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

“人们不会永远把它遗忘。当光明被黑暗所吞噬，我们的后代必将去寻找过去纯粹的光明。”彼特拉克写于1338年的这句话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光明与黑暗交替出现。当漫长的黑夜结束时，地平线上就会出现曾经照亮旧时代的新曙光。

彼特拉克的同时代人也赞同这个观点。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时代称为光明驱散黑暗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复兴时代”(une Renaissance)。彼特拉克(Pétrarque)，1304年出生于阿雷佐(Arrezo)，1374年死于帕多瓦(Padoue)。他自认为是一名可以与维吉尔(Virgile)相媲美的诗人。他的史诗《阿非利加》(Africa)讲述了罗马将军西庇阿(Scipion)的一生，按照古典史诗的规则以拉丁文写就。彼特拉克的爱情诗收集在他的代表作《歌集》( Canzoniere )中，他在诗中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孤独的沉思者，被心爱的美人所蔑视，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并被夺去了爱的眼泪。彼特拉克知识渊博，著有《名人列传》(De viris Illustribus )一书，书中列有33位古罗马和圣经人物的传记，旨在为读者树立学习的榜样。在众多古代人物中，彼特拉克尤为推崇西塞罗(Cicéron)，他读过这位拉丁作家的哲学著作和他的一些书信。彼特拉克有种天赋，可以用热情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如薄伽丘(Boccace)。薄伽丘善于把古典学术和通俗语言结合在一起。他四处搜寻手稿，写了一本古代诸神的家谱；传记方面，薄伽丘致力于向女性致敬，就像彼特拉克向男性致敬一样。他在《名女传》( De mulieribus claris )中讲述了100多个女人的经典故事，如塞米拉米斯(Sémiramis)、朱诺(Junon)、维纳斯(Vénus)、海伦(Hélène)、阿耳忒弥斯(Artémis)、波西亚(Porcia)和卢克莱斯(Lucrèce)。薄伽丘今天最著名的作品《十日谈》( Le Décaméron )只是他璀璨文学作品中的一部。

多纳泰罗的大卫雕像

这件青铜雕像是意大利具有代表性的四大艺术品之一。它是文艺复兴时期流传至今最早的裸体塑像，由多纳泰罗于1440年左右受科西莫•德•美第奇的委托制作。多纳泰罗在古典艺术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被认为是他那个时代欧洲雕塑的革新者。（佛罗伦萨巴杰洛国家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el Bargello）

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新时代的预言家，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带来了不容置疑的变革感。这种复兴或改革的思想，过去最常应用于教会世界，而从他们开始，变革与世俗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两位作家都钦佩乔托· 迪· 邦多(Giotto di Bondone)。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谈》中说，这位画家“让埋葬了几个世纪的艺术重现生机”。

《六位托斯卡纳诗人》

乔治•瓦萨里1544年创作的油画。他受到米开朗琪罗的教导，成为那个时代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与他齐名的有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卡瓦尔康蒂、马西利乌斯•菲西诺和克里斯托福罗•兰迪诺。佛罗伦萨乌菲齐宫的壁画使他名声远扬。他的另一部作品《最优秀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生活》被认为是艺术史上重要的作品。

佛罗伦萨人文主义

先驱们所播下的思想之种在下一代生根发芽，佛罗伦萨执政官克鲁西阿· 萨鲁特提(Coluccio Salutati)成了彼特拉克思想的继承者。萨鲁特提认为，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学和雄辩术的复兴。他非常钦佩彼特拉克，甚至声称他这位偶像的作品超越了西塞罗的散文和维吉尔的诗歌。这位佛罗伦萨执政官召集了一群学者，其中包括莱昂纳多· 布鲁尼(Léonard Bruni)和波吉奥· 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他给他的朋友罗马教皇国大臣尼科洛· 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的信就如一首首赞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彼特拉克各类作品的赞美和对古代的热爱。在他们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找到塔西佗(Tacite)或蒂特里夫(Tite Live)的手稿时，当彼此交换阅读卢克莱修(Lucrèce)著作的心得时，或者当发现西塞罗的一些作品时，他们是多么的兴奋。

萨鲁特提邀请曼纽埃尔· 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到佛罗伦萨教授希腊语和修辞学。克利索罗拉斯于1355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的著名学者，莱昂纳多· 布鲁尼是他最勤奋的学生。布鲁尼翻译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政治学》(la Politique)，以及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柏拉图(Platon)和普鲁塔克(Plutarque)的一些文稿，并明确指出重译是为了“摆脱过去蹩脚的译本”。多亏克利索罗拉斯，萨鲁特提发现修昔底德(Thucydide)对伯罗奔尼撒战争(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的记述，他也凭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官方历史学家，他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过去与雅典、罗马共和国相提并论，用以捍卫这片土地的自由。

后世将佛罗伦萨的这些文人称为人文主义者(l’humaniste)。“人文主义”这个词的意义与西塞罗给人文学科（拉丁文：studia humanitatis）所作的定义相关。萨鲁特提曾写道：“因为学习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而受过教育之人的人性优于文盲，所以古人干脆就指出学识代表着人性（拉丁文：humanitatis）。”所谓人文学科(Les humanités)，即studia humanitatis，涵盖了各种自由艺术教育 ，特别是指“三艺”(Trivium)，即文法、逻辑和修辞。

萨鲁特提认为，所有艺术都与语言有关，语言是人类区分正义和不正义的手段。意大利文艺复兴在演变为绘画艺术革命之前，首先是一场语言的革命，它提倡一种有行动的文化，而不是一种沉思的文化。优雅博学的西塞罗被赞誉为熟稔拉丁语的典范，是那一代的佼佼者，积极地参与共和国的政治生活。莱昂纳多· 布鲁尼仔细研究了西塞罗的学说，后来在推进公民人文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号召研究古代著作的价值，并将其应用于现在的公众生活。对此的批评声音也很多，特别是针对把人文主义研究和神性研究对立起来。批评者提出，人文主义视角是不是要把上帝推到一边，把人作为关切的中心呢？这难道不等同于偏袒异教徒而牺牲基督徒吗？针对这些批评，萨鲁特提争辩说，古代非宗教人士的道德推理，在本质上也是受基督教影响的，但这个说法绝不可能说服所有的质疑者。一个世纪后，多米尼加修士杰罗姆· 萨沃纳罗拉(Jérôme Savonarole)仍然站出来反对这种人文主义观点，认为它导致了道德的堕落。

意大利著名艺术家

绘画艺术领域稍晚些时候才表现出对古代的崇拜，同文学和学术领域一样，它首先产生于彼此联系非常密切的一小群人之中。建筑师菲利波· 布鲁内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在这群人中扮演了与萨鲁特提相似的角色。他召集了四位艺术家，包括理论家莱昂· 巴蒂斯塔· 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雕塑家多纳泰洛(Donatello)和吉伯蒂(Ghiberti)，以及画家马萨乔(Masaccio)。

传统的哥特式建筑与布鲁内列斯基设计的育婴堂、巴齐礼拜堂、圣洛伦索大教堂、佛罗伦萨圣斯皮里托大教堂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13世纪和14世纪的圣马利亚教堂(Santa Maria)或圣十字圣殿(Santa Croce)使用的是尖拱，而此时圆拱更受欢迎。简单自然的风格取代了哥特式晚期的华丽繁复。布鲁内列斯基从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e)的作品中吸取了令人惊叹的技术解决方案。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的建造是对人类能力的巨大考验，也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因为它是当时建造的最大的砖石穹顶（91米）。

马萨乔的三位一体与绘画的新视角

哥特式绘画在14世纪逐渐被抛弃。艺术家们试图让他们的画作更具写实感，不仅画中的人物要栩栩如生，周围的空间也追求尽可能的逼真。从那时起，以马萨乔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的主要目标就是打破二维，给绘画带来新的深度。

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重要的进步之一是透视法。这种技术体现了空间和体积之间的关系，让画作的欣赏者能感受到作品的空间深度。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为佛罗伦萨新圣母马利亚教堂创作的三位一体壁画（上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绘画的深度让人感到很逼真，以至于乔治 • 瓦萨里说，似乎感觉到墙上有一个洞。为了达到这个结果，马萨乔运用了布鲁内列斯基发明的数学透视法，他用外观自然而真实的作品装饰古典风格的建筑，似乎是以此致敬布鲁内列斯基。

意大利艺术家阿尔贝蒂有篇论著名为《论绘画》( De pictura )，他在序言中称赞了他的“密友”雕塑家多纳泰罗(Donato)。事实上，多纳泰罗和布鲁内列斯基一起花费了很长时间研究古罗马的遗迹，为了让它们重见天日，他们对挖掘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人们称他们为“寻宝者”。在多纳泰罗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考古研究对其创作的影响，比如帕多瓦(Padoue)的古典马术纪念碑雕像，被称为“加塔梅拉塔”(Gattamelata)。他最重要的作品青铜雕塑《大卫》，是第一件复兴了古代裸体雕像传统的作品，被佛罗伦萨人视为自由的象征。

尽管马萨乔英年早逝，但他对绘画的热爱就像布鲁内列斯基和多纳泰罗对意大利建筑和雕塑的热爱一样。当他为多明我会 的新圣母马利亚教堂绘制的三位一体壁画揭幕时，所有的在场者都大吃一惊：这幅杰作使绘画空间获得了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有过的深度。

当然，如果没有人相信这些有着未来视角的人，如果没有人愿意资助他们，那么所有这些艺术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早期最著名的作品是由该市行会委托制作的，这些作品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并成为共和国的象征。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知识分子鄙视的手工艺(arts mécaniques)唯独在佛罗伦萨得到了认可。因此，虽然美第奇家族在1430年左右控制了佛罗伦萨，而后遏制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但并未能阻碍艺术的继续发展。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

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在动荡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取得了蓬勃的发展。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欧洲复杂的制度之一。宪法的所有条款都在调节政体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政治舞台上总是上演着可怕的阴谋、脆弱的联盟和巨大的背叛。美第奇家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起初，出身卑微的美第奇家族受到佛罗伦萨贵族的蔑视，但在15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一系列盈利颇丰的金融交易，他们的家族银行最终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美第奇家族中第一个将财富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是老科西莫(Cosme l’Ancien)。虽然他从未直接承担政府职能，但却巧妙地控制了共和国的主要机构。1433年，他因与阿尔比齐家族(les Albizzi)出现矛盾，遭到挪用公款的指控，被关进维琪奥王宫(le Palazzo Vecchio)的监狱里，后来被判处流放。不过，科西莫· 德· 美第奇(Cosme de Médicis)在他避难的威尼斯继续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一年后，当他回到佛罗伦萨时，同乡们给了他英雄般的礼遇。继而阿尔比齐家族被流放，而科西莫在佛罗伦萨人的心中赢得了慈父般的形象。他利用个人财富，通过家族银行建立起广泛的知识分子交际圈，他用政治技巧与意大利内外国家结成联盟。他去世时，美第奇家族已经成为佛罗伦萨政治生活的仲裁者。

科西莫的孙子洛伦佐继承了他的地位，绰号为“伟大的洛伦佐”(Laurent le Magnifique)。和祖辈一样，洛伦佐周围有很多反对力量，必须清除这些障碍才能巩固权威。1478年，他的对手帕齐家族(les Pazzi)和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eⅣ)策划了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弥撒中暗杀洛伦佐的阴谋。洛伦佐奇迹般地逃脱了，可他的弟弟朱利亚诺(Julien)却未能幸免于难，被刺死。

洛伦佐进行了凶残的报复。他把敌人的尸体挂在领主宫的正墙上几天几夜。然后，他冒险前往那不勒斯，说服支持罗马教廷的斐迪南一世倒戈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教皇。他返回佛罗伦萨后获得了崇高的威望，被称为“智士”“意大利天平上的指针”。洛伦佐与克拉丽斯· 奥尔西尼(Clarisse Orsini)的婚姻使他在佛罗伦萨和整个意大利最有影响的家族中占有一席之地。洛伦佐· 德· 美第奇(Laurent de Médicis)保护了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建了一座一流的图书馆，并将印刷术引入佛罗伦萨，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诸侯的完美典范。与他的祖父科西莫一样，洛伦佐对柏拉图的思想和与之相关的深奥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科西莫于1459年创建了卡雷吉(Careggi)柏拉图学院，专门研究这些著作。最杰出的学员有克里斯托福罗· 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马西莱· 菲西诺(Marsile Ficin)和安吉· 波利蒂安(Ange Politien)。

新圣母马利亚教堂

1456年，伟大的建筑师利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用白色和深绿色的大理石建造了这座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立面，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艺术的完美典范。

桑德罗· 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负责将所有这些作家的思想转化为绘画中的图像。然而，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是皮克· 德· 拉· 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 1463—1494)。1486年，米兰多拉做了一场演讲，题目为《论人的尊严》( De hominis dignitate )，被广泛认为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原则，被视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

洛伦人文主佐义 • 吉伯蒂的“天堂之门”1401年，佛罗伦萨举行了一次比赛，胜利者的作品将用以装饰圣母百花大教堂浸礼堂的北门。共有7位艺术家参赛，其中包括吉伯蒂(Lorenzo Ghiber)、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多纳泰罗(Donatello)和雅各布 · 德拉 · 奎西亚(Jacopo dellaQuercia)。比赛规定他们须按照非常严格的标准和格式，创作出描绘《圣经》中以撒牺牲事件的浅浮雕。两年后，吉伯蒂被宣布为胜出者。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任务，但他的努力卓有成效，他的浅浮雕描绘了基督一生的场景，不由得让人钦佩。因为这第一件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又得到了十幅镀金青铜浮雕的创作委托，这次是关于《旧约》的插曲，用以装饰浸礼堂的东门。1452年，吉伯蒂完成了这项工程，并实现了自我超越，瓦萨里(Vasari)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精致的作品”，米开朗琪罗把它命名为“天堂之门”(porte du Paradis)—这一名字名垂青史，保留至今。

“天堂之门”的场景

吉伯蒂制作了10块《旧约》场景的面板，其细致的透视让人能感受到画作中远景和近景之间的深度。中央图片描绘的是“所罗门迎接示巴女王”。

1 亚当和夏娃

2 该隐和亚伯

3 挪亚

4 亚伯拉罕

5 以撒、以扫和雅各

6 约瑟

7 摩西

8 约书亚

9 大卫

! 所罗门和示巴

《三贤人仪仗队》中的美第奇家族

1449年，佛罗伦萨画家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在他的一组壁画中描绘了美第奇家族的所有成员，以及当时的其他重要人物。这幅壮丽的作品是一个黄金时期黎明的见证，保存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里卡迪宫(Medici-Riccardi)。

戈佐利的灵感来源于1438年拜占庭教会族长来意大利参加宗教议会的故事。虽然这件作品仍包含着一些典型的哥特式元素，但它清楚地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革新，特别是在透视赋予空间的深度感方面。这幅画描绘了丰富的细节，精心绘制了一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保护者美第奇和画家本人。

人文主义的传播

佛罗伦萨的新思想很快在意大利传播开来。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城(toscane)汇集了来自半岛四面八方的知识分子，有些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和作家散居在国外（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城邦），这都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然而，是否能够接受这些创新，如何诠释这些创新，还要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意大利的主要城市都和佛罗伦萨一样，对古代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5世纪中叶，罗马是人文主义的发源地。戴着教宗皇冠的托马索· 帕莱恩图塞利(Tommaso Parentucelli)即尼古拉五世(Nicolas Ⅴ)，以及埃尼亚·西尔维奥·皮科利米尼(Enea Silvio Piccolimini)即庇护二世(PieⅡ)都是人文主义者。对文艺复兴的发展来说，教皇执掌的教皇国政府扮演了比佛罗伦萨更重要的角色，意大利各地的众多人文主义者都被他们召集到罗马。佛雷维欧·比昂多(Flavio Biondo)在《论罗马的建立》(De Roma instaurata)一书中介绍了这座古都的多座建筑：寺庙、剧院、浴池、城门和方尖碑。同时，罗马像欧洲其他王城一样，也吸引了很多外国人。

1洛朗 • 德 • 美第奇(Laurent de Médicis) 被称为“伟大者”(le Mag-nifique)，但他的真实肖像很可能是8 。

2科西莫 • 德 • 美第奇(Cosme de Médicis)又称“老科西莫”(Comse l’Ancien)。

3皮埃尔 • 德 • 美第奇(Pierre de Médicis) 被称为“痛风者”(le Gout-teux)。

4卡罗 • 迪 • 科西莫 • 德 • 美第奇(Carlo di Cosimo de Medicis)。

5加莱亚佐 • 玛丽亚 • 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

6西吉斯蒙德 • 马拉泰斯塔(Sigismond Malatesta) 里米尼(Rimini)的领主。

7科西米诺 • 德 • 让 • 德 • 美第奇(Cosi-mino de Jean de Médicis) 6岁时去世。

9朱利亚诺 • 德 • 美第奇(Julien de Médicis)。

au詹蒂莱 • 贝基(Gentile Becchi) 洛朗和于连的家庭教师和保护者。

al乔瓦尼 • 托尔纳布奥尼(Giovanni Tornabuoni) 美第奇家族的亲戚。

am让 • 德 • 美第奇(Jean de Médicis)。

an教皇庇护二世(Pie Ⅱ) 美第奇家族成员。

ao戈佐利(Gozzoli) 自画像。

在众多著名的学者中，有一位土生土长的罗马人—洛伦佐· 瓦拉(Lorenzo Valla)。他在罗马接受教育，后来应那不勒斯王国的邀请，在阿方索大帝的宫廷(la Cour d’Alphonse le Grand)里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瓦拉是一位极具战斗主义色彩、了不起的人文主义学者。他以性格刻薄而闻名，不过在这样一个博学的时代，当然不能少了“锋利的舌头”。他主要攻击经院哲学，指责他们使用令人费解的行话歪曲学者，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枉这些经院派学者还自称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在《优雅的拉丁语》（Elegantiae Linguae Latinae，1444年）一书中，他特别主张要重新学习拉丁语，因为人们之所以错误地解释古人的思想，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拉丁语的无知。瓦拉有一项震惊世界的特大发现，他认为《君士坦丁的赠礼》(Donation de Constantin)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据这份著名的文件记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曾把一部分领土赠予教皇，其中就包括罗马。

为了满足国王阿方索大帝对古代的好奇心，那不勒斯还招募了很多当时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例如西西里人安东尼奥· 贝卡德利(Antonio Beccadelli)，又被称为“帕勒坦米人(Panormita)”，他仿照色诺芬(Xénophon)为苏格拉底作传的方式为赞助人撰写了一本逸事集，把阿方索大帝描绘成一个完美的君主；还有利古里亚人巴托洛梅· 法西奥(le Ligure Bartolomé Facio)，他被任命为宫廷史学家，负责记录国王的生平，以及为彼特拉克的追随者作传。那个时期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很多，他们把统治者描绘成古代英明国王的继承人。

米兰公国不断模仿竞争对手佛罗伦萨共和国，其执政官安东尼奥· 洛斯基(Antonio Loschi)也写了许多类似的逸事。米兰公国的伦巴第(Lombardie)地区在托斯卡纳人眼中是野蛮人之地，但在维斯康蒂公爵(Visconti)和斯福尔扎公爵(Sforza)统治时期成为另一个重要的人文主义中心。为米兰的这一转变做出巨大贡献者中，有一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伦萨人—建筑师安东尼奥· 阿韦利诺(Antonio Averlino)，笔名菲拉雷特(Filarete)，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德艺之人”。他于1451年来到米兰，仿照布鲁内列斯基的育婴堂，设计了米兰大医院(l’hôpital Majeur)。佛罗伦萨人对米兰艺术发展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旷世奇才莱昂纳多·达·芬奇(Léonard de Vinci)。1482年，这位佛罗伦萨天才在寻觅一位欢迎并能资助他自由工作的伯乐，于是，他来到卢多维奇· 斯福尔扎(Ludovic Sforza)的宫廷碰碰运气。卢多维奇，绰号“摩尔人”(Le More)，渴望米兰能像佛罗伦萨一样吸引大量的艺术家，特别希望有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能为米兰的保护者-即自己-画一幅能够流芳百世的肖像。达 · 芬奇在米兰以艺术家和工匠两种身份大展手脚。作为艺术家，他为“摩尔人”卢多维奇大公的情妇创作了肖像画：《抱银鼠的女子》 ( La Dame à l’Hermine )和《美丽的费隆妮叶夫人》( La Belle Ferronnière )，同时还为这位赞助人创作了圣马利亚感恩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的《最后的晚餐》(La Cène)，以及斯福尔扎城堡天轴厅(Salladelle Asse)的装饰。他还开始谋划创作大型的青铜骑马雕像，但终因缺乏青铜而未能铸造成功。达· 芬奇着实是一位伟大的宫廷特效设计师。作为工匠，他修建了米兰运河，修筑了防御工事，设计了武器，还为城市设计了理想的新生活区。在米兰公国国王的眼里，这位公证人的私生子是一位惊艳的宫廷宠儿。

雇佣兵队长：文艺复兴时期战争的主角

意大利北部的共和国和小公爵领地经常被迫与邻国作战或进行自卫。然而，因为无法维持自己的常备军，他们就花钱雇佣军队，通常是求助外国军队来领导他们自己的队伍，这些外国军队就叫“雇佣军”。

雇佣军（意大利语condottiero）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onducere，在意大利语中，它由动词condurre(conduire)和名词condotta结合而成，意思是独立部队的头领与政府签订合同，提供服务以换取报酬。这些临时招募的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拥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他们当中虽然有些人不是意大利人，但是大多数都是从意大利贵族的家族军队中招募来的，或者从半岛的贫困地区招募而来—比如英国人约翰 • 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还有一些出身卑微的雇佣兵，如来自农民家庭的弗朗切斯科 • 布索恩 • 达 • 卡梅格诺拉(Francesco Bussone da Carmagnola)，以及面包师的儿子伊拉斯谟 • 德 • 纳尔尼(Erasmo da Narni)，又名加塔梅拉塔(Gattamelata)。

费拉拉和曼图亚

所有公国和共和国的统治者都被这一时期的新文学和新艺术深深吸引，他们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形象与古罗马的威望联系起来。费拉拉(Ferrare)和曼图亚(Mantoue)两个邦国也不例外。瓜里诺· 达· 维罗纳(Guarino da Verona)曾在君士坦丁堡学习。1429年，他受费拉拉邦国埃斯特(Este)王室的委托建立了一所专门研究古代的学校。此外，他的门徒维托里诺· 达· 费尔特(Vittorino da Feltre)受到冈萨加(Gonzagues)家族的委托，在曼图亚也建立了一所同样的学校。在这两位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下，意大利半岛北部小城的统治家族也都与新艺术形式有了密切的接触。莱昂内尔· 德· 埃斯特(Lionel d’Este)擅长写诗，喜欢收集手稿；而卢多维奇· 冈萨加(Ludovic Gonzague)则委托阿尔贝蒂在曼图亚建造了一座教堂，并任命安德烈·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为宫廷画家。曼特尼亚为埃斯特家族效力40余年，展示了其杰出的透视技巧，这可以在他的几幅大型画作中领略一二，例如《恺撒的胜利》( Les Triomphes de César )。乌尔比诺公爵(duc d’Urbino)弗雷德里克· 德· 蒙特费尔特罗(Frédéric de Montefeltro)曾是维托里诺(Vittorino)的学生，他也是雇佣兵领袖，既喜欢征战沙场又喜欢文学，佩德罗· 贝鲁盖特(Pedro Berruguete)为他画的肖像可以证明这一点：画中的乌尔比诺公爵身穿盔甲，手里拿着一本劝人信教的书。弗雷德里克公爵不仅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手稿，而且还委托画家创作了很多肖像画，主要是古代最杰出人物的肖像，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Cicéron)、塞内加(Sénèque)、荷马(Homère)和维吉尔(Virgile)等，来装饰他的工作室(Studio)。

曼图亚公国的冈萨加家族

1465年至1474年，安德烈•曼特尼亚为曼图亚的圣乔治城堡东北塔楼的婚礼堂所创作的壁画，描绘了冈萨加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曼图亚侯爵卢多维奇二世和他的妻子勃兰登堡的芭芭拉(Barbara de Brandebourg)共同统治着曼图亚。

意大利画家、奖章或纪念章雕刻家皮萨内洛(Pisanello)常常去听人文主义学者的课程，曾为冈萨加家族、埃斯特家族或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工作。他仿照古罗马的钱币设计并制作了很多纪念章，上面刻有他的保护人的肖像。他的保护人常常很自豪地把这些奖章送给亲朋好友或者顾客。

贝利尼人文主义兄弟(les frères Bellini)：威尼斯共和国(Sere-nissima)和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宫廷画家

在整个中世纪，威尼斯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威尼斯的船从君士坦丁堡运回香料，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出售。圣马可大教堂就是东西方艺术结合的证明。然而，15世纪后，这种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

威尼斯的经济繁荣促进了艺术的蓬勃发展，其风格更接近遥远的拜占庭美学范畴，受意大利半岛兄弟城市的影响比较小，尽管文艺复兴的先驱乔托(Giotto)就住在附近的帕多瓦镇。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后，威尼斯人才开始关注西方艺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威尼斯出现了大名鼎鼎的艺术家族—贝利尼一家，父亲雅各布(Jacopo)和两个儿子詹蒂莱(Gentile)和乔瓦尼(Giovanni)。15世纪30年代，雅各布就已经尝试在素描中使用透视法，并把一部素描本遗赠给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此后无疑继承了父亲传授的这种新技法。但这并不是贝利尼家族对意大利绘画的唯一贡献，因为是他们使意大利开始有了油画作品。当时，尼德兰的油画名声最大。贝利尼兄弟非常重视色彩和光线的运用，这后来成为威尼斯画派的特色。他们名声大噪，所以当苏丹穆罕默德一世(Mehmet Ⅰer)请威尼斯元老院给他派一位优秀的画家时，就选中了詹蒂莱 • 贝利尼。从贝利尼的画作中，常可以看到苏丹留给他的记忆，如背景中清真寺的礼拜楼和包着伊斯兰头巾的人物。

卢多维奇•德•斯福尔扎

杜卡托金币(ducat d’or)的正面是米兰公爵卢多维奇•德•斯福尔扎的肖像。后世认为他是达•芬奇的赞助人（帕多瓦市民博物馆，Museo Civico, Padoue）。

威尼斯人的选择

意大利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变革，唯独威尼斯共和国起初一直迟疑不决。一些拥有重要地位的王公贵族的子孙曾师从新派画家瓜里诺· 韦罗内塞(Guarino Veronese)，并深受其影响，威尼斯政府也比较依赖这些显贵。比如，弗朗西斯科· 巴巴罗(Francesco Barbaro)年轻时就痴迷于人文主义学说，担任外交大臣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四处寻求古书和手稿。不过，直至15世纪末，威尼斯人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并未做出多大贡献，仅有的一些成果也并非来自威尼斯，而是其附属城市维罗纳(Vérone)等。帕多瓦的埃尔莫劳· 巴巴罗(Ermolao Barbaro)就像佛罗伦萨的莱昂纳多· 布鲁尼一样，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并进行了研究。绘画方面，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画家早已开始使用新的绘画技巧，这些技巧很久以后才被威尼斯人接受，直到14世纪70年代，詹蒂莱(Gentile)和乔瓦尼· 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兄弟才在作品中尝试使用新技巧。同时，威尼斯城内建起了复古的建筑，使用了伊斯特(Istrie)华丽的白色大理石令人过目难忘，如毛罗· 科杜西(Mauro Codussi)设计的圣玛利亚福尔摩沙教堂(Santa Maria Formosa)。不过，威尼斯共和国始终没有放弃向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学习，两地很早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来，虽然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了，但双方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詹蒂莱· 贝利尼曾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者苏丹画肖像，这里宏伟的宫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过多久，威尼斯就仿照拜占庭风格建造了圣约翰· 克莱索斯通大教堂(Saint-Jean-Chrysostome)。威尼斯之所以抵触佛罗伦萨文化，是因为它对君士坦丁堡这座伟大的东方都城始终充满迷恋。由此证明，意大利文化艺术的发展深受国与国、城与城之间或竞争或合作关系的影响。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春》( le Printemps )（第6 0—6 1页）

这是一幅充满寓意的木板油画，上面画了一组神话人物：帕里斯(Pâris)、维纳斯(Vénus)和美慧三女神：花神(Flore)、春神(Chloris)和风神(Zéphyr)（佛罗伦萨乌菲齐博物馆，musée des Offices, Florence）。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政治背景

意大利境内的城市共和国和独立城邦为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他们的政治体制让所有人确信自己是罗马共和国（古罗马前509年—前27年的政权）的后代；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不仅培育了艺术家，也为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比如佛罗伦萨。然而，也存在另一种情况：有些专制统治者对新艺术运动特别感兴趣，比如罗马和那不勒斯，他们的宫廷就成了当时最伟大天才的汇集之地。当时的意大利半岛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多股政治势力并存，往往因祖先的对立而相互对峙。由于各种原因，意大利并没有像非洲大陆或其他地方那样实现领土的统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意大利。这一角色本可以由教皇国来承担，该国横跨半岛从博洛尼亚(Bologne)到罗马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1447年，经历过欧洲分裂严酷考验的教皇国把罗马设为永久的国都，此后，历届教皇致力于重振教皇国的权威，发扬光大“圣彼得遗产”。庇护二世与不屈不挠的封建领主进行周旋；保罗二世(Paul Ⅱ)成功地收回了曾经失去的大片封地；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e Ⅳ)与城邦国的统治者展开权谋之争，撼动并削弱了他们的权威，如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一世、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或威尼斯的领主。在这方面，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无疑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和尤里乌斯二世(Jules Ⅱ)。亚历山大六世出身于西班牙博尔吉亚家族(Borgia)，拥有杰出的政治智慧和无可置疑的治理能力，儿子恺撒(César)具有强悍的军事才能，父子联合征服了罗马涅(Romagne)。

尤里乌斯二世有“战神教皇”(le pape guerier)之称，他对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发动了攻击，如佩鲁贾(Pérouse)、拉文纳(Ravenne)、威尼斯、博洛尼亚、帕尔马(Parme)和皮亚琴察(Plaisance)等。这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引起邻国对罗马教皇国的不满和不信任，各国君主感到教皇不仅在加强其精神上的影响力，也在扩大其世俗的权力。只不过教皇们不能实行王位世袭制（尽管有些教皇很想这么做）。事实上，教皇国很像一个实行君主选举制的国家，登上圣彼得王位的每一位教皇都会带来新的政治方向。

那不勒斯国王本来也可以担负起统一意大利的历史使命。然而，阿方索大帝不是世袭君主，而是于1422年从法兰西王国安茹家族手中夺取的王权，所以阿方索和他的子孙们始终被意大利公侯视为外国人。此外，那不勒斯的历代君主一直忙于应对强大的西西里男爵的反抗，为了保住王位，他们已经无力顾及其他。因此，那不勒斯国王没有扩大领土的打算。阿方索的私生子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er)，又名费兰特(Ferrante)，他曾遭遇贵族们的阴谋，险些失去王位，但他出色的外交技巧和父王留下的财富使他在云谲波诡的政治旋涡中化险为夷，可是那不勒斯王国阿拉贡王朝的其他继任者却没有这么幸运。

严峻的形势迫使斐迪南一世的长子阿方索二世(Alphonse Ⅱ)在加冕几个月后就放弃了王位，他的孙子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和次子腓特烈一世(Fré-déric Ⅰer)都没能成功保住头顶的王冠。

那不勒斯是所有法兰西国王觊觎的对象，他们声称自己是被阿拉贡人赶出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的继承人。法国入侵那不勒斯时，阿方索大帝的侄子、天主教徒斐迪南，即斐迪南二世，以此为借口参与了意大利诸国组成的反法同盟。1503年，科尔多瓦的冈萨尔夫(Gonzalve de Cordoue)，绰号为“伟大的船长”(le grand capitaine)，率领斐迪南的部队从路易十二的军队手中夺回了那不勒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座城市一直属于西班牙王室。

在意大利的北部，政局最稳固的当数威尼斯，其领土除了泻湖(la lagune)之外，还包括广阔的腹地，如帕多瓦、维罗纳、乌迪内(Udine)、布雷西亚(Brescia)和贝尔加莫(Bergame)等重要城市。然而，威尼斯政府由几个大贵族所统领的不同政治势力组成，构成基础非常复杂。这些贵族从族系成员中挑选出一位作为执政官，但是执政官只具有家族代表的身份，并没有真正的行政权力。此外，威尼斯对向意大利内陆进行扩张并不感兴趣，他们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小商业帝国更情有独钟，控制着那里的几个重要飞地（des enclaves，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如达尔马提亚(Dalmatie)、伊斯特拉(Istrie)、塞浦路斯(Chypre)和克里特岛(Crète)。

意大利半岛：一个非常复杂、棘手的政治旋涡

意大利半岛与尼德兰都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这两个地区都拥有众多的独立小国，实行着不同的政治制度—有封建君主制，也有以商业为基础的共和国制。

在16世纪初，意大利半岛尚未实现政治统一，自由城邦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互相牵制，为争夺霸权而彼此竞争。同时，这些国家还必须面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扩张野心。米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曾多次从法国人手中落到西班牙人手中。商业共和国（如佛罗伦萨）或海洋共和国（如威尼斯）统治着北部，那里到处是小公爵的领地，如曼图亚公爵领地。1597年，费拉拉公爵领地被教皇接管，教皇完全统治了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南部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则在阿拉贡人的控制之下。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国

公元1492年

博尔吉亚家族 瓦伦西亚人罗德里戈•博尔吉亚(Rodrigo Borgia)当选为教皇，被称为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Ⅵ)。他试图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王国。

公元1503年

德 拉 • 罗 维 尔(Della Rovere) 尤里乌斯二世试图将意大利统一在梵蒂冈的保护伞下。博尔吉亚家族在半岛的影响力减弱。

公元1506年

梵蒂冈 根据布拉曼特Bramante）的设计，开始建造圣彼得大教堂。

公元1513年

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出现的第一位教皇是利奥十世。1509年，他支持查理•德•哈布斯堡登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公元1522—1523年

帝国家庭教师 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是查理五世的前家庭教师和卡斯蒂利亚摄政王，后来成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Adrien Ⅵ)。

公元1527年

包围罗马 5月6日，罗马被查理五世的军队洗劫。这一事件标志着罗马文艺复兴的结束。

热那亚(Gênes)与威尼斯特点相似，但却是敌对的关系。它们都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建立起来的海上共和国，城邦国的权力都掌握在主要的商业家族手中。15世纪，热那亚人认为阿方索大帝是与其争夺西地中海贸易控制权的主要竞争对手，所以采取一切措施阻止他登上那不勒斯王位。结果他们没有成功，热那亚的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影响。当海上贸易向大西洋转移时，热那亚人被剥夺了进入主要海上航线的机会，因为这些航线被控制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和葡萄牙王国的手里。最重要的是，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推进导致热那亚人被逐出他们经常光顾的几个贸易站，如福斯安(Phocea)、莱斯博斯岛(Lesbos)、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和萨摩斯岛(Samos)等。从地理位置来看，热那亚是连接意大利半岛和大陆中心海上航线的必经之地，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点：周边各国对这里虎视眈眈，所以热那亚不得不根据情况与他国暂时建立联盟，有时与法兰西王国携手，有时与神圣罗马帝国联合，有时与西班牙人结盟。

米兰公爵领地

与热那亚共和国或威尼斯共和国不同，米兰公爵领地的影响虽然遍及整个伦巴第地区，但其地理位置使它不可能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不过，这里同样具备经济繁荣的有利条件。这片土地十分肥沃，农业资源丰富，河流交通发达，还拥有重要的冶金工业。它的政体演变不同于意大利的共和国，更类似于大多数欧洲君主国。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维斯康蒂家族(la famille Visconti)成功地将其对手排挤出政府。米兰公爵尽管只是城邦国家的君主，但却被欧洲各王国的君主和独裁者所效仿。

维斯康蒂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菲利波· 玛丽亚(Filippo Maria)于1447年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因此，一位富强且与家族有间接关联的雇佣兵指挥官登上了王位，他就是弗朗西斯科· 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弗朗西斯科一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不够稳固，所以他秉承温和而谨慎的态度执政。他的儿子、其继任者加莱亚佐·玛丽亚(Galeazzo Maria)却完全丧失了这两种美德，后来被对手谋杀。加莱亚佐死后，斯福尔扎家族内部的尔虞我诈愈演愈烈，家族成员之间为了满足权欲而无情地互相残杀。其中最聪明的当数卢多维奇(Ludovic)，他知道如何效仿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做法。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成了法兰西领土扩张的牺牲品，法兰西国王声称自己对米兰公爵领地拥有继承权。如果说热那亚是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那么米兰则是意大利和中欧之间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瓦卢瓦和哈布斯堡家族企图统治大陆的野心决定了米兰的命运。在整个16世纪上半叶，米兰公爵领地是意大利战争(guerres d’Italie，1494—1559)的主战场，战争结束时，这座城市成了西班牙帝国的军事基地。

对美第奇家族来说，尽管伟大公爵洛伦佐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保住家族的权势也不是那么容易。他的儿子皮埃尔(Pierre)继承了父亲的位子，但其权力却日渐衰弱，因为他主要依赖个人声望进行统治，没有通过某种方式确立自己的职权。

与米兰的卢多维奇一样，皮埃尔也受到了法国人的压力。杰罗姆· 萨沃纳罗拉(Jérôme Savonarole)把美第奇家族的敌人聚集在一起，在圣马可修道院的讲坛上，斥责美第奇家族及其拥护者带来的道德堕落，演讲点燃了市民的怒火，于是，萨沃纳罗拉成功地将美第奇家族逐出了威尼斯，重建了共和国。他向市民散布“世界末日”的谣言，把佛罗伦萨变成了一个神权独裁的国家，对权力当局和青年实行严格管控，致力于消灭一切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言行。萨沃纳罗拉还猛烈抨击罗马教廷和亚历山大六世的放纵行为。这位博尔吉亚教皇（即亚历山大六世）将他逐出教会，并威胁佛罗伦萨的居民，如果不除掉这位可憎的传教士，就将对威尼斯做出“禁运”的制裁。银行家和大商人看到自己的商品被教皇国封锁，于是，迅速对教皇的威胁做出反应。萨沃纳罗拉立即被逮捕，遭受酷刑，最后于1498年5月23日在佛罗伦萨的领主广场被公开处决。

各种阴谋活动在托斯卡纳层出不穷，美第奇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在伺机重返佛罗伦萨的政治舞台。这一时刻终于在1512年到来，这要感谢洛伦佐的小儿子朱利亚诺(Julien)。但当时的家主是洛伦佐的长子乔瓦尼(Giovanni)，他于1513年被推选为教皇，取号利奥十世(Léon Ⅹ)。

1512年，尼科洛· 马基雅维利(Nicolas Machiavel)因美第奇家族的归来而被迫流亡。他于1513年写出了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实践论著《君主论》( Le Prince )，书中为美第奇家族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也试图通过这部作品重新赢得美第奇家族的重用。他从天主教徒斐迪南的统治中得到启发，告诉美第奇家族，最困难、最重要的不是获得权力，而是守住权力。在他看来，伟大的道德原则似乎是无用的，因为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借鉴其他君主的经验，区分什么是好的决策，什么是坏的决策。

1527年，美第奇家族再次被迫流亡。三年后，即1530年，他们重返佛罗伦萨，亚历山大· 德· 美第奇被教皇授予“托斯卡纳公爵”的称号。然而，美第奇家族重新掌权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了什么功绩，而是由于查理五世孤立无援，缺少盟友来控制米兰和教皇国之间的土地，而这对实现查理五世统一意大利的野心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亚历山大是教皇克雷芒七世(Clément Ⅶ)的私生子，是美第奇家族中第一个被封为公爵的人。他于1537年被堂兄谋杀。于是，佛罗伦萨的贵族把这个头衔授给了亚历山大的另一个堂兄科西莫，他来自美第奇家族的一个次要分支。之所以选中科西莫，是因为贵族们认为他缺乏经验，更容易被操纵。事实证明他们犯下了天大的错误。科西莫· 德· 美第奇（Cosme Ier de Médicis，科西莫一世）实际上是个意志坚定、政治技巧高超的能人。他成功地赶走了所有的对手，并为美第奇家族接下来两个世纪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与西班牙阿尔瓦家族(Albe)的埃莱奥诺拉· 阿尔瓦雷斯· 德· 托莱多(Éléonore Álvarez de Tolède)的婚姻巩固了他与查理五世的联盟，他还开始大张旗鼓地资助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使美第奇家族成为欧洲重要的家族之一。

争夺意大利控制权的斗争

与前任君主一样，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采取了极具进攻性的外交战略，其真正目的是将贵族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外。意大利再次成为法兰西王国征伐的主要目标，于是，法兰西国王的政治理想与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雄心抱负发生了冲突。两位君主所走的道路在许多方面很相似。弗朗索瓦一世于1515年登基，查理五世于1516年登基。

双方于1519年正式交战，两人都渴望夺得帝国的权杖，继而在统治期间实现并加强对整个欧洲的霸权统治，但是两人都未能如愿。西班牙的查理五世自称要建立一个理想的普世君主国，他是合法的皇帝。然而，这种野心对法兰西王国构成了永久的威胁。1521年，卡斯蒂利亚地区爆发起义，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试图借机进攻纳瓦拉和佛兰德斯的边境地区，以此来削弱他的竞争对手。

哈布斯堡的查理：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公元1500年

出生 查理•德•哈布斯堡，2月24日出生于根特(Gand)。他是勃艮第公爵菲利普•德•哈布斯堡和卡斯蒂利亚的“疯女”胡安娜的儿子。

公元1516年

登基 他祖父母的去世和母亲胡安娜的疯狂使他登上了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王位。

公元1519年

神圣罗马帝国 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领袖，次年在亚琛(Aix-la-Chapelle)加冕为皇帝。

公元1529年

与法国和解 与弗朗索瓦一世签署《坎布雷和约》( la paix de Cambrai )。查理五世放弃勃艮第公爵领地。

公元1547年

反对改革 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Mühlberg)战役中击败新教诸侯领袖。

公元1556年

在尤斯特(Yuste)退位 查理五世退位，让位给他的儿子菲利普二世，他退休到尤斯特修道院， 1558年9月21日在那里去世。

然而，两位君主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米兰公爵的领地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大执政官是皮埃蒙特人(Piémontais)墨丘利诺· 德· 加蒂纳拉(Mercurino de Gattinara)，他制订了以米兰为基础建立普世君主国的战略。但弗朗索瓦一世登基几个月后，就赢得了马里尼昂战役的胜利，米兰公爵领地落到了弗朗索瓦一世的手中。其实，神圣罗马帝国的加蒂纳拉将米兰作为帝国中心的计划有非常务实的原因：当时查理五世已经控制了意大利和中欧地区，而米兰恰好是连接两者的中心城市。所以，他提出这个统一战略，可以确保在必要的情况下，迅速地将士兵从帝国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就在1521年当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利用法军分散在南北之间的机会，进入米兰公爵领地。由于美第奇教皇利奥十世的支持，帝国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斯福尔扎被选为公爵王。在1522年的比科卡战役(la bataille de Bicocca)中，法兰西人试图夺回米兰公爵领地，但没有成功。

新教皇阿德里安六世(Adrien Ⅵ)，即阿德里安· 德· 乌得勒支(Adrien d’Utrecht)，曾是查理的老师，他呼吁基督教诸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奥斯曼的威胁，但无人响应。1522年年底，土耳其奥斯曼人便占领了罗兹岛(Rhodes)。1523年年底至1524年年初，弗朗索瓦一世试图收复该地区的领土，但再次失败。1525年12月，他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通过一次闪电战，成功地度过了萨沃伊(Savoie)，凯旋进入米兰。然而，邻近的帕维亚城(Pavie)却抵抗了相当长的时间，由于罗马帝国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法国人于1525年2月惨败。米兰回到斯福尔扎家族的怀抱，弗朗索瓦一世成了查理五世的阶下囚。后来，弗朗索瓦一世被送到马德里，被迫缔结了羞辱性的和约。根据该条约，他不得不放弃对意大利和荷兰的野心，而且允诺迎娶哈布斯堡的埃莱奥诺尔(Eléonore)为妻。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妹妹，也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er)的遗孀。作为交换条件，弗朗索瓦一世的两个儿子和其他十二个法国贵族获得了自由。回到法国后，弗朗索瓦一世宣布拒绝遵守在胁迫下签署的协议，所以双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重新爆发战争。教皇和英国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友，但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皇帝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所以倒戈支持弗朗索瓦一世。1526年，三方缔结干邑联盟，首要目标是将斯福尔扎逐出米兰，然后赶走那不勒斯的西班牙人。查理五世大怒，于1527年5月派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打联盟军队。但胜利后，这支纪律涣散的军队对拿到的军饷非常不满，于是，洗劫了罗马教廷。基督教世界对此感到震惊，查理五世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弗朗索瓦一世借此机会围攻了那不勒斯城，热那亚的海军将领安德烈·多利亚(Andrea Doria)指挥舰队先是支援法国军队，但后来出人意料地倒戈，为法国征战那不勒斯的战役画上了句号。1529年，查理五世与教皇在巴塞罗那达成和平协议。与此同时，在坎布雷，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路易丝· 德· 萨伏伊(Louise de Savoie)和奥地利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d’Autriche)经过谈判，达成了所谓的“女士们的和平”，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霸权，不过也承认法国对勃艮第拥有统治的权力。次年，查理五世在博洛尼亚被克雷芒七世(Clément Ⅶ)加冕为皇帝，自1526年以来一直被囚禁的弗朗索瓦一世的两个儿子也被释放。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两位君主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但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和平的时期。弗朗索瓦一世始终坚持削弱查理五世皇权的斗争：他支持1520年在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成立的路德会侯爵联盟反对查理五世，并加强与1529年首次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帝国的联系。1535年，法国国王再次对米兰发动进攻，并让他的一个儿子迎娶了刚刚去世的弗朗西斯科· 斯福尔扎公爵（Francesco Ⅱ Sforza，即弗朗西斯科二世）的遗孀。不顾查理五世的反对，法国军队于1536年入侵萨瓦伊(Savoie)和皮埃蒙特(Piémont)北部。查理向法国军队发起反击，占领了法国的普罗旺斯。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是法尔内塞(Farnese)家族的成员，说服双方签署了《尼斯和约》，虽然法国人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萨瓦伊和皮埃蒙特，但双方还是再次形成和平对峙的局面。后来，两位君主在“死水”（Aigues Mortes，直译为艾格· 莫尔特）小镇会晤，似乎进一步巩固了和平局势。几个月后，弗朗索瓦一世同意帝国军队取道法国领土前往根特镇压叛乱，这说明法国国王的态度有所转变。不过，君主间任何和平共处的努力往往只是昙花一现。查理五世决定任命自己的儿子菲利普为米兰公爵，弗朗索瓦一世支持奥斯曼在地中海地区的行动-允许“巴巴罗萨”(Barberousse)使用法国港口作为反对查理五世的行动基地。1542年，双方以此为借口再次重燃战火。弗朗索瓦一世的军队在比利牛斯山地区向西班牙边境施加压力，而查理五世在英国的支持下，从北部进入法国领土，直抵巴黎的大门。然而，无论是法国国王的金库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钱包，都无法继续支撑他们的野心。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没钱，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因素。1544年9月，双方在克雷皮(Crépy)签署了一项新的和平协议。

查理五世：欧洲的“恺撒”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查理 · 德 · 哈布斯堡登上了欧洲最大联邦王朝的皇位。1497年，他的舅舅卡斯蒂利亚的胡安尚未成年就去世；1506年，他的父亲“美男子”菲利普去世；1516年，他的外祖父斐迪南去世；1519年，他的祖父天主教徒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因为其母胡安娜精神错乱，所以查理继承了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权力，统治了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那不勒斯王国、尼德兰和日耳曼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希望效仿查理曼大帝成为“普世君主”，他希望统治整个欧洲和基督教世界。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的野心还不涉及全世界。

博洛尼亚的加冕礼

1530年2月24日是查理五世30岁的生日，也是他亚琛加冕后的第十年，他被教皇克雷芒七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陶瓷盘上描绘的场景就是在博洛尼亚的圣彼得罗尼奥大教堂举行的庄严的加冕典礼（博洛尼亚市民博物馆，Museo Civico, Bologne）。

罗马惨遭查理五世军队的洗劫

1527年5月6日，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攻入这座永恒之城，洗劫长达一个星期，摧毁了宫殿、教堂和修道院，只放过了西班牙人的礼拜堂。

在罗马帝国漫长的衰落史中，都城曾几次遭到入侵。然而，相对于查理五世军队的这次洗劫，那已经是几个世纪前的事了。查理五世的雇佣军在罗马犯下了洗刷不掉的罪行，直到今天，人们提到“罗马大劫”(le sac de Rome)时仍心有余悸。这一事件的缘起要追溯到干邑联盟，当时法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血统的教皇克雷芒七世联合起来，对抗查理五世，遏制他成为“普世君主”的野心。查理五世于是派波旁公爵查尔斯率领4.5万名士兵进军罗马。因为不满足于得到的军饷，这位军队统帅怂恿麾下士兵洗劫罗马城，并将战利品视为对军饷的补偿。公爵在洗劫过程中死亡（传说是挨了艺术家贝韦努托 • 切利尼的一枪），在你死我亡的混战中，士兵们可以随意烧杀劫掠。教皇逃到圣安吉洛城堡避难，在那里他抵抗了一个星期，然后不得不去找查理五世谈判，接受了对方提出的过分要求：缴纳40万杜卡特金币，割让摩德纳(Modène)等多座城市。查理五世声称他对士兵的行为也感到非常愤慨，说这是一支纪律败坏的部队，但他还是从中得到了好处：教皇克雷芒七世再也不敢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旨意。

欧洲的主人

1540年1月，西班牙皇帝兼国王查理五世在巴黎与弗朗西斯一世会面，这是教皇保罗三世（真名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 Alessandro Farnese）谈判的结果，他成功地在两位君主之间建立了和平。

祖卡里大剧院(Taddeo Zuccari)的壁画，创作于1559年，现藏于卡普拉罗拉的法尼斯宫(Palazzo Far-nese, Caprarola)。

《给孩子读书的纯真少女》

扬•凡•艾克（Jan Van Eyck，约1390—1441）的杰作之一。他活跃于比利时的布鲁日，被认为是弗拉芒原始画派最重要的代表（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Melbourne）。

玫瑰园码头(Rozenhoed或Ro-zenhoedkaai)沿岸的中世纪房屋，背景是大广场的钟楼（比利时）。

另一个文艺复兴：佛兰德斯大区

伟大的地中海文化并没能对北欧产生多大的影响，北欧人显然不像意大利人那样钟情于古典文化。然而，有趣的是，南北两地的作家和艺术家却获得了殊途同归的结果，而两个地区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北方的复兴之路也具有自身的特点。

勃艮第公爵统治下的荷兰是变革的中心。这里没有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那样有明确的原则声明，所以弗拉芒地区(Flamands)的变革不太依赖伟大的理论模式。弗拉芒地区的革命进行得比较安静，但也同样彻底。弗拉芒地区也出现了新时代的预言家，他们成为文艺复兴的先驱，举起了变革的大旗，但他们遵循的原则却要靠下一代去总结和提炼，落实成文字。总的来说，他们的语言是微妙的—几乎是低语—只有最敏感的头脑才能理解，所以其中一些人物最近才被载入史册。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名作一样，弗拉芒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私人委托之作，所以几个世纪以来，许多作品一直没能进入普通公众的视线，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受到关注。

1902年，布鲁日(Bruges)举行了名为“原始的弗拉芒”（Les Primitifs fla-mands，大家已经接受“原始的弗拉芒”这个说法，但对弗拉芒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不是很公平）的大型展览，这次展览对艺术界和文化界的人来说是一次真正的顿悟，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汉斯·梅林(Hans Memling)、彼特鲁斯·克里斯托斯(Pet-rus Christus)、雨果·凡·德·古斯(Hugo van der Goes)、罗吉尔·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和扬· 范· 艾克(Jan van Eyck)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不是什么“原始”的作品，那么这些艺术家到底做出了哪些贡献呢？他们展示了对世界和现实的新看法，人是现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观点比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克· 德· 拉· 米兰多拉(Pic de la Mirandole)关于人的尊严的论述还要早几十年。弗拉芒艺术家改变了过去几个世纪的传统，他们放弃了基于感官体验来描绘世间万物色与形的做法，以一种崭新的视角看待艺术家的使命。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审视和批判，而且更具有神学和哲学立场：“如果这个世界完全服从于来世，为什么还要纠缠于表象呢？”此观点源于对神学家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著作的解释：有人认为，现实应该只是对神的完美的象征性反映。因此，表现现实，就是要通过高度复杂的符号组合来表现事物，而不是复制事物的本来面目。

文艺复兴时期，弗拉芒地区的大城市所起到的作用

15世纪和16世纪的尼德兰与意大利一样，城市是发展的引擎。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崇尚实干的市民阶级，他们不断地开拓商业贸易，因此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文艺的昌盛。他们在某些方面提出的理念甚至领先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

1433年，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统一了今天的荷兰和比利时所占据的这片领土。在此之前，这里是由城邦、伯爵领地和小公国组成的共同体，它们之间有时联合有时对抗，就像意大利的公国和共和国一样。在勃艮第公爵的保护下，城镇商业快速地发展起来。比如位于波罗的海西部的阿姆斯特丹是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还有安特卫普，1460年成立了第一个商品交易所；布鲁日商业一直繁荣，直到16世纪由于运河淤塞失去了海洋通道才开始衰落。这些城市的经济兴盛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其中鲁汶(Louvain)于1426年建立了鲁汶大学，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还有德温特(Deventer)于14世纪下半叶，建立了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提倡敬虔侍奉，过圣洁生活，研究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经典。查理五世就出生在弗拉芒地区，他成为西班牙帝国的君主后，这片领土就一直归西班牙帝国管辖，直到1568年尼德兰联邦起义，并最终于1648年取得独立，建立了“荷兰共和国”。

那为什么绘画艺术的转变首先出现在佛兰德斯呢？也许是因为艺术赞助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即一个艺术赞助人的偏好和他给予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空间。当时，北欧出现了一些非常繁荣的商业城市，如佛兰德斯、布鲁塞尔(Bruxelles)、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或梅赫伦(Malines)。佛兰德斯是其中最为繁华的城市，这里诞生了年轻而有文化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希望在古老的土地贵族面前站稳脚跟。这些年轻人深受托马斯· 阿· 肯皮斯(Thomas a Kempis)著作的影响，他在书中提出要模仿基督，提倡苦行和禁欲，采用新的祷告方式。也许这就是佛兰德斯成为最耀眼的人文主义中心的原因。

佛兰德斯艺术的特点表现为两种风格迥异的画风：一种描绘的是神圣的、理想化的世界；一种描绘的是下层的、堕落的世界，后者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表现视觉陷阱和透视效果，其诞生于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由范·艾克(Van Eyck)进一步完善。中世纪的大部分绘画都是仪式性的、公共性的。它们是受宗教机构委托，或者是受政治机构委托而创造的作品，要严格按照惯例传递僵化的信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趣味而委托艺术家进行创作。艺术家从惯例中解放出来，拥有了更广阔的实验空间。

伊拉斯谟：人文主义者的宗师

弗拉芒地区的文艺复兴首先发生在绘画领域，后来才发展到文学。当文学的文艺复兴时代到来时，这里诞生了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伊拉斯谟(Érasme)，他是牧师和女仆的私生子，于1466年出生于鹿特丹(Rotterdam)，1536年死于巴塞尔(Bâle)。他由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的教友们抚养长大。这些宗教人士的身上体现了“现代奉献精神”，北欧作家格尔特· 格罗特(Geert Groote)和托马斯· 阿· 肯皮斯(Thomas A . Kempis)等曾发起了一场名为“现代虔信派”(devotio moderna)的运动。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在内心深处追随上帝。伊拉斯谟加入了奥古斯丁教团，但他被允许不履行神职人员的义务。和同时代的意大利人一样，他崇拜异教徒和基督教徒共存的古代，蔑视经院哲学。他主张知识的复兴，认为“几乎已经灭绝的美术已经重新回到了苏格兰人、丹麦人和爱尔兰人的怀抱，并再次得到发展”（对他来说，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实）。然而，与第一批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伊拉斯谟时期，印刷技术已经发展起来，他与一些知名的印刷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威尼斯印刷商阿勒德· 玛努斯(Alde Manuce)、巴塞尔印刷商弗罗本(Froben)。伊拉斯谟具有表达天赋，能够清晰地表达人文主义的思想，印刷术的发展使他如虎添翼，最终成为“超人文主义者”。他的作品《基督教骑士手册》（ Enchiridion ，或Manuel du chevalier chrétien ）是一本写给世俗读者的虔诚著作，在1503年至1521年间出版了26次，并被翻译成德语、捷克语、英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等。伊拉斯谟最著名的讽刺作品《愚人颂》(L’éloge de la folie)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1511年至1536年间出版了36次。伊拉斯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邀请他去西班牙，弗朗索瓦一世邀请他去法国，亨利八世邀请他去英国。虽然这位思想家为自己辩护说，不希望推广伊拉斯谟派学说，但他的追随者却成群结队。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如英国的托马斯· 莫尔(Thomas More)和约翰·科莱特(John Colet)、法国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uerite de Valois)、弗朗索瓦· 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和西班牙的胡安· 德· 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巴塞尔和鹿特丹都为他竖立了雕像。伊拉斯谟在写给乌尔里希· 茨温利的信中说：“我想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他所说的“世界”是指欧洲的文化圈。他与当时伟大的思想家有大量的书信往来，这显然成就了他“世界公民”的愿望。“我写的信，要两辆车来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身患重疾的伊拉斯谟仍然进行着高强度的工作，不得不请助手来协助他完成最后的研究。尽管伊拉斯谟努力在为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架起友谊的桥梁，但他却遭到了下一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批判。新教徒越来越极端，对他的说教充耳不闻。路德及其门徒不喜欢伊拉斯谟在对待天主教信仰和新教信仰上左右逢源、模棱两可、难以捉摸的态度，甚至称他为“（圆滑的）鳗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主教徒认为他与路德派教徒关系非常紧密，同属一派。1526年，索邦大学审查了他的部分著作，而1530年后，“伊拉斯谟派”在西班牙成为路德派的同义词。这些反应使一些人相信文艺复兴精神已经进入苟延残喘的阶段。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伊拉斯谟的教名是盖哈尔得•盖哈尔兹(Geert Geerts，1466—1536)，他于1490年被授予天主教教士圣职后，离开家乡前往巴黎索邦大学求学。他曾任剑桥神学院教授，与托马斯•莫尔和约翰•科莱特关系密切。他潜心研究基督教教义，严厉地批评了基督教会的行为，希望改革能带来更大的思想自由。伊拉斯谟与著名学者、政界要人有大量书信存世。他出版了15部著作，其中两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格言集》(Les Adages，1500年)和《基督教骑士手册》（1503年）。这两部著作既遭到特伦托会议(le concile de Trente)的谴责，也遭到新教派的批评。

小汉斯•霍尔宾(Hans Holbein le Jeune)的《伊拉斯谟肖像》（巴黎罗浮宫博物馆，musée du Louvre, P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