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秀才

1902年，中国的末代王朝清朝举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26岁的何叔衡成为中国最后一批秀才之一。可是谁又能想到，十几年以后，这位秀才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和中国旧式的文人一样，何叔衡也有各式各样的名号，家谱上他叫启璿，学名称瞻岵，字玉衡，又号琥璜，1876年5月27日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杓子冲。湖南自古被称为清池之地、芙蓉之国、峰秀雁回之境、水碧沙明之乡。宁乡县地处洞庭湖畔的湘中地区，山清水秀，粮牧皆宜，农林并重，是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县的西部重峦叠嶂，青山峻峰起伏绵延，成为天然的屏障。杓子冲离县城约140华里，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只有七八户人家，何家算是“大户”，分家前有40余口人、十二三亩薄地。

何叔衡的父亲何绍春是一位勤劳能干而又深谙世情的正直农民，除种好自家的地以外，还佃田耕种，农闲时则在洞庭湖沿岸做短工。何绍春有四儿二女，何叔衡排行老五。那时的乡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男子要五（午）不得五。意思是说男子的生日中碰到“五”是很吉祥的事，何叔衡恰好是五月初五的生日，又排行老五，一生下来就有三个“五”，亲友们都兴奋地相信他将来一定有出息。不幸的是，5岁时他就失去了母亲。父亲一人拉扯着6个年幼的孩子，生活十分艰苦，孩子们很小就得参加劳动，何叔衡7岁时便学着放牛、砍柴、割草，然而一家大小劳动的收获却不足以果腹。何绍春不得不对每个人的饭量加以限制，一顿饭只能吃一碗。那时，幼小的何叔衡总是盼着能吃上顿饱饭，希望像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地吃饭。父亲便对他说：“你长大了像牛一样地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在以后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的确体现出了“牛”的品格和特征。尽管家境如此困难，在家人的努力下，他在12岁时念上了书，共读了8年私塾，何叔衡后来曾对子女说：“我读了书，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几乎一天书也没有读，都是文盲。我是靠你们几个伯伯叔叔的劳动才读成书的。书都由我一个人读了。”[19]可见，他的上学机会多么来之不易啊！何叔衡的私塾老师叫姜方谷，早年当过清朝的小吏，对清政府官场的腐败有所了解。他为人正直，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看不惯清政府媚外屈膝的行径，因此，经常向学生讲授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在他的影响下，何叔衡除了熟读四书五经外，还大量阅读了历代著名典籍和优秀诗篇。在那个时代，穷苦人家过好日子的正常途径只有取得功名，求取仕途，因此，何叔衡的父亲便把希望寄托在“注定有出息”的何叔衡身上。在父亲的要求下，何叔衡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并且马到功成，应了乡间的迷信说法。

考取秀才在封建时代是光宗耀祖、预示着飞黄腾达的大喜事，而后四个月，宁乡县衙便送来了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亲友乡邻纷纷前来祝贺。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何叔衡竟不愿去接这个美差，宁愿在家种地读书，一时，乡里都称他是“穷秀才”。为什么何叔衡放着“官儿”不当，甘愿做一介草民呢？这就与他上学期间思想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自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中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和大片领土，而清政府却屈膝卖国，更加腐败。就在何叔衡中秀才前后，湘中地区爆发了由邵阳县秀才贺金声领导的以“大汉灭洋军”为旗帜的大规模群众性反帝运动，湘中各县的哥老会纷纷响应，一时声势浩大。本来清政府应该支持群众的反帝运动，结果，这一反帝运动却被湘南巡抚俞廉三残酷地镇压了，何叔衡对此十分愤慨，倍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愤愤”，忧国忧民的思想更为浓烈。他的这种情绪也反映在他当时写的以《旱》为题的一篇古体文中。该文虽系文言，但寓意清新，思想进步，有力地抨击了弊政，文中指出“知虐政之为害深矣。夫旱，固亦伤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竟如此”[20]。文章读起来似乎是对自然灾害的控诉，实际上不也正是对清王朝腐败的强烈不满吗？当时，何叔衡不可能从本质上认清帝国主义入侵和清政府的实质，但他却注意用汉唐盛世时中国的繁荣强盛来朴素地对比当时的现实，力求通过历史来找到答案。例如，读过《文章轨范》后，他写道，“湖澹黄先生上高宗封事，讨论王伦、秦桧之奸，真觉慷慨痛快。谈谈如见须眉之闪闪欲动也”；看过山东半岛的地图后，他又写道，“自甲午之后，我国全师熠告，今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德强借胶州湾、渤海、黄海之防，蒙杳不知其下手也”；读了《高士传》，他又发出感慨，“困辱非忧，取困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数语当铭座右”。[21]有了上述认识，联系到乡间官吏横行、豪强肆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生活极端困苦的事实，他终于认识到，这一切归根到底是清政府的腐败，他又怎么可能去给一个毫无希望的腐败政府干事呢？此外，他还深受父亲何绍春言行的影响。何绍春去世时，曾给他们姐弟留下了这样的遗嘱：“余年八十零，难道还贪生吗？你们娘早死，我教养你们未争得一个什么局面，只望你们兄弟合好合力将债还清。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事情公则大家都安。叔衡抚九孙为嗣莫撒手。我死了不做道场，不烧纸钱冥屋，不劳动亲朋，只行几堂神，装殓不用一根丝，葬于就近就是。切记切记！”[22]在他父亲去世时，何叔衡已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他父亲“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的朴素思想很早就影响着何叔衡，他一直把“公道为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早年谈到自己的理想时曾说：“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至于别的不正当的发财路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23]看到这些。我们便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去当清政府的小吏了。

不去当官，秀才也得谋生，否则是要挨饿的。按照自古以来秀才的谋生方式，何叔衡便在乡间执起了教鞭，开门收徒，办起了私塾。秀才在乡间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凡是秀才开的私塾收费都比较贵，学生每年大概得交八九十担谷子或七八块大洋的束脩。何叔衡却跟别的秀才不一样，他懂得穷人读书的难处，收费往往很低，只及一般秀才收费的半数，对比较穷困的学生只收一两块大洋或干脆不要学费。何叔衡是一个慈祥而又严厉的老师，很注意和学生的感情往来，经常到学生家串门，也常邀学生到家中做客，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他对功课要求却很严，让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发脾气。在教书之余，何叔衡也不放松对自己的学习要求，涉猎书籍的范围遍及经、史、子、集，尤其注意研究历史、地理和人生观问题。他常常感到没有充裕的时间读书，曾在日记里说：“数日践亥迎寅，席未及煖，常为人摄去。一部奏议，阅六日始完，用功迟慢。如此计，所积两柜三簏之书，必十年始完。而十年沧桑之变，又不知何底！其蹉跎终古哉！”[24]这种边教书边自学的生活一直持续了5年。

《宁乡县志》

当时的宁乡县有两所学校：一个是玉潭书院，设在县城；一个是云山学堂，设在离县城90华里的水云山下，它的前身叫云山书院，创办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是由地方绅士集资兴建的，有田租1300多担。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后云山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据《宁乡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八九年，廖湘蘅等请改云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然考试犹存，学生不甚踊跃。”到民国元年（1912年）又改为县立第二学校。云山高等小学堂的环境偏僻而幽静，有三道高高的山峰环绕着校园，一条蜿蜒的小溪流经学校大门，轻盈无声地汇入沩江，校园的前面还有一垄肥沃的田畦。学堂的校舍也建造得很别致：前面是一堵半月形粉墙，两个拱形校门对称地开在东西两侧，所有校舍均按三横六竖的格局排列，共有一百单八间，远远看去俨然是一座深山古刹。学堂开设有读经、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英文、体操等课程，完全是一所新式学校。1909年，何叔衡受聘到该校任教，直到1912年，他一直在此教高年级的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在任教期间，他曾认真地宣传过学校胜私塾、“新学”胜“旧学”的主张，而且还介绍并聘请了几位品行端正、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旧学”人员到这里执教。当时主持学堂教务的喻徽五思想比较开明，在地方上也有名望。一时学堂办得很有生气。

辛亥革命的春风刮起后，何叔衡精神为之大振，决心在云山学堂开展教学改革，树立新的学风，使之符合“民国”的要求。那时，他青年时代的好友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都在该校任教，他们互相配合，在学校的体制、招生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坚决反对尊孔读经，以应用文代替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增设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二）注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们针对当时国家的状态，广泛地向学生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开辟时事专栏，定期刊登国内国际的重大消息。（三）利用学校租谷多的优越条件，降低穷苦子弟的学费标准。禁止学生蓄辫子，禁止富家子弟乘轿往返学校。（四）组织学生栽树，绿化校园，自辟体育场所。此外还开辟了桑园，建立蚕房，让学生掌握养蚕、印刷、装订等基本技能。

经过一番改造，云山学堂更显得生机勃勃，成为湖南省一所比较进步的学堂。不少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何叔衡之所以热烈欢迎辛亥革命绝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以前，他就已经开始接触西方民主主义思想，那时云山学堂有个藏书楼，有许多新书，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同时也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变法维新的思想，这样就使得他由对封建制度的不满渐渐地发展到理性的反抗，致力于新文化的传播。

何叔衡等的改革，触动了社会上守旧势力的神经，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本来他们就对何叔衡这个秀才的作为看不惯，觉着他超出了秀才应有的表现。何叔衡虽然是个秀才，但却不是俯首听命、皓首穷经的学究。他为人正直，很有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士情怀，是一个极富同情心、感情热烈赤诚的人：家里来了要饭的人，他可以自己不吃，把碗里的饭倒给他；看到破衣烂衫、寒战不已的穷苦人，他又脱下身上的夹衫给他挡寒。有一件事尤其值得一提，那是在1906年时，宁乡县受了灾，“春夏谷米昂贵，饥民排户索食”，乡民纷纷而起“吃大户”，遭到了官府和豪强们的镇压。对此，何叔衡很是不平，便邀集好友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夏果雅和堂弟何梓林，仿照民间秘密结社的仪式和方式结为拜把兄弟，何叔衡被推为“盟首”，专在乡间打抱不平。一次，在何氏祠堂做长工的余某，因孩子饥饿，拿了祠堂的一点稻谷，却被族长抓住要沉塘处死，何叔衡听说后，便带领盟兄弟闯入祠堂，将余某救出，这一举动在乡间引起一阵波澜，人们都向这位穷秀才投来了惊奇和钦佩的眼光。在共同生活中，何叔衡和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以道义、前进相勉励”，其他三人在何叔衡的影响下，后来都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四人都习惯蓄下八字胡须，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宁乡四胡子”。1926年10月，四人一道在长沙合影，谢觉哉在照片上题写了“宁乡四髯”，自此这个名号便传颂于湘中。四人中以何叔衡年岁最长，又善于领导，大家都叫他“何胡子”。何叔衡的勇气和锐气还表现在对乡间陋习的破坏上。他的妻子袁少娥比他大三岁，是个文盲，他们于1898年结合后，感情一直很好。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儿子很早就夭折了，只有三个女儿。那时的乡间仍然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袁氏生下第三个女儿时，亲友们唯恐秀才绝后，联合起来劝说，试图要他再娶。何叔衡没有听从亲友们的摆布，给小女起名“实嗣”，意即他家的实际继承者，以此反对女儿不能传宗接代的封建伦理观念，并对女儿实施新式教育，这在乡间也是很出奇的事情。

对何叔衡的这些行为，社会上的保守势力颇多微词，再加上他们在学校里推行的改革，更引起了守旧势力的不满，于是守旧势力大肆诬蔑诽谤，造谣谩骂，把何叔衡等人呼之为“学匪”，攻击云山学堂出现的新气象，说什么不尊孔读经是“无理悖义”，诬蔑何叔衡是“无父母无圣君无礼义”的“三无党”首领，大肆叫嚷“三无党徒不可令居教育重要位置”。他们还攻击何叔衡等人“把文言变为白话是贻误青年”，组织学生栽树、种桑、养蚕是“毁坏教育”，等等。面对邪恶势力的进攻，何叔衡等人毫不妥协地进行了斗争，坚定不移地进行了改革。然而，就在何叔衡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行列的时候，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篡夺，革命的大势已去，于是，他深感“惶惶然”，苦苦地思索着，觉得自己“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毅然放弃在云山学堂的教职，奔赴长沙，探求“为国为民出力”的新路子。

何叔衡是一个老秀才，曾经饱读诗书，具有丰富的旧学问。林伯渠曾说：“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问相合，即和最新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是的，何叔衡寻求新路子，就是试图发出“奇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