心心相通”,开始一起规划他们的旅程。

细节讨论得越多,他们就越清楚,一同离开是很困难的。于是,两人间的竞争由此开始,他们都想成为第一个离开的那个。列夫科维茨先是尝试了简单易行的方法。他希望父亲允许他定居巴勒斯坦,同时想向父亲借一笔钱来支付途中的花费,他承诺会偿还这笔钱。他信誓旦旦地向父亲保证,如果当不上农业工人,他总可以回归老本行,去做面包师。毕竟,无论在哪里,人们都得吃面包。对此,他父亲断然拒绝,他声称,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正给他们自己和犹太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他绝不允许他的儿子和这种疯狂的活动扯上关系。父子间的裂痕早在列夫科维茨开始放弃宗教信仰和宗教学习时就出现了,只是现在变得更深了。18

在此过程中,一则谣言传遍了整个小镇——齐马赫从他的父亲那里偷走了300卢布,然后潜逃出境了。齐马赫后来回忆,当时父亲已经开始带他接触生意上的事情。一天,父亲给了他300卢布让他去存入银行,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他说:“我收到那300卢布,并将钱攥到手中时,我猛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说,他可能本不想 “真的偷走”这笔钱,但当卢布就在眼皮底下的时候,他无法抵制那种诱惑。在准备去乘马车出走普仑斯克的路上,他碰巧遇到了利帕·陶布,齐马赫托他向父亲转交一封信。几个小时后,他已经到达本-古里安在华沙的寓所。

他也没有告知列夫科维茨,就这么不辞而别了。列夫科维茨非常气愤。他后来写道,他当时非常嫉妒,深感受辱,同时也非常惊讶。但在内心深处,他也真的为齐马赫最终梦想成真而高兴。19列夫科维茨之所以深感受辱,是因为齐马赫并非一个人孤军奋战,本-古里安帮助了他。

不出所料,齐马赫的父亲试图阻止他的儿子。一天后,他本人现身本-古里安在华沙的住处。本-古里安告诉他,什洛莫 (齐马赫)已经走了。其实,他没讲真话,本-古里安也并不确定他朋友的父亲是否相信自己的话。但不管怎样,齐马赫的父亲还是回普仑斯克去了。齐马赫最终抵达巴勒斯坦。他的出走以及他从巴勒斯坦寄来的信件,在镇上引起了轰动。本-古里安认为,他们开始改变人们的观念,人们也开始考虑移民去巴勒斯坦,而不再是美国。他写信给福切斯说:“我们的什洛莫他就是一个明星!!!”

最终,本-古里安未被学校录取,原因并非如其父在给赫茨尔的信中所言,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和其他犹太申请人一样,并没有达到技术学校的录取要求。20他尝试着调整心态,应对失败。他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继续学习,阅读歌德、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此期间,他时不时会回家看看,但普仑斯克的一切也让他感到无聊和厌倦。21

齐马赫写道,本-古里安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想要学习,但他觉得这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本-古里安就不是块学习的料,他缺乏追求学问所必需的那种耐心、勤奋、规律性以及系统的方法。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齐马赫笔锋一转,本-古里安却在政治领域崭露头角,他参与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22本-古里安在写给福切斯的信中这样说:“正如人们所言,如果我当不成一个伐木工,那我就去做一名内阁部长。”他另起一段接着写道:“我被叫去参与组建一个传播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组织。”

“那种冰冷刺骨的绝望,如同死亡一样可怕”

赫茨尔在1904年的夏天离世,紧接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搁置了 “乌干达方案”。但是围绕该方案的争议仍在持续,邀请本-古里安参与在华沙组建新组织的人当中也有这种争议。这是他头一回涉足政治。他们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并开始起草宣言。开始时,似乎一切都充满希望。宣言明确,该组织的目标是宣扬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并推广希伯来语的使用。委员会还决定建立一个图书馆并募集书籍。会议当天正逢犹太新年,但是仅仅两周后,在犹太住棚节的当口,风向突变。正如本-古里安写信给福切斯时所言,整个活动如 “水上的泡沫般消散殆尽”。

他为此极为失望,而且这种情绪带有很深的情感和个人色彩。有一阵子,他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怀疑,他拿出自己在语言和词汇上的看家本事来表达自己的怀疑,而这也是他惯用的做法:“怀疑和不确定性正在吞噬着我沸腾的热血,消磨着我的雄心壮志,而且那种冰冷刺骨的绝望充斥着我的灵魂,如同死亡一般可怕。”23像往常一样,他从福切斯那里寻求鼓励。“兄弟!”他写道,“无论我何时产生怀疑或者绝望情绪,也许唯有你才可以让我重新树立简单、热切、至善至美的信念吧!”24

他需要某种东西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并且他知道这种东西是什么。他写道:“我渴望去工作,那种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可以使我不为七情六欲所扰,不为杂七杂八的想法所动,不受制于各种极端的情绪,忘却所有烦恼和不快的工作。”与此同时,他阅读了大量的报刊,并与福切斯分享报道中令他兴趣盎然的事情。他也关注着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各种政治进展,包括即将举行的赫茨尔接班人选举。(6)25

马克斯·诺道 (Max Nordau)是其中的一位候选人,他相信美国新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会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犹太复国主义各项目标的实现。本-古里安曾询问福切斯,美国犹太人在大选中是如何投票选举的,这也是他头一回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他定期向福切斯发送有关华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展情况的报告。没多久,革命就在华沙爆发了。26

起义的形式包括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群情激昂的暴动,其风潮早已席卷整个俄罗斯帝国,现在则来到了华沙。沙皇的军队以雷霆手段镇压了起义。本-古里安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了天生、敏锐的新闻才干。他在信件中将很多方面娴熟地糅合在一起,这其中,既有针对真实事件带有评论性观点的描述,也有对个人经历的描写和对事件本身丰富、多角度的观察,而所有这些都用流畅而清晰的希伯来语写成。在他的描述中,有很多示威者横尸街头,根本没有人为他们收尸。

后来,本-古里安声称,他过去曾支持过起义。“我曾经是一名革命者,”他说道,“但是在起义爆发时,我的心中依然一片空白。因为我知道,虽然革命可以解放沙俄,但革命是不会解放犹太人民的。”《哈齐菲拉》的报道措辞更为谨慎,但却表达了类似的失望情绪。起义之后,紧接着的是针对犹太人的数百起集体迫害,直到第二年依然在持续,在乌克兰情况尤为严重,有数千犹太人被杀害。27

1905年3月,本-古里安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梅纳赫姆·乌西什金 (Menachem Ussishkin)寄了一封信,以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他说,自己是代表一群想移民巴勒斯坦的年轻单身汉给他写信的。

乌西什金领导了反对 “乌干达方案”的斗争,他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激进运动不应仅局限于外交层面。在国际社会就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达成一致之前,他就开始主张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写信的本来用意可能是,让自己前往巴勒斯坦的行程变得更为容易,或许相关的费用都可以由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支付。年轻的犹太人,包括本-古里安的朋友们在内,完全是自愿前往巴勒斯坦的。本-古里安却写道:“我们不想,也不能 (自顾自地)仅凭自己的一腔热情,来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

本-古里安将乌西什金的政治纲领寄给了福切斯。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计划四个月后在巴塞尔 (Basel)举行。本-古里安想到现场去,这将是他头一回离开波兰,前往境外。同时,这也是与福切斯重聚的一个机会。本-古里安在给乌西什金去信两周后,又写信告知福切斯:“我会尝试着出席代表大会,如能成行,我今年夏天就会在瑞士,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这个期望最终落空了。短短几个月后,本-古里安几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写道:“我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乐趣了。”过去,他对生活、对周围的人都充满了信心,对自己理想的实现,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胜利怀有坚定的信念。但总有一些时候,当置身其中时,似乎一切都变得平淡、乏味、令人沮丧,感觉一切都是徒劳。而且,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并不少见,他会频繁经历这种情绪。往往在这时候,他倾向于将个人的困境与犹太人的苦难联系起来,并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良方。有时,这种想法令他志得意满,颇有飘飘然之感;但是在他陷入失望的深渊时,犹太复国主义对于他似乎也爱莫能助。他写信给福切斯说:“有时候,我心中会产生痛苦可怕的疑问。那种骇人的绝望就如同一只蚊子咬噬我的大脑,像一只蚂蟥一般吸食我的血液,直到我将怒火发泄出来,彻底臣服于恐惧才结束。我不求能在生活中获取到什么,我既不祈求快乐也不向往教育,不想要荣誉也不期待爱情,我可以放弃这一切,我想要的只有一件事——希望!!!我想要有让我有所期待、有所信仰的力量,然后我准备配戴最沉重的枷锁,去承担最艰苦的劳作!”他内心痛苦的倾诉势必使福切斯倍感压抑,为此,本-古里安再次道歉,他请求道:“请原谅我吧,亲爱的朋友。”28

齐马赫同样想念并需要福切斯,为此,他不停地从巴勒斯坦寄信过去。他梦想着他们三人一起生活在以色列地,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说服福切斯来以色列地。他谈到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职责,试图用他们珍贵的共同回忆来引起福切斯的共鸣——在他们听说“乌干达方案”时,他们不是一起抱头痛哭吗?29福切斯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齐马赫去巴勒斯坦当了一名农场工人。为此,他写信对齐马赫说:“在我看来,与其在这片土地上耕种,还不如去做更高尚、更富精神感召力的工作,那样也许对你的家园和人民帮助更大。任何人都可以做体力劳动。而一个头脑敏锐的人,去担任公职、做一名知识分子或从事综合性工作的话,也许更可以人尽其才,发挥更大的作用。”30齐马赫回复了长长的一封信,详尽阐述了躬耕于土地的种种好处。对回归自然的渴望确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培育的精神核心。31

但这样的观念在当时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空中楼阁。福切斯选择了一条与他的朋友们不同的道路,他要去纽约发展,他已经计划好去那里学牙医学。在准备这一切的时候,他听取了他的朋友本-古里安的建议,而他的这位朋友自己都尚未决定是否要定居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在给他的信中说:“你当然应该去美国,因为你的父母现在都已经改变主意,表示同意了。”福切斯刚到纽约,便开始迫不及待地在当地希伯来语周刊 《旗帜》(Hadegel)上发表文章。本-古里安此时给他写了封口吻幽默且风趣的信,这种语气几乎只出现在他青年时代写给福切斯的信中:“这篇文章的风格精妙绝伦,我都怀疑这是不是你写的了。”他这样和朋友开着玩笑。本-古里安继续写道,如果福切斯真的打算在纽约安家,他应该在当地出版一份希伯来语报纸,并自告奋勇担任该报驻波兰的特约通讯员。32

从齐马赫那里,福切斯得到了截然相反的回应:“别听大卫·格鲁恩的建议。”齐马赫以一个朋友、兄弟、爱人的身份恳求他,他作出最后一搏,主动提出承担福切斯来巴勒斯坦的花费,试图以此说服他。33福切斯不为所动,仍然留在美国。这是犹太复国主义提供给全世界犹太人的历史性选择,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愿意定居巴勒斯坦,本-古里安本人当时也尚未作出最终决定。

在此期间,本-古里安参与了华沙的犹太复国主义工人运动——该运动由10多个团体共同组成,其中的许多团体从始至终都籍籍无名,但也有几个在后来的以色列政坛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本-古里安遇到的其中一个团体就是 “犹太人联盟”(Bund),该派别基于社会主义立场,提供了一种可以替代犹太复国主义的其他选择。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样,犹太人联盟也坚持认为,犹太人构成了一个民族,但并不认为犹太民族是一个流亡的民族。相反,他们一直相信,犹太人有不同的家园,这些家园位于他们目前居住的国家。犹太人联盟培育、推广意第绪语,将其作为该团队目标的一部分。1906年,犹太人联盟在波兰拥有数万名支持者,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劲敌。犹太人联盟也组织犹太人进行自卫。34本-古里安希望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信仰与不断高涨的犹太社会主义浪潮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他接触到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此人名叫伊扎克·塔宾金 (Yitzhak Tabenkin),他在母亲的家中召集了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方面的集体讨论小组。塔宾金长相英俊而富有魅力,是个极具感召力的人。和本-古里安差不多,他并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平常也不怎么工作,但他博览群书。该小组成员自称为锡安工人党 (Po1001b4alei Zion) 人。

随着旧秩序的崩溃瓦解,在华沙的犹太社区内出现了各种小团体、政治小组,以及种类繁多的组织机构、俱乐部、派系,总体数量过于庞大,锡安工人党就是其中的一个。和此前成立的霍夫威锡安一样,锡安工人党首次露面时也是以独立社团的形式出现的,其初期的运作缺乏统一的协调。成员们则热衷于没日没夜地展开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辩论中会借用部分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概念,而希伯来语中当时尚没有这些概念的对应词语。

当时,本-古里安还是一名教师,正在为申请大学做着准备,这样他就有足够的自由时间,从而可以全身心投入辩论当中。这些讨论的参与者会频繁地从各个派系机构退出、回归,然后再度离开。不同的派系会分化瓦解为更小的组织,然后这些组织也会再次联合、分裂。35

1905年12月,锡安工人党召开了该党派波兰分部的代表大会,本-古里安作为普仑斯克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都比本-古里安资深,他在其中只不过是个处于边缘的小人物。但是他在那里学到了很多政治技巧,并在该党派中有了立足之地。

本-古里安在华沙的最后几个月似乎过得极不寻常。他几次被警察逮捕,在监狱中待了好几个星期。据他本人说,他第一次被捕是因为他留了长发,这使得警察觉得他是革命者。

第二次逮捕则与拉琼日 (Racionz)小镇的犹太社区冲突有关。这个社区因为新拉比的人选问题发生了争执,而本-古里安则介入其中试图进行调停,此举导致了他的二度入狱。他似乎已经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即试图运用仲裁、调解和协商等方式化解纠纷。两次被捕后,他均获释放,这都得益于他父亲的社会关系。有线索显示,他还在锡安工人党特别法庭中工作过。他后来回忆说,此后几个星期,他的医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让他放弃学业,随后,父亲把他带回了普仑斯克老家,这里相比暴力肆虐的华沙还是要安全一些。36

“我们随身都带着手枪”

回到家乡后不久,本-古里安告诉福切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普仑斯克的发展态势要好得多。他谈道,小城设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标是承担起 “全面管理监督社区事务的责任”。

他说道,自己之所以决定返回家乡,是因为犹太人联盟已经派人过来,要将工匠学徒招募进他们的组织;用本-古里安的话来说,犹太人联盟正在对普仑斯克发动 “进攻”。他写道:“我急忙赶回普仑斯克,就是想彻底根除这种邪恶势力对我们家乡的袭扰。”37同时,他带回来了他在华沙学到的开展政治行动的不同方法。与其他各种组织一样,锡安工人党也需要资金,以便开展工作,包括购买武器、创立罢工基金、组织集会以及支付差旅费、宣传费和出版费等,在普仑斯克也同样如此。本-古里安后来回忆说:“我们随身都带着手枪。”本-古里安组织起一帮高大强壮的年轻人,他们在镇上着实让人望而生畏。“我们专找大户人家拜访,进门后就把枪撂到桌子上,然后开始谈钱的事。”他当时的同伙之一,耶赫兹克尔·布拉特尼克-尤西芬 (Yehezkel Blatnik⁃Yosifon)回忆说:“锡安工人党拥有的武器产生了强大威慑,雇主们不敢造次,这使得改善犹太工人的生活条件成为可能。”

普仑斯克是一个服装产业中心,而该地服装工厂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本-古里安开始和工厂主们谈判。他提出一天12小时的工作制,但双方没谈拢,工人们开始罢工。罢工后来演变为暴力冲突,最终警察不得不介入其中。有部分罢工工人吃了官司,但锡安工人党最终永载普仑斯克史册,因为它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当时,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事件司空见惯,本-古里安在他父亲家中藏匿了一批武器,万一哪一天,普仑斯克的犹太人需要进行自卫的话,这些武器能派得上用场。38他和他的哥哥阿夫拉罕都是委员会的委员,同为委员的还有什洛莫·列夫科维茨和另外两个人。39 1905年6月,列夫科维茨也动身前往巴勒斯坦。

列夫科维茨将自己的出国之旅描述为一次痛苦的经历。为了支付旅费,他也从父亲那里偷了钱,但在离开之前就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对他大发雷霆,并且强迫他还钱。后来,列夫科维茨如此描写自己和父亲:“父子两人都深深关爱着对方,而且这种爱绝无任何虚情假意,两人都可以为了对方而牺牲自己。但在当时,我们站在那里,如同誓不两立的敌人。”他陷入沮丧抑郁、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他还是逃了出来,并在车子启动前的最后一刻上了车。他希望能够悄无声息地离开。就在那一刻,他的母亲却出现了,呼唤着他的名字,抓住他的外套,想把他从车上拉下来,但车子还是启动了。40

本-古里安童年时代的三个朋友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家乡。在他自己创立的这个锡安工人党分支机构中,他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这在他的人生中还是头一回。齐马赫借机奚落本-古里安,他写信给福切斯说,当本-古里安在普仑斯克大搞政治活动的时候,他本人正生活在犹地亚 (Judea)的土地上,凝视着初升的月亮。“大卫肯定会在普仑斯克建立一些社团组织,并以极大的热情讨论 ‘人民与土地’‘奴役与自由’‘强大与弱小’‘ 同化与自我意识’‘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和其他相关的问题。”同一时期,在齐马赫的另外一封信中,他提到本-古里安 “似乎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比我们做得都好”。41齐马赫说得没错。

本-古里安在14岁时与他的朋友们共同创立了以斯拉,在19岁时又在普仑斯克建立锡安工人党普仑斯克分部。他将两个组织中的人员整合成一股力量。他后来如此说道:“我将社会主义因素融合进我的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当中。”

“犹太人联盟和锡安工人党时常在镇上的犹太大会堂中举行公开辩论。本-古里安并不是一个魅力四射的演说家——他讲话嗓音尖利。但是,因为自己是本地人,他认为自己享有 “地利”方面的优势。犹太人联盟的代表是个外地人。双方辩论经常充溢着火药味,本-古里安身边跟着一个保镖。他写道:“双方都佩枪而来,这在当时其实是很普遍的做法。”该镇许多居民都会赶来参加辩论会,有些人为此甚至早早关店歇业。

本-古里安开始备受瞩目,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报纸上,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犹太人联盟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样描述本-古里安:在一场辩论中,他开始大喊,“我们有枪,我们会像杀狗一样把你们全宰了”。这本出版物公然称本-古里安为流氓。而本-古里安则毫不掩饰地宣称:“我击败了犹太人联盟,我把他们从普仑斯克赶走了。”这个之前从没有快乐过的矮个儿男孩,这个历经坎坷、屡次失败、悲观抑郁、几乎濒临自杀边缘的年轻人,现在是小镇上粗野蛮横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了。可他依然高兴不起来。42

此时的齐马赫,正尝试着在巴勒斯坦的农活中一显身手。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营生,之前他没有为从事这种工作而做过准备。最初的那段时光让他失望透顶。他遇到了太多的阿拉伯人、太多雇用阿拉伯人的犹太人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哈瑞迪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怪人。他写道,当时他还是个 “温和、天真、善良的大男孩”。这片土地上的各种丑陋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在这个艰难的当口,他的所作所为与本-古里安在华沙的行为如出一辙——他向福切斯发出了数封令人心碎的信,并参与组建了一个新的劳工党——青年工人党 (Hapo1001b4el Hatza1001b4ir)。

1906年的夏天,在离开普仑斯克几个月后,齐马赫收到了一封令他精神振奋的信。他的父亲原谅了他,并敦促他回家,为此还专门为他汇来了路费。他返回普仑斯克的原因还不仅仅是这些,他当时对肖莎娜·福切斯已经没啥感觉了。“我得告知女孩,我们之间的爱情已经烟消云散了,而且我不想通过写信告诉她,我想面对面地向她解释这一切。”

抵达家乡后,他和本-古里安之间因为青年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这两个政党究竟哪一个的意识形态正确,产生了争执。本-古里安提议将两个政党合二为一。齐马赫则指出,与锡安工人党不同,他所在的青年工人党拒绝 “承认意第绪语”,而且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两党之间的分歧是无法掩盖的。六周后,齐马赫决定返回巴勒斯坦,本-古里安决心与他同行,瑞秋·内尔金也加入了他们。

瑞秋·内尔金当时18岁,本-古里安则快20了。她加入了本-古里安所在的锡安工人党。她的两个兄弟已移居美国,其中一个兄弟给她寄去了信件,其言辞洋溢着激情,充斥着犹太复国主义色彩。兄弟告诉她,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社团,取名为Halutzei Zion,也就是 “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者”的意思。福切斯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还共同创办了一份新报纸—— 《意第绪语战士》(Der Yiddisher Kempfer),意为 “犹太战士”。43瑞秋·内尔金写道:“他们有同一个梦想——前往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没有实力,因为美国的生活蒙蔽了他们的双眼。”44

“唯一的,也是最终的指望”

如果当时瑞秋·内尔金不随本-古里安一同前往巴勒斯坦,那本-古里安是否还会去那里定居呢?这个事情现在当然已经无从知晓了。其实,实践犹太复国主义理念并非是他移民的唯一动机。但无论如何,瑞秋·内尔金作出了前往巴勒斯坦的决定,这让本-古里安在踌躇中轻松了些。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他之所以推迟了行程全是因为齐马赫的来访,他打算和齐马赫一同返回巴勒斯坦。阿维格多·格鲁恩对此很不高兴。本-古里安写道:“我的决定令他深感失望。”他一直梦想他的儿子大卫会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声名显赫的人。45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儿子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在本-古里安启程之前,他们都聚集在格鲁恩家的院子里,在一面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拍了一张合照。诚如人们所期,照片中的他们穿得像过节似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看起来是开心的。本-古里安坐在瑞秋和另外一个女孩之间。46瑞秋后来回忆道:当时她忐忑不安。此外,人们还搞了一个聚会,好几个人在这里发表了告别演说。她写道:“在场的每个人都落泪了,但依然强颜欢笑,以享受这依依惜别的深情。”聚会结束前,他们用意第绪语唱起了锡安工人党的颂歌。她的兄弟埃拉扎尔(Elazar)从纽约来信说:“你意志坚定,准备把自己的灵魂奉献给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土地。”她当时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去巴勒斯坦后会从事什么工作,但有一条,她想去那里生活,并且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这片不毛之地变得繁荣兴盛。47本-古里安写信给别尔季切夫斯基的儿子说,他将 “以犹太复国主义者、拓荒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7)48

但是,他的瑞秋可是了解内情的。他们两人可都不是以什么拓荒者的身份离开普仑斯克的。他有一回写信给她时提道:“我绝望地走来,或更准确地说,我从绝望中走了出去。”49他在后来写给列夫科维茨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激励他的不是使命感,也不是紧迫的拓荒者之责——他希望找到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来改变自己早已厌倦的生活。他做这一切的初衷都是为了自己,用他的话来表述,这是作为一个无处容身的年轻人 “合情合理的自私想法”,也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出路。50本-古里安有一种对民族的绝望感,其中夹杂着他对个人生活的失望。他还写道,这是 “对犹太流散的彻底绝望,也是对当时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绝望”。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也令他倍感沮丧。他说:“出于这四重绝望,我移民到巴勒斯坦。我相信这片土地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终的指望。”(8)51

即便本-古里安当时决定继续留在普仑斯克,瑞秋也有可能还是会前往巴勒斯坦。在他们出发前几个月,一个年轻人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路过普仑斯克,并到家中拜访了瑞秋的继父。这位青年当时名叫叶海兹·哈尔波夫斯基 (Yehezkel Halbovski),后来改名为拜特·哈拉赫米 (Beit Halahmi)。瑞秋是这样形容他的:他是个英俊潇洒、五官精致的男孩,有着蓝色的眼睛和卷曲的头发。多年后她写道:“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小秘密说出来了,当时我为这个青年所深深吸引,为之着迷和倾倒。”在这位青年的记忆里,瑞秋是个身材高挑、眼睛乌黑的漂亮女孩。52本-古里安可能已经知道瑞秋的移情别恋。

本-古里安和瑞秋·内尔金在普仑斯克度过了最后一段时光,其间,本-古里安将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 (Hayim Nahman Bialik)在几个月前出版的爱情史诗 《火卷》,誊抄在一个方形的笔记本上。这首诗是一部长篇神话作品,其主人公都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后最后的幸存者,有男女青年各200人,他们历尽艰辛到达了一个荒岛,所有人都赤身裸体。诗歌中的两名核心人物是两位 “个头相仿且能力相当”的男孩。53其中一位性情平和,长着一双俊俏的眼睛,他抬头仰望星空,找寻他的明星。另外一位眉宇间怒气冲冲,让人不寒而栗,此人低头俯望大地,“寻找他失去的灵魂”。

在这首诗的后半部分,有着漂亮双眸的男孩遇到了同行者中的一个女孩,由此引发了一段长长的独白。其中,他讲述道,自己失去了父亲,他 “年轻、孤独,并且充满梦想”。而女孩则让他领教了无声的痛苦和爱情的折磨。他说:“我的眼睛贪婪地凝视着她那雪白、裸露的肌肤,我的灵魂颤抖地抚摸着她少女的乳房,入夜后,在辗转反侧间,我在我休息的地方找寻她。”他悲叹失去了青春,就如同失去了一个朋友:“我还像个孩子一样追着他,黏着他。我抱紧并亲吻他的大腿,抓住他衣服的下摆,挣扎着咆哮:‘请别离我而去!’”他感觉自己像一条狗,像一个奴隶。他找寻着他的爱人,但是她也消失了。痛苦万分时,他喊道:“火!火!火!”最终,他在心中发现了火,并准备将火带给他的流亡同胞,并且为他们高声呼喊,没有人能受得了他锐利的目光。他是一个异类,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谜。

比亚利克的 《火卷》曾被一些人称为一部犹太复国主义的史诗和一首歌颂禁忌之爱的颂歌,其中充斥着情色描写,整体创作也受到波兰浪漫主义的影响。54本-古里安逐字逐句地誊抄了这首诗,字体精美绝伦,他还特别注意到了标点符号的使用。这首诗占据了笔记本中的30页纸,本-古里安将其寄给了福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