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职场新环境与七大生存力
2006年4月，我正在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路上。我要在那里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会议上发表演讲。飞机上，我碰巧坐在克莱·帕克（Clay Parker）旁边。他是埃地沃兹1（BOC Edwards）化学管理部的总裁。该公司主要为微型电子设备制造商提供化学品与机器，比如，半导体硅材料和平板显示器等。
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有三个孩子，而且他对教育问题非常感兴趣。我还发现，作为首席执行官，帕克会亲身参与到公司的招聘工作中。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读到的许多文章都谈到了职场环境的骤变。这让我越发担心我们的学校并没有帮助学生为踏入当今职场做好准备。于是，我决定采访一些雇主，了解他们现在招聘时所重点关注的素养。我问帕克他最希望未来的新员工具备哪些素养。我猜想他一定会抛出一条条专业技能，毕竟帕克是工程师出身，但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要招聘能提出好问题的人，”帕克回答说，“我们的业务在不断变化，所以工程师所具备的专业技能也要实时更新。公司可以教他们新的技术。可是，要解决问题或学习新东西，员工必须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怎么提出好的问题、如何思考是公司无法教给你的。能问对问题是最为重要的素养。”
“你还看中哪些素养呢？”我问他。我以为他接下来就会提到专业知识。
“我还想要招聘能够积极参与讨论的员工。他们能够直视我的眼睛，听取意见和发表自己的意见，有商有量。”
“为什么这么说？”我有些困惑。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团队中完成的，因此员工必须知道如何与他人合作。同时，你也必须知道在与顾客交流中如何找出他们的真实需求。如果不能让别人参与到讨论中来，你就无法获取到你需要的信息。”
一时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一家拥有硬核技术的企业负责人。然而，他却说自己最看重的是那些能提出好问题、善于与他人交流的员工！我很惊讶，心中充满了问号。身处高科技、硬技术行业的帕克在寻找具有“软”实力的人，他和我认知中的首席执行官或工程师完全不相符。
后来，话题转到了孩子和学校。帕克偶然提到，他的一个孩子一开学就遇到了麻烦事儿——孩子质疑了老师说的话。从那之后，这位老师和帕克夫妇二人进行了多次坦诚的沟通，直到好几个月后老师才认定原来他们的孩子并不是惹事精。我在脑海中默默记下来：这位企业高管最看重的是提出好问题；他的孩子在学校因为向教师提问而遇到了麻烦。在我看来，学生因质疑教师而惹上麻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企业与学校大相径庭的态度却让我大为震惊。
我接着问帕克，在孩子的学校里，他和妻子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妻子和我举双手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所描绘的愿景。”他指的是2002年美国颁布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法。该法案增加了标准化考试的次数，让学校为学生成绩的提升负主要责任，目的是缩小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但是，孩子的教师在考前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教授和复习考试内容。这明显就是为考而教，完全不是为了加深学生的理解。”
才花了一个月准备考试，我在心里嘀咕。看来还有好多情况是他不知道的。他的孩子们就读的学校位于郊区，属于一个条件较好的学区。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在他们就读的学校，一整个学年里的全部教学内容都是为了应试。先抛开为考而教这一点不谈，在和帕克的交流中，有一点吸引了我的注意：帕克任职的公司与位于印度、中国的公司有着直接的竞争关系；同时，这家不断发展壮大的公司为美国的年轻人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岗位。作为这样一家公司的高管，帕克非常清楚他需要具备哪些素养的员工，而且他已经发现，尽管美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方案在试着缩小中产阶级子女和贫困阶层子女之间的成绩差距，却很难让所有学生都学会提出好问题。飞机降落后，克莱·帕克和我决定保持联系。这位新职场的“原住民”给了我不少启发，甚至还动摇了我对当今职场的一些固有假设。
多年来，我穿梭在全美各地的学校和大大小小的会议中，为人们提供咨询、工作坊和演讲服务。在与教师、校长和家长谈话的过程中，我经常会播放一段教师上课的视频。看完这段大约15分钟的教学视频后，观众需要给这节课打分。我播放过许许多多的教学视频，而无论是哪一个，观众们总会给出各式各样的分数。换句话说，即使是一群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他们对一节课的质量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我们将在第4章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回到明尼阿波利斯的教学大会现场。我在演讲中也带领观众做了这个打分活动。不出我的意料，他们给出的分数从A到F不等。就像过往的无数次一样，每个人对一堂好课的理解都不一样，这样的众说纷纭让我感到疲惫与沮丧。那感觉就像要用一只水桶舀干大海里的水，完全无力。我想起了和克莱·帕克的谈话。我真心地希望教师和家长们能听到他对我说的话，学校应该教孩子们提出好问题和思考，而不是一页页地过教科书上的内容，更不是准备应付考试。他的视角也许能帮教师与家长给优质教学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不过，我只进行了一次采访，听到的也只是帕克一个人的观点。也许对于年轻人最应当具备的竞争力，其他商界领袖会持有与帕克不同的观点。
回到波士顿后不久，我与克里斯蒂·佩德拉（Christy Pedra）坐下来聊了聊。她时任西门子听力仪器公司（西门子是世界上最大的助听器制造商之一，现在该公司几经并购，已经更名为WS audiology）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西门子是一家业务注重多元化的公司，在全球拥有47万名员工，业务涉及自动化和控制技术的开发、制造，信息、交通和电力系统，医疗设备，等等。作为一个重视技术创新的企业，西门子需要的是掌握娴熟技术的人才。西门子提供的正是美国最想要的高新技术岗位，这些岗位也是我们极力想要留在美国为美国年轻人所竞聘的。因此，我很想听佩德拉谈谈她认为西门子的员工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我们刚聊了不到5分钟，佩德拉的话就让我大吃一惊。当时，她正在解释公司期待所有员工具备的一些核心素养。和帕克几周前说的不谋而合，她对我说：“我的工作就是问问题。”
佩德拉接着说：“踏入职场以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销售。销售和市场营销的重中之重就是了解你的客户。而我发现了解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问问题。我整天都在问问题。我如果问对了问题，就能获得想要的信息，这些信息能让我游刃有余地处理各项事务。在和客户交谈的过程中，了解他们的业务与需求会助我一臂之力，因为这样我就能抓住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背后的原因。如果和员工打交道，我可以通过问问题来理解他们的想法，理解他们的问题从何而来，到目前为止他们都采取了哪些解决措施。你看，这些都离不开提问的能力。”
佩德拉继续说道：“实际上，这些年来我学到的提问技巧还为我育儿带来了很多帮助。可别告诉我的三个孩子！他们都叫我儿童审讯局2的局长。他们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都没有我厉害。大概是因为我一直问他们类似这样的问题：‘今年的历史课和去年有什么不同？你觉得哪些变化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刚好佩德拉提到了孩子和他们的课堂，我便顺着这个话题问她，她对公立学校的教学有何看法。她的孩子们就读的学校隶属于马萨诸塞州数一数二的学区，所以我猜她一定会对学校赞不绝口。
“学校花了大把时间来帮孩子们准备MCAS。”她指的是马萨诸塞州综合评估体系（Massachusetts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在所有改革后的州级考试中，MCAS被普遍认为是最严苛的一项考试。“这些考试都没考到点子上。如果你想鼓励孩子成为科学家，那考查的关键不应该是他们记住了多少，而是他们探究了多少，所以重点应该是如何提出下一个问题。现在网上的信息应有尽有，但要把认识提升一个层次光靠搜索答案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积极地开拓与探索。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停止提问，这才是我想让年轻人具备的能力。”
和帕克一样，佩德拉也认为，提出好的问题，以及吸引他人参与到交流中来是现代职场的关键素养。他们都对孩子就读的公立学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尽管我们许多人都认为这些学校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他们担心学校在备考与死记硬背上花了太多时间，以至于没有时间教授更重要的思考能力。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考试的重视来自人们日益增长的恐惧心理。大家害怕，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出受过更好教育、更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方面，那么越来越多的好工作就会流向发展中国家，被那里更具竞争力的学生抢走。这份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重视考试，要求学校教授更多的数学和科学课，并在高中开展更多的AP课程。然而，帕克和佩德拉都告诉我，他们公司看重的不是专业技术或知识，而是思考的能力。他们担心我们的学校一门心思扑在备考与记忆知识点上，完全忽略了对学生思维的培养。
到底哪条路是对的呢？我想知道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怎么说。我约乔纳森·金（Jonathan King）进行了一次访谈。他是世界知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一系列生物学的课程。他还负责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实验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个实验室一直为各所高校及美国领先的生物技术实验室输送科学人才。
金把两个儿子先后送进了久负盛名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公立学校。他告诉我，二儿子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的教学方法发生了令人咋舌的改变。“他们明明上的是同一所学校，有同一位班主任，”金解释说，“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大儿子有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有一次，他们班去到奥本山公墓（Mount Auburn Cemetery）里的池塘，从池塘的淤泥里采集样本。然后，学生们把样本带回学校，开始研究样本里的生物。他们在淤泥样本里发现了各种生物，有一些甚至我都没有见过！这是名副其实的‘上手实操’的科学。这段动手实践经历让他对科学产生了莫大的学习动力。”
“但我二儿子的经历却截然不同。现在所有的孩子都要参加MCAS，所以教师们觉得他们没有时间带孩子们去做‘有趣的事情’。实在抽不出时间去采集和研究淤泥，他们必须让所有的孩子为考试做好准备。”
“我为美国未来的科学发展感到担忧，”他告诉我，“要激发孩子们对科学的热情，我们就得让他们把手伸到淤泥里，我是认真的。他们得在实验室里钻研，学会观察，而不是死记硬背课本上的知识点。我在实验入门课上的学生在高中开设的AP课程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他们却连如何观察都不会。我让学生们描述他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东西，他们却反问我他们应该在镜头里找什么。这不就是在问我正确答案是什么吗？”
继这三次采访之后，我前后与数百位管理者进行了交谈。他们在企业、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和教育领域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职务，例如，首席执行官、大学教授、学区主管、学校校长和教师。我采访了各个领域的企业高管，从高科技公司到零售企业，从苹果公司到联合利华，从基础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到美国陆军的高级军官。我还对与各种公司合作的高级咨询顾问进行了详尽的采访。许多高中生、大学生和年轻人参与了焦点小组访谈或一对一的采访。除了采访以外，我还翻阅了大量与“合格的劳动力”等问题相关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学校听课。经历了这些采访、阅读与观察后，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些鲜为人知的挑战正威胁着我们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