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美学 技术与经济》：当代文化结构：美学 技术与经济
一些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业已成为一个专门术语。这种状况隐含两种解释：首先，这个文学段落已经功成名就；其次，这个文学段落正在逐渐退隐。“退隐”或许是一个夸张的形容，众多八十年代登场的作家仍然是文学舞台的中坚。一个愈来愈醒目的事实是，这个文学段落遵从的文学观念正在遭受挑战。“伤痕文学”或者“寻根文学”的喧闹声犹在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先锋文学”“新写实”的激辩曾经火花四溅。时至如今，这些主题陆续撤出了前沿。对于“架空小说”或者“玄幻小说”，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标签形同虚设；论及动漫的二次元偶像或者“抖音”的短视频，“先锋文学”或者“新写实”只能虚晃一枪。也许，与其纠缠这些概念的纷杂含义，不如回顾五四新文学缔造的文学传统。鲁迅始终代表这个文学传统，无论是他的“呐喊”还是匕首、投枪一般的杂文。事实上，文学史正在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叙述为这个文学传统的最新一章。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文学传统是否还在承传？
当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一些特殊征兆，只不过多数人未曾意识到另一种文化即将浮现。许多人记得电影《少林寺》播出的空前盛况。邓丽君、金庸、琼瑶，尽管文学批评并未正眼相看，但是，大众对他们显现了异乎寻常的激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气候之中，零星的情节汇聚为完整的故事，经济条件和舆论条件共同成熟。周星驰与赵本山南北合围，另一种美学乃至另一种文化风靡一时。作为一个理论称谓，“大众文化”是形容另一种文化的合适概念——当然，流行于本土的版图。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超女”歌手竞赛到如今闻名遐迩的“网红”，所谓的“大众文化”声势不减。“大众文化”指的是另一种文化追求与想象方式，另一种文学观念以及价值体系，另一种美学意识与美学形式，而不是暗示粗制滥造的低劣质量。批量化生产可能导致仓促和草率，但是，“大众文化”可以典雅精致，华美瑰丽，充满别出心裁的创意。即使是哲学、考古、文物鉴定、疾病诊断这些狭窄的专题，大众文化仍然可以于其中烧出一道又一道香气扑鼻的菜肴。事先几乎没有人可以预料，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借助《论语》创造出时髦的明星。相对于大众文化的显赫声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显得寒碜、孤单、自以为是，仿佛有些怪癖，分配到的理论称谓是“纯文学”，或者以“文艺”为修饰语、带有轻微贬义的家族性概念，例如“文艺青年”“文艺片”“文艺腔”“文艺范儿”，如此等等。当代文化结构内部，“大众文化”与“纯文学”已经如此成熟，并且势均力敌，以至于可以视为两个对称的支柱。
当代文化如同一个众声喧哗的庞大流体，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科学与技术派生出诸多交错的领域。大众文化与纯文学分别汇合各种因素，构造复杂的联结、组织、互动。尽管如此，大众文化与纯文学成为明显的相对参照，各种理论描述有意无意地将对方设立为“他者”。因此，现在已经是总结的时候了——二者存在哪些迥异的特征？从传播媒介、符号体系到美学意识，这些迥异的特征相互角逐，并且带动一系列深层而隐蔽的演变。
让我们从直观的对象开始。迄今为止，纯文学依存于文字符号，纸质书籍成为运载文字符号的传播体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梦想是拥有巨大的书房，众多文学经典整齐地罗列于高耸的书架。文学将最为重要的主题托付给诗或者小说，一批作家孜孜不倦地测试与开拓文字符号的表意功能。“文本”很快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词，尽管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文本”与现代主义的实验性写作——罗兰·巴特曾经区分过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南辕北辙。当然，人们没有理由忽略电影：陈凯歌执导与张艺谋拍摄的《黄土地》引起了广泛的惊异。然而，他们的探索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同出一源。诗或者小说的开拓如火如荼，影像符号怎么能成为迟钝的落伍者？
然而，影像符号很快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商业潜力。众多家庭拥有电视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实证明，影像符号对于多数人的吸引远远超过了文字符号，电视机负责把影像符号送入每一个寓所；另一方面，影像符号的制作与传播成本也远远超过了文字符号，无论是电影的拍摄、放映还是电视信号的发射与接收。这时，经济学终于跨出美学的巨大阴影踱到了前台。市场经济条件下，免费的午餐陆续取消，没有人锲而不舍地为影像符号无偿地支付费用。市场经济的许诺是，影像符号的商业成功可以获取极为优厚的经济报酬。文字符号与漫长的农业文明相伴而行，带有明显的手工作业特征。印刷术带动的传播革命是工业社会对于文字符号的一次重组。这不仅助长了某些大型文类——譬如，长篇小说——的成熟，催生了书籍、报纸、杂志，同时介入现代社会的演变——“印刷术”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曾经是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主题。相对地说，影像符号是工业社会本身的产物。机械对于影像符号的生产与传播产生了不可比拟的作用。工业生产的投资、效率、生产规模以及经济回报均是手工作业无法想象的。这时，美学、技术与经济之间出现了清晰的联盟。从电影、电视到互联网与手机——一次又一次电子传播媒介的革命，这个联盟愈来愈巩固。我想指出的是，现今的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与传统悠久的纯文学分庭抗礼，这个联盟构成了强大的后盾。目前为止，美学仍然在三驾马车之中担任名誉主角，但是，经济的分量显然不断增加。“大众文化”范畴之内，美学无法达标是一个遗憾的缺陷，经济无法达标将一事无成。许多场合，经济正在成为价值的首要风向标。例如，如果以简要语言介绍这个春节的哪一部电影最为出众，新闻记者不会笨拙地复述故事情节，报道只要告知哪一部电影的票房超过多少亿就说明问题了。
人们很快察觉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风格差异。许多差异不是源于美学追求，而是源于文化结构内部的不同位置。美学是超越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理想，还是市场经济辖区某种文化商品的特殊形态？观念的分歧隐约潜入各种理论表述，某些时刻可能突然浮出水面，形成尖锐的对立。“大众”显然是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共享概念。无论是流行的“粉丝文化”还是传统的命题“工农兵方向”，尊重“大众”与服务“大众”均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如此，二者的“大众”身份指向了不同源头。“大众文化”的“大众”身份首先是消费者。不论是一个公务员、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警察、一个司机，消费是他们的共同行为。“粉丝”是带有“含金量”的称呼，不想付钱当什么“粉丝”。消费的前提认可之后，市场分析力图解决的后续问题是，为什么这一批人共同成为一部电影或者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消费共同体——哪些主题击中了他们，哪些形式召唤他们在消费之中证明自己，表述自己；同时，如何拍摄续集或者开发周边产品扩大这个消费共同体，如此等等。相对地说，纯文学预设的“大众”具有远为复杂的内涵。纯文学作家对于经济账本缺乏兴趣，他们心目中的大众并非市场主体，而是美学共同体。对于那些负有启蒙使命的作家来说，美学的意义包含开启民智，摆脱麻木与蒙昧；对于立志摧毁剥削和压迫体系的革命作家来说，美学的意义包含了再现底层社会的苦难，唤醒大众的政治觉悟，动员大众汇入革命洪流。当革命指向不公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及财富本身时，美学的市场成功甚至令人反感。
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均是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浪漫主义时常以强大而蓬勃的主体傲视世俗社会，对于财富嗤之以鼻。怎么能因为利润而牺牲心灵自由？他们不想向守财奴或者资产阶级暴发户低下高贵的头颅。少女可以歌唱失去的爱情，守财奴怎么能歌唱失去的金钱？这是美学精神高蹈昂扬的时代。现代主义丧失了浪漫主义的骄傲而换上一副颓废、反讽、愤世嫉俗的表情。现代主义以玩世不恭的姿态嘲讽兢兢业业的生活，嘲讽围绕财富积累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包括市场以及法律条款。正如人们所言，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叛逆和批判缺乏政治经济学基础。缺乏经济学设计图，美学能够走多远？当然，这个问题并未在纯文学内部获得足够的重视——经济学？算了吧。
现今还有不少人以感伤的口吻回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浪漫主义的潇洒与现代主义的狂狷。然而，回忆的出现恰恰表明，另一些内容已经抵达。纯文学并未消失，可是缩小了占有的空间，成为一种——而不是唯一的——文化范式。技术与经济正在改变文化结构，试图赋予美学新的位置。美学周围若干长期遭受忽略的环节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如今的摇滚歌手登台演唱《一无所有》，经纪人会事先谈妥场租、灯光与音响的设备费用、保安与消防措施以及乐队与歌手的经济报酬。对于熟悉纯文学领域财务往来的作家来说，演唱会经济报酬的数额可能令人震惊。于是，另一种文化制造的经济传奇开始流传，传统的文学观念遭到微妙的动摇。多少纯文学作家因此改弦易辙？不论统计数据显示了什么，至少纯文学不再轻蔑地对大众文化视而不见。
当然，“另一些内容已经抵达”远非简单地为文化产品标价出售。大众文化之所以独立而强盛，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拥有异于纯文学的生产机制。纯文学时常汇聚于现实主义的崇高名义之下，再现广阔的生活图景，关注那些坚实而平凡的人生，力图从他们身上窥见历史赋予的必然命运。这是严肃而深刻的主题。“现实主义”的解释存在种种差异，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概念不包含“游戏”——历史从来不游戏。然而，当大众文化推出架空小说、穿越小说乃至电子游戏的时候，“历史”突然被赋予一副嬉皮笑脸。游戏往往将坚硬的现实置换为欲望——欲望恰恰意味着现实的匮乏。无法撼动坚固的社会等级，期待和想象持续落空，锦衣玉食的日子遥不可及，携带爱情的白马王子虚无缥缈，这时，大众文化愿意提供象征性的满足。穿越到大清王朝的皇宫担任众目睽睽的佳丽，充当众多“阿哥”倾慕的对象；化身为武功盖世的侠客，踢翻那些神气活现的恶霸歹徒——坚硬现实冷漠地拒绝的梦想可以交付大众文化短暂地实现。从古老的武侠小说到称之为“造梦机器”的电影，这种游戏长盛不衰。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迹象是，由于技术与经济的共同参与，游戏和欲望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生产规模。
纯文学的美学意识通常是正剧，喜怒哀乐的混杂构成了经验的整体。然而，大众文化对于喜剧显露出极大的兴趣。如果说，传统的喜剧时常将严肃的主题寄寓于荒谬的整体情节与人物设置，那么，大众文化更乐于借助修辞形成喜剧片断。“段子”、小品广泛流行于电视屏幕与手机，东北腔的“哎哟妈呀”与富于感染力的笑声响彻互联网。大批电影竭力开发隐藏于日常细节的喜剧因素，甚至不惜以“无厘头”的方式强行制造笑声。传统武侠电影的风格悲壮豪迈，让观众血脉偾张，然而，现今的武侠电影接纳了大量诙谐与嬉闹，以至于周星驰、成龙获得了大显身手的空间。也许，“匮乏”仍然是喜剧盛行的一个解释。置身于一个严肃的民族，普遍接受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的观念，人们很少以无所谓的开怀大笑对付未知的生活。喜剧的盛行可以弥补笑声的稀少吗？事实上，大众文化之中过量的喜剧带来了另一个隐忧：那些人造的笑声会不会成为无聊的文化泡沫堆积在人们的视野，以至于遮蔽了另一些沉重的问题？回避沉重始终是大众文化的固执倾向。让纯文学承担痛苦吧，大众文化只负责快乐。一个意味深长的迹象是，后现代的轻盈与碎片化正在大面积蔓延。“段子”、短视频、表情包、弹幕评论、搜索引擎提供的百科知识、配上隽语的漫画、不超过140个字的微博……一些人早就宣称，决不看超过三页纸的文章。那些短小而深奥的诗歌恕不接待。总之，不要随随便便搬出沉重的问题扰乱午后的清梦。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歌曼舞的气氛之中，宏大叙事制造的历史总体论令人厌倦。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动辄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很大程度上，这些网络小说是众多碎片的连缀。某些时候，作家也记不住众多碎片的连缀顺序，以至于错漏与矛盾此起彼伏。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以碎片化的内容对应零星时间的碎片化阅读，错漏与矛盾算不上多大的失误。纯文学的构思始于爱情，盘旋缠绕，止于历史——可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何必如此辛苦地驾驭历史？大众文化巧妙地将这种构思颠倒过来：始于历史，盘旋缠绕，止于爱情。返回个人命运，“有情人终成眷属”，难道还有比“大团圆”更为动人的结局吗？这种漫画式的概括并不是草率地臧否所谓“碎片化”或者“总体历史”，而是试图思索一个问题：二者之间多大程度地脱钩了？
谈论过传播媒介与符号体系，人们没有理由忽略读者。当然，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称之为观众、听众或者消费者。接受美学的“读者”是一个相对“文本”的概念，抽象的读者并未配置社会学的坐标——唐朝的读者、五四时期的读者与二十一世纪的读者一视同仁。我试图指出现今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读者的年龄段落，涉及一个具体问题：他们未曾来得及投身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骨干往往来自乡村或者工厂，拥有不同凡响的生活经验，带有底层气息的痛苦与快乐烙印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之中。文学不知不觉地成为这些生活经验的回响，“现实主义”是他们不可放弃的基本气质。与其分析《黑客帝国》显示的“平行世界”，不如返回乡土社会《平凡的世界》。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子女急速转向了大众文化。这是一代独生子女，熟知流行的动漫作品和科幻影片，闯过令人窒息的高考之后进入各种学院接受良好的知识训练，继而担任社会骨干，甚至成为执牛耳的角色。他们很少依靠一柄锄头维持自己的生活，手机与电脑显然是更为通俗的日常工具。我企图追溯的是，履历的差别多大程度地投射到相距甚远的美学趣味之上？
大众文化与纯文学可以相互交融、彼此欣赏，甚至制订战略合作计划。然而，二者的结构性差异不会缩小。事实上，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理论谱系仍在分别延长，不时爆发竞争性论战。在我看来，现在远非谋求共同结论的时候。面对论战的唇枪舌剑，人们毋宁返回更为基本的观念：这个世界正在遇到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美学可以贡献什么？很大程度上，这些认识才是评判大众文化与纯文学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