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齐鲁文化的形成

一、齐文化与鲁文化

齐、鲁文化都是诞生于东夷大地上的地域文化，它们既是一组相关地域概念，也是一组发展的历史概念。

（一）齐文化之概说

齐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齐文化包括先齐文化、齐国文化、齐地文化。

先齐文化，是指齐封邦建国前的文化，是齐文化的源头和开端。考古研究已经证实，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就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新石器时代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都是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东夷族创造的东夷文化，是先齐文化的最高成就，其进一步的发展则成为齐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齐国文化，是指齐国建国（约前1061）至灭亡（前221）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化。从姜太公吕尚在营丘建立齐国开始，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综合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齐文化或齐国文化。齐国文化是在融汇东夷文化和殷商时期蒲姑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秦汉以后和鲁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齐国文化经过大约840多年的蓄积和发展，创造了极为丰富的成就。

齐地文化，它一般泛指秦汉以后直至今天在原齐国之地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齐国被秦国灭亡之后，成为统一的秦帝国管理之下的一个地区。从此以后，虽然齐国文化逐渐融入了统一的中华文化之中，齐国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也已不复存在，但在原齐国所辖地区，仍然保留或遗存着一些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思想、心理、行为和风俗、民情等方面与鲁文化仍有不同。[9]

（二）鲁文化之概说

鲁文化也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的亚文化形态。鲁文化和齐文化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中可以区分为几个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文化形态，即：先鲁文化、鲁国文化、鲁地文化。

先鲁文化，主要是东夷文化与夏商文化。在周公之子伯禽分封鲁国之前，鲁国所在地也是东夷人居住之地，因此，在先鲁文化中，其主要成分仍是东夷文化。

鲁国文化，是从周公领封开始（约前1061）直到被楚国所灭（前249）这一历史阶段（约计812年）的文化。鲁国在建国之时，沿用宗室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有“周礼尽在鲁”的雅称。因此鲁国文化是在奄国和殷民六族文化的基础上通过以周文化“变俗”“革礼”而形成的，故可以说鲁国文化基本上是宗周文化形态的延续。

鲁地文化，是指鲁国灭亡之后在原鲁国所在地区的文化。鲁地文化在秦汉之时，仍保持周代文化的许多特色，但在汉代以后，鲁文化与齐文化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0]

所谓的“齐、鲁文化”正是指这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化体系。

二、齐鲁文化二元一体的特征及形成融合

山东自古称“齐鲁之邦”，从文化结构上看，呈现二元一体的结构态势。

所谓“二元”，即指齐与鲁是两支渊源形成、文化形态等都有巨大差别、各具鲜明特色的文化。

所谓“一体”，则是指在其文化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两支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外观特征趋于一致，内部结构仍存二元差异的齐鲁文化圈，而它一直影响着此后两千多年山东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二元一体结构特点的历史渊源

齐、鲁两地在《禹贡》所言九州中，分属青、兖二州腹地。史前至夏商时期，虽同居东夷之地，但大致属于两大支系：齐地为岛夷，鲁地为淮夷。从考古文化总体看，虽同属一个序列，但也有较大的差别和各自的系统与特点。齐、鲁文化的二元差异，首先来自于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

齐处泰山之阴，北濒大海，东接半岛，有渔盐之利，工商业发达。

鲁处泰山之阳的汶泗流域，土地肥沃，以农业为主。

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必然导致经济方式上的差别，进而又影响二者建国方针与治国理念的不同。齐地，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的治理策术，更多地传承保留了东夷土著文化，可见，齐地文化传承自有一个独特系统。而鲁则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左传·定公四年》），是东夷另一支系之地，鲁国封君携带黄帝姬周文化来此旧地，以“变其俗，革其礼”之策，摒弃当地夷文化较多，而代之以周礼，走上了另一条文化发展之路。

两国以上的诸多差异又引起两国经济条件的不同。齐国属沿海经济，具有多种经济成分：农耕、渔业、制盐业、运输业、手工业等。这种复合型经济在太公建国初期就已确定。到战国时，齐国的商业经济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其都城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会：“临菑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在齐国，商人们“群萃而州处……旦暮从事”（《国语·齐语》）。

鲁国则不同，从建国之初，一向重视农业，其地“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好农而重民”（《史记·货殖列传》）。商业经济不够发达，百姓们“择瘠土而处之”，“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国语·鲁语》）。他们从事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动不违时，财不过用”的小农生产。可见，鲁国民众过的是不违农时、择瘠处贫、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11]

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又引起齐、鲁两国在经济政策、政治方针、民俗风情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经济政策的差异。齐国采取“通商工之便，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而鲁国所采取的则是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策。

其次是政治方针的差异。齐国重视霸道和法术；鲁国以尧、舜、周公为楷模，以礼乐为本。

再次是民俗风情之不同。齐国“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鲁国则“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朱熹也说，鲁人俗俭啬，“重礼教，崇信义，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论语集注》）。

由此也表现为两国之间文化及学术思想的反差。首先，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鲁文化具有很强的单一性。其次，齐文化具有很强的变通性；鲁文化则表现为突出的守常性等。从而呈现着智者型的齐国文化，仁者型的鲁国文化两种文化形态。

（二）齐鲁文化的融合与形成

齐文化和鲁文化都是产生于东夷地域的两种亚文化，两者却有不同的风格和特征，因此，难免发生磨擦和冲突。然而，它们之间也拥有相互影响、交流和融合的诸多因素。如前所述，早在战国时期，随着百家争鸣的兴盛、稷下学宫的自由争论，二者就表现出明显的文化融合的趋向。

表面上看，齐国尚贤才、重功业的开放精神与鲁国重人伦、尚礼治的内敛气质迥异，但两国文化中的精神实质仍有很多相通之处，这也成为了两种文化走向融合的基础条件。如它们都有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齐文化“因俗减礼”即体现了对个体欲望的尊重，在《管子·霸言》中甚至明确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的观点；鲁文化的礼治精神也以“仁者爱人”为基础，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人本思想等。另外，两国都强调和谐井然的礼治秩序，鲁国“制礼作乐”的礼制精神开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秩序的统治基础。齐地尽管“因俗减礼”，但并非不要“礼”，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实行实用礼制，尽量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如齐桓公时管仲就提出“礼义廉耻”并举的“四维”说；齐景公时晏子治齐，也明确提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

在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辽阔的大海赋予齐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概，构成它独特的“齐气”；而沃野千里的地形及温和的气候滋养出彬彬有礼的儒家礼乐文化，这是“鲁风”。齐鲁文化就是综合体现着“齐气”和“鲁风”互补的地域文化。源于齐地的阴阳五行说和方士文化成为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灵感和源泉；而“齐东野语”式的齐谐之气和道家气质是齐文化不满现状、充满幻想和勇于变革的思想基础。而鲁风是齐鲁文化的基调，鲁风滋养出的儒家思想甚至成为整个中华大地的文化根基。齐、鲁文化这种儒道互补的特点具备强大的包容力，共同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战国中期由齐桓公田午创办的稷下学宫，经过齐威王、齐宣王等几代国君的努力，规模宏大，成为当时闻名的官办学术机构。又由于齐国统治者采取优待学者的政策和宽松包容的方针，各国学术大家汇聚稷下学宫，使其既是百家争鸣的场所，又是百家融合的中心。

当然，战国时期齐文化与鲁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稷下学宫开展激烈的争鸣，乃至于全方位融合，还有其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原因，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概而言之，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政治上统一趋势的要求。战国之时，“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加之“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发展到战国中后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书同文、车同轨的大局已定。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也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学者们汇聚稷下，相互辩论，相互吸取，为学术思想的融合和统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12]

二是统治者政治上的宽松和思想上的活跃。齐国威王、宣王等国君能够广开言路，特别是齐威王提出“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由此看出齐国君王政治的开明，思想的活跃。到了齐国襄王时期，思想更加开放，儒家传承人——荀子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为各家各派思想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三是“从俗”“简礼”的齐文化特征，也是易于接受外来思想的重要方面。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淮南子·齐俗训》），坚持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再到后来的齐桓公时期，贤相管仲又提出了“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的主张。这种举贤尚功的思想和崇尚权变的精神，成为齐国长期坚持的开放政策和治国方略。

经过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及百家争鸣的直接作用，加速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后又由汉代大儒董仲舒及东汉经学大家郑玄等杰出的历史人物的贡献，最终完成整合。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儒家学说的发展、壮大，并成为齐鲁文化的核心，其传统政治学术与道德理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给齐鲁文化注入了新的灵魂。至此，齐、鲁文化才真正有了民族的、地域的超越性，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从而实现了从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变，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骨干，构建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基本框架。而其他的地域文化却没有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发展壮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骨干的齐鲁文化，它不仅烛照华夏大地至今，还远播海外，在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均产生着重要影响，并构成了规模庞大的东亚中国文化圈。

三、齐鲁文化与山东人

钱穆先生说：“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如西方的希腊人，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13]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华夏大地的不同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文化的不同，必然导致这些地区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性格特点。齐鲁地区的自然地理概貌、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培育和形成了本地人鲜明的性格特点。

什么是山东人？什么是山东人的性格？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如此等等，这也是其文化的基本性格，加在一起，就是“山东人”，就是山东人的性格。

（一）秉直的山东人

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这的确是山东人典型的性格特征。

质直朴实的山东人，胸怀坦荡，感情直露，行重于言，喜欢用实际行动来说话。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对巧言令色者，山东人大都耻之，讲究讷于言而力于行。

山东人素以勤劳、节俭著称，能吃苦且省吃俭用。但是，对亲朋邻里又极为慷慨大方。谚云：“山东人好存粮，山西人好盖房，河北人好穿衣裳。”崇尚节俭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如此，在今天的齐鲁大地仍然保持着这种好的传统。

山东人历来忠诚义气。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思想的影响，他们特别敬重权威，顾全大局，听从指挥。在战争年代，儒家文化与时俱进，诞生了跟党走、闹革命的红色文化。境内有胶东、渤海、沂蒙山三个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前，在人民军队四大野战军的系列中，其中第三、第四两个野战军都产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百万指战员中，有28万是山东兵。

诞生于齐鲁之地，忠义报国的圣贤人物、慷慨奉献的先进典型不绝一代。古有诸葛亮、辛弃疾、戚继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上，涌现了掏粪工人时传祥，英雄战士王杰，县委书记楷模焦裕禄，援藏标兵孔繁森，身残志坚的模范朱彦夫、张海迪等。

此外，孔子创立中庸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齐鲁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平和、好仁不争；处事老实憨厚，特别能忍辱负重，随遇而安，甚至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已故山东籍著名作家乔羽的持家、处世之道就是一个“忍”字。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二）山东人性格形成的历史渊源

迄今为止，考古和文献整理发现，最早生活在海岱之间的人群是“夷人”。“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夷”，指远古时期华夏族以外的所有部族；狭义上的“夷”，仅指东方之人。

许慎《说文解字》大部“夷”条：“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在甲骨文中，“大”字像一个正面站立、两腿分开的人形。“夷”字的造型乃一身材魁梧的大汉在腰部佩带一张弓，这就是东夷人的形象。

东夷人又以仁义著称。在远古“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中，古人对南蛮、西戎、北狄颇多贬斥，说他们是不识礼义的未开化的粗俗鄙野之人。而对名列“四夷”之一的东夷人，则多有称颂赞美之辞，说他们仁而好生，天生柔顺，容易以“道”来感化他们云云。

这就是山东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

周朝建立后，分别封于东夷之地的鲁国和齐国，采取了崇礼尚义的政策，加之管子、晏婴、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郑玄、房玄龄等历代贤哲的弘扬与践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齐鲁文化和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风，再加上无数仁人志士的躬身实践，最终形成了今天山东人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点。

以文化人，影响致远。齐鲁文化塑造了山东人鲜明的传统性格。台湾山东籍学者张天麟先生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14]

孔子的道德与梁山泊好汉的内涵和递进关系，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孝—爱—忠—义”。只有孝敬父母，才能热爱家乡；由于热爱家乡，所以忠于国家；因为忠于国家，所以特别讲气节、重义气。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既给齐鲁大地带来荣耀和辉煌，也给予这块土地太多文化传统的负荷。山东人性格中存有一些不足，如：思想中和，偏于保守；义气至上，乃至有时出现不计后果的侠义现象；特别重礼仪、讲排场、要面子等。因此，山东人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也应与时俱进，把短板补齐。

以上分析虽然不是山东人性格及内心世界的全部，但也当属其人格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对齐鲁戏曲思想精神及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必有较大的关联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