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时代

在我6个月大的时候，我家从康士坦茨（Constance）湖畔的凯斯威尔（Kesswil）搬到了劳芬（Laufen），住在莱茵河瀑布南岸的城堡和牧师住宅区。那是1875年。

我还能回想起两岁或三岁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那所牧师住宅、花园、洗衣房、教堂、城堡、瀑布、沃思小城堡和教堂司事的农场。这些记忆只不过是茫茫大海中沉浮的小岛，它们彼此孤立，看上去没有任何联系。

我常想起一个情景，那可能是我最初的记忆吧，只不过印象非常模糊。我躺在婴儿车里，上方是一片树荫。那是一个晴朗和煦的夏日，天空湛蓝，金灿灿的阳光射透了绿荫。婴儿车的遮阳篷敞开着。我一觉醒来，便看到如此灿烂美好的天光，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阳光在枝叶和花朵间闪烁着。整个世界显得那么神奇、多彩和绚烂。

我还记得另一个情景：我家的餐厅位于房子的西头，我坐在餐厅里一把很高的椅子上，用勺子吃热牛奶浸泡的碎面包。牛奶非常美味，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香气。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牛奶的香味。可以说我是在那一刻起才意识到了气味的存在。这一记忆也已十分久远了。

我还记得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一位阿姨对我说：“我要带你去看一样东西。”她把我领到我家房子前面通往达赫森（Dachsen）的道路上。天边绵延的阿尔卑斯山脉被燃烧的夕阳染得通红。阿尔卑斯山脉在那个傍晚看起来格外清晰。“你看那边”——我听见她用瑞士方言对我说——“山多么红啊！”这便是我对阿尔卑斯山脉的第一印象。她还告诉我，村里有些孩子第二天要参加学校的郊游，去的就是苏黎世附近的玉特利山（Uetliberg）。我当然也非常想参加。然而令我伤心的是，我因年龄太小而不能同去，我真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自那时起，在那光芒万丈、白雪皑皑的山脉旁的苏黎世与玉特利山，便成了我魂牵梦萦却又触不可及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件事发生在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母亲携我去图尔高（Thurgau）探望朋友，她的朋友拥有康士坦茨湖畔的一座城堡。大人们简直无法把我从湖边拖走。湖岸被汽船激起的波浪冲刷着，湖水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湖底的沙子则被波浪卷出了细纹。湖面一直延伸到很远的远方。浩瀚无涯的水面显得无比壮丽，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欢喜。从那以后，一个想法在我心中生了根——我一定要住在湖边。我觉得，如果没有大片的水，人便无法生活。

还有一个场景：来了一些陌生人，显得很慌乱，又带着点儿兴奋。女仆从外面飞奔回来，惊魂未定地大声说道：“渔民发现了一具尸体——顺着瀑布落下来的——他们想要把它搬进洗衣房去。”我父亲答道：“好的，可以。”我一听就想去看那具尸体。我的母亲制止了我，并严格禁止我踏入花园半步。等所有人都走了以后，我立即偷偷溜进花园，去了洗衣房。但洗衣房的门是锁着的。我绕着洗衣房走了一圈。在洗衣房的后面有一道明渠，顺着坡地向下延伸，我看到渠里流淌着血水。我对此非常感兴趣。那时我还不到4岁。

另一个情景是：我哭闹不休，发着高烧，无法入睡。我的父亲抱着我踱来踱去，哼着他学生时代的老歌。有一首歌总是能让我平静下来，我很喜欢它，所以到现在都记得。“天地寂静，万物怡然……”（Alles schweige, jeder neige...）那首歌的开头这样唱道。直到今天，父亲的声音依然盘旋在我的脑海里，总是在寂静的夜里萦绕在我的耳旁。

后来我的母亲跟我讲过，我当时得的是普通的湿疹。那时我父母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一些隐隐的迹象令我疑心。所以1878年的那一场病，一定与我父亲和母亲的短暂分居脱不了干系。我的母亲去巴塞尔住了几个月的院，想来她的病大约也与婚姻问题有关。我的一位姨母负责照料我，她比我母亲年长20岁左右，终身未婚。母亲的离去使我坐卧不安。从那以后，我总觉得“爱”这个字眼不值得信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一词会让我联想到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靠。而“父亲”则意味着可靠，但有一种无力感。我自幼便承受着这样的创伤和障碍。后来，这些早期的印象不断地被修正：我曾信任的男性朋友，他们总是辜负我的信任；我不信任女性，她们却从未让我失望。

在我母亲不在的那段时间里，照顾我的人还有我家的女仆。我至今记得，她抱着我，我则将头依偎在她的肩上。她有深色的头发、橄榄色的皮肤，与我母亲截然不同。即使到了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的发际线、颈部的线条与肤色、耳朵的轮廓。我感觉她的一切都带着一股异域风情，伴着莫名的熟悉感。好像她不是我家的女仆，而是我一个人的女仆，又仿佛她与另一些我无法理解的神秘事物有着某种联系。这一类型的女性后来成了我的阿尼玛[1]的一部分。她所散发的陌生感和似曾相识的熟悉感，都成了阿尼玛的特征，阿尼玛包含了成年女性的全部特质。

在父母分居时期，我的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一个年轻美艳、金发碧眼的迷人姑娘，带着我在沃思城堡旁，莱茵河瀑布下游的河边，金黄的枫树和栗树下玩耍。阳光透过树冠洒下来，地上铺满了黄叶。后来，这个姑娘成了我的岳母。她非常敬仰我的父亲。再一次见到她时，我已经21岁了。

以上这些是我对外在事物的记忆。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些更强烈的、势不可当的意象，其中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比如说，我曾摔下过楼梯，还曾磕在火炉腿的角上。我仍记得那种剧痛、流出的鲜血、医生缝合我头上的伤口——直到读中学高年级的时候，那道伤疤依然可见。我的母亲还告诉过我，有一次我们要去诺伊豪森（Neuhausen），我曾滑倒在横跨莱茵河瀑布的桥上。幸好女仆及时抓住了我——我的一条腿已经伸出了栏杆，险些就滑下去了。这几件事都表明了我无意识中的自杀冲动，或者说，我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极力抵抗。

在那个时期，我对夜晚有一种模糊的恐惧。我仿佛能听到有人在房子里游荡。我还总能听到莱茵河瀑布低沉的咆哮，感觉身边危机四伏。有人落入瀑布而丧命，尸体猛地撞击在暗礁上。随后，教堂司事便在附近的墓园里挖起了坑——翻出一堆棕色的泥土。一些严肃的黑衣人来了，他们身上穿着黑色的双排扣长礼服，头上戴着异常高的黑帽子，脚下则是擦得一尘不染的黑靴子。他们一同搬来一个黑箱子。父亲则穿起了牧师的法衣，用一种洪亮的声音讲着话。女人们开始哭泣。我得知，他们正在把某个人埋入这个坑里。某些曾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突然永远地不在了。有人告诉我，他们入土为安了，主耶稣把他们接走了。

我的母亲教给我一段祈祷文，规定我每天晚上必须说一遍。我是乐意做祈祷的，因为祈祷能让我在危机暗伏的夜里获得安心的感觉：

请张开您的双翼吧，

耶稣基督，我仁慈的主，

并请吃下您的幼雏！

如果撒旦企图吞噬您的孩子，

请让天使齐唱：

他们是坚不可摧的。[2]

主耶稣能带给我安慰，他是一位态度和蔼、心地仁慈的绅士，像城堡里的维根斯坦先生（Herr Wegenstein）一样富有、威武和受人敬重，此外还会在夜晚格外关照年幼的孩子们。至于他为何像鸟类一样长了一对翅膀，倒是一个费解的难题，不过我并没有劳神去思量它。更吸引我注意、让我深思的，是为何要把小孩子比作幼雏，为何主耶稣要不情不愿地，像吃苦药一样“吃下”他们。这着实令人疑惑。但是后来又听说，撒旦也喜欢吃幼雏，而主耶稣必须制止撒旦这样做。我一下子理解了整个逻辑。尽管主耶稣并不喜欢吃小孩子，可是为了不让撒旦抓到他们，他还是将孩子们吃了下去。到这里为止，我的这番推论还是颇使人安慰的。可是这会儿，我又听说主耶稣还“吃”成年人，而且被他“吃掉”竟然与被埋入坟墓是同一回事。

这一不祥的联想造成了很坏的后果。我开始不信任主耶稣了。他不再以和蔼仁慈的大鸟的形象出现，却与那些身着双排扣长礼服、高帽子和洁净的黑靴子，忙于填埋黑箱子的阴郁黑衣人联系了起来。

这些思索让我头一次感到了精神创伤。在某一个炎炎夏日，我照常独自坐在我家房前路边的沙堆中玩耍。这条路通向一座小山，一直消失在山顶的树林中。我坐在房前，可以看到这条路蜿蜒到山上去。有一次我抬头张望时，看到一个一袭黑袍、戴着一顶夸张的宽檐帽的人从树林处向山下走来。我觉得他好像是个穿了女装的男人。直到他走近了，我才看清楚他实际上是穿了一件黑色法衣，下摆很长，垂到了脚面上。我大吃一惊，脑子里如惊雷一般地想着：“那是一名耶稣会会士。”这个可怕的认知使我面若死灰。在不久以前，我父亲的一位同事前来拜访，我不小心听到他们在谈论耶稣会会士们的邪恶事迹。父亲的语调饱含愤怒与担忧，我由此断定，“耶稣会会士”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存在，甚至还威胁到了我的父亲。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什么是耶稣会会士，只不过我从我那小小的祈祷词中熟悉了“耶稣”一词。

我心想，从山上走下来的那个家伙一定经过了乔装打扮，所以他才穿着女装。也许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吓坏了的我狼狈地逃回家里，冲上楼梯，躲进阁楼最黑的角落里，藏在一根横梁的后面。我不知道我藏了多长时间才出来，不过时间一定不短，因为当我鼓起勇气走下楼梯，小心翼翼地探头向窗外张望时，那个黑衣人早已走得连影儿都没了。从那以后，地狱般的恐惧一直围绕着我，让我好多天都不敢出门。即便后来我又回到路边玩耍，山顶的树林始终令我不安和警觉。当然，那个黑衣人只不过是一位无害的天主教神父罢了，只不过我后来才知道这一点。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我不记得比这个经历是更早些还是更晚些了——我做了第一个我能记住的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梦。做梦时我三岁多。

我家的牧师住宅建在劳芬城堡旁边，周围少有其他建筑，在教堂司事的农场后面，有一大片草地。在梦中，我便站在这片草地的中间。忽然，我发现地上有一个阴暗的长方形石砌洞穴。我从未见过这里有个洞。于是我好奇地跑上前去，想看看洞里到底有什么。我发现了一道石砌的楼梯通往地下。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走下了楼梯。在楼梯的末端有一扇门，门是半圆拱顶式样的，被一张绿色的门帘挡得严严实实。门帘又大又重，上面有刺绣，似乎是锦缎之类，看上去十分华丽。怀着一窥究竟的好奇心，我掀开了门帘。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间幽暗的长方形房间，长约30英尺[3]。头顶是毛石砌成的拱顶。脚下则是石板铺就的地板，一条红毯从入口处通向一个不高的平台。平台中央有一个宝座，由纯金铸成，价值连城，光彩夺目。我看不清楚宝座上是否铺着一张红色垫子。这个宝座庄严华贵极了，丝毫不输给童话中国王的宝座。宝座上立着一个柱子，高12英尺到15英尺，粗一英尺半到两英尺。我最初以为它是一棵树的主干。这个庞然大物几乎要触到屋顶。可是它的成分非常古怪：它由皮与肉组成，顶部好似一个圆形头颅，没有脸孔，没有头发。最顶端有一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屋顶。

虽然没有窗户或直接的光源，房间还是亮堂堂的。在圆形头颅的上方，有一束光洒下来。柱子纹丝未动，但我却感觉它随时会从宝座上挪下来，蠕动着向我爬来。我吓得目瞪口呆，动弹不得。这时候，我突然听到我母亲的声音从屋顶上方传来。她大声说道：“你且看它。它就是食人者！”这使我愈加害怕，以至我从梦中惊醒时，大汗淋漓，惊魂未定。之后好几个晚上我都不敢睡觉，生怕再做这样的梦。

这个梦对我的影响十分深远。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在梦中看见的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而直到几十年后，我方明白，这是一种阴茎崇拜。但我始终想不明白母亲的话的含义，是“它是会吃人的”呢，还是“它就是食人者”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吃下小孩子的，便不是主耶稣或者耶稣会会士，而是阴茎；如果是后者，那么阴茎便是“食人者”的一般象征，也就是说，一袭黑衣的主耶稣和耶稣会会士，与阴茎是同一的。

男性生殖器形象具有一层抽象的意义，即它自冕为王——“直立的阴茎”[4]。草地中央的洞或许代表着坟墓。这座地下神殿就是坟墓，它的绿色门帘象征着草地，或者说，它就是一个被绿色植被遮盖着的大地神迹。地毯是血红的。房间的拱顶喻示了什么呢？也许，那时我已去过沙夫豪森市（Schaffhausen）的米诺（Munot）堡垒了。但这不太现实，毕竟谁会带一个三岁幼儿去米诺堡垒呢。所以，这一场景并非来自记忆。我同样不知道这个在解剖学上十分精准的阴茎形象究竟从何而来。尿道口在梦中化作一只眼睛，其正上方有光源，这正指向了阴茎一词的词源（φαλóζ，发光的、明亮的）。[5]

不论如何，梦里的阴茎似乎是隐藏在地下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上帝，在我的整个青春期萦绕不去，每逢听人赞美主耶稣，我便会想起它。在我心里，耶稣是不真实、不可接受和不可爱的，我每每想起其在地下的化身，那一个可怕的、不请自来的启示。还有那名耶稣会会士的“乔装打扮”，亦使我学过的基督教教义蒙上了阴影。在我眼中，基督教教义就好比一场隆重的化装舞会，或者一个葬礼，送葬者摆出一副或严肃或悲痛的表情，可旋即又偷偷笑起来，连一丝悲伤也没有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主耶稣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位死亡之神，虽然他的确能够帮我驱散对于黑夜的恐惧，但他本人却是一具神秘莫测、鲜血淋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人们总是赞美主耶稣的仁爱与善良，可是我却偷偷起了疑心，这主要是由于这群常谈论“伟大的主耶稣”的人都身着黑色长袍和闪闪发亮的黑色靴子，这身装扮会让我联想起葬礼。这群人是我的父亲和8个叔叔或舅舅的同僚——他们全都是牧师。在很多年里，这群人令我恐惧——更不用说那些偶尔来访的天主教神父了，他们总让我联想到可怖的、使我的父亲激动甚至惊恐的耶稣会会士。此后多年，一直到我行坚信礼时，我尝试了各种办法，想让自己对基督采取理应的积极态度。然而，我从未能够克服心底的不信任感。

这一体验的重点并不是对“黑衣人”的畏惧，毕竟小孩子都惧怕黑衣人；关键在于，有一种认识在年幼的我的脑海中扎下了根：“那是一名耶稣会会士。”同样，这个梦的重点便是其非凡的象征性场景，以及那句令人震惊的解释：“它就是食人者！”它并非用来吓唬小孩的吃人怪物，它就是那个食人者，而且，它就伫立在一个地下的金色宝座上。在幼小的我的想象中，首先是国王会坐在金色宝座上；其次，头戴金冠、身着白袍的上帝与主耶稣也坐在天边的一个更华丽、更高大、更加金碧辉煌的宝座上。但是，从这同一个主耶稣身上，衍生出了“耶稣会会士”，他穿着黑色的女式长袍，戴着黑色的宽檐帽，从草木茂盛的山坡上走下来。我只好时不时地向山坡上张望，以防又有别的危险人物出现。我还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地下洞穴，里面有金色的宝座，然而矗立在宝座之上的东西却有悖于我的想象，它不属于人间，而属于地狱，它凝视着上方，以人肉为食。直到50年后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篇关于宗教仪式的研究性文章，揭示了弥撒这一象征背后的食人主题。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两个事件中开始浮上意识层面的思想，非但不幼稚，反倒颇为老练，并且非常深刻。是谁在我的头脑里布下了这样的启示？是谁精心设计了它们？这种更高级的智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冥顽之人将大发议论，说些什么“黑衣人”“食人者”“巧合”或者“事后的解释”，一心只想避开这堆麻烦事，以免玷污了所谓的童年的纯真。唉，这帮好心、讲究效率、头脑健康的人，总是能让我联想起涸泽里的蝌蚪，它们挤在浅浅的水洼里，晒着太阳，悦人地摆动着尾巴，丝毫想不到水洼次日清晨就会干涸，它们就要身陷危机之中。

是谁给我灌输了这一切呢？是谁告诉了我这些我根本无从得知的问题？又是谁把天堂与地狱结合在一起，埋下了一个伏笔，让我的后半生充满了最澎湃的热情？除了那位穿梭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陌生客人，还会是谁呢？

童年时期的梦使我得以知晓大地的秘密。这个梦好比一场地下的葬礼，我用了很多年才从其中走了出来。现在我明白了这个梦的作用，是为了将尽可能多的光明引入黑暗之中。它是一场关于黑暗领域的启蒙。它也是我的智力生活的无意识起源。

1879年，我家搬迁至巴塞尔附近的克莱因惠宁根（Klein-hüningen），然而我对此事没有印象了。但是我还记得之后几年发生的事。有一天晚上，我的父亲把已入睡的我叫醒，抱着我去了门廊，我家的门廊朝向西面。他让我看夜空，其沐浴在一片灿烂至极的绿光中。那是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krakatoa）爆发的时候。

我的父亲后来还把我抱出去一回，是为了让我看东边地平线上的一颗硕大的彗星。

还有一回是一场大洪水。流经我们村庄的维塞河（Wiese）冲破了堤坝，还冲毁了河流上游的桥梁。共有14人丧命，浑黄的洪水将他们的尸体卷入了莱茵河。当大水退去时，有几具尸体便留在了河滩上。我听闻此事后，迫不及待地要去一探究竟。我果真看到了一名中年男子的尸体，他尚穿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显然刚刚去过教堂。河沙掩埋了他的一侧身体，另一只胳膊则挡住了他的眼睛。类似地，我还见过一头猪被屠宰的情景，并为之深深着迷。我看完了整个宰猪过程，这可吓坏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认为小孩子不该看这些东西，而我却觉得屠宰和尸体不过是些有趣的事物罢了。

搬到克莱因惠宁根后的那些年，我有了最初的关于美术的记忆。我和父母居住的房子是一座18世纪的牧师住宅，其中有一间暗室。那里陈列着考究的家具，墙上挂满了年代久远的油画。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幅关于大卫（David）与哥利亚（Goliath）[6]的意大利油画。它是一幅临摹作品，由吉多·雷尼（Guido Reni）的工作室制作；原作则保存在卢浮宫内。我并不知道这幅画的来历。暗室中还有另外一幅老油画，现在它正挂在我儿子的房间里——画的是巴塞尔的风景，作于19世纪初。我常偷偷溜进这个晦暗、僻静的房间，一连几小时坐在那些画作前，凝视着它们的美。它们是当时的我所知道的唯一美的东西。

大约在那段时期——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顶多6岁大——某一位阿姨带我去了巴塞尔，去看博物馆里的动物标本。我们在博物馆里逛了很久，因为每一件展品我都看得非常仔细。到了下午4点整，铃声大作，博物馆要关门了。阿姨频繁地催促着我，而我却非常不情愿离开那些陈列柜。在这空当，一侧大门已落了锁，我们只好穿过一个文物展厅，去另一侧的楼梯间。忽然，一组美不胜收的人体雕塑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被彻底征服了，睁大眼睛看着它们，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东西。我怎么看也看不够。阿姨攥着我的手，将我拉到门口——我总是落在她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她口里嚷着：“坏孩子，快别看了；坏孩子，快闭上你的眼睛！”听了这话，我才发觉这些雕塑或是裸体或仅有无花果叶子遮羞。而之前我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便是我与艺术的第一次邂逅。我的阿姨义愤填膺，好像被人拖进了色情场所一般。

我6岁时，父母带我去阿勒海姆短途旅行。我的母亲穿了一件连衣裙，令我印象深刻，这也是她的衣服中我唯一记得的一件——它是用某种黑色布料制成的，点缀着小小的绿色新月图案。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我的母亲是一位苗条的、穿着这种连衣裙的年轻女人。然而随后她变得衰老而肥胖了。

我们去了一座教堂，我的母亲说：“这就是天主教堂了。”虽然有些畏惧，但好奇心驱使着我偷偷从母亲的身边离开了，从门口向室内窥探。我才刚刚瞥见装饰精美的祭坛上面高大的蜡烛（当时是复活节期间），却突然绊倒在台阶上，我的下巴猛地撞上了一块生铁。我记得，当我被父母抱起来时，便多了一个血流如注的伤口。我的心情复杂极了——一方面，我觉得非常难为情，因为我的尖叫声引得礼拜者纷纷侧目；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被禁止的事。“耶稣会会士——绿色的帷幕——食人者的秘密……这里正是与耶稣会会士相关的天主教堂。是耶稣会会士害我绊倒并大喊大叫的。”

此后多年，我每一次踏入天主教教堂，都难免心怀一种对流血、跌倒和耶稣会会士的隐隐的恐惧。似乎天主教教堂就带着一种那样的感觉，或者说氛围，但与此同时它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哪怕一位天主教神父的靠近都使我坐立不安。直到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才能够自然地踏入教堂，不再觉得被迫害了。我第一次克服这种恐惧，是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

一过6周岁，我的父亲便开始教我拉丁文，同时我也开始去上学了。我并未在上学这件事上花太多心思。我的课业颇为轻松，因为我在上学之前就学会了阅读，比别的孩子学得快。不过，我记得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有一次，我缠着我的母亲，让她给我读《世界图解》[7]。那是一本年代久远、插图丰富的儿童读物，里面讲了不少关于异国宗教的事，尤其是印度教。插图上画着梵天（Brahma）、毗瑟挐（Vishnu）和湿婆（Shiva），令我兴趣盎然、百看不厌。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当时总是翻来覆去地看这几幅图片。每当我翻到这几幅图片时，我便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它们与我的“原始的启示”有某种密切的联系——我不曾对任何人讲过这一点。它是一个我不能吐露半个字的秘密。我的母亲间接地印证了这种朦胧的感觉，她每每提及“异教徒”，语气里都有一丝轻蔑，这可逃不过我的耳朵。我深知她定会惊恐万分地否认我的“启示”，而我当然不想让自己受到这样的伤害。

这种做事方式的早熟，一方面来源于我高度的敏感性和内心的脆弱，另一方面——这一点尤为重要——则是由于我的童年十分孤独（我9岁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妹妹）。我总是一个人玩耍，自己发明一些游戏。可惜我不记得那时都玩了些什么。我只记得我在玩耍时不喜欢被打扰。我全身心地沉浸在我的游戏里，不能容忍别人看着我玩，更不容许他们发表意见。我能确凿记得的游戏，最早是我七八岁的时候玩的。我那时热爱玩积木，先把积木搭成塔，然后再兴致勃勃地搞一场“地震”摧毁它。8岁到11岁，我则日复一日地画画——打仗的场景、围攻、轰炸、海战。我还曾把一整本练习本洒满了墨渍，给它们赋予天马行空的故事情节，以此自娱自乐。我喜欢上学的原因之一，便是在那里我终于找到了长久以来缺少的玩伴。

我喜欢上学还有另外的原因。但是在谈论这一点之前，我必须先讲一讲夜晚浓重阴郁的气氛。一到晚上，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的父母有各自的卧房，我则睡在父亲的卧房里。母亲的卧房里有种可怖的气氛，透过房门散发出来。每当夜晚降临，母亲就变成了一个陌生、神秘的人。有一个晚上，我看见一个微微发着光的模糊人影从母亲的卧房里走了出来，它的头从脖子上断开了，飘飘然地悬浮在空气中，像一个小月亮。紧接着，它又生出了另一颗头，并再度从脖子上断开。这一情形重复了六七次。我还会做东西时而膨大时而缩小的焦虑的梦。例如，我曾梦见一个球，起初看起来很小，而且离我很远；它渐渐向我逼近，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压迫感极强的球。我还梦见过一条电报线，上面落着鸟儿，然后，电报线越变越粗，我也越来越害怕，直到恐怖迫着我从梦中醒来。

这些梦不仅是青春期生理变化的前奏，更是我7岁那年的遭遇的序曲。7岁时，我患上了假性哮喘，伴有阵发窒息。一天夜里，我的哮喘发作了，我站在床尾，后仰着脑袋靠在床尾的围栏上，我的父亲环抱着我。我看到上方有一个蓝色的光圈，大约是满月大小，光圈里活动着一些金色的小人，我觉得他们是天使。这一视象不断重现，每次它都能安抚我对窒息的恐惧。但是在焦虑的梦里，窒息的感觉又回来了。我想，疾病与梦反映的是一种心理因素：家里的气氛变得让人无法呼吸了。

我痛恨去教堂。但是圣诞节的时候除外。圣诞节的赞美诗《这是上帝定下的日子》令我大为欣赏。而且到了傍晚，照例会有圣诞树可看。在所有的基督教节日之中，唯有圣诞节能让我兴高采烈。其他的节日都是索然无味的。虽说新年前夜也带有一抹类似于圣诞节的光彩，但它只能屈居第二了；基督降临节虽然也独具特色，但不知怎的，它与随后到来的圣诞节有些格格不入。基督降临节与夜晚、暴雨、狂风以及阴森森的房屋有着某种联结。还有稀奇古怪的事情上演，伴着窸窸窣窣的声响。

现在回到学校的话题上，我在与乡下同学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些发现。我感觉他们使我与原本的自己脱离了。当我与他们在一起时，我变得和在家里不一样了。我会加入他们的恶作剧，或者自己发明一些恶作剧，那都是我在家时从未想过的。当然我确信，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也有策划这一切的本事。我认为，是我的同学影响并改变了我，他们潜移默化地误导或迫使我变得与原本的自己不同。这个包含了除我父母外其他所有人的更广阔的世界，对我产生的影响是可疑的，哪怕不是全部让人怀疑，而且隐约有一种敌意。我日益觉得那个明亮的、“金灿灿的阳光射透了绿荫”的世界是如此美好，但与此同时，我也预感到那个阴暗的、骇人的、带着令我头痛且无法解答的问题的世界再也挥之不去了。当然，晚间的祈祷仪式的确能够给我一种保护，因为它正派地结束了白天，又正派地开始了夜晚与睡眠。但是白天酝酿了新的危险。我仿佛感受到自己正在分裂，这让我害怕。我内在的安全感受到了破坏。

我还记得，我在那个时期（从7岁到9岁）喜欢玩火。在我家花园里，有一堵从前用大石块砌成的墙，石块中间的缝隙变成了有趣的小穴。我常常在某一个穴中生一捧火，其他的小孩都来帮我的忙。若是想让火一直燃烧下去，我们就必须共同努力、坚持不懈地收集木柴来维持它。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维护这一捧火。别的小孩可以在别的小穴里面生他们自己的火，但是那些火都是不圣洁的，我并不在意它们。只有我的火是不灭的，而且确确实实地散发着圣洁的光辉。

这堵墙的前面是一个山坡，山坡上嵌着一块突出的石头——属于我的石头。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坐在这块石头上玩一个想象的游戏，大概像这样——“我坐在石头上，石头半埋在地下。”接着，石头也用第一人称开口了——“我侧卧在山坡上，有个人坐在我身上。”于是问题来了——“我到底是坐在石头上面的人呢，还是被人坐着的石头呢？”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我，然后我站起身来，继续揣摩人与石头的问题。答案始终没有水落石出，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感而来的，是一种对诱人的黑暗的好奇。但是不论如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块石头与我有着某种秘密的联系。我可以一连在石头上坐好几个小时，沉浸在它带给我的谜团之中。

30年后，我再度站在那个山坡上。此时我已结婚生子，有了房子，在世间有了一席之地，还有很多想法和计划。但是突然之间，我又变成了那个孩子，他一会儿点起一捧充满神秘意义的火，一会儿又坐在石头上，想不明白究竟是石头变成了我，还是我变成了石头。一转念，我想起了自己在苏黎世的生活，它是那么陌生，就像从遥远的时空传来的信息。这令我恐惧，因为将我淹没的那个童年世界是永恒的，我已经被强行带离了那里，纵身投入了滚滚向前的时间的洪流中，渐行渐远。童年世界的吸引力太强大了，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离开那里，以免丧失对未来的掌控。

这个时刻令我铭记终生，因为它在电光石火之间揭示了我的童年的永恒性。在我10岁的时候，也有一些事件表现出了这种永恒性。我与自己的分裂以及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导致我做出了连自己都不能理解的行动。那时我有一个涂着黄色亮漆的铅笔盒，是小学生最常用的款式，附带一把小锁和一把普通的尺子。我在尺子的一端刻了一个小人，大约2英寸[8]长，它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高帽子，踩着闪亮的黑靴子。我用墨水把它涂成黑色，然后把它从尺子上锯了下来，放在铅笔盒里我专门为它做的小床上。我甚至还用一点儿羊毛给它做了一件外套。我还在铅笔盒里放了一枚光滑的椭圆形黑石头，是从莱茵河里捡来的，我用水彩给它上了色，使它看上去分成了上下两半，此前它在我的裤兜里待了好久。这是它的石头。这一切都是绝对的秘密。我偷偷把铅笔盒放在了已被禁用的、房子最顶层的阁楼里面（之所以被禁用是因为阁楼的地板已经被虫蛀而腐坏了），藏在屋顶下的横梁上，我觉得这实在稳妥极了——因为人们是看不到它的！我深知它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找到。没有人能发现我的秘密或毁掉它。我这才安心了，与自己的分裂所带来的痛苦一扫而光。遇到困难时，不论是我做错了事，还是感情受了伤，又或者是父亲的怒气、母亲的久病压得我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便会想起我的小人。它拥有仔细铺好的床铺、精细剪裁的衣服和一枚涂着漂亮颜色的光滑石头。每隔一段时间——通常是几个星期——在我确定没有人注意我的时候，我便偷偷溜进阁楼。我爬上横梁，打开铅笔盒，看一看我的小人和它的石头。每一次我都要往铅笔盒里放入一个小纸卷，上面是早些时候我在学校里写的字，用的是我自己发明的秘密语言。放入一个新的纸卷总是有种庄严的仪式感。可惜我现在已记不起我想与它说些什么了。我只记得我的这些“信”成了它的收藏品。我猜，上面大约写了一些我很欣赏的箴言，不过也无从考证了。

我从未考虑过这些举动背后的意义，或者该如何解释它们。我满足于寻得了新的安全感，也很满意自己拥有了一些别人不知道也得不到的东西。这是一个神圣的秘密，永远都不能被泄露，因为它决定了我在生活中的安全感。至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不曾想过。这一切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拥有秘密对我的人格形成影响巨大，我将它视为我的童年中最重要的事件。同样，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关于阴茎的梦，当然也没提过耶稣会会士的事，它们都属于一个神秘的领域，我知道我必须守口如瓶。这木刻小人和它的石头，是我第一次无意识地、幼稚地想要把秘密具体化的尝试。我总是沉浸在秘密中，我觉得我应该看透它们的本质。但是，我一点儿都不了解我的这些秘密是想表达什么。我非常希望我能找到一点儿什么——比如在大自然中——能够发现一些线索，好知道这些秘密到底指什么，又意味着什么。这样一来，我便开始热衷于捣鼓植物、动物和石头。我随时随地在探寻神秘事物。意识里，我是信仰基督教的，虽然总是有所保留——“但是事情不一定是他们说的那样！”“那么地底下的那个东西又算什么呢？”当别人向我灌输宗教教义时，他们总是说：“这是美，也是善。”每到这时，我会暗自想道：“没错，但这并不是全部，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存在。”

这个木刻小人的插曲，标志着我童年的顶峰与结束。它持续了大约一年。随后，我完全把它抛在了脑后。直到我35岁的时候，这段记忆才从我的童年谜团中浮现出来，就像它刚发生时一样清晰。当时，我正全神贯注地进行《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9]一书的初期研究工作，读到了关于阿尔勒谢姆（Arlesheim）附近的被藏匿的灵魂石，以及澳大利亚的神器（churinga）。我突然发觉，我心中有一个相当确切的关于这类石头的意象，虽然我不曾见过任何复制品或图片。这一意象是一枚椭圆形的、黑色的、被漆成了上下两半的石头。与它一同出现的，还有铅笔盒与一个小人。这个小人是一名披着斗篷的神，来自古代，就好像是忒勒斯福罗斯（Telesphoros）[10]站在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11]的碑前，为他诵读卷轴上的字。这让我回忆起了童年的秘密，也让我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古代的心理成分能够在没有任何直接的传承线索的情况下进入个体的心灵之中。又过了很久，我查阅了我父亲的书房，那里没有任何一本书涉及这类事情。而且，显然我的父亲对此类事情是一无所知的。

1920年我旅居英国时，曾用木头雕刻了两个类似的小人，但是根本没有想起那段童年记忆。我又用石料照着其中一个小人雕刻了放大的复制品，这个石头小人现在放在我的花园里，在库斯纳赫特（Küsnacht）。当我雕刻这一作品时，无意识浮现了一个名字。它将这个人像命名为阿特玛维图（Atmavictu），意思是“生命的脉息”。这是我童年的梦中那骇人的柱子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看来，它也正意味着“生命的脉息”、创造性的冲动。本质上，那个小人是一位求道者，裹着他的小斗篷，藏身在盒子里，拥有一种生命力量的供应品，即那枚椭圆形黑石头。不过，直到我颇上了些年纪之后，这些联系才变得清晰起来。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进行的这些仪式，就好像我后来观摩的非洲土著的仪式一样，他们只是那样做了，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才开始思考那些举动的含义。

[1] 阿尼玛及其他荣格常用的术语，如果读者不熟悉或者印象模糊，就请参见附录中的术语表。——原注

[2] 德文原文是“Breit aus die Flügel beide, o Jesu, meine Freude, und nimm dein Küchlein ein! Will Satan mich verschlingen, so lass die Englein singen: Dies Kind soll unverletzet sein”，节选自格尔哈特（Paul Gerhardt）的赞美诗《森林沉睡了》（Nunruhen alle Wlder）。格尔哈特是生活在17世纪的德国神学家、路德教会牧师和赞美诗作家。——译者注

[3] 1英尺=30.48厘米。——编者注

[4] 直立的阴茎，原文为ithyphallically，是ithyphallic的派生词，ithy意为“直立的”，phallic意为“阴茎的”，用于形容古埃及神敏（Min），其肖像有一个勃起的阴茎，象征着生育能力。——译者注

[5] 参见《转化的象征》（《荣格文集》第五卷第403～410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原注

[6] 哥利亚是《圣经》中被大卫杀死的巨人。——译者注

[7] 《世界图解》（Orbis Pictu s），也叫Orbis Sensualium Pictus，捷克教育家科梅纽斯著，出版于1658年。——译者注

[8]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9] 被翻译为《无意识的心理学》，1917年；修订版更名为《转化的象征》（《荣格文集》第五卷），1956年。——原注

[10] 忒勒斯福罗斯在古希腊宗教中是医神之子。他是一个侏儒，总是戴着斗篷的帽子或是倒圆锥形帽。忒勒斯福罗斯象征着从疾病中康复，他的名字在希腊语中意味着“完成者”或“带来结束的人”。——译者注

[11] 古希腊宗教与神话中的医神，代表着医疗中的治愈环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