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名词的涌入与清廷统一译名的初步尝试

在晚清，西方新知传入的过程，可以按传播主体、内容以及知识的来源，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中日战争前，向中国引介西学的工作，主要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士大夫共同完成。这一时期的译书多直接来自西方，以世界各国基本的乡土人情、史地知识，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成果为基本主题。这种选题的偏向性是与当时的中国人初步认识世界和洋务运动的需要相配合的。而在1895年后，受甲午战争惨败、割地赔款的巨大心理冲击，中国士大夫的目光转向东方的日本，开始主动吸取日本富强的经验，甚而亲赴东瀛一探究竟。这种心态的变化，导致1895年后，中国人取代了西方传教士，成为翻译和传播西方新知的主体；同时，译介的重点也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国人试图借鉴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来治疗中国的痼疾。随着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数量的激增，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中介，其作用愈加凸显。1927年出版的《译书经眼录》一书详细记录了1901—1904年中国译介外国书籍的情况。在总共的533本译书中，译自日本的图书有321本，占60%强；其余译自英、美、法等国的图书中，又有许多是当时的留日学生从日本重译过来的。[1]清末知名文人孙宝瑄在其日记中，如此评价当时来自日本的“东学”对中国的影响：“自东国游学途辟，东学之输入我国者不少，新书新报年出无穷，几于目不暇给，支那人脑界于是不能复闭矣。”[2]日本对甲午战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由于中西语言的不通，翻译成为西学东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西译者在翻译西书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中国传统典籍中没有的事物，这就需要译者创造新的名词，或将已有的词汇赋予新的意义，来翻译这些新事物。有些新名词因为译得妥帖，随着译书一同在社会上流行，而成为社会和翻译界的固定译法；而有的新名词则并没有很快被社会接受，还因为译者不同，有了多种译法。这就给读者阅读西书带来了很大不便，也阻碍西学的传播。基于这种情况，一些译者认识到统一译名的必要性，开始自发地开展统一名词的工作。如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任翻译时，便规定在翻译西书时应同时编订“中西名目字汇”,“凡译书时所设新名，无论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随时录于华英小簿，后刊书时可附书末，以便阅者核察西书或问诸西人。而各书内所有之名，宜汇成总书，制成大部，则以后译书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3]梁启超也认为，“译书之难读，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既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互异，则读者目迷五色，莫知所从”。译者应当合力编纂“中西文合璧表”，使人地名、官制、名物、律度量衡、纪年五个方面，“整齐划一，公定译名，他日续译者毋许擅易”。[4]

由于社会存在统一译名的需求，在晚清出版的一批英汉辞典中，辞典作者对译名问题格外注意。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1841年出版的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中，作者在将英文的医学、植物学术语翻译成中文时，重点“不在创造新词，而是放在了利用旧词表达新义上”。如在翻译Blood vessels、Nerves等医学名词时，刻意使用中医中的“经络/经脉/络脉”“筋”等名词作为译词。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译词在传播西学时带来了准确性的困扰。[5]稍后出版的西方人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华字典》（1866—1869）、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英华萃林韵府》（1872）等辞典中，也收录了大量反映西学的汉语词汇。190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编辑出版的，由益智书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审定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法学等诸多学科共计12000余项名词的《术语辞汇》（Technical Terms,English and Chinese）出版。本书可视为百年以来来华传教士翻译西方术语的总结，但书中通过创造新汉字来表达西方学术中的新概念的翻译主张却不被中国人所欢迎，这些译名也多被日本译词所取代。[6]

清末民间的中国人同样有统一译名的行动。1899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曾致信严复，向他咨询“译专门字典”事宜。严复回信称：“此事甚难，事烦而益寡。……鄙见不如随译随定，定后为列一表，以后通用，以期一律。近闻横滨设一译会，有人牵复入社，谓此后正名定义，皆当大众熟商，定后公用，不得错杂歧异，此亦一良法也。”[7]信中所提及的日本横滨的“译会”，当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组织并开展译名编订工作的团体。其后在1908年，由颜惠庆主持编译的《英华大辞典》出版。本书是当时出版的质量最高的一部英汉辞典，对于“泰西之科学美术”中的“新思想新名辞”,“罔不分类著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确定译名时，编者参考了大量中外人士的著作、严复等人的译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及英日辞典等书籍，以极审慎的态度制定最佳译词。颜惠庆对确定名词译名的困难和过程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是编实为群书总汇，亦一具体而微之百科全书。而翻译之难，即寓于此。何也？凡泰西所有天文舆地诸子百家，暨种种美术，靡不包举无遗。而我华科学，尚属幼稚时代，一切名辞，未经审定者强半，微论广通科学者难其人，即专精英文者亦不多睹。欲成理想粹完之辞典，苦乏理想粹完之译才，其难者一。科学名辞，译既不易，而普通字语，更有穷思极想，终乏谛当之说，足与发明者。盖英文有正用备用，正用者尚易索解，至备用则辗转相通，茫无涯涘。况又达以华文，恐贻毫厘千里之憾，其难者二。有此二种，因遂商之同志，遍搜旧典，博考群言，必择其谛当者而用之，俾无疵颣。[8]

朝野人士的议论促使清廷成立专门机构，负责解决名词统一的问题。在戊戌变法之初筹办京师大学堂时，即有官员建议在各地设立译书局、统筹各局译书事业并统一译书中名号称谓。[9]光绪帝任命在戊戌维新时期声誉卓著、熟悉译书事业的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务，亦可见当时清廷对此问题的关注度与解决问题的决心。可惜戊戌变法如昙花一现，百日即遭倾覆。这些改良措施也因之成为一纸空文。

庚子事变后，清廷重开兴学之议，革新教育成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张百熙在任管学大臣期间，重启京师大学堂的建设。戊戌时期筹办大学堂的一系列措施又一次被提出，其中就包括在大学堂下附设译局，以便编译西书、统一名词。针对“中国译书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类，往往不能审为一定之音，书作一定之字”的混乱局面，张百熙建议“由京师译局定一凡例，列为定表，颁行各省，以后无论何处译出之书，即用表中所定名称，以归划一，免淆耳目”。[10]光绪二十八年（1902），严复受张百熙之聘，担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11]，并为之编订章程。在章程中，严复规定译书局人员在翻译西书之前，应“另具一册，将一切专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瀛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俟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在翻译过程中，“遇有专名要义，无论译传其意，如议院、航路、金准等语，抑但写其音，如伯理玺天德、哀的美敦等语，既设译局，理宜订成一律，以免纷纭”；而在书译成之后，“于所译各书之后附对照表，以备学者检阅，庶新学风行之后沿用同文，不生歧异”。[12]严复的规划固然完备，但他自己对译书局的工作却并不尽心，正如其自述：“鸡肋之恋，正在月薪”[13]而已。1904年严复就辞去译书局总办一职，离京赴沪。连领导者都如此心不在焉，译书局在统一译名方面也就难有建树了。[14]

同时，清廷又成立译学馆，作为编译名词的又一机构。译学馆的前身为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902年年初，清廷颁布上谕，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归并之初，张百熙上奏聘请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专科教习各一人，在教授馆内学生的同时，还承担“编辑各国文典一部”的任务，如此则“将来翻译各书”，有“事半功倍”的成效。[15]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于译学馆内设文典处，派专员与外国教习一并编纂五国辞典。应编辑的辞典分三种：“一种以中文为目，以外国文系缀于后；一种以外国文为目，以中文系缀于后；一种编列中外专名，系以定义定音。”编纂时要广泛搜集资料，“凡已译书籍字典，及本馆外国文教科译出之字，或外来函告所及者，概行纂录”。清廷希望通过译学馆编订的各种中外语言辞典，达到统一名词翻译的目的。章程中规定：“文典编定之后，凡翻译书籍文报者，皆当遵守文典所定名义，不得臆造；其未备及讹误之处，应即告知本馆，续修时更正。其随时审定之名词，虽未成书，可知照译书局及大学堂润色讲义处，以归画一。”[16]尽管在章程制定上如此详细，但译学馆在统一名词上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一样，并没有大的作为。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清廷聘请的外文教习，虽娴于本国语言，但并非通才。对于各学科专业的学术名词，他们也所知不多，难以翻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位于京师的译书局和译学馆外，在上海和南京，还有两家官方设立的编译名词机构，分别是盛宣怀筹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和刘坤一、张之洞合办的江楚编译局。[17]尽管清廷在中央和地方均做出了统一译名的努力，但其成效不彰，译名混乱的现象在当时仍普遍存在。除译才不足等客观原因外，清廷设立的编译名词机构之间互不统属、成果不能互相借鉴，本身就加剧了这一乱象。1909年，清廷在学部设立编订名词馆，力图改变此前机构重叠的局面，正式走出了中国政府集中官方力量，有规模、有计划地统一译名的第一步。这种改变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