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传:一部“不可能史”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引言
惊奇、疯狂与非凡见识[2]

他们沉静地通过迷宫似的缝隙,工作在充满金属气味的贵重气体里;他们不断地分离、试验、结合,唯一的愿望就是发明一点新东西。他们用具有精神力量的轻巧手指,造出了一些透明形体;然后在晶体及其永恒的沉默中观察上界的变异。

——歌德《浮士德》,第四幕

先让我们回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初期那些年月,去会见一位通过劳作和发明而致富的工厂主,他是近代大工业的真正创始人。

理查德·阿克赖特,一个被卡莱尔形容为“相貌平庸且又几乎粗俗”“带有在大量融会贯通中进行苦思的样子”,“大腮帮、胖肚皮、满怀持久性和发明力”的乡间理发师。他不通文法却精于生意,1770年代开始创办大型棉纺织企业。正是这个人,将一种“新的力量”授予其国家,成了“现代工厂之父”。

阿克赖特并非发明家,至多不过是整理、组合和运用他人的发明物而已,而那些发明物,都是他“毫无顾忌”地攫取得来的。但阿克赖特具有获得成功的长处,他虽然不是那些发明物的发明人,却是首先懂得利用它们并将之组成为一个系统的人。当然,如要“筹得创建工厂所必需的资本,组成和解散那些被他变作自己不断发财的手段的合伙”,必须有实业家的非凡才能,必须有灵巧、坚忍和大胆等奇妙的混合气质,这些他都具备。

他的克罗姆德福工厂,坐落在德温特河岸一个地角上,带有峭壁的峡谷,水流湍急,风景如画。起初它只是尼德和斯特勒特工场的附属物,所出产的纱仅被用来织造袜子。原先阿克赖特既不从事纺织又不懂机械,1770年他冒充钟表匠,取得了“水力纺纱机”专利。后经人揭发,法庭宣布专利无效。但他深知这项技术的经济价值,设法使用这种新机器,利用德温特河的湍流作动力,获得纺织业的巨大生产力。1772年,这个工厂就有了几千个纱锭,并雇用了300个工人,纯棉的白洋布被不断织出,销往市场。

这肯定会遭遇嫉妒,有人引用法令反对阿克赖特及其合伙人,他们的产品面临着被视为“禁品”而遭受扣押的危险。阿克赖特在议会为自己的工业进行辩护,请求准许一切人购买他的产品,结果获胜。随着企业增多,竞争也更激烈。他一直在诉讼和专利之争中扩展企业,就像一架产业“永动机”。理查德·阿克赖特精力过人,通常从凌晨4点工作到晚上9点,在大型生产的人力、金钱、材料和机器的组织、协调与计划方面,显示了出色才能。那时兰开夏和德比郡的所有工厂,都是按照他的工厂样式建造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曾说过:“我们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他身上。”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一书中所指出的:

正是阿克赖特在贝隆兄弟、怀亚特和刘伊斯·保尔等不完全的或不成功的试图之后真正地创设了近代的工厂。那与工程师和商人有所不同的大工业家的新典型,正是在他身上得到了具体化,他从工程师和商人那里取得了他们的主要特点,但为的是把自己特有的面貌加上他们的特点,即:企业的发起人、生产的组织者、人的领导人。他代表一个社会阶级和一种经济制度。[3]

有人对阿克顿的评价是:“当经济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还沉浸在昏暗中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是那些在这昏暗中发出最灿烂光辉的名字之一。”阿克赖特在英国近代大工业中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他,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当代英雄”。

19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非规范化”市场氛围中,一夜之间(实则酝酿已久)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冒”了出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成为中国工业现代化史上的奇观。按照财经作家吴晓波的说法,这些民营企业“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的特征,决定了这些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本书主人公——李书福与他的伙伴们——是这个“镀金时代”最为奇特、深沉和刚毅的一群人,多年来这些人无所畏惧,破釜沉舟,凭借着意志、胆识与勇气,终成造车大业。不寻常地,他们融合了民间智慧、个人经验和广阔视野,“不按常理出牌”,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功,包括成长、转型、并购与跃迁。其间,既有成长的烦恼,又有受挫的困顿,更有前行中的迷惘。

某些时刻,他们甚至有“悲情”的一面。

仅透过本书我们也会看到:这30多年吉利一步步走来,完成了一次中国人造车的“远征”,其间百转千回,跌宕起伏,蔚为大观,所形成的“崛起”与“突进”,如此壮观且十分奇妙,结果是李书福与伙伴们写就了一部“当代工业征服史”。通过创业、转型、并购、融合与提升,吉利从一个家族企业转变成公众公司,从一个汽车厂商成长为科技型公司。

李书福出生于台州路桥的一个农民家庭,放过牛,开过照相馆,提炼过纯银和金子,与伙伴们一起办过各种工厂:从电冰箱、装饰材料到摩托车,最终走上汽车产业之路。一位“退役”的“大哥级”集团高管这样说:“我觉得吉利走到今天,就像历史上的隋唐演义,甚至是一部幻想型的西游记,每遇到一个问题都要‘降妖除魔’。不过并不是每一个环节都有贵人相助,也不像《西游记》里取经的师徒有菩萨在背后指点。在不同时期,我们运用不同的智慧,有不同的团队组合形式,就像美国的‘梦之队’一样,每战必克。”

就时势而言,20世纪80、90年代的台州非常适合李书福去造车。经济学家张仁寿教授考察台州时说:“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景象。”投身实业,钟情产业,似乎成为台州人的“第二天性”。有人曾不无夸张地说,只要你进入那边的汽车配件城,品类之丰富、产业链之完整,从这头采购到那头,回家立马就能装配一部汽车。

应该承认,吉利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天赐成分,可是没有一次成功不是建立在战略落地之上,没有一次大转型不得益于成千上万双有形、无形之手的助推。只要想一想,金融危机如何对收购沃尔沃造成了难得机会,中国巨大的汽车市场又怎样对西方汽车业产生巨大诱惑,就会明白李书福和吉利管理团队何以借助于“势与术”,获得了接连的惊喜。

吉利收购沃尔沃、宝腾路特斯、英国锰铜公司和DSI自动变速器公司的实质,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各种资源,发现资本与产业结合的新方向。这个认知并不是一天获得的,是从事实本身逐渐显露出来,并被李书福们迅速抓住的。

在成长与成熟过程中,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按图施工”,而是在应对中学会应对,在修炼时获得“意外之机”。吉利新车型由设计师、工程师构思设计而成,但吉利道路却不是策划出来的。

谁都想知道一个真实的李书福,想了解吉利到底是怎样的企业,更想探究这些人进入汽车产业的真正动机、转折点与“神奇瞬间”。如果为之“立传”,就意味着揭示真相、发现逻辑和回归常识。在人与事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建立一种合理而剀切的关联。

写作《吉利传》,就是一种抓住历史瞬间的企图,透视内部变化的欲望,前瞻中的想象力定格。这是一次冒险,更是一份意义非凡的工作。但我有时悲观地认为,这不过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痴心妄想”而已。

正如20世纪“最伟大的CEO”艾尔弗雷德·斯隆在《我在通用的岁月》的前言里说的:“对于我而言,完整地回顾通用汽车这段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诚哉斯言。与此相似,即使我接受了“为吉利立传”的使命,也做不到对30多年的吉利汽车成长史、重大事件和各色人等作一次巨细靡遗的考察与描述。

但我依然认为:写《吉利传》,既有必要,也属可能。

当然,为吉利这样的汽车公司“立传”必须审慎:除了大量阅读资料,熟悉相关人物、企业成长过程,了解世界汽车产业孕育、重组和转移,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变化,理解汽车工程与商业定义,斟酌需要用到哪些写作要素,确立它们的分寸、取舍、伸缩和定义。还有那些矛盾、冲突与悬念背后的成因,特别是造车与时势、技术与制度、经营与识见。要考虑各种因素、指标、工具和结论,这确是一项工作量浩繁,往往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然而,写作《吉利传》的决心既已被激发,就很难按捺下去。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企业权威词典”,但起码是一个真实、曲折而又好听的故事,一部尚未结束的工业史诗的“华彩段落”。这是一个长征的故事,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一群人的长征。

需要在此申明的是,《吉利传》不等于“李书福传”。

没错,李书福是吉利汽车创始人、掌舵者,可《吉利传》是一部企业史,是一个特定人群的“集体无意识”记录,也是一部团队奋斗史。吉利自有基因、渊源和发展历程。写这本书不等于为企业家立传,尽管吉利的每一步都与李书福相关。

总之,吉利汽车公司的诞生是人、事物与时势作用的结果,吉利汽车崛起则是一场“造山运动”,经历了类似地壳变动的巨大位移与摩擦,岩层内部的碎裂与熔铸,最后成型、冷却与定格,形成了汽车工业的新高地。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具备了莎士比亚戏剧元素,也堪与托尔斯泰、高尔斯华绥小说架构相匹配。

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吉利汽车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李书福最大的个人特点,只有《论语》中的一句话才可以概括:知其不可而为之。

现在就让我们深入其中,探询这些人在当代的命运。

写《吉利传》,并非仅仅为了追忆。人们有必要在精神上加入这一历史进程之中,感受这个卓越的团队和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在李书福的带领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路走过来,直至今天。哪怕仅仅为了前瞻,也必须深入了解吉利人成功和挫折的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艰苦、辛酸、孤独,还有凯旋式的“相拥而泣”。

写作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叙事方式、观察角度和全书结构,还有语言、逻辑与风格,以便更好地呈现、聚焦与追寻。在这里,所谓“哲思”反而是其次的。人,始终是这部传记的内核。

明察秋毫的读者一定会看出,本书既采取所谓“全知全能视角”,又使用了多斯·帕索斯在《美国》三部曲(《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赚大钱》)中所娴熟运用的“新闻短片”“人物小传”和“摄影机眼”,加入后现代“拼贴-镶嵌技术”。与此同时,艾尔弗雷德·斯隆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中朴实无华的叙述风格,对作者写作《吉利传》也帮助极大。

在此,我要向多斯·帕索斯,同时向艾尔弗雷德·斯隆等汽车业前辈致敬。

限于本书结构与篇幅,也出于其他方面考虑,作者对某些事件作了省略处理:如足球“打黑事件”“老板工程”、丰田诉吉利商标侵权案、吉利汽车“换标”始末。吉利与一些科技公司的合作(诸如投资冰岛碳循环国际公司,与中国铁路、航天科工、电信公司、宁德时代公司、腾讯公司、百度公司的合作),近期对一些汽车品牌的并购迹象,也没有展开叙述。对于“入股戴姆勒”,也着重写吉利与戴姆勒在smart系列、高端出行服务领域的合作。我们需要“叙事聚焦”而不是“漫无节制”,是凸显“主脉络”而非“众声喧哗”。

对于从家族企业转型为公众公司过程中的一些人与事,只是作大致勾勒,并不过多涉及细节。从“博眼球”的角度,写家族内部纠葛会叫座,但作者还是作了舍弃,不仅仅因为“敏感”。毕竟这是企业史,而非家族传。

莫泊桑说,“一切事物之中都存在着未曾探索的要素”,那么现在就尽我所能,客观呈现、准确描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