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孔叢子》是一部由孔子後裔搜集、編著,具有孔氏家族史和孔氏家學學案性質的雜記類著作,主要記載孔子、子思、子高、子順等十幾位孔氏子孫的言行,由《孔叢子》、《連叢子》和《小爾雅》三部分組成。本書主要將《孔叢子》和《連叢子》介紹給大家。《孔叢子》第一篇至第五篇記載孔子的言行,第六篇至第十篇記載孔伋(子思)的言行,第十一篇至第十三篇記載孔穿(子高)的言行,第十四篇至第十六篇記載孔謙(子順)的言行,第十七篇至第二十篇記載孔鮒(子魚)的言行。《連叢子》上篇除《敘書》、《敘世》記載漢代孔氏族胤的传承和事蹟之外,還録有孔臧的四篇賦、兩封書信和一篇爲孔奇《左氏傳義詁》所作的序言;下篇主要記載孔季彦的言行。
《孔叢子》是諸子文獻中除《論語》之外最重要的孔氏儒學著作。與《孟子》的觀點鮮明而師承脈絡模糊和《荀子》的博采諸家而蔚然大觀不同,《孔叢子》的記述集中在父子相承,着力於編綴家學脈絡。孔氏子孫自子思至季彦,歷來不乏致力於學問者,對子孫繼承父祖之學的記述,正是《孔叢子》一書的主綫。孔氏子孫以身爲孔子後人爲榮,在他們身上,能夠看到不屈從於時勢和榮禄的、對先祖學問和節操的堅持和執着。是書記載歷代孔氏後裔對儒學的傳承、運用和創新,常有閃光之處。對於孔氏儒學、相關學術史和漢代家學、家族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思想和文獻價值。
《孔叢子》的材料來源從先秦至東漢,十分駁雜。其中來源較早的一些材料,也在後人的編輯和改寫過程中變得“面目全非”。《孔叢子》的成書在漢代,目録書對它的著録則始見於《隋書·經籍志》。它最早的校注本是北宋嘉祐八年刊行的《孔叢子注》,作者宋咸,刊刻者是他的弟子吕逢。這個“嘉祐本”是《孔叢子》最早的傳世刻本,也是今傳所有版本的共同祖本。傳世本至近代,形成了兩個版本:一是《四庫全書》的三卷本,一是《四部叢刊》的七卷本。這兩個版本和其他“支流”版本的差别不大。從文本形態的角度來講,能夠看到與宋本明顯差異的,是分佈在其他典籍中的《孔叢子》佚文。
《孔叢子》原題“孔鮒撰”,實際上他只可能是該書的早期編纂者之一。孔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曾經做過陳涉的博士。今本《孔叢子》中不但有他的事蹟,還涉及他後輩的事蹟和著作,可見這部家學承續之書,絶非一時寫就,而是世代傳承、由幾輩人增寫而得。
關於《孔叢子》的體裁,可以從它的書名中看出來。“叢”是戰國至秦漢之際諸子文獻常用的一種編書體例,“叢,聚也”(《説文解字·丵部》),其字從丵,本指聚集在一起生長的野草,用作體裁之名,指一種將流傳的文獻材料聚集在一起的古書體例。“叢”“林”“説”“語”是由戰國而至秦漢通行的諸子文獻體例,它們都有相似的形態特徵,即將前人之言行以及流傳中的此類文獻編輯成書。《論語》《韓非子·説林》《儒家者言》《説苑》《孔子家語》等典籍,都採取這種編輯方式。這類典籍的特點是篇章間未必有明顯的邏輯關係,更類似於文獻彙編。《孔叢子》開始編輯的時代在秦漢,它的内容與這一時期成書的文獻多有可互見之處。其中記述的人物事蹟,在《尚書大傳》《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多種秦漢文獻中都能找到綫索。但是,這并不意味着這些典籍間必然存在互相傳抄的關係。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很多時候這些典籍的作者是就共同的傳聞底本進行獨立撰寫,由於來源資料的公共性,導致文本形態的相似甚至雷同。
古書對《孔叢子》的第一次徵引出現在王肅的《圣證論》中。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魏晉時期著名經學家。王肅是曹魏名臣王朗之子,司馬昭的岳父,他不但貴爲皇親國戚,還曾師從大儒宋忠,遍注群經,博學洽聞。在經學史上,以王肅爲代表的“王學”與鄭玄學派針鋒相對。王肅的不少議論都針對鄭派而發,兩派的水火不容是歷史上眾所周知的文化事件。據史料記載,孔子後裔曾向王肅進獻過《孔子家語》等孔門家學文獻,王肅參考其它典籍對它們進行過研究和注釋。同時期見引的《孔叢子》,也屬於這類典籍。由於這批文獻在此之前長期只在孔氏家族内部流傳,未入官籍史志,之後又爲王肅學派長期獨占,在鄭玄學派及後世受其影響的學者中間漸漸流傳出王派僞造古籍以駁鄭玄甚至王肅僞造孔氏文獻回護司馬氏的觀點,宋代疑古思潮興起,《孔叢子》《家語》和《孔氏傳尚書》等孔氏文獻在之後的千餘年間被主流學界定爲僞書。直到出土文獻證明今傳《孔子家語》中相當一部分文獻的真實性,學界才漸漸注意到這類古籍的價值。
由於《孔叢子》的這種文獻性質及其未經官方整理而是長期在民間留傳的歷史,宋咸在爲是書作注之前,對當時所見的《孔叢子》資料進行過一次大規模校勘和删選。這一點,從今本《孔叢子》及本書所輯佚文的差異中就能明顯看到。因此,今天看到的《孔叢子》,可以肯定已與其唐代以前的“原貌”有相當的距離。
既然《孔叢子》中的材料駁雜到難以判定成書時間,今傳本又在宋代與唐以前較原始的文本形態發生了斷裂,那麼,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接受這部書呢?《孔叢子·公儀》篇中子思與魯穆公的一段對話似乎爲我們指明了方向: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余嘉錫先生曾在《古書通例》中指出,諸子之書“皆以立意爲宗,不以敘事爲主”,所以涉及人物事蹟,經常“附會以圓其説”,未必事事皆可落實。儒家著述較其他諸子謹慎,但似《孔叢》《家語》,也仍不免“叢林之書”的上述特點。穆公對子思所記孔子之言的疑惑,其實也是後人對《孔叢子》所記孔氏之言的疑惑;而子思的回答,可以作爲余先生觀點的一個印證。他對穆公的回答,簡直像是《孔叢子》的編著者在爲自己申辯:“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以及充滿信心的評價:“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而《孔叢子》中的許多故事和思想又豈止是“無非”?作者將博雅的儒家思想熔鑄在諸孔對時人、時事的應對言行裡,其中不乏名言警句和扣人心弦的情節、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有不少段落和篇章體現出强烈的時代特徵。無論從文學還是思想史的角度去考察,是書都相當精彩。我想,對於無意探索文獻源流和名物典制的一般讀者而言,單純地體驗一部“於事無非”的《孔叢子》,應該也會是相當難忘的閲讀經歷。
本書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爲《孔叢子》訓讀,主要目的是幫助一般讀者通讀《孔叢子》,熟悉《孔叢子》的文本和結構。第二部分是對《孔叢子》中與《尚書》相關的内容進行的專題研究,對於一些疑難問題,筆者將在研究文章中提出自己的推測,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