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新生活
布克哈特在《历史讲稿》中，把新教改革总结为逃避约束。的确，解放是一切革命最明显的诱惑。革命煽动民众的情绪，使人感觉社会生活永远是对他们的束缚。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不满”的根源。与这种感觉纠结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种感觉，即古老的习俗是繁重的例行公事，其枯燥乏味是伊拉斯谟的“愚人”的任意玩耍所无法减轻的。人们感到的只有倦怠。【21】
布克哈特的结论提醒了我们：16世纪初所打碎的不只是根深蒂固的陈腐习俗，革命的实际得益者也不仅限于王公，它还为普通人解除了一套难以承受的责任。福音传教士所谴责的“德行”每天都要消耗金钱、时间和精力。弥撒是免费的，但纪念人一生中重大事件的活动却需要花钱，如孩子的洗礼和第一次圣礼、婚礼、临终仪式和购买墓地。忏悔以后的赎罪包括到圣地朝拜、奉献祭品，后来还包括购买赎罪券。
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定期施舍钱财，为病人和死去的人买蜡烛，做弥撒。然后是交钱给“奉金收集人”，帮助教皇在罗马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不时还有修道士上门化缘。把尸体运到墓地要花一个金币（六个先令），相当于为去世的人念颂20次祈祷词的费用。在有些为难的情况下，还需要赎罪，这是一项少不了的可观开销。可恨的是，什一税（教会对土地征收的十分之一的捐税）不是交给贫穷的教区教士，而是落到了附近富裕的僧侣手里，而他们并未为拯救纳税人的灵魂出过什么力。
忏悔、守斋和参加各大节日的游行也要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虔诚的富人甚至觉得有义务出资维持一个小教堂，不停地为死去的人唱弥撒。还有些人临终前把财产和土地捐给教堂，剥夺了后人的继承权，缩小了市场的供应来源。
这些善行形成了僧侣阶层的利益，也激起了别人对他们的反对。当大片的地产移交到已经是一省之主的大主教手中时，王公们觉得他们的领地正在被逐渐蚕食。由于宣布的圣人节日越来越多，自由城市里的商人和手艺人被迫休业，损失了许多赚钱的机会。因为大主教第一年的收入要进贡给教皇，普通人的奉金也上交教皇，造成金钱大量流向罗马，使世俗统治者忧心忡忡。【22】
不停的宗教仪式带来的是安慰还是焦虑，这当然难以衡量。有些人可能愿意到西班牙最西端的孔波斯特拉的圣詹姆斯教堂去朝圣，或者到附近的一个镇上去瞻仰圣人遗物，把这种活动作为对日常生活的调剂。圣人节日和游行也一样。经常参加仪式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保健活动，祈祷、忏悔、星期五吃鱼等于是跑步和计算卡路里的摄入，遥远的圣坛就像是梅奥诊所[1]。这样的比喻只适用于并不狂热的人，当时大多数人是属于这一类的。但谁都知道，忽略了灵魂是要下地狱的。定期的仪式从心理作用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巩固信仰的可靠方式，但后来被谴责为最后审判日算账的粗俗做法。当这个算账的做法失败之后，路德宣称：“我们又找到了救世主！”
用救世主来取代宗教行为是改变现实，也就是改变文化和个人的行为。崇拜圣人曾经是多神教的做法，人需要求众神保佑。每一个活着的人、每一项活动和制度、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以圣人命名，在他或她的庇护下生活。欧洲仍有不少天主教徒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庆祝同名的圣人的节日。不同的人祈祷的对象不同：出门的人向圣克利斯托弗祈祷，水手向圣埃尔莫祈祷，老姑娘向圣凯瑟琳祈祷，孩子病了求圣热尔曼，钥匙掉了求圣西瑟，想甩掉讨厌的丈夫便求圣威尔吉福提斯，大难当头便求圣裘德。
这种圣人的分工是早期西方的多神教徒皈依基督教时形成的。为了方便大家接受新的宗教，基督教的许多仪式和节日根据当时的习俗做了调整，由圣人取代了地方神祇。圣诞节、复活节和祈祷节（开春祝福土地）都是多神教节日的翻版。因此，清教徒仇视圣诞节，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圣诞节被禁止了22年。在我们当今的时代，1982年，南卡罗来纳州的真理圣所教会（125个成员）把一个圣诞老人像吊上绞架，以示抗议。
考虑到传统的力量，路德允许崇拜圣母马利亚。在中世纪晚期，由于人们把怜悯和母性联系在一起，所以请求宽恕时找圣母马利亚而不是求耶稣。路德回忆说，他童年的时候，在布道中提到耶稣被认为是“女人气”。但是路德不允许教众向马利亚的母亲圣安妮或向其他受上帝宠惠的圣人祈祷。【23】
路德之后新生活的这些细节说明了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这场革命严格来说不是宗教革命，而是神学革命。基督教并未让位于另外一个宗教，西欧人仍然笃信《旧约》中的奇迹。人不只是生活在田野中和街巷里，周围还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这个世界受着一种永存的正义权力的主宰，它决定一切，记录着人们心灵的所有活动。
革命所改变的是围绕信仰慢慢形成的思想体系，即意识形态。使用这一现代术语使人更容易理解持不同修正意见的各种宗教派别为何彼此表现出如此的愤怒。它也说明了为什么会以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耶稣的名义来发动“宗教战争”。在这一点上，似乎有这样的共识：“非友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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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无法完全理解派别之间的残杀。物质的原因固然会引起战争，但战斗的激情远远不只是要夺回财产或报仇。16世纪宗教信仰的实质现在很难吃透，因为此后发生的千变万化使人的心念脱离了拯救灵魂的目标。信仰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强烈的程度也被冲淡了。现在人们轻松地谈论别人（或自己）的宗教倾向——就像它是一种饮食或运动方面的爱好。
这些变化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因为大多数西欧人认为物质科学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希望和最信任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每一个教徒的周围都有众多不信教和信仰不同教义的人。所有教义都得到宽容，它们一定都值得信仰，从某个意义上说都是“正确”的。在16世纪和更早期的时候，曾有一些无神论者，但是，不相信是一回事，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变态的邪恶；没有信仰却是另外一回事，它使信教的人更加不安，尤其当这种现象被视为习以为常的时候。信仰一旦失去了它的单一性，它在生活中的中心作用就随之消退，人们因此会失去和天下人享有共识的感觉。如果周围的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一些根本性的思想，它们就一定是真理。对多数人来说，这是最令人安心的。
这并不是说新教革命摧毁了所有信仰。如今，去教堂的人以千百万计，各种教派多达数百个，足以证明信仰的重振（<10；28>）。20世纪90年代，教徒对于“世俗的人文主义”发起了激烈的进攻，使得宗教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低潮之后，一跃成为公共辩论中的重要题目（40>）。但是，新教确实摧毁了独一无二的真理和一致的信仰这一西方人过去的心灵慰藉。【24】
即使在所谓“有信仰的时代”，也并非天下只有一种信仰，人人同样虔诚。总有一些人认为得救仅仅意味着个人的安全，甚至只是随波逐流而已。这里要说明的是，过去人们很少认为自己“有”或者“属于”一种宗教。宗教这个词有许多不同的用法，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但不能说“有一个上帝”，因为上帝和与他有关的东西独一无二，正如今天没有人说相信“一种物理”一样；物理只有一种，人们自动地把它看作对现实的再现。
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宗教的定义：
——修士的团会。——指表面现象而非内在的信仰。词根的意思多种多样：——收集，聚集。——捆绑。——通读。——传统。——出于惧怕的敬重。——专心一致，重新振作。
——摘自不同语言的辞典
显然，20世纪需要用一个新词来充实信仰的意义。海明威在描写西班牙的书中做了这样的尝试：“这并不是他所相信的东西，这是他的信仰。”出于同样的意图，一些现代神学家说相信是“信仰的中断”，其实就是异端，因为“相信”意味着对于信仰的对象做出陈述，或进行思考，这样，人就不能全心全意地去接受信仰。这个观点其实来自5世纪的圣奥古斯丁。
在新教革命之前、期间和之后，人们不管虔诚的程度深浅，始终相信他们不时会需要上帝的帮助。在书信中，人们总是求上帝保佑收信人，保佑这个罪孽的时代，还有写信者下一次的旅行或计划。商人在启用新账本的时候，扉页上总是写上“上帝保佑，财源茂盛”的字样。震撼人心的事件被视为上帝的警告或指令，比如年轻的路德在去法学院的路上被雷雨惊吓，他认为自己受惊是上帝旨意的显灵，要他为上帝服务，于是当时就许愿出家为僧。
每天要做好几次祷告，就像我们为了保持清洁而洗澡一样，因为魔鬼和它的爪牙们像细菌一样无处不在。撒旦各处活动，像竞选的政客一样做出各种承诺。在旅行中，路德发现撒旦隐藏在树丛中、云层里、废墟内。他知道福音主义者事业的波折是魔鬼捣乱造成的。女巫也是威胁，即使她们能为人治病。当然，天主教徒可以呼唤圣人或圣物的名字来抵挡撒旦。脚踏实地的教徒，无论是信天主教还是新教，所持的信念都类似东方的摩尼教，即世界被两种势力所主宰，邪恶的势力应该打击，善良的势力应该安抚。【25】
世事的沧桑显示了拯救的价值。得到了拯救便万事大吉，而得救的保证是上帝最大的恩赐，这就是路德从“得救预定论”中得到的“安慰”。它保证被选中的人肯定会得到拯救。这是上帝给予他们的恩赐，不是通过努力就可以争取得到的。尽管如此，哪怕是最虔诚的基督徒在病中或死前还是担忧不已：他是否命中注定要永生呢？在16世纪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拯救被理解为“肉体的重生”。福音的承诺是实实在在的：身体会复活。学者对发问的人回答说：圣奥古斯丁说过，生前脱落的头发和剪掉的指甲在新天新地的身体上会全部复原，尽管肉眼看不见。
天主教包含了基督教的理想：在世界上一无所求。新教则自始至终是世俗性的。
——克尔凯郭尔（19世纪的新教徒）
改革只是刮掉了仍然束缚着我们思想的枷锁上的一点儿锈。……达尔文主义是新的改革。
——T.R.赫胥黎（19世纪的无神论者）
现在使用的另一个术语“灵魂永生”，许诺的是一种不那么明确、无形的和脱离肉体的幸福。这个术语在后来几世纪才流行起来。1513年，天主教把它作为一条教义提出来，当时是针对有学问的人而不是对大众的，目的是抵制有些哲学家的“智力统一”论，即所谓一股精神来自上帝，灵魂从这股精神中生成，最后又回到那里。这些哲学家认为“绝对”既是上帝也是灵魂的来源，这一理论是19世纪欧洲和美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前奏。个人和他人融为一体，因而失去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可能性是福音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都不能接受的，尤其是福音主义者，他们坚持每人都有一条直通上帝的我们现在所谓的“热线”。威廉·詹姆斯把他们称作“反社会的新教徒”。
16世纪的一些信徒极其重视个人，甚至宣称每个灵魂是单独创造出来的。另外一些人则可以接受灵魂的共同起源说。前一类人称为创世论者，这个名称现在指的是那些攻击进化论并认为整个人类都是由亚当和夏娃繁衍而来的人。
土耳其人给他们的人民讲的天堂中有感受得到的快乐，但是他们的地狱里有什么苦难却不清楚。基督教徒恰恰相反，他们说，在地狱里我们将承受各种痛苦，但是天堂里有什么享受就不明确了。
——约翰·塞尔顿（165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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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就说这么多。革命还改变了文化的其他方面。根据新教的规矩，教堂不再兼作公共议事所、节日宴会厅和上演道德戏剧的剧场，也不能再上演歌舞杂耍，不能再举办一年一度的由“昏君”所主持的愚人节狂欢会餐，给信徒提供一个放松的机会。新建的新教“会堂”不能像天主教堂那样，在战争时期给妇女和儿童提供庇护所，更不能给罪犯提供庇护，教堂的民事作用因而全部丧失。【26】
随着每一次新的教派改革，教堂的装饰物日渐减少。路德并不反对鲜花，他也不像一些狂热分子那样，要砸碎古老教堂的彩色玻璃和塑像。但是，画像、神坛桌布、蜡烛和圣物必须取缔，十字架和香火也必须取缔。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的服饰繁复异常，不同级别的人在不同场合所穿服装的颜色和布料，戴的帽子或圣带的形状，佩的金银饰物和镶边都各不相同，五花八门，使人观之难忘。英国的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称其为“粉饰偶像”。需要说明的是，那些部分是由于感官上的原因而向往宗教的人仍然选择天主教作为信仰，每一代人里都有这样的人。而对其余的人来说，教堂和艺术之间悠久的联系被永远地切断了。
新教教会的牧师往往娶妻生子，主持礼拜时身着普通衣衫。所谓牧师便是被选举出来为众人服务的那个人。当然，他仍然必须有一定的学问，需要有一定的正式神职授权。教区的教众自己选择他做牧师，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异见教派的出现，教众也日益担当起支持他们的领袖及其活动的作用。路德宗仍然有主教，有的是选举出来的，由国家支付薪金。英国圣公会教会保留了等级制度，其他的教会由在俗的人担任执事或长老。极端分子严格按字面理解路德所说的“信徒皆祭司”的意思，比如，虔信派和教友派教徒“自我布道”。
所有新教教派的教徒在礼拜中都参与唱赞美诗。没有唱诗班，也不让僧侣替教友唱诗赞美主。所有的信徒聚集一堂，不熟练但诚心诚意地唱颂歌词和曲调简单的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可能是路德根据旧约诗篇或福音书中的一段编写的，内容不是威胁便是承诺，如“主啊，不管我们奉献给你多少，都会得到加倍的报偿”。人们不再下跪，不再向神父忏悔。人人都领受面包和葡萄酒这“两种圣餐”——面包不是祝圣过的薄饼，而是真正的面包，不过稍有一点儿陈了。过去只有神父领受葡萄酒，以免平常人不慎洒了耶稣的宝血。教士如洒了酒，手指要被切掉。
此外，由心不在焉的神父给一窍不通的听众念拉丁文的仪式也被取缔。训诫使用普通语言，被称为布道。布道的篇幅逐渐缩短，在布道刚刚成为新教仪式的一个主要内容时，尤其是在举办公开仪式时，一次布道可长达3小时之久。直到19世纪，对《圣经》中一两句话做“讲解”还需要一个小时，一天做两次礼拜是家常便饭。“英国人的礼拜天”成了形容一种奇怪的时间分配的用语。由于取缔了圣物和画像，新教徒只是在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孩子们上主日学），而天主教徒至今还保持着一天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教堂祈祷和冥思的传统。【27】
新教教徒减少了圣礼引起的敬畏。他们取缔了临终的圣礼，其他的活动也只是仪式，失去了神秘的含义。圣餐仪式——早期叫感恩祭——没有弥撒那么频繁，路德认为一年四次就够了，而且它也不再能给死者和亲朋好友带来什么好处。别的解放包括新教徒可以与堂表亲通婚，如确实“年迈”的话，可拒绝宣誓或担任治安官。
使《圣经》成为思想和精神食粮，这是最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变迁，其意义可以与穆罕默德给他的人民带来《古兰经》相比。路德20岁以前没有见过《圣经》，他所受的宗教教育完全是以神父为他选择的内容为基础的。在他之前，就有不少有思想的人希望把上帝的话带给人民，曾有过十几个翻译成普通语言的《圣经》版本。但是，是路德汇集了这些努力，使《圣经》成为所有新教教徒的圣书（bible的原意是书），甚至在天主教徒的思想上也留下了烙印。
这在新教徒中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首先，它使整个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高级意义上的共同文化。19世纪的一件事便是很好的例子：一次柯勒律治在伦敦讲授英国的伟大作家这个题目，偶然提到约翰逊博士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脏水沟里躺着一个生病的烂醉女人，约翰逊用宽大的肩膀把她背回自己简陋的住所，给了她食物并留她过夜。时髦的听众大哗，男人嗤笑，女人愕然。柯勒律治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提醒各位想一想撒马利亚人的寓言。”全场顿时肃静。
《圣经》是部完整的文学著作，是座图书馆。它是诗歌和短篇故事的汇编。它的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地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卫生学、社会学（而且是统计社会学）、宇宙学、伦理学、神学，应有尽有。《圣经》对熟悉它内容的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生动地记载了人间事务。它虽然是宗教著作，但是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无论哪种家庭或社会情形都能从《圣经》中找到相应的例子和道德训诫。【28】
许多人家里往往只有《圣经》这本书，恭敬地放在重要的地方，空白的扉页上常常记载着家庭的历史，如姓名和生死婚嫁的日期。就此形成了除了饭前谢恩之外，家庭中一天还做三到四次祷告的习俗。当父亲或祖父给聚集一堂的家人，甚至包括用人，朗读《圣经》时，很自然会用赞美主的祷告词以及其他恰当的词句来抒发激情。在以后世俗思潮占上风的时代，大多数人失去了朗读《圣经》的习惯，人们思想和典故的共同背景也随之消失。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取代《圣经》这方面作用的好像只有报纸上的漫画。
翻开《圣经》，你会发现数不尽的出乎意料之处！
——乔治·赫伯特《罪孽》（16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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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福音主义教派繁衍出了现代数以百计的新教教派。目前，这样的教派大约有325个。它们形成的原因是内在亮光，加以对于《圣经》经文的钻研。关于对《圣经》内容的理解或是新先知的真实性，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常常就某个做法的细节产生异见。分歧不一定大，却有象征性的意义。门诺教拒绝使用机器，教徒不准钉纽扣。精神不正常但号召力十足的乔治·福克斯为了实现彻底平等，迫使教友派的教徒互相称汝，而不用你（常常所用不当），不准他们对任何人脱帽行礼。摩门教根据后来出现的另外一条训诫，奉行一夫多妻制；基督教科学派则根据一条更新的训诫拒绝承认疼痛，当然也拒绝用药。我们这个时代还出现了通过集体自杀以求得到拯救的教派。
最旷日持久、最充满暴力——应当说是鲜血淋漓——的冲突是由关于圣餐、三位一体、洗礼、恩赐、德行和得救预定论的争议而引起的。所有福音主义者共同的宗旨是憎恨天主教教会，称其为“巴比伦的娼妇”。唯有一个以斯特拉斯堡为中心，以两位卓越的思想家马丁·布塞尔和约翰·胡茨根为首的团体吁请大家就根本性问题达成协议，不要再进行这种致命的吹毛求疵。他们被称为宗教极端主义者，或是不置可否论者，后一个名称更加贴切，意思是反对破坏。其他所有教派都对他们恨之入骨，只少数有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除外。温和与明智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今天，不管是在伊斯兰国家还是在基督教国家，宗教极端主义的意思与那时斯特拉斯堡人的主张都截然相反，它的表达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暴力性的。
这些问题是否只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呢？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当时和现在对人的生活两类不同解释之间的文化连贯性，便会发现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这种对比还是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走过的路程。【29】
初期的改革派把圣餐——指谢恩和纪念耶稣与门徒共进的最后一次晚餐——看作他们的中心圣礼。他们在这一点上与天主教相同。但是，新教徒不接受这种概念，他们不认为神父有法力把面包和葡萄酒变成耶稣的血和肉——即圣餐变体。路德派教徒信仰的是圣体同质：面包和葡萄酒同时也就是耶稣的血和肉。它被称为真正的存在。它是一个奥秘，而不是哪个披着神袍的人施展的法力。加尔文派把面包和酒只看作象征，只是通过它们来提醒人们记住那最后的晚餐。当有人向加尔文问起最后晚餐时，他说，耶稣无处不在，因此也存在于圣餐之中。但他只字不提这个奥秘。
让我们摒弃这些恶狠狠的措辞，这些党派的名称，以及像路德派、胡格诺、天主教这些分裂性、煽动性的词汇。我们不要给基督徒改名字。
——米歇尔·德洛皮塔尔在1560年
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
这样，加尔文派的信徒向着从定期的感恩仪式中悟出诗意和心灵的真情靠拢了一步，因此削弱了人的骄傲与自大。自然主义者的看法更彻底，他们认为原来的罪人洗清了罪孽，为得到宽恕而感激莫名，因而经历了奇迹般的变化：他的精神达到了耶稣所期望的境界。这算不算一个奥秘呢？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就会发现对此是没有答案的。比如，我们的身体是怎么自行治愈疾病的？有时是靠“神奇”药物的帮助，有时是由于吃了其实是用面包做成的假药片所起的心理作用，偶尔是因为受到感情上的冲击。又如，当我们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时，如观点、信仰或爱情有了变化，或获得了艺术灵感，原因又何在呢？我们只能看到结果，却看不到根本的原因。
再来看预定论。根据这个理论，德行不能保证得到拯救，而且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这是新教最普遍的教义。当一种观点说服了这么多人，而且是这么多聪明人的时候，把它斥为幻想是不智之举；应该研究一下这个理论所依据的经验。路德就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他整整有7年彷徨无依，但有一天突然受到了上帝的启悟。前文谈到不信教的人中有许多人相信预定论（<12），那些人闻听此言可能会感到吃惊。的确，他们并不认为大多数人，包括未经洗礼的婴儿，是命中注定要被永远诅咒的，但是，他们相信科学决定论，相信因果关系无法改变，而这就是预定论。任何在实验室中工作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它排除了人的自由意志，断言任何现状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一系列事件的必然结果，可以一直追溯到创造宇宙的大爆炸之时。【30】
大谈基因、潜意识或“人是化学机器”的社会科学家和老百姓用像路德和加尔文一样的方法来解释他人的行为和他们自己的行为。每个人的生活道路早已确定，任何时候都没有选择，意志仅仅是幻觉而已。人感到在受一种不为自己左右的力量的驱使，这是常见的，尤其在伟大的实干家和发明家中。有些人天生崇拜必然性，例如，腓特烈大帝自小受加尔文主义教育，虽然他后来超越了加尔文主义，但仍然是坚定的预定论者。现代犯罪学深深地植根于这种信念之中。主流公众舆论一致认为，罪犯不应该对其行动负责，因为他是“被支配”的（不论是遗传方面，还是后天方面）。恩典没有惠顾于他。
16世纪其他的一些基本信念在当代也有其翻版。当年路德为灵魂而痛苦不已，而存在主义者则执着于焦虑，或对“人类的境况”感到绝望。莫名其妙的“罪恶感”目前似乎非常流行，尤其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间。这种病有时是医得好的，方法是自我反省并接受内省揭露出来的事实，路德的病就是这样医好了的。现代人的自我反省有心理医生的帮助。天主教的忏悔也是这种治疗方法的一种简化的形式。
在现在的开明时代，人们的词汇中仍然保留着罪过这个词。不少现代小说家、诗人和社会理论家把我们时代的暴行归咎于原罪，尽管这个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假定人性有着根本性的缺陷，但它比神学家的理论更加无情，因为它不包括赎罪和洗礼的效力。16世纪的时候，赎罪和洗礼帮人卸除了思想上沉重的负担。对于当今的一些人来说，“科学的”的赎罪办法是政治革命。革命之后，历史将终结，社会将迎来无须法律的幸福祥和；换言之，迎来再洗礼主义者为之斗争了100年之久的圣人王国（<15；265>）。
随着文化的变迁，古老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得到重新解释，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同情并理解宗教改革派的理论以及他们在各种奥秘面前所做出的选择。路德曾说过，与其说他相信，还不如说他亲身感受到了三位一体。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本世纪杰出的学者和高明的批评家多萝西·塞耶斯也声称有同感，并就此做了解释（742>）：圣父、圣子和圣灵主宰一切创造，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其他的创造，每一体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参阅她所著的《创造者的思想》（The Mind of the Maker）一书。]固然，她用的是路德所不赞成的比喻方法，但是，路德如果是因为感受而不只是因为信仰而相信三位一体的话，他自己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同时代的一些人则积极鼓吹一位一体。一位名叫塞尔维特的西班牙医生由于不相信三位一体而被加尔文处死。他被称为“献身真理的烈士”，其实，他和他的敌人一样动辄使用迫害的方法。是他种种与宗教无关的行为大大激怒了加尔文，使加尔文不得已做出了处死他的决定。还是关于三位一体这个问题，在波兰避难的意大利的索齐尼叔侄俩争辩说，拒绝多神论，信仰圣人，这意味着只有一个上帝，而不是三个上帝同时存在。他们的追随者原先叫作索齐尼派，后来称为一位论派，在新英格兰地区影响特别大（542>）。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只有一个上帝，那么，所有的宗教其实是万流归一。伏尔泰、维克多·雨果、萧伯纳、甘地等许多思想家都这么说过，但是对西方的宗教体制未能产生任何影响。【31】
把16世纪的观念与后来把它们掩盖住，却没有消除它们的自然主义做比较，是为了表明尽管生活的奥秘的表现方式不断变化，但其中的意义却始终长存。这是一种抽象的连续性。相似不等于相同。历史上的事情有各自特定的外表和面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500年前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我们一模一样，分别只在于他们使用诗意的语言，我们使用科学性的语言。索齐尼派教徒的上帝不是“统一的原则”，而是拯救罪人的我主基督。这一切之间的相似之处是人的动机：信仰一个上帝的思想与把所有现象归结于一套规律之下的科学愿望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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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缺乏耐性。在任何运动中，第二代人往往不满于先驱者留下来的东西，包括混乱的状态。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制度、一种理论，以排斥持异议的人，团结有疑问的人，使所有的信徒归为一群。
同属于新教的牧师和他的客人友好地谈论着各种教义之间的区别，简直像在上一堂美好的教人宽容的课。牧师总结说：“是的，我们两人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你有你的信仰方式，我用的却是上帝想要的方式。”
——新英格兰的传统
在这样的努力中，野心造就领袖。革命中不存在“合法性”，谁能夺到权力，权力就属于谁，而最“纯”的、最严厉的、计划最周密的新人最有可能夺得权力。加尔文便是这样的人。他具备政治家的眼力和律师的头脑。他认为，路德不成体系的理论，加上人人能读懂《圣经》的现象对改革构成了威胁。任何一个略识几个字的人都可能认为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召唤，要他建立真正为上帝服务的教会。极端的观点会使疯子和煽动家蠢蠢欲动，斯特拉斯堡的不置可否派是妥协派，包含的面太广，不可能正确。有些天主教神父摇身一变，成了新教的牧师；他们左右逢源，为原来的教友做弥撒，又为别的人做路德式的礼拜。【32】
于是，加尔文在1534年出版了一本篇幅不长的小书。它成为加尔文主义的种子，最终把新教分成了两大派系。书名是“基督教要义”（“要义”的意思是“教导”），常常被类比为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其实它与《神学大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基督教要义》开始只是一篇论文，后来陆续增加了新的内容才最后成书。尽管成书后它具有充分的连贯性，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在圣书的基础上把一些新教的理论组织了一下，其实是一本讲义。它确实对普通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非后无来者。西方智力的土壤是肥沃的。
例如，优秀的神学思想家阿格里科拉提倡一种早期的教友派思想。他说路德否认“努力”，禁止任何表达信仰的行为，而如果一个人真正虔诚，他应当可以选择自己遵守的规则。上面提到的马丁·布塞尔的宇宙观200年以后被普遍接受，称为自然神论，即上帝赋予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一套法则作为依据，以保证世界的永存，而他并不干预法则的运作。既然神意因此而不复存在，发生的任何事件就不再能解释为上帝的不满，祷告和仪式的重要性也消减为零。
在这些熠熠群星中，塞巴斯蒂安·卡斯泰里奥特别耀眼。他出生于法国的勃艮第，原名夏泰隆。他在里昂学习人文主义思想，很快转向新教，然后去了斯特拉斯堡，在那里见到了加尔文。他被加尔文召到日内瓦，25岁就担任了学院的院长。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在他对《圣经》的研究中，他的庇护人认为他对《圣经》的解释太自由，因此他没能正式当上牧师。他搬到了巴塞尔，生活窘迫，不过后来被聘用为大学的希腊文教授。
和他在各地的同事们一样，他参与了关于预定论和三位一体问题的讨论。在三位一体问题上，他谴责了加尔文对塞尔维持的迫害。在这场辩论中，他第一次写出了关于“异教徒是否应受迫害”这个重大问题的文章。卡斯泰里奥在文章中反对迫害异教徒。时在1554年。他虽然翻译了整部《圣经》，先翻成古拉丁文，然后又翻译成活泼的法文方言，但他还是未能逃脱迫害，最后贫困潦倒，四处流浪。和他是同类人的蒙田对他惺惺相惜，在《随笔集》一书中给予了他热情的赞扬。
有一些人在异教徒问题上和卡斯泰里奥持有同样的观点，其中一个是康拉德·缪田。根据上述的定义，他是自然神论的信徒，认为所有的宗教本质同一，因此迫害没有意义。廷德尔也曾翻译过《圣经》，他说用恐吓的方式来推行信仰是错误的，违反了基督的话（虽然“迫使他们进来”也可以被解释为动用武力）。这些宽容主义者只是孤立的少数，别人对他们满怀憎厌，认为他们根本不懂为什么需要推动一致，对这方面宗教和世俗的理由都全然不知（271>）。【33】
另外一个名叫卡尔斯达特的创新者曾经是路德的好友，他认定自己身为传道者，应该衣不蔽体，过最贫穷的生活，（路德曾经嘲讽他）“像是粪堆上的农民”。卡尔斯达特否认圣餐中有耶稣的真正存在，这使他成为路德派阵营中的加尔文主义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异见者中最温和的是虔信派分子。他们的先知是鞋匠雅各布·伯麦。在路德提倡的一切从简这一点上，他走到了极端。他说上帝知道一个人是否真正虔诚，如果是真的虔诚，就足够了；不需要传教士、牧师、教堂、礼拜，一个团体甚至连名称都不需要。虔诚的朋友们可以在家里或任何方便的地方安静地集会，一起祷告和冥思上帝的真理。福音不是说只要有两三个人的地方就有主在吗？虔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有组织的派别都是由它启发而成，如至今还在宾夕法尼亚州活动的莫拉维亚兄弟会、家庭主义者（他们效仿耶稣圣家）、教友协会（教友派），以及在法国爆发但很快被镇压下去的一场天主教神秘运动，它造成了当时两位最伟大的作家之间的争吵（298>）。
在荷兰，人称阿米尼乌斯的雅各布·赫尔曼兹提出了一个不受强硬派欢迎的理论：所有的灵魂都可以通过耶稣得到救赎，预定论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恩典，因而得到拯救——归根到底，自由意志还是存在的。这个与天主教的“自然恩典”相近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各方的谴责，但英国圣公会却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它，18世纪时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循道宗教徒也采纳了这种观点。
我们有加尔文的教义、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以及一个阿米尼乌斯神职人员。
——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1760年左右）
一个名叫卡斯帕·施温弗尔德的特立独行的德意志人在这里不能不提。他说如果每个灵魂有特定的命运，那么，每个男女都可以在共同的基督教范围之内形成自己的信条。今天，当个人主义已经从一个时起时伏的主题变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时候，这位先知可以无愧地称为从众最多的改革者——千百万人都是不自觉的施温弗尔德分子。若非这个一人教会的特性是不准它起名字，否则可以恰当地称它为个人教派。
接下来应该研究一下16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改革运动的改革者——【34】
加尔文
他的成就是把路德关于基督徒自由的两大声明结合在一起：第一，通过信心得到个人的拯救；第二，为抵制无政府主义而服从社会。第二条的意思是由政府来控制道德和行为，这一制度是加尔文偶然建立的。他原来在法国的乡下做律师，是人文主义学者，曾经到过巴黎，在那儿受到了路德观点的感染。他在正统天主教的大本营索邦神学院遭到批评以后来到了当时是新教辩论中心的斯特拉斯堡。没过多久，在他32岁那年，可以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日内瓦担当起了统治灵魂和规范行为的任务。当时，他途经日内瓦，因少数派改革分子的请求留下来，帮他们对付城里的那些神父。
加尔文并不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热衷于权力。他身体状况不佳，宁愿做研究工作，一度由于当地的倾轧被赶出日内瓦也无怨言。不久，他又被请了回去。自那以后，他就像是一位与国王周旋的首相一样，同市政府展开了斗争。为了维护新教，他用尽一切手段，包括指点、威胁、妥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事必躬亲，任何哪怕是微小的倒退都是他的道德观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与大多数拘谨的人或者官僚不同的是，他有深远的思想，而且知道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阐述他的观点。从1535年到1559年期间，随着大量学生涌入日内瓦听他讲学，讲义的内容需要扩充，《基督教要义》即因此不断扩充，终于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现在它已成为拉丁文和法文的经典著作。加尔文把日内瓦变成了第二个维腾堡。
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先知相互尊敬，但也彼此怀有戒心。当加尔文开始扬名的时候，路德的生命只剩下5年时间了，看到这么多的信徒因在细节上对他的神学理论有异议便另立旗号，路德当然不悦。但是，加尔文和路德的关系就像列宁和马克思的关系一样，加尔文在新教处于低潮的时候拯救了它。路德去世以后，查理五世在日耳曼战争中占了上风。维腾堡和萨克森选帝侯被击败了，但加尔文主义在北方和西方得到了蓬勃发展。
加尔文主义的吸引力并不只靠他的一本书。加尔文为培养牧师所创建的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市立大学，把日内瓦变成了欧洲的知识中心。新皈依的信徒、年轻的探求者和迷路的灵魂都到那儿去听课，离开的时候往往变成了传教士。例如，约翰·诺克斯几年前曾经是地中海的船工，在“征服”爱丁堡之前在学院受过训。到了爱丁堡以后，他把有潜力的苏格兰年轻人送到灵光之源的日内瓦。那儿到处是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国人。它是热情洋溢的人们的麦加，难民的庇护所。【35】
讲到加尔文和诺克斯，人们一定会想起清教徒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属于英格兰和新英格兰，而不是瑞士或苏格兰。和所有的绰号一样，它其实是以偏概全（262>）。它和加尔文主义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即应该进行自我克制。这算不得什么奇怪的想法。一般来说，革命都有这样的矛盾：开始的时候，它往往承诺实现自由，后来却转用强制性和“清教徒式”的手法，以压制对革命的怀疑和反抗（428>）。要创建更加纯洁的生活，就必须要求人们忘记其他的目的，因此必须对公众和个人的行为加以管制。所以，适用于革命的主题不是自由而是解放。旧的锁链被打碎丢掉，换来的却是严格的道义责任。
教会除了不准参加圣餐之外，别无其他的惩罚。它既没有用于惩罚和控制的利剑，也没有可指挥的帝国，没有监狱或其他的苦刑。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1536年）
在加尔文管辖之下的日内瓦，人们一天必须上两次教堂，如有人缺席，或犯下通奸、渎神的行为，高度警惕的长老马上会汇报上去，教会立刻就会派人来对犯错的兄弟或姐妹好言相劝，而不是责骂。
但是“管教”是存在的。如果犯罪屡教不改，就要提交给民政当局处置。在那里，通奸罪可能会判死刑，全然忘记了耶稣在处理一个犯了通奸罪的女人时采用的是不同的办法。而像亵渎这种“用污蔑的方式伤害上帝”的奇怪的罪行是最不可饶恕的。有时，在日内瓦一个犯了罪的人出于政治原因可能会得到宽恕，可是，他会遭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还要日夜担心死后会遭受地狱烈火的煎熬。此外，加尔文能够通过不准某人参加圣礼，也就是把他逐出教会的方式来切断该人与社会的一切联系。
避开了地狱的火焰，享受了天堂的温馨。
——约翰·海乌德，神学博士，1696年的第10版，1733年的第33版
据说加尔文主义使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为敌，而且也与自己为敌。确实，它的严苛使许多人对犯罪害怕至极——班扬为此担惊受怕整整两年；当诗人柯施知道自己的灵魂迷失了之后，屡屡陷入不可思议的绝望之中；在严厉的加尔文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拜伦终生坚信，由于他的过错，他喜欢的一切事物最终都会变为邪恶。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日内瓦的出生和成长甚至影响了卢梭关于生活和国家的哲学。在英国和美国，更有无数的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因加尔文主义的训诫而深受折磨。
至少在理论上，加尔文本人并没有像人们对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压制享乐。在日内瓦，玩牌以及其他的娱乐不在禁止之列。在享乐这个问题上，他和路德各说各的。路德曾经写道，“基督徒对于世界如同死灰槁木”。然而，我们已经看到，他对本能和天性相当宽容，日子过得津津有味（<17）。而疾病缠身的加尔文并不享受生活，他的主张自相矛盾，只给人性留下一点点立足之地，用以体现上帝的善。【36】
※
若把这两大派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16世纪末的地理分界线就清楚可见，尽管不完全准确。德意志各邦国基本上信路德宗，法国的一部分和荷兰的一部分信加尔文宗，瑞典和它周围的附属国都是路德宗，瑞士三分之二的地方信加尔文宗。英国创立了自己的教派，但只是反对天主教，并未经过彻底的改革。苏格兰属于加尔文宗。然而，到处都有小群的异教徒和头脑发热的人，为了惩办他们，忙坏了整整九代人。
这两者之间没有中庸之道：或者视世界为敝履，或者因对它的热爱而难以自拔。信教的人虽然应该训练自己轻视现世，但不应因此而憎恨它或忘记上帝的恩典。它具有许多诱惑、许多快乐、恩赐和甜蜜，我们应该喜欢它，把它看作上帝恩赐的礼物，是决不应该予以鄙视的。如果天堂是我们的国家，那么，地上除了是我们的流亡地外，还能是什么呢？让我们盼望死亡并不断地为它冥思。
——加尔文《对来世的默想》
为了解放精神而自我压抑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在宗教方面。它和古代斯多葛派的道德规范非常相似，在加尔文时代和下一个世纪中，许多人文主义者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哲学，这并不令人奇怪（>52）。人们愿意接受约束显然不全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而是出于大众倾向中的一种共性。经过了造反的轰轰烈烈和文化新转折的兴奋激动之后，人们转而喜欢严谨的举止和冷静的思考。奇怪的是，这些本来是用于自修的方法现在却被用来解释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抬头。由于不断地被援用，一位德国学者和一位英国学者的理论已经成了思想的教条，即资本主义的诞生和成功归功于宗教改革者的教义。新教的“劳动道德观”创造了企业家，即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人。
难道敬畏上帝，内心焦虑的新教徒注定要成为资本家吗？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社会主义者理查德·托尼都曾撰著从不同角度论述这种所谓的文化联系，他们的著作现在几乎成为经典。现代批评资本主义的人高兴地看到，这种文化上的联系把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的罪恶同“僵硬的道德”和“站不住脚的神学”挂起钩来；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感到恼怒，因为它用一种精神行为取代了物质力量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37】
韦伯和托尼的理论是以社会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新教通过使信徒对自己的拯救产生怀疑，给了他得到恩赐的希望，激励他像被上帝选中的人那样行事，即冷静、认真和勤劳。他的道德准则决定了他处处精打细算，不论是今生还是来世，他都不屈不挠地，但又小心谨慎地办事。相比之下，天主教徒就随和多了，他用象征性的、在今世没有多大意义的“德行”来买通通往天堂的精神之路。他非但不赞美实际的劳动，反而把它看作是亚当的诅咒。天主教谴责借钱给人要利息的做法是放高利贷。发财致富不是典范，恰恰相反，贫贱才是神圣的标志。
韦伯和托尼的著作中提到了一些就生活和工作进行道德论述的有趣例子，包括清教徒巴克斯特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他笔下精明狡猾的穷理查。但是，韦伯和托尼的论述都经不起批评。比如，韦伯写到清教徒的“苦行主义”，这无论在用词上还是从事实来看，都是夸大其词（262>）。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新教革命之前就已诞生，因此它的“精神”一定早就有了。早在中世纪就有人主张允许资本形式的高利贷和贸易，这个主张也确实得到了实行。中世纪的修道院长用剩余的资金放债，如果利息不超过百分之十，他们放高利贷的罪过就能得到宽恕。
此外，大规模的银行制度在意大利早已发展起来，银行家美第奇家族就是突出的例子，所以它并不是新教的产物。新教自出现以后在意大利反而发展得最慢。新教方面的事实也证明了上述理论的错误：路德和加尔文都谴责牟利，痛斥“时代的物质主义”。（每个时代都是物质主义的时代，都应予以痛斥。）加尔文勉强同意，在少数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收百分之五的利息。他鼓励教徒生活尽量俭朴，省下钱用来做善事。在16世纪，无论谁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都不是因为受了加尔文的启发。在整个17世纪，传教士都到处谴责放高利贷和牟利的欲望。
还有，皈依新教的国家在经济上并不先进，而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则遥遥领先，直到它在17世纪末穷兵黩武，花费巨大，才耗竭了财富。早在改革运动的思想到来之前，德意志北部、荷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各大城市的贸易就已经相当繁荣。最后要提的一点，也恰好反映了在我们这个“通信时代”知识传播的情况是多么糟糕：根据韦伯的理论，新教伦理只是一个因素，还要研究五六个其他因素之后，才能了解“新教伦理”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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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在文化上需要解决的难题是怎样恢复社区，怎样同自己曾经诅咒并与之苦斗过的人共处。固然，在经历了30年的暴力和动乱之后，还有少数人愿意达成妥协。直到路德去世的前一年，还邀请新教徒派代表出席将在特伦托召开的教会会议，共同审议天主教的教义和做法。但新教徒拒绝了这个机会。
拿出有信心的行动，信心自然而然会有的。
——罗耀拉《神操》（1548年）
即使您已失节，也得勉力学做一个贞节妇人的样子，因为习惯简直有一种改变气质的神奇的力量。
——哈姆雷特对他的母亲说的话（1602年）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新约·雅各书》
只有像对待真实情况那样冷静地采取行动，行动才会变成习惯，染上感情色彩，我们对于这样的行动的兴趣才称得上是信仰。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1890年）
新教改革既然是场革命，所以按照逻辑，天主教在特伦托发起的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应该叫作反革命。事实上，教会会议所通过的神学和行政方面的决定不是革命，而是改革。这是那个世纪唯一的一次改革，是一场慎重的、大规模的、非暴力的变革。主教们倒真是从容不迫：他们花了18年时间，经过了三场大辩论，最后才终于达成了一致。这是天意的安排，老的反对派一个个带着他们的理论进了坟墓。
英国代表、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陈述了特伦托会议的目的：“清除异端邪说，改革教会的纪律和道德，最后实现整个教会的永久和平。我们必须确保，或者说不懈地祈祷上帝保佑使一切得以实现。”
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对各种事情加以明确规定，并予以严格执行。规定包括教义、教理问答、弥撒用书，只能用天主教钦定版的《圣经》，以及制定禁书书单指南。罗马宗教审判法庭重新起用，还增加了主教的巡查。在罗马为每一个国家各建了一所神学院，为指定的教派分配了专门的使命，这里主要指的是成立不久的奥拉托利会和耶稣会。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加尔文制订规范，要求争取更多信徒皈依新教刚刚几个月之后，罗耀拉就创立了旨在收复那些皈依新教国家的耶稣会。
为了抵制福音主义倡导的原始主义，巴罗尼阿斯大主教写了一篇早期教会史。当时刚刚在罗马发掘出早期受迫害的基督徒避难的地下通道，所以这本经典著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遗迹振兴了对圣物的崇拜，加强了教皇的地位，并提醒信徒们，教会的胜利归功于烈士先驱，尤其是罗马的圣彼得。
天主教会在特伦托会议上下的决心帮它收复了大片领土，例如波兰就重归天主教的怀抱。这种决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反个人主义的。它调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像福音主义先驱者一样狂热和能干，而且比他们更愿意为共同的计划携手合作。罗耀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西班牙士兵，主动皈依，是行政管理的天才。他组织了7个人（后来增加到10个人）的小组要去圣地朝拜，后来由于地中海发生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而未能成行。于是，他又考虑建立一个积极重振信仰的协会，并开始撰写关于冥思和修养的《神操》一书。《神操》是实用心理学的杰作，里面的规则与以前的指南或教义不同——应该说是完全相反。践行者需要想象自己的思想或祷告的题目，想象耶稣生活中的一次活动，并把自己想象为活动中的一个人物。“感官的运用”促使一些传教士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注重精神境界，但是又没有脱离普通人的想象力。【39】
特伦托改革以后的历代教皇与“福音分子”同样狂热，也同样雄心勃勃。梵蒂冈终于承认了耶稣会，它的会员很快走出欧洲，到新世界和远东去传教，并常常保护那儿的人们不受征服者的贪婪掠夺。在欧洲，新生活中的文化分裂现象非常明显。天主教为了重整旗鼓，创造了许多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新教则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信奉加尔文宗的宫廷特别注重学习知识，苏格兰开始普及教育。天主教徒建造或修复教堂，订购圣坛画、圣母和众圣的画像与雕塑——大批的巴洛克艺术品就是证明。新教徒写出了《天路历程》，还有弥尔顿和马维尔创作的诗歌以及后来的杰里米·泰勒的《圣洁生活和圣洁死亡》，还有（以后会看到）众多的小册子，其中许多主张人民主权（265>）。
特伦托大会努力改造和恢复天主教这一古老的制度，却死守狭隘的观念。其实，它也走了原始主义的路。它的目的是要抵制新教的错误，结果却使天主教的信仰停留在1500年或更早期的欧洲人的思想阶段。这种做法不符合天主教的传统。教会历来的传统是，信仰中非核心的教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不受《圣经》的束缚。当时人民还没有掌握《圣经》，只有神父识字，是他们代表了活跃的、深思熟虑的公众舆论，他们的辩论和结论反映了西欧人思想的发展。【40】
这样的演变发展维持了大问题上的共同之处，但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一致。亨利·亚当斯把13世纪看成快乐的、没有分歧困扰的年代，那是对过去的幻想和美化。他要么是忽视了要么是忘记了，托马斯·阿奎那因大力倡导综合接受各种意见曾两次险些被逐出教会。指控某人宣扬异教邪说会导致辩论，而知识就是通过辩论取得进步的。
异教徒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成熟起来。他们提出问题，大家进行讨论，最后达成的定义使信仰统一起来。
——圣奥古斯丁
比起9世纪查理曼大帝时期人们的想法，16世纪主教的思想显然要先进得多。但是在16世纪，天主教会非但不推动思想自由和逐渐启蒙，反而对阻止思想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立场其实是由它的新教敌人所促成的。可以这么说，是那些整天把《圣经》挂在嘴边的新教徒使伽利略因他的天文学研究而遭受谴责。如果不是因为要证明天主教徒也崇拜《圣经》而在特伦托规定了要对《圣经》严格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话，就不必迫使科学服从《创世记》。特伦托会议用信仰来驾驭本质上属于非宗教和道德的问题，为至今还未结束的“科学与宗教的战争”埋下了引信。它一直在制造不信教者，或者应该说，它迫使人们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剥夺了许多人信仰的机会。
在20世纪末，西方天主教徒中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主教之间公开争吵，神职人员弃职还俗，招不到足够的神父，在南美洲以及天主教大学里，违背教皇的训诫而教授“自由”的教义——所有这些现象都来源于特伦托改革。但是，不应因此而认为这些行动和反应属于一股向着由科学主宰的世俗世界发展的潮流。事实正相反，教会的分裂说明对超越物质世界的寻求又抬头了。尽管在今天的西方，学校、政府、新闻媒体和公共生活的习俗已不再和宗教混为一体，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应与宗教再度结合在一起。
大众对于精神事物产生兴趣，这是20世纪90年代生活的一个特征。对有关天使、奇迹、幻觉和来世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大为增加，为出版商打开了销路，也开辟了比较严肃的书籍市场，如关于耶稣的研究以及最近出现的对圣母马利亚的研究。
——《纽约时报》，1996年8月17日刊
不只是要求而已，已经有了重新征服灵魂和体制的行动。宗教极端主义者到处宣传，媒体对于宗教问题和宗教人物展开空前的报道，随便浏览一下标题，就能知道新教在巴西和法国争取到了新的皈依者；英国国教的教徒人数落到了英国的天主教徒后面，所以要对地狱重新下定义，去除“残酷的折磨”；统一教的教主文鲜明在欧洲巡回演讲进化论，并在首尔为36000对男女主持了婚礼；在好几个国家，青少年中流行撒旦主义；其他的教派也层出不穷，有冥思式的、东方式的、通过电视传播的，还有自我牺牲式的。【41】
同时，美国建有高档住宅的郊区出现了圣母马利亚显灵，一群群人聚在一起等待她再现。正统的活动也越来越受重视，欧洲泰泽会僧侣一年一度的呼吁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70000多名青少年，要让“灵魂重新回到这个机器化的世界中”；教皇出访所到之处，欢迎的人群数以十万计；《圣经》的新译本出版了好几个；没有宗教动机的作家对科学的知识基础发起攻击；最后，伊斯兰教——或者说它其中的一部分——和西方又交上了手，在它所征服的地方，它远不如16世纪时宽容。因此，新教革命没有淡化信仰，而天主教的自我改革也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教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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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会士的活动采取其他方式而非极度虔诚的方式，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与形形色色年轻的、顽固的、犹豫不决的灵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发展了一套决疑法（又称诡辩法），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并且几乎垄断了教育。“决疑法（诡辩法）”和“耶稣会式”成了狡诈的同义词，因此掩盖了这个题目的重要性。16世纪一些著名的决疑论者，像西班牙的马力亚那和英国圣公会教徒杰里米·泰勒，都是具有很高道德和文化修养的人。决疑法是关于案例的理论，讲的是怎样运用一般的行为准则来解决一个特定的道德问题，和法官在判案时运用法规是同一个道理。现在的各种行为守则，无论是律师、医生，还是其他专业的行为守则，在应用时都需要用决疑法。有道德观念的人面对道义上的难题时，思维中用的也是决疑法。这是一门难以掌握的艺术。
耶稣会的决疑法声名狼藉，因为有些作者为了吸引人相信宗教，设计出巧妙的办法来逃避有些明显而痛苦的责任。这类书籍中充斥了有诱惑性的，往往与性有关的案例（同心理分析的文献一样），成了指导不轨行为的流行读物。在心理学家和关于心理学的杂志文章出现之前，需要有人提供心理咨询，而在耶稣会会士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纪律严明的教派提供的告解神父成了许多大户人家的常客。在比较普通的家庭中，他们也是“良知的导师”。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常常向他们请教。莫里哀的《达尔杜弗》（《伪君子》）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后来，出现了告解神父严重渎职的情况，导致了对这种安排在道德上和理智上的谴责（219、345>）。【42】
巴黎大学反对耶稣会，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来自国外，而是因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这对大学的带薪人员来说是一种竞争。团结、聪明和勇敢的人在世上要有所作为是不难的，10个这样的人能影响10万人。
——布克哈特《历史讲稿》
同时，耶稣会会士又是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杰出教师，他们认真细致，思维缜密，并不断改进教授方法。他们既教授宗教的教义，又教授非宗教的课题，对学生的态度无比体谅和善。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培养教师空前的高效方法。他们知道天生的教师就像真正的诗人一样稀罕，而合格的好教员也不是马马虎虎就可以造就的，所以他们设计出了一套培养方法，包括对受训者大量灌输广博的知识，并在漫长的受训过程的每个阶段进行严格筛选。
耶稣会开办了许多学校。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学校和学生比19世纪中叶时都多，甚至出现了学校过剩的抱怨。所有的适龄青少年，不论贫富，都可以入学。这个制度的优越之处不久便因它所造就的灿若群星的众多人才而显现出来。从笛卡儿到伏尔泰，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由耶稣会会士教育出来的。其中有些杰出的学生后来要打烂他们在学校所熟知的教条，这些人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领袖，认为教会是必须砸碎的“臭名昭著”的东西（361>）。
注释
[1]世界最具有影响力、医疗水平最高的医疗机构之一，创建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