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尚书》

《尚书》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本来叫作《书》，“尚”字是后人给加上去的。起初，它只是一部历史著作，在阴差阳错中与儒家学派发生联系后，这部著作于是被指认为“儒家经典”。出道之初的这些小掌故，是解说《尚书》这部文化元典的人应当首先加以述说的内容，因为这是读者首先应该了解的东西。

丰厚的文化积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是我们时常讲到的一句话。在那已经逝去的遥远岁月里，早已有人类栖息在这块富饶的东方大地上。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终于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社会学和历史学所谓的“文明时代”，指的是阶级社会开始以后的时代，这是相对于原始社会的“野蛮时代”而言的。“文明时代”的构成有许多要件，比如私有制度、阶级分化、国家机器等等，而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这个说法后来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文字的出现是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尺之一，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有了它们，思想乃至于文化的交流就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而顺利进行，先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得以大大提高。

今天使用的汉字，是我们的祖先逐步发明出来的。据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对于原始初民来说，学会结绳记事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然而随着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人们还是感受到了这种方法的种种不便，于是更为便利的交流工具终于被发明出来。《周易·系辞下》是这样记载的：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文字的发明便利了社会交往活动，百官于是得到治理，民情因而得以洞察。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发明。

“易之以书契”的这位“后世圣人”是谁呢？战国晚期的人们普遍认为是黄帝时代的史官仓颉（也作苍颉）。仓颉造字的传说十分流行。东汉时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糅合众说，把这个传说讲得生动具体，甚至连仓颉造字的思想动机也给指了出来：

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说文解字·叙》）

仓颉被推举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然而，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作为交流思想的社会性工具——文字，它不可能是某一圣贤灵机一动的产物。如果仓颉其人确实存在并且真对文字发明做过一些工作的话，那么他所能做到的，顶多也是在广大先民集体创造的基础上做些改进、加工性的事情罢了，尽管这些事情也十分重要。不过，黄帝时代产生文字的说法，正在得到考古发掘方面越来越多的支持。西安半坡遗址，以及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已被许多学者直接指认为是初始的文字。考古学上的大汶口文化时代，大体上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相吻合。经过不断的改进与推广，文字在殷商时代已经完全成熟并被广泛使用，一窖窖刻辞甲骨和一件件带字青铜器物的出土，可以为此作证。

由于甲骨刻辞的数量很多，内容丰富，最具代表意义，所以一提到商代文字，人们很自然地便想到了甲骨文。这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就现有出土的甲骨材料所进行的粗略统计看，其单字已超过了五千个。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只是商代甲骨的一小部分；由于甲骨文自身性质的限制，当时使用的文字，也不会全部出现在专供占卜用的甲骨上。这就是说，商代后期的文字数量肯定大大超过了五千个。即便是五千个，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当代语言学家告诉我们说，今天经常使用的汉字也只有六千个左右，由此可见甲骨文字的成熟程度。不仅如此，甲骨文字结构复杂，距离图画文字阶段已经很远。据研究，古代所谓汉字构造大法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都可以在甲骨文字中找到例证，并且象形文字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这些事实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确凿无疑的信息：甲骨文字已经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目前出土的带字甲骨达十几万片，还有青铜器物上那一段段铭文、一个个族徽，这些都明确地表现出商代后期文字使用的广泛性。

文字的出现，为书籍产生准备了基本条件，古人早就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伪古文尚书·序》指出：

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这里所谓的“文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书籍。虽然把文字的发明指认在伏羲氏的名下，这种讲法与流行的传说有所不同，但说书籍出现在文字发明之后，这话讲的是不错的。文字的成熟及其广泛使用，推动了文化事业乃至社会文明水平的全面提高，于是把文字书写在专用物质材料上以供人们阅读用的著作物——书籍——也就正式出现了。

《尚书·多士》篇记载周公告诫殷遗民的话说：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这是完全可以凭信的历史文献中关于书籍出现的最早记录。从甲骨文的字形上看，“册”字像用竹木简牍编组成册的形状，相参差的竖笔是一支支竹简，连贯各简的横笔是编册用的绳子。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五帝之书”云云不一定可信，但许慎也清楚，“典”指的是书籍。“典”“册”二字的出现，本身就是商代已经出现书籍的有力佐证。

虽然在文字形态上已经十分成熟，但甲骨刻辞、铜器铭文以及后世的石刻等都不是书籍，这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因为它们只是有固定用途器物上的附属物，而不是写在专门的材料上供人阅读的东西。甲骨文多是占卜辞的记录，金文则是青铜器的铭文，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些“记录”或“档案”而已，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书籍。我们所谓的“书籍”，是指写在专门材料上以供人们阅读的东西。

真正的早期书籍写在竹片或木板上，前者叫作“简”，后者叫作“牍”。两晋以后纸张普及起来后，简、牍作为书籍的载体才逐渐被淘汰。西汉学者刘向在其目录学著作《别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不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太平御览》引）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量知》篇中也有这样的记录：“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些都是在讲简、牍的整治及其书写方法问题。一根竹片叫作“简”，编缀起来即为“册”。编简的绳子多数是丝质的，但也有用麻绳或皮筋的。简上编组的位置，常用刀刻成一个小的缺口，以便扎紧而不致滑脱。简册是我国书籍的早期形式，它的产生，标志着古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甲骨文之前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商代以前有没有书籍存在，限于材料，这里不便妄加猜度，但商代存在着大量的简册是可以肯定的。尽管目前还没有商代书籍的实物发现，但学术界对其存在的真实性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按照《说文解字·叙》的讲法，“著于竹帛谓之书”，那么简册的出现，就标志着书籍的滥觞。历史发展到殷商时代，书籍已经实实在在地产生了。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西周以后，记载王公大人嘉言善语、贵盛宗族世系谱牒之类的书籍便多了起来，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需求。

受历史条件限制，西周时期书籍传播的范围还很有限，因此，一段时间过后大都灰飞烟灭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流传下来。本书所要阐释的《尚书》，就是这些书籍中一部最为重要的幸存者。

关于《尚书》的来源，历史典籍中有不同的记录。《汉书·五行志》上篇有这样的记载：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这就是说，西汉时代的刘歆把《尚书》，至少是其中的《洪范》篇的起源，与“洛书”的神话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说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尚书》类”的小序中也说：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班固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尚书》起源于“洛书”；其二是说，《尚书》是由孔子编纂的，孔子还为百篇《尚书》作了序言。这第二层意思后面还要加以分析，如今且说这第一层意思。

《尚书》直接来源于“洛书”，这是《尚书》起源问题上的一家之言，这种说法在古代中国很是流行了一阵子，然而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种说法又是靠不住的。“河图”“洛书”的来头太玄乎了：首先它们出现的时间，在古代传说中就不一致。有的古书上说是帝尧在位的时候，有的古书上说是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还有的古书上则说是在周文王或者周公的时候——这时间上的差异，本身就表现了古人对于这则传说的犹豫不决——有青龙和神龟分别从黄河和洛水中浮现出来，献上了神图和天书，“河图”和“洛书”由此诞生。至于它们的内容，古书中的说法更是不同。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大家都在胡乱编造罢了。把这种神话或曰鬼话当作《尚书》的来源，自然难以让人口服心服，于是比较平实的说法也就流行起来。

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的小序中，班固写道：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史官有明确的分工，言与事是分开记载的，《尚书》就是古代史官记言的成果。由于《礼记·玉藻》篇的记载与此正好相反，“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所以有人对班固的上述说法也提出了异议，认为古代史官如此明确的分工在史籍中找不到佐证，那么《尚书》来源于史官所记的说法自然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我们认为，“言”与“事”严格分记的说法固然令人生疑，但说《尚书》是古代史官记言的结果，这话基本上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至少其中绝大部分篇章是这样来的。

我们的先民早就注意到历史经验对社会生活的指导意义，这是艰辛生活压迫的结果。周公说：“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尚书·无逸》。以下出自《尚书》的引文，仅标出篇名）训告、教诲的内容，不外乎生产、生活经验。按照功能派文化人类学的解释，“讲故事”是原始先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节目。闲暇时节，同一氏族的人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长者们的“神侃”。这是原始时代道德教育、技能教育、生存本领传授的基本形式之一。对于原始先民来讲，这种事情绝非闲来无事的高雅消遣，而是具有许多实在意义的一件大事。通过历史的积淀作用，社会逐渐形成了注重历史经验的传统，于是讲史的人很早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一些原始部落里甚至出现了职业讲史者，有了文字之后，这些讲史者又多了一份工作——记录本部落发生的大事，或者酋长们的嘉言善语。后世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上古事务，于是把这些讲史兼录史的人称为“史官”。再到后来，他们便真的成为一种职官了。旧史记载说：

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矣。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

由于记录史事是史官的基本职责，所以许慎把“史”字解释为“记事者也”。记事的时候，对文字做一番加工改造工作是有可能的，古代盛传仓颉造字，也许有一定的历史影子存乎其中。商周时代的史官中，有一部分人被称为“作册”，这个名称在武丁卜辞中已经出现。“作”字在甲骨、金文中均写作“乍”。“作册”就是书写、编辑和掌握典册的人，名字起得十分贴切。在那个文化事业尚欠发达、书籍出现未久的时代里，作册以及其他史官记录下来的材料显得弥足珍贵，自然会受到社会的重视而被珍藏起来。此后，随着社会文明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要求扩大历史记录的范围，目的在于惩恶劝善，训示未来。久而久之，“君举必书”成为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春秋时代已比较严格，列国诸侯都在认真地执行着，《左传》对此曾作了许多生动的记录。历史记载日益丰富起来之后，其中的一部分材料由于种种原因被人带出宫廷而流入社会，从而成为《尚书》的源头。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修订，从而也就有了《尚书》各篇的写定成书。在我们看来，《尚书》中的主要篇什——这里指的是周初诸诰以及《顾命》《吕刑》《费誓》《秦誓》等，差不多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认为，《尚书》主要来源于上古时代史官们的记录和加工的说法大体上是可信的。《尚书》是一部大有来头的历史著作，本身就是悠久历史积淀的产物，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

流布之初的几个问题

关于《尚书》如何成书及其在早期传播的情况，有些问题我们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则讲不清楚。这是因为前人留给我们的确切记载太有限了，而我们的推论又只能在这些有限材料的基础上来进行。

从早期的历史记载中看，《尚书》是一个后起的名字，起初它只是叫作《书》，前面冠一“尚”字是后来才有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确切肯定的一个问题，《论语》《左传》等早期文献为我们的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

《论语·述而》篇记载说：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是用当时中原地区通行的语言来读《诗》《书》的。这《诗》与《书》，就是今天所说的《诗经》和《尚书》。在《论语·为政》篇里，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去从政呢？孔子回答说：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三句话是《尚书》的逸文，后来被《伪古文尚书》收进了《君陈》篇。这里所标出的，也只是一个“书”字。《左传》中反复征引《尚书》的材料，然而它所标出的，或为“《书》曰”，或直接引出篇名，没有一次用“《尚书》曰”的。例如《左传·襄公十一年》记录晋国大夫魏绛的话说：

《书》曰：“居安思危。”

《左传·襄公十三年》引用《尚书·吕刑》篇的话说：

《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用《康诰》中的话说：

故《书》曰：“惟命不于常。”

这些都直接标明是引自《书》中的话。《左传》中也有标出具体篇名的。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录晋国大夫臼季的话说：

《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王室大夫苌弘的话：

《大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书》曰”也罢，标出篇名也罢，就是没有出现《尚书》这个名称。不但《论语》与《左传》中没有，先秦时期的其他典籍中也没有。只有《墨子·明鬼下》中的一段话稍有例外。

这是一篇记录墨家学派鬼神观的历史文献。墨子认为历代都有鬼神的存在，在征引了《夏书·禹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甘誓》之后，墨子总结道：

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

这是先秦典籍中关于“尚书”名称问题的唯一例外，对此清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江声、简朝亮等人据此认为，《尚书》这个名称是墨子最先使用的。但考据大家王念孙则明确指出：“‘尚’与‘上’同，‘书’当为‘者’。言上者则《夏书》，其次则商、周之书也。”后来孙诒让在《墨子间诂》——清代校勘、整理、注释《墨子》用力最勤，从而也最精当的一部著作——中，就是按照王念孙的说法，直接将“尚书”改为“尚者”。如果王、孙二人的说法不误，“书”前缀一“尚”字在先秦典籍中唯一的一次露面也得一笔勾销。退一万步讲，即便江声和简朝亮等人的说法成立，“尚书”这个名称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但也仅仅是闪现一下而已，并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先秦时代通行的称呼是《书》，这一点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尚书”这个名称流行起来是西汉后期的事情。西汉末年的刘歆在其目录学著作《七略》中提出一种说法：

《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

这就是说，《尚书》一名是由西汉中期今文经学大师欧阳氏首先使用的。东汉末年的郑玄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

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尚书正义·序》引郑氏说）

把《尚书》的命名与孔子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新的说法。此后出现的《伪古文尚书》不同意这种说法，它在序言中指出：

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伪古文尚书》的看法是，《尚书》这个名字是汉初经学家伏生给起的。郑玄的说法于史无征，刘歆和伪《书序》的说法也找不到直接的旁证，但综合《尚书》传播过程和先秦典籍的有关记载看，后两家的说法与历史实际似乎更接近一些。近人张西堂先生是赞成《尚书》一名起于墨子说的，但他在《尚书引论》中也不得不承认，“书”本是一个类名，后来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而类名又没有废止，使用起来自然容易混淆。“汉代为了清晰起见，渐渐采用《尚书》这个私名，这是必然的。伪《孔序》的意见，以为《尚书》之名始于伏生，这个固然是错了；如说《尚书》之名通行于伏生以后，则似不至于大误的。”总之，大约从西汉中期以后，《尚书》这个名称逐渐流行起来了，尽管后世有时仍然说《书》，但它已是对《尚书》的省称。

至于《尚书》中“尚”字的意义，古人也有不同的说法。东汉人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提出：“《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同时他又征引别人的说法——“上所为，下所书”，所以叫作《尚书》。东汉时期的经学家马融认为：“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三国时期的王肃则认为：“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唐人孔颖达在《尚书序题疏》中又提出一种新的说法：“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引文并见于《伪古文尚书序》孔颖达疏）众说纷纭，真可谓五花八门。“上古有虞氏”或曰“上古帝王”云云，拿《尚书》篇目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些说法是靠不住的：《费誓》《秦誓》诸篇既非远古也非帝王之书，而是诸侯的誓词，甚至晚至春秋中期。所以，今人大都认为孔颖达的说法比较平实可信，所谓《尚书》，不过是指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部书籍罢了，并没有什么深意蕴涵于其中，用不着曲意加以解说。

就现有材料看，《尚书》是我国传世文献中最为古老的一部著作。唐代古文大家韩愈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叹：“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他也感到周初诸诰与《盘庚》篇实在难读。难读的原因在于这些文献太古老。近世以来，史学工作者拿《尚书》中的周初诸诰与西周青铜器铭文进行对勘，发现两者在遣词造句、语气章法上都十分接近，说明这些诰、誓之词可以视为周初文献，基本上属于原装货，后世篡改的成分不是很多。在我国书籍刚刚出现之时就有文献典籍流传下来，这实在是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幸事。从成书久远这一点看，这一文献的艰涩难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尚书》本来属于历史著作，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周初诸诰系王室史官笔录当时诰、誓、策命之词而成，其史料学价值很高；《尧典》《皋陶谟》《甘誓》《汤誓》《盘庚》《牧誓》等篇，则是后世史官依据自己所见所闻的历史资料加以拟作的，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部著作通过记言的形式，记载了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到春秋中叶三千年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基本材料。因此，说《尚书》是一部历史著作本是不错的。

但《尚书》很早便与儒家学派发生了联系，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孔子本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像《尚书》这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逃不出其慧眼的。陈梦家先生在《尚书通论》中有一个推测：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里，《尚书》的地位“尚不如《诗》与《礼》《乐》重要”。如果单从《论语》中看，这个说法似乎可以成立。但孔子回答他人发问时引《书》为证，弟子读《书》遇到疑问便向他请教，说明孔子对《尚书》是熟悉的。他时常用当时通用的语言来朗读《尚书》：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有了这个风气之后，儒家学派与《尚书》的关系便日益密切起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一书引《书》达三十八次之多。陈梦家先生认为：“孟子时《尚书》或者已编成课本。孔子雅言《诗》《书》，孟子用《书》授徒，或者是（二人——引者加）最大的分别。观于孟子屡与弟子讨论古史，可为佐证。”把《尚书》作为教材，大大密切了儒家学派与《尚书》的关系，所以到战国晚期，人们便把《尚书》与《诗》《乐》《易》《礼》《春秋》等著作放在一起，统统指认在了儒家学派的名下。《礼记·经解》篇写道：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这段话出现在所谓的另一部儒家著作——《礼记》中。虽然标明“孔子曰”旨在加重这段话的分量，因为在这篇作品写定的那个时代里，孔子早已被奉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的大圣人，加上“孔子曰”自然会受到更多人的信奉，但从中还是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尚书》等书与儒家学派关系的认识。《荀子·儒效》篇把人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和大儒。大儒最为高尚，雅儒差强人意，俗人最不可取。这里我们且看荀子对“俗儒”的界定：

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俗儒“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王先谦在《荀子集解》中引用郝懿行的说法指出，“杀盖敦字之误”。而敦者，厚也，那么与俗儒相对立的雅儒和大儒，“隆礼义而敦《诗》《书》”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庄子·天下》篇在谈到“古代道术”时也写道：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孔子生于鲁，孟子生于邹，这“邹鲁之士”和“搢绅先生”，是战国时代的人们对儒家学派最通行的称呼。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诗》《书》《礼》《乐》这些来头不一、内容参差的著作已与儒家学派密不可分了。换句话说，社会已经承认了儒家学派对这些著作的专有，因为《庄子·天下》篇出自与儒家学派对立的道家学派之手。

《尚书》中的许多篇什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为流传，这一点也是我们所敢于肯定的。前人根据周秦时代的历史典籍对《尚书》各篇的征引情况，从中得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结论，这的确是研究《尚书》传播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刘起先生的《尚书学史》综合各家之说，统计了《诗经》《论语》《国语》《左传》《墨子》《孟子》《荀子》《管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大戴礼记》《周礼》《礼记》《孝经》《公羊传》《穀梁传》《尸子》《吕氏春秋》和《逸周书》共二十种历史典籍对《尚书》的征引情况。他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这二十种典籍共征引《书》三百三十五次，其中属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内容被征引了一百一十五次，征引的次数最多，说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在先秦时代是华夏社会广为传习的本子。从周秦时代纷纷征引《尚书》的情况中还可以看出，《尚书》在那个时代已经声名显赫，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然而从周秦时代诸多征引《尚书》的例子中似乎还可以看出另外一些问题来。按照今天通行的说法，《尚书》是由《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分组成的，然而周秦时代的人并不怎么提《虞书》，《尧典》和《皋陶谟》是归并在《夏书》当中的。古人在征引“ 《书》曰”的同时，却又时而征引“ 《夏书》曰”，时而征引“ 《商书》曰”，时而征引“《周书》曰”，或者直接标出引自某篇，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这三部分本是互相独立的三部书，如同《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中所引到的《郑书》《楚书》一样，各自独立而互不统属，后人因其性质相近才把它们捏合为一部著作的。这“后人”指的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考辨古史热潮的发端阶段，疑古大家钱玄同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尚书》在先秦时代根本没有成书。在那个疑古思潮乍起、经学余韵尚浓的时代里，钱先生的这种说法不啻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许多经学家的极度不安。今天看来，钱先生的说法虽然不尽稳妥，但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因为前人留给我们的材料毕竟太有限了，在成书与否的问题上，绝对肯定或矢口否认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不过，三部书也罢，一部书也罢，这都不影响《尚书》在周秦时代已广为流传这一事实存在的真实性。《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文献典籍之一。正因为如此，当华夏民族的文化史步入大突破的历史阶段时，这部（或曰这些）著作熠熠生辉，引导着国民精神的锻铸和民族性格的塑造，从而成为文化元典中的“元中之元”，发挥了其他文化典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这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