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 考爱岛 (公元800—1824年)

夏威夷群岛位于北太平洋中部,由七座主要岛屿组成,跨越北纬19度至22度的范围,正好处于热带边缘。这些岛屿是地壳西进越过热点形成的火山岛,与其他主要岛屿或大陆都有着5000千米以上的距离。

每座岛屿都有一处坡度极大的中心山峰,其环境则是一处具有温暖气候、大量降水、壮丽景观的热带天堂。降水通常位于山腰上,植被因此相当茂盛。由于岛屿地形影响,该区域拥有约1500—2000毫米的年均降水量,全年均有降雨,但冬季相对较多(Thomas,1965:34).岛屿较潮湿的向风面和较干旱的背风面之间的植被类型有所差异。岛屿海岸边的气温常年稳定,平均为23—27摄氏度,昼夜温差也不大。

我主要研究的岛屿是考爱岛,夏威夷群岛主要岛屿中最西侧、最古老的那个 (图1.7).其最大径约为40千米,面积约为1400平方千米,中心山峰海拔高达1548米。考爱岛被称作 “花园岛屿”,有着被高度侵蚀的火山坡。从山顶朝岛屿四周流出溪流,下切出许多延伸至海岸的山谷。在山谷和溪岸边分布着丰厚肥沃的火山灰沉积土。陡峭的地形造成了岛屿上降水的差异。当信风冲击考爱岛的东北侧时,空气上抬降温并产生降水,使向风侧的年均降水量从海岸边的1300毫米直接增长到山脊的10000毫米,而背风侧的年均降水量则只有不到500毫米。基于这一巨大的气候差异,岛屿上的植被景观呈现出从茂盛的热带雨林到荒漠的变化。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区域内,土壤、降水和植被却变化巨大,这强烈地影响到了该岛屿上的农业生产。

在与欧洲接触之时,夏威夷群岛上的社会组织是波利尼西亚诸酋邦,其甚至是世界上已知酋邦中最为复杂的。在酋长与平民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酋长诞生于一些统治宗族之中,他们都来自不同的主要岛屿——考爱岛、瓦胡岛、茂宜岛与夏威夷岛。与最高酋长相联系的世系会被谱系专家们上溯至20个世代,甚至更早之前。作为统治宗族中拥有最高等级的那个人,最高酋长便代表了最高统治权。理论上来说,每个具体酋长与最高酋长的基因距离便决定了其具体职位,如管理某个本地山谷社群的酋长。但在现实里,对于此类位置的争夺十分激烈,并且高度个人化。大多数酋长不仅与最高酋长在亲缘上十分接近 (通常是嫡亲堂表关系),同时也常常在继嗣与征服战争中与其共同作战。

社群中的酋长被称作阿利伊艾阿胡普阿 (ali'i'ai ahupua'a),即从社群中获取食物的酋长。地位较低的酋长还可以成为最高酋长的附属,作为其战士或随从,并会携带标志其职务的象征物品,如卡希里 (kahili)(驱虫拍)或痰盂。低等级酋长同时是某个社群(阿胡普阿 [ahupua'a])的管理人 (科诺希基 [konohiki]),安排平民在酋长的土地或其他特殊工程中工作。科诺希基便是本地酋长,负责组织社群的经济活动。如果某个灌溉系统需要维修,科诺希基便会作为领主的代表组织工作的开展以及安排随后的宴飨活动。科诺希基同时还需安排劳力来获取上贡给最高酋长的贡品,并在最高酋长每年到达该社群神社,即代表罗诺神降临时,交给他。

夏威夷人群中的主要成员还是平民,他们居住在社群之中,以在从酋长处获取到的耕地耕作、水体中捕捞到的鱼、海岸及内地森林中采集到的野生食物为生。由于他们被限制与酋长专属的记忆专家 (memory specialists)相接触,他们无法记住自己的谱系。事实上,记下可能展示平民独特性的谱系本身便是被禁止 (tabu)的(Kamakau,1961:242;Malo,1951:60;Sahlins,1971).酋长和其统治的平民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这种亲属关系知识上得到强调。平民的社会认同与社会组织直接源自他们所寄生的社群以及他们为之工作的酋长。

大量历史材料记载下了西方社会向北太平洋扩张稍前、之中、稍后的夏威夷酋邦社会。英国探险家、航海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于1778年在考爱岛南岸的威美亚 (Waimea)湾靠岸。他被当地人授予极高的敬意,并被看作是一位高级酋长或神:“我跳上岸的一瞬间,他们 (当地人)(5)便都伏地不起,直到我好言相劝让他们站起来,他们也仍表现得十分谦逊。他们带来很多小猪赠予我们,并似乎不求回报”.(Cook,1967:269)(6)

威美亚零散的聚落使库克船长将夏威夷社会看作是一处本地的复杂酋邦 (图1.8).许多小型房屋沿着谷地分布,山间则有着为芋头种植而修建的大型灌溉系统。女性会制作树皮布 (tapa cloth),男性则在田间耕作。夏威夷人热衷与欧洲人交易,以食物、羽毛或性服务等换取新奇的产品,尤其是铁。此后不断有探险家、商人、传教士来到此地,并记录下骚动的夏威夷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夏威夷也逐步被纳入西方历史与世界经济中的一部分 (参见Broughton,1804;Campbell,1967[1822];Dixon,1789;Ellis,1963[1827];Portlock,1789;Turnbull,1813;Vancouver,1789;Whitman,1813—1815).与此同时,我们的视角也不是单一的。夏威夷酋长们从小便要学习本地夏威夷语的读写,以记录下岛屿政治的口传历史、他们的个人记忆与分析,以及无比详细的 “民族—民族志” (Beckwith,1932;I'i,1959;Kamakau,1961,1964,1976;Malo,1951[1898]).卡玛考 (Kamakau)便曾对考爱岛的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有过描述:

当人们看到拥有巨大光束状桅杆的船时,整个威美亚谷地都响起了兴奋的呼喊声。某人问道:“那些分叉是什么?”有人回答: “那是在海上移动的树。”又有人说: “是无毛曼纳神(Mana)的双壳体木舟!”某个叫库欧胡 (KuG'ohu)的卡胡纳(kahuna)宣称道:“那绝对是罗诺神的古神殿,是克欧勒瓦(KeGoGlewa)之塔,圣坛里的祭牲之地。”(1961:92)

库克船长可能被当作是罗诺神的凡人化身来到威美亚这一历史叙事中的重要地点 (Sahlins,1985;Valeri,1985),但欧洲舰船和铁的军事作用却在之后成为夏威夷人为达成政治目的而寻求的魔法。

随后在欧洲人及其军事技术的帮助下,通过征服而建立的夏威夷君主制是基于欧洲模板而塑造的,并开始试图构建其法律记录体系。后者不仅仅记录下了此时快速、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同时也出于建立判例的目的而留下了许多传统夏威夷社会的细节。

记录夏威夷社会发展的考古材料目前仍不够丰富。一些初步工作记录了考古遗址,其中许多都通过历史文献而发现。尽管本身为著名南美考古学家,但温德尔·贝内特 (Wendell Bennett)的博士论文则是对考爱岛遗址的记录 (Bennett,1931).他率先对遗址展开了类型学分析,其中许多都是神社遗址。20世纪50年代期间,以肯尼斯·埃默里 (Kenneth Emory)为代表,夏威夷考古学家通过许多小规模发掘建立了该地区的年代序列,其中也包括在考爱岛纳帕里 (Napali)海岸所做的工作。对聚落形态和生业经济的系统性工作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间在瓦胡岛、莫洛凯岛(Molokai)和夏威夷岛的谷地里展开了详细的田野调查 (Green,1969,1980;Kirch and Kelly,1975;Rosendahl,1972)。

在这一新兴经济、社会考古学的潮流之下,我的博士论文分析了考爱岛北部海岸与欧洲接触时期的生业与政治经济 (Earle,1973).我曾参加由马歇尔·萨林斯 (Sahlins,1971,1992;Linnekin,1987)组织的一次民族历史项目,旨在分析土地大分配法令 (the Great Mahele)(7),以及群岛上永久 (私有)土地产权的出现。山谷 (从前的阿胡普阿)被授予酋长们,小型的生业单元则被授予平民。马歇尔·萨林斯 (Sahlins,1971,1992;Kirch,1992)一开始便试图在分析中将文献记录与考古材料结合。我在此项目中具体负责审阅考爱岛北部哈勒里阿 (Halelea)区的文献记录,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一项地图化工程,以记录该地区灌溉系统在历史中的技术角色 (Earle,1978)。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通常以大型文化资源管理项目(CRM)的形式开展,以记录区域内考古遗址信息,并对其中某些遗址展开抢救性发掘。CRM项目参考了既有关于聚落、经济及社会组织的研究视角,开展了大量工作以确定遗址年代并对社会的长时段进化趋势做出描述 (Cordy,1981;Hommon,1986;Kirch,1984,1985a;Dye and Komori,1992).我们目前已能简要勾勒出夏威夷群岛自人类定居到与西方社会接触的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

夏威夷群岛在公元后,或许是公元400年,才第一次迎来人类定居。当时群岛的环境与近1400年以后库克船长所见有着很大差异。岛屿上最初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桃金娘花 (Ohia)和寇阿相思树 (Koa)一直延伸至海岸边,但森林中的物种多样性却相当贫乏 (Kirch,1982a).得以在岛屿上繁衍的物种首先要是能够到达其上的物种,因此与大陆间的距离限制了物种多样性的发展。越向东往太平洋深处去,动植物种类的数量越少。夏威夷群岛及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都处在太平洋中部或东部,几乎地处世界最偏远之处,因此该地区对人类有价值的地方物种也较少。除了蝙蝠以外,其他来自大陆的哺乳动物都没能到达此地。至于鸟类,也只有几个特定的地方物种能被用作食物来源,如鸭、鹅、朱鹭、秧鸡等。除此之外,深海及近岸鱼类,以及一些海洋哺乳动物则十分充足,是较好的野生食物来源。

波利尼西亚人群对夏威夷群岛的殖民活动则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当地原初的岛屿环境。波利尼西亚殖民者必定清楚他们即将定居地区环境资源的贫瘠,因此在旅行中携带了建立稳固经济所需的动植物资源。可以想象,大量的深海远航的独木舟除了满载移民之外,还装载了他们的猪、狗、鸡等家养动物,经驯化后的芋头、甘薯、甘蔗、香蕉等的插枝和块茎,各种各样的种子、坚果,椰子、石粟、药用植物等的插枝,以及有意将其野化的各类纤维植物。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定居者最初高度依赖海洋资源 (Kirch,1984),如哈拉瓦岛 (Halawa)和莫洛凯岛居民最初便主要从鱼类之中获取蛋白质,但在后续发展中则转向驯化的猪和狗 (Kirch and Kelly,1975:68－69).在加拉帕戈斯 (Galapagos)群岛,因长期缺少大型捕食者的威胁,鹅、秧鸡、朱鹭等本地大型鸟类的飞行能力较弱,且不害怕人类猎人。因此,它们非常容易被猎取,并随着人类的进入而快速灭绝。还有一些物种则因环境变迁而灭绝 (Olson and James,1984).许多波利尼西亚岛屿因此具有了一种 “搬运的环境”(transported environment),即由波利尼西亚人携带的许多经济物种替代了本地有限的自然资源基础 (Kirch,1982a)。

为了发展农业而清除森林促使环境无可挽回地恶化,造成了植被破坏与土壤流失等后果。基于蜗牛化石指标的古环境重建显示了火烧造成的森林与雨林退化,这可能是为了获取耕种用地 (Kirch,1982a;Christensen and Kirch,1986).在较小的卡霍奥拉维(Kaho'olawe)岛上,公元1400年后,聚落向内陆的扩张是基于对森林的破坏,而后面这些聚落重新迁回海岸则明显是土壤的恶化与流失造成的 (Hommon,1986;参见Spriggs,1991).巧妙的是,原本在森林高地中流失的土壤又会于谷地平原处沉积下来,从而创造出新的耕作机会 (Spriggs,1986)。

这些谷地与河口地区的新沉积土随后便被改造为附带灌溉系统的芋头地 (Allen,1991).一片完全人工且相当高产的环境被创造出来,其中包括了为芋头种植而修建的人工蓄水池和浇灌水道,种植有椰子、香蕉、甘蔗等的水田间堤坝,以及较大的鱼塘等等 (参见第二章).就像群岛内的大多数景观一样,库克船长在威美亚看到的布满农田的谷地与长满青草的山顶是一种文化产物。

岛屿环境的变化伴随着实际人口和最大适宜人口的长时段增长。我猜想,最初群岛可能只迎来了数百人,并随着后续的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在公元800年左右增长到数千人。人们会首先在最高产的地方定居,然后向干燥的背风海岸和岛屿内部扩展 (Cordy,1974).对农业需求的增加促使人口流动至其他岛屿,而在约公元1200年之后,快速增长的人口需要可持续的农业集约化。然而,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峰值是多少?又是在何时达到了这一峰值？

夏威夷群岛的峰值人口无疑也是波利尼西亚所有群岛中最高的,但其究竟是多少则引来了激烈的争论 (Stannard,1989;Nordyke,1989).库克船长和他的船员最早将整个群岛的人口粗略估计为24万至40万人。另一根据文献材料得出的更为慎重且长期被接受的是施密特 (Schmitt,1971)较低的估计,认为应在20万到25万人之间。诺迪克 (Nordyke,1989:表1)又将这一范围的上限提升至31万人。斯坦纳德 (Stannard,1989)则基于潜在生育率及群岛中的农业资源估计应有80万人,这在所有现代观点中是最多的。关于人口具体数值的问题显然尚未解决,而若只依赖文献记录和人口估算,这或许根本无法解决。我们需要对考古材料展开系统的评估。

对聚落和单个房屋的断代是解决人口规模问题的基础。量化人口增长的其中一种方法便是评估某考古序列中放射性碳年代出现的相对频率。当然,这便假定了既有考古工作没有过度局限于某个时段或地区 (Rick,1987).戴伊和科莫里 (Dye and Komori,1992)曾使用这一方法对夏威夷群岛495个年代标本 (18个来自考爱岛)展开了分析,并建立了一条人口增长曲线 (图1.9).在长时间的缓慢增长 (公元400—1200年)之后,群岛的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并在约公元1500年达到了约16万的峰值。此后,直到18世纪末开始的与欧洲接触,群岛人口数量保持着稳定或少量减少。由于放射性碳样本可代表性的一些潜在问题,这些估计,尤其是后期增长的停滞,并未获得广泛的接受 (Kirch,1995).年代样品可能没能反映出主要地区后期出现的人口增长,因为获取样本的考古发掘基本集中于边缘位置,而曾居住有大量夏威夷人的地点大都被现代建筑所破坏。理解群岛中多样的人口增长与消退是留给未来考古学家们的一道难题 (Kirch,1990)。

公元1500年以前人口的持续增长大致是可接受的,这一过程伴随着原有森林的清除与耕地的扩张。但包括第二章将集中讨论的人工农业环境建设等环境改造行为在公元1500年左右达到顶峰,并在之后持续开展,而人口增长却明显放缓了 (参见Kirch,1990).尽管戴伊和科莫里提出——人口数量下降的证据可能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口的集中,但亦不存在后续人口快速增长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初的人口扩张引发了农业的集约化,但1500年后的环境改造 (包括灌溉系统的快速扩展)却并不是由人口增长所驱动的。特定地区的人口集中与灌溉系统的强化更像是特殊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结果 (参见第二章)。

在最初的殖民过程中,定居者应具有早期原始的,或原始波利尼西亚体系的等级与领导准则。尽管这些体系本身可操作,并不是强力的权力来源,但它们也为后续从其他权力来源构建权威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支持。波利尼西亚的社会结构常被描述为一种锥形的氏族结构,即内婚、二元、等级分化的社会政治组织。等级的划分基于与核心支系的距离远近,最高等级的个体一定是长子的长子。因此理论上每个个体都拥有独特的等级,“与他离核心支系的距离精确地相称”(Sahlins,1958:141).整个波利尼西亚语系中关于酋长的词都是类似的 (阿利克 [arike],原始波利尼西亚语;阿利伊 [ali'i],夏威夷语).酋长可能会在许多地方保持他们作为领袖的独特性,但其中最为基础而重要的,则是作为出海航行殖民木舟的领袖与组织者。

在我们讨论的千年范围内,夏威夷政治组织的复杂性急剧增加。口传历史展现了政治权力的扩张及随后的政治整合。成功的最高酋长会通过征服与通婚来扩大他们酋邦政治体的规模。依据茂宜岛的口传历史材料,科尔布 (Kolb,1994)描述了大型酋邦的成功塑造过程。在约公元800年,茂宜岛上便布满了聚落。基于对原始波利尼西亚文化的重建,此时的早期夏威夷人群大概由简单的酋邦组织所组成,各个酋长分别领导着当地的血缘群体。等到形成期(Formative Period,公元1200—1400年),酋邦的规模扩大,而在稳固期 (Consolidation Period,公元1400—1500年),茂宜岛的东西两侧分别形成了唯一的区域性的酋邦。这两大酋邦相互对抗,并试图扩展地盘。类似的竞争同样存在于夏威夷岛的西海岸,科迪(Cordy,1981:180－181)依据考古学材料将之描述为此时期不存在聚落的缓冲区。等到最终的统一期 (Unification Period,公元1500—1600年),茂宜酋邦通过成功的征服扩展到了整个岛屿。与此同时,乌米 ('Umi)也征服了整个夏威夷岛。通过征服来扩张的长期趋势一直延续至吞并期 (Annexation Period,公元1650—1820年),其间茂宜酋邦与夏威夷酋邦交战以试图建立跨岛屿政治体。在西方船只、枪械及特殊人员的帮助下,夏威夷年轻的最高酋长,卡米哈米哈,在1790年征服了茂宜,这也成为其建立夏威夷国家过程中的首次胜利。

社会分层的出现在考古材料上表现为建立墓葬纪念碑(Tainter,1973)和高级房屋平台 (Cordy,1981)所需劳力的分化趋势上。在公元1400年时,房屋都大同小异,但就在此之后,一部分拥有精细平台和封闭围墙的房屋被建造了出来。这些令人惊叹的房屋展现了一个正在兴起的酋长群体,他们利用群体的劳力并让自身与之相分离。在稳固期的茂宜岛,宗教纪念碑场所 (海奥[heiau])的建造大幅度增加 (Kolb,1994).对劳力控制的强化能够被纪念碑的规模所证明,并从中反映出茂宜岛东西酋邦形成过程中领导体系的强化与体制化。考古材料与文献记录共同表明,夏威夷群岛酋邦的规模和制度结构都经历了长时段且变化巨大的发展。

在与欧洲接触期间,夏威夷社会已经具有严格的社会阶级分化。平民是村庄中的农民、渔民及手工业者。他们住在从山地延伸至海洋的各个社群之中,通常会围绕着某个河流、谷地。男性或在有灌溉系统或纯粹旱田的芋头地里辛勤耕耘,或在海岸边用网捕鱼。女性则采集许多种类的野生食物,并制作树皮布。平民的血缘谱系很短,大致只能追溯到祖父辈。最基础的社会单元是家户,但几个家户可以联合组成围绕某个灌溉系统的合作组织 (Earle,1978:153).不同代际与群体之间的家庭也可能因收养行为而被联系起来。特定的个体是 “头人”,其他平民会定居在头人的房屋周围 (Sahlins,1992:208),但这一等级并不正式。与之对应,夏威夷的酋长们是与人群相分离的。酋长们具有曼纳 (mana),一种在个体间流动并能展现令人畏惧的神圣本质的力量。平民会俯身跪拜或从船上跳下以在物理姿态上处于他们的酋长/神们之下,如同库克船长第一次来到考爱岛所遇见的那样。

总结而言,夏威夷群岛上记录了将自然环境改造为由酋长及其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文化世界的长时段发展趋势。这一历史过程或许正好是文化生态学家们所期盼的:人口的增加导致农业集约化与环境恶化,以及酋长式经济管理的不断发展。然而,这一情况缺失了进化过程中的一些细微之处。人口确实有所增长,刀耕火种的不断实践确实显著地改变了环境,但集约灌溉技术与酋邦社会的分层却也在高速发展,而不是相对缓慢地迎合人口生业的需要。在灌溉系统的快速建造之后,尽管生产力的极限大大增长,但人口却并未随之增长。

第二章将会论证,生业经济晚期的集约、强化发展并不与人口增长相关联,而是政治经济体系强化的结果。后者的动态发展涉及不同酋长势力相互竞争过程中对于资源操控的精心设计,这同时也将是理解、描述为什么夏威夷酋邦会发展出以灌溉系统为基础的经济,并试图向整个岛屿扩张其政治体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