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时，分配到《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每天接触的全是中国营造学社当年调研测绘的测稿、图纸及大量的照片。学社那些精确的测稿和科学严谨又富有艺术性的测绘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十年动乱期间，学社的这些资料被视作“封资修”毒草，有相当一部分被毁弃了，如样式雷[1]的烫样[2]及明器等。学社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文书档案和梁思成的测绘笔记也都视为“毒草”被斩草除根了。

1989年至1990年间，我为写《大匠的困惑》一书需要了解梁思成在学社的活动，翻阅了学社残存的资料，因该书要赶在梁思成九十周年诞辰前夕出版，很多问题没能深入研究就放下了。

但是，学社的工作在我脑中留下了许多问题。学社八十多位社员，我知道的仅有五分之一，其他五分之四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吸收了那么多非建筑界人士入社？为什么这仅有十多人的研究队伍能在短期内完成那么大量的工作？如此丰硕的成果是怎么取得的？他们到底调查了哪些省、市、县？调查测绘了多少座古建筑？他们的工作是怎样组织的？等等，一连串的问题，不得其解。

到了1992年，我产生了对中国营造学社的业绩做全面的了解并要把它写出来的愿望。恰巧，这时《建筑师》杂志主编杨永生约我为该刊写些关于营造学社活动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并通读了《梁思成文集》《刘敦桢文集》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对其中重要的资料做了系统的摘录和整理。至于社员的情况和朱启钤的资料，则是从其他书刊中查到的。为此，前后加起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坐在图书馆里查找资料。

从1992年初到1994年底，我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总算把中国营造学社从成立到结束的全过程基本搞清楚了。然而，因为梁思成、刘敦桢都已经作古，尚健在的几位学社元老也都是七十开外的老人，许多事也难于要求他们记得那么确切。加之学社的文书档案也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尽管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本书存在不足和疏漏仍在所难免。比如，书中对调查地点和建筑数量的统计，肯定尚有遗漏。我依据的是梁、刘文集和汇刊的记录，凡是未见诸文字记录的均未计入。如在学社的图片中见到梁思成测绘邢台天宁寺塔及梁、刘二人测绘北平正觉寺金刚宝座塔的照片。但在梁、刘二人的文集和汇刊中均未见相关记述。梁、刘二人生前都提到经学社调查过的县有二百多，但有文字记录的仅有一百九十个县。

书中所示学社调查过的市、县及古建筑，是根据梁、刘文集和汇刊公布的材料，逐项统计出来的。调查路线也是根据他们的调查报告和日记绘制的。其中晋汾地区的调查路线，还是根据费慰梅六十一年前给她家人的信整理出来的。至于书内选用的照片，因底片均遭水残，故虽做了极大的努力，质量仍不够理想。再者，由于过去照相器材缺乏，学社有一条纪律：不允许拍摄个人纪念照，有人物的照片也多半是以人作为标尺而摄的，照片中往往多是人的侧面、背面。特别是梁、刘二位经常担任摄影师的角色，因而他们的照片特别少。书中选用的几张测稿，因原图经水残已呈黄灰色，且满布皱纹，但我仍舍不得放弃，经胡庆章反复试验，才得到现在的效果，只好略选几张，以飨读者。

我想，有一点是可以使读者放心的，即书中涉及的史料，都是经过反复核实的。对有关古建筑的评介也都源于梁、刘二位的原著，不敢妄加评论。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朱海北、朱文极、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单士元、罗哲文、李乾朗以及日本的佐藤重夫等各位先生的帮助。特别是莫宗江先生，多次为我讲述学社的工作情况。汪坦教授为我审阅了全文，并为本书作序。这些使我极为感动。在此对老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秦佑国教授是本书有力的支持者，并为“营造学社研究”课题拨出经费。

我院资料室李春梅、郑竹茵两位女士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为文稿打字。大量的照片翻拍放大工作，都是胡庆章、刘为民两位同人协助做的，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能顺利出版，要感谢中国台湾的利国先生、美国的慰梅女士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他们对本书出版给予了大力赞助。

本书稿杀青后先给杨永生看过，他认为篇幅较大，还是出一本专著为好。应该说，他是本书最早的一位支持者，并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种种努力，我要感谢他。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女儿林彤，不少难觅的参考书都是她为我查找到的。

林洙

1995年元宵节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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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清代负责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建筑世家雷发达家族。

[2] 指建筑的立体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