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仅仅百年，中国就与列强签订了1100多项条约和章程。中国18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侵占，这相当于当时国土面积的7%，分别等于3个法国、5个德国、7个英国的面积。

大家都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例如，我国元朝的GDP占世界的30%—35%；明朝万历时期，中国GDP约占世界的80%；到清朝前期，我国GDP仍占全球的35%。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昔日的强大与骄傲便逐渐褪去，而被无情地代之以羸弱和屈辱。通常，我们称这一段历史中的社会形态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什么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呢？这就是说，那时的中国既不是完整的殖民地，也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这两种货色掺和在一起的畸形社会结构。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是指尽管中国已基本丧失主权，但还不是彻底丧失，在某些方面还有一点点主权，至少还保留着独立国家的名义，而不是像印度那样被彻底殖民化了；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支配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占据明显优势，但中国经济已被卷入世界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被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

我国古代有一个叫“为虎作伥”的成语故事，讲的是一个人被老虎吃掉以后变成伥鬼，这个鬼非但不记前世之仇，反而变得轻贱起来，干起了专门为老虎找人吃的营生。用这个故事来形容近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大概是十分贴切的。

老虎是谁呢？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即西方列强。它张开血盆大口，要吞掉中国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伥是谁呢？就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它们自从被国际资本主义征服以后，便扮演起帮助主子坑害中国人民的角色。用慈禧太后的话说，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个被吞噬的对象就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

在这样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中，中国社会没有发展可言，中国人民没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可言。仅仅百年，中国就与列强签订了1100多项条约和章程。这些条约和章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绝大部分是不平等性质的。正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华军的全权专使额尔金谈到《天津条约》时所说的那样，这个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割去了中国的香港、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抢走了我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同时又以“永远租借”为借口，占据了澳门。据统计，中国18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侵占，这相当于当时国土面积的7%，分别等于3个法国、5个德国、7个英国的面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掠夺了中国的大批财富。1901年9月7日，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之下，清政府与俄、英、美、日、德、法、意、奥8国，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共11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须付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约10亿两白银，这至少相当于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骄横得意地说：“这是最够本儿的战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将中国的兵权、利权、制造权、用人权、行政权一一授之以敌，可谓藩篱尽撤，一网俱尽”（谭嗣同语）。比如，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竟达45年之久。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明火执仗的抢劫和疯狂的屠杀。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焚烧圆明园，演出了世界近代史上破坏文明的最为惨不忍睹的一幕。事后，强盗戈登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公开供认，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史载，仅在庄王府一个地方，八国联军就火烧、枪杀义和团团员和平民百姓1700多人。

从未有过的灾变，从未有过的伤痛！在西方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蹂躏下，锦绣中华一时间变得满目疮痍、遍体鳞伤，万户萧疏、百业凋敝，骨肉流离、饿殍遍野。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谭嗣同在他的著名诗篇《有感一章》中悲愤地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危厄的现实要求中国人民去回答这些决定中国命运的严峻历史课题。于是，我们的先辈们踏上了异常艰难、坎坷、漫长的道路：太平天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洋务派学习资本主义“长技”的尝试；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对于资本主义的追求。

太平天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太平天国早期提出的纲领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一纲领集中反映了受压迫、受剥夺的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与资本主义完全不搭界，是一种小农平均主义的空想，但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事情却有了变化。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现在的南京）。他推崇美国的选举制度，称赞英国的法治。在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期间，洪仁玕提出了一个系统的社会发展方案，并由洪秀全下令刊刻颁布，这就是著名的《资政新篇》。

新在哪里呢？在政治建设上，主张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建设上，主张发展交通运输业，制造火车轮船，兴办邮政，创立银行，发行纸币，鼓励民间开矿、办企业，“准许富者请人雇工”；在文化建设上，主张崇信上帝教，设立新闻官、新闻馆，兴办学校。尽管这个方案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实施，但是它毋庸置疑地表明：在太平天国后期，其领导集团有过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打算。然而，扼杀太平天国、剥夺其发展资本主义权利的，除了国内封建主义，恰恰还有国际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太平军的拜上帝会实际上就是经过改造的基督教组织。西方列强起初以为，信仰的同一性会使太平军成为他们那一伙儿的人。于是，他们支持太平军造清政府的反。

《北华捷报》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论中曾经报道：“我们把他（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进中国真正开放的动力，他能促进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相信在他的更开明的统治下，我们的商人将能迅速摆脱目前的困难，赢得自由、互惠、清白无瑕的贸易的一切好处。”但是为时不久，他们便发觉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对。太平军不但反对清政府，也反对他们入侵中国。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使他们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可是在太平军的根据地内，这些特权都不算数。

太平军非但不与他们进行鸦片这个“清白无瑕的贸易”，而且还焚烧鸦片。于是，他们便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曾经夸奖太平军的《北华捷报》翻脸就破口大骂太平军是“打家劫舍”的“盗匪”，并且扬言道：“为了尽快结束这场长期不止的动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几乎都无人计较，因为叛乱正在使贸易受到损害。”英国全权公使约翰・包令向伦敦报告说：“现存的帝国政府，尽管它可能是很恶劣、腐败、愚昧的”，但是总要比太平军好。美国专员列卫廉也以同样的腔调向华盛顿报告：“一度认为有巨大影响的叛乱，现在却被视作应予结束的有害的灾变。对帝国政府应予支持。”从此，他们不但为清政府提供洋枪、洋炮和洋钱，而且还直接组织雇佣兵去杀太平军。美国流氓华尔、英国兵痞戈登，就是在这一极不光彩的勾当中出尽风头的。

洋务派学习资本主义“长技”的尝试。早在1842年，即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人就看到了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因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内忧外患中，清政府中的一些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将魏源的主张付诸行动，近代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这一运动的宗旨是引进西方近代科技和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王朝提供全新的物质技术支撑。为此，他们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军，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时间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有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来自内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生产力与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在“中学”这个“体”下，很难应用“西学”。另一个来自外部，即国际资本主义。尽管洋务派异常小心地奉行“外敦和好”的妥协路线，但是西方列强并不允许他们去“稍分洋商之利”。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太古、怡和与美国的旗昌三家轮船公司企图联手挤垮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就是明证。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际资本主义留给洋务派的“取利”空间实在可怜得很。在这一小得可怜的空间翻转腾挪，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甲午一战，威海卫失守，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宣告了持续3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

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与洋务派比较，维新派要显得高明一些。他们不再将目光仅仅局限于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而尝试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改良。在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康有为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历代帝王，断言“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严复在他的译作《天演论》中，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唤醒国人。新思想的传播，使维新运动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恰如梁启超所说：一时间，“旧藩顿决，泉涌涛奔”。然而，变法仅仅持续了103天便遭到了封建保守势力的血腥镇压。维新运动兴起之时，正是英美日与沙俄矛盾尖锐之秋。为了各自的利益，沙俄支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英美日则试图利用维新派扩大在华的势力。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新政策》意见书，要求成立由8人组成的“新政部”，其中“半用华官，半用西人”，而西人又必须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这就再明显不过地暴露了他们要把中国变成英美独占的殖民地的险恶居心。不错，英美日确实对维新派表示过同情，维新失败后也确实为康梁等人的出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但是对于中国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它们根本不可能给维新派以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试图通过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乞求英美日的支持，结果无一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对于维新派的批评，还为那些反对变法的守旧派提供了“炮弹”。

孙中山等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打掉了清王朝的最后一点儿骨气。此时，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催生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重创了在中国为非作歹的中外反动势力，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开辟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推动了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所以列宁称赞它“具有世界意义”。

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曾真诚地认为，美国“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英国“主持公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孙中山并未立即直接回国，而是特意取道欧洲，去寻求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结果是一无所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政权以后，多次致电欧美各国恳请外交承认，为此甚至作出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巨大妥协，不料均遭拒绝。相反，帝国主义却看中了一个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人物，这个人就是袁世凯。1912年，袁世凯刚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各国公使便立即登门道贺。正是在屡屡受挫之后，孙中山才终于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最强大的反革命势力，进而明确提出了反帝主张。“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遗嘱是对他领导的革命的经验总结，其间包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感慨！

中国共产党先行者在五四运动之前对于资本主义的追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也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共同理想。陈独秀在题为《抵抗力》的文章中说：“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俄历1917年2月，俄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消息传来，李大钊立即著文给予热情称颂，并兴奋地表示：“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

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在备受国际资本主义蹂躏的背景下，一直虔诚地前赴后继地从资本主义那里探索挽救危亡、实现复兴的道路。可以说，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人民付出了一切可能付出的努力，真可谓“既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回报这份虔诚的，是“先生”抽出的一记记无情的耳光；反馈这种探索的，是一口口美丽的陷阱。皇帝倒了，封建专制没有变，又涌现出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等一个个无冕或硬要加冕的皇帝；朝代改了，西方列强没有走，“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豺狼入室、瓜分豆剖，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封建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联姻，又滋生出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中国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依旧挣扎在苦难的深渊。

1914年夏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7日，日军攻占青岛，在青岛的德国人向日本投降。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不仅这个条约是丧权辱国的，就连谈判的形式也是丧权辱国的。据谈判代表、北京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回忆，“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脚涂石膏，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这就是有名的“床前外交”——世界外交史上的丑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提供了在华扩张的机会。1919年，国际资本主义对华投资额（包括中外合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0%强，日资（包括中日合资）就占了35.5%。日资比重不仅显著增加，而且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甚至偏远地区和不少中小企业。

例如，四川泸县和湖南洪江的电厂都受到日资的控制。美国虽后起，但后起直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在华产业已达5929.9万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加紧对华进行经济侵略，1918年5—6月，36家（后来又有7家加入）银行在政府授意下对华投资。同年7月，美国政府又向日、英、法提议合组对华的国际银行，以打破日本独占的格局。英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年深日久，尽管日、美咄咄逼人，除东北之外，中国大部分通商口岸的商行仍然掌握在英国人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福公司和中原公司合并成福中总公司，控制焦作煤矿。1915—1920年，英国还霸占了门头沟煤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了帝国主义中的最大霸主。于是，独吞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就成了它的既定战略。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政府高级经济顾问纳尔逊说：“美国商人必须将中国视为美国之工业边界，其重要纵不比20世纪美国西部之边界更大，至少亦与之相同。”也就是说，要把中国变成发展美国工业服务的几个不发达的州。

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诩为孙中山“忠实追随者”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则是专制、独裁得可怕。他的职务，从上级兼到下级，从军事兼到党政，从前方兼到后方，从官方兼到民间团体。到1935年底，他的官衔竟然达21个之多。由于他是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兼教育部部长，所以在有关教育文化方面的公文中，就有了“蒋中正呈蒋中正，蒋中正再呈蒋中正”“蒋中正训令蒋中正，蒋中正再训令蒋中正”这类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咄咄怪事。

以蒋家为首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集团。他们与美国大财团勾结，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进而贪婪盗窃国家财产，中饱私囊。早在1939年，四大家族及其他政府要员一共18人，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达到6918万美元，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外汇储备的28%。1949年，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财政部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财产达20亿美元。看了这份报告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议会上气得大骂：“贼！他们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买办。这从他们炮制的“新公司法”中就可以看出端倪。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近政府公布的‘新公司法’中第1条和第192条中没有规定外国公司在他们本国的总公司必须‘营业’……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照‘新公司法’的规定，外国在华设立的分公司既不必呈报资本额，那么他们可以随便增加资本额而逃避中国政府的所得税，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本国向自己的政府说，总公司既未营业，当然也不必纳股东所得税。这样他们可以逃避一切的征税。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工商界如何能够和这种‘外国公司’竞争。这是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可怕的手段。”

让我们看一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个煤矿的经营情况。一个是山西阳曲保晋公司，系民族资本；一个是山东枣庄中兴公司，系官僚资本；还有一个是河北唐山开滦公司，系国际垄断资本。每生产1吨煤，阳曲保晋的成本为202.1元，税捐为173.1元，占成本的86%；枣庄中兴的成本为202.5元，税捐为20元，占成本的10%；唐山开滦的成本为150元，税捐为26.75元，占成本的18%。悬殊的税捐，正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在这样一种极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民族资本还有什么生路可走？采煤业如此，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如此，蒋家王朝统治时期也是如此。民族资本为肉，国际垄断资本、官僚资本食之，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逻辑。

南通的张謇是中国唯一一位由状元“下海”的实业家，从1896年创办大生纱厂开始，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梦想，含辛茹苦奋斗近30年，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毕生心血付之东流。1925年，大生各厂纷纷破产。暮年晚景，回首往事，他不禁对天长叹：“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

穆藕初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史上第一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实业家、留美硕士。他最早翻译了美国泰勒的《科学管理法》，是一位懂技术、懂管理并富有进取精神的新型企业家。即使个人才质如此优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也难逃失败的命运。他曾大声疾呼：“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你看，这位当过国民政府工商部次长、明确主张反共的民族资本家，最终得出的认识竟然与中国共产党如此接近！

几代人筚路蓝缕，多少人心血耗尽，然而一直到1949年，中国却仅仅积累了占经济总量17%的近代工业。

安格斯・麦迪森是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说：“早在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15世纪。”世界经济从1820年以后的13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世界生产提高了8倍以上，世界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美国人均收入提高了将近9倍，欧洲提高了4倍，日本提高了3倍以上。”但是，由于“内部动荡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它的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它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