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金陵的诗意气质

偏安的金陵

金陵，即今南京，因金陵山得名，金陵山亦即钟山。战国时，楚威王在此附近建金陵邑，秦改置秣陵县，吴改为建业（建邺），晋改为建康，唐武德九年(626)改为白下，后改置江宁县，属升州。五代南唐时期，改为江宁府。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朝齐谢朓《入朝曲》）金陵依恃长江天险，便于偏安。又“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西晋张勃《吴录》载诸葛亮语），其山川地形，史传有王者之气。民间传说秦始皇埋金于此。

作为吴楚相交之地，南北会合之所，江海枢纽之处，金陵具有天然的交通、经济、军事优势，成为古代江南的中心。

江南地区四季分明，物产丰富，自古便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长江中下游平原与中国的其他地区相比，在农业条件上确实是得天独厚。这里雨量充沛，地势平坦，河港纵横，适宜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长江为界的江南地理概念。具体来说，古代江南，广义上指长江以南，但不包括四川盆地，狭义上指长江下游段的南岸，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以及上海市。何剑明补充定义为：“狭义的江南即指苏南、浙江一带。广义或真正意义上的江南，除了苏南和浙江，还包括今苏中的扬州、泰州、南通以及沿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湖南湘东、江西赣北、赣东北、安徽皖南等地。”

金陵繁华局面的契机，首先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在黄河流域相继建立政权，连年征战。于是，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出现了以建康为都城的吴、东晋、宋、齐、梁、陈等政权。东晋至南朝立国近三百年，除了梁末大乱，其余战乱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坏性不算严重，社会大体安定，使南方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到了梁代，“四海之内，始得息肩”（《南史·循吏列传》）。而到了陈代，“良畴美柘，畦畎相望”（《陈书·宣帝纪》），都城建康颇具繁华规模。

江南地区的社会内部渐趋平稳，经济繁荣发展，在南朝宋时已见端倪，据《宋书·孔季恭传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江南经济繁荣，太平无事，隐隐然歌舞升平。荆、扬二州成为南朝经济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南下士族，广占山林美田，使庄园经济大大发展。例如，陈郡谢氏南下后建始宁庄园，会稽孔氏建永兴庄园。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江南的都城建康，气候温和，景色优美，城市繁华。

据许辉《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述论》，割据分裂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具体原因，一是民族迁徙，二是客土民族的同化融合，三是偏安一隅的区域性政权或地方性政权的统治者出于保境安民而实施鼓励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政策。

就当时南方经济的开发而言，已大体形成若干经济区，其中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具体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垦辟。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如冶炼、纺织、瓷器、造船和造纸。丝织业也是大发展，南朝末年出现“夜浣纱而旦成布”的“鸡鸣布”（《隋书·地理志》）。造纸业相当发达，纸的名目繁多，主要是藤皮纸，有白、青、赤、缥、绿、桃花等色。最有名的是齐朝建康城中的“银光纸”。

建康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已成为一座典型的消费性城市。城中有大市四个，小市林立，多达一百余个，有牛马市、纱市、谷市、盐市、花市、草市、鱼市等。政府开始将商业贸易税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南朝建康鼎盛时期，人口有“七十万至八十万”。

考古挖掘的南朝建康宫城遗址，令人实际感受到当时建康的都市发展水准。

首先，南朝宫城设计复杂，中轴线倾斜。文献记载，宫城城墙共有三层，考古发掘发现的是哪一层，还无法确定。另据记载，宫城周长八里，但它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仍然未知，所以不能据此确定宫城的具体位置。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人们发现建康宫城是“倾斜的皇宫”。以前人们认为建康宫城的中轴线与现在的南京中华路基本重合，是正南北走向。然而从新世纪广场、南图新馆、游府西街小学、省美术馆新馆等处的考古发现都表明，这些东吴、东晋和南朝相叠压的高等级道路，以及壕沟、排水沟都是北偏东二十五度。

其次，遗址显示当时的宫城建设水平相当高，其中一个细节是路砖都侧铺，而非直铺，因此更为耐用。要知道，在那之后的唐朝长安仍然是土路，常因大雨而“停朝三日”，只有宰相府至大明宫是唯一一条沙子路。建康宫城内有密集的排水沟，跟现在的工艺没什么区别，那些带拱券的暗沟，很可能是供水系统。梁代建康“城中二十八万余户”，再加上皇室和军队，人口应该是一百万人至二百万人，相当繁华，其建城模式，影响了北朝和隋唐的都城，进而影响了日本的京都、奈良以及朝鲜半岛。那座跨度四米五、两排六个桥桩的木桥，是东吴时修建的，是南京目前最早的桥。

江南的园林建设在当时也比较兴盛。例如有名的孙玚宅，“其自居处，颇失于奢豪，庭院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及出镇郢州，乃合十余船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焉”（《陈书·孙玚传》）。又如张讥宅，“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隐然可见园林居所之盛。

南陈灭亡后，隋文帝下令悉平建康宫室。隋唐时期，金陵的城市发展一度黯然。“春风十里扬州路”（唐杜牧《赠别》），却“六朝文物草连空”（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唐朝中期，生产和文化逐渐恢复，江南经济迅速发展，经济重心再次南移，金陵再度繁荣，所谓“唐立国于西北而植根本于东南矣”（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六）。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在北方相继统治五十三年，而割据于南方和山西地区的吴、吴越、前蜀、楚、闽、南汉、荆南、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延续将近七十年。统治北方的五个皇朝常相混战，致使民生凋敝，经济文化遭到破坏。而十国争战较少，一些小政权相对保持稳定，所谓“戈铤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经济重心再次南移。南唐物力极盛，“隐然大邦”，后蜀“帘帷珠翠，夹道不绝”（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四九），荆南“四野歌丰稔，千门唱乐康”（唐齐己《荆州新秋病起杂题》）。

尤其是西蜀和南唐，地方富饶，商业发达，谋生较易，普通百姓和流民大量涌入，诗人词客也多聚集，从而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两个中心。

巴蜀大地原本“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汉书·地理志下》），王建推行的保境息民国策，不仅让前蜀拥有辽阔的疆域，也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财货。后唐灭前蜀，“上蜀簿，得兵三十万，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万，粮二百五十三万石，钱一百九十二万缗，金银二十二万两，珠玉犀象二万，文锦绫罗五十万匹”（《新五代史》卷二四）。北宋灭后蜀，“重货铜布由舟运下三峡，轻货设传置，以四十兵隶为一纲，号曰进纲。水陆兼运，十余年始悉归内库”（宋曾巩《隆平集》卷二〇）。从后唐、北宋破蜀所获之丰，可见其时蜀国力之强盛。

南唐实力最强，国势远胜于蜀。“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六）。“旷士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都城金陵“制度壮丽，甚为繁荣”（宋陆游《南唐书》卷一）。

金陵是吸引移民的中心，唐末五代实际移民数量大大多于其他州。其所属之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〇），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又东邻润州，西邻宣州，位处经济发达地区。

升州本是南朝首都，隋亡陈后，一度被有意识地削弱，唐将其降为上元县后，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但商业经营没有停止。杜牧《泊秦淮》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唐沈彬《金陵杂题》）。中唐之后，“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唐韩愈《送陆歙州诗序》）。而晚唐人言：“陇右，黔中，山南以还，浇瘠啬薄，货殖所入，力不多也；岭南、闽蛮之中，风俗越异，珍好继至，无不赡也；河南、河北、河东已降，甲兵长积，农原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里天下耳。”（唐罗让《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唐末五代，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财富积累繁富，李昪临终时犹不忘叮嘱太子李璟，“德昌宫储戎器金帛七百万”（陆游《南唐书》卷一）。“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卷一）

南唐人吴淑的《江淮异人录》记载，南唐的城市，商业非常繁荣。在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的过程中，江南的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城市在长期发展中缺少突变的基因，在南唐时开始发生蜕变。

就金陵而言，一是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拓展了商业时空。南唐实行坊市制。郑文宝《南唐近事》记载，“鸡行”是南唐的闹市区。宋《庆元建康续志》：“自昔为繁富之地，南唐放进士榜于此。”其他坊市还有：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徐铉《稽神录》卷六云：“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酤酒王氏，以平直称。”酒店开到了县治的边上，想来大街小巷都可能有酒楼出现。《稽神录》卷二载，建康有一乐人，“日晚如市”，金陵市门到了晚上并不关闭，百姓来去自由。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南唐的陈乔，在金陵的生活十分奢侈，“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宋钱易《南部新书》卷戊）。猪肉是当时常见的肉食，但供应者必定都是近郊农民。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可以说开历代风气之先。由于利润丰厚，像周宗这样的开国显贵，徐锴、徐铉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这种情况应是大势所趋。《五国故事》卷上：“伪侍中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及世宗将谋渡淮，乃使军中人蒙一羊皮，人执一马，伪为商旅，以渡浮桥而守，继以兵甲，遂入临淮。”大商人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的财富集中到商贾手中。南唐后期，富商豪民家仍聚有巨额财富。李煜继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宋灭南唐的金陵之役时，到瓦官阁避难的，尽是“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宋马令《南唐书》卷五）。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并对国家施加影响，这种情况在南唐以前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而以失败告终。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中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史料记载不多，但我们能从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这一信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增强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社会基础。

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经济与文化重心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经济能力雄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韩熙载、卢文进、江文蔚、高越等，尽为北人，家眷动辄以百计。

南唐末年，润州节度使刘澄计划杀卢绛后投降。恰好这时卢绛对一名大将有意见，刘澄私下让这名大将杀掉卢绛。大将说：“奈家在都城何？”刘澄回答：“事急矣，当身为之谋，我家百口也不暇顾。”他还说自己“有父母在都下”，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十国春秋》卷三〇）。外地官员在江南任期结束后，有很多人留在了江南，家属子弟也跟着定居。北宋的王禹偁谈到了唐末五代的这种情况：“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柳府君墓碣铭》）

南唐重科举，境内举子集中到金陵，甚至长期滞留，成为又一个消费群体。

部分声色犬马的消费者，使唐代已时兴的艺伎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既是一种行业，更是一个消费阶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王屋山（见图2），就是当时著名的舞伎。延英殿使魏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广致妓乐”（宋郑文宝《江南馀载》卷下）。其生活状态正是那个时代商品化的客观反映。

四是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

当时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他们可能就是保养河道的工人。南唐的周则，年轻时以制造雨伞为业。李煜问及其事，周则说：“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霪雨连月，则道大亨。”（宋陶穀《清异录》）金陵人杜鲁宾“以卖药为事”，开有一个药肆，有豫章客人“恒来市药”（徐铉《稽神录·拾遗》）。木平和尚“知人祸福死生，所言辄验，倾都瞻礼，阗塞街巷，金帛之遗，日积万数”（北宋马令《南唐书》卷二四）。北人蜂拥南下，面点食品随之推陈出新，花样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做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馄饨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李昪“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云雾饼”等（《江南馀载》卷下）。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

手工业方面，最突出的是制瓷业发展繁荣。

皖南繁昌窑青白瓷，是李煜极为喜爱的物品。“宣州瓷器，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瓷史》）繁昌窑曾是南唐官窑，后来南唐迁都洪州，景德镇等地的制瓷业才得以进一步发展，及至宋代，渐渐取代繁昌窑。迄今发现的江西唐五代瓷窑，有吉州、丰城、九江、景德镇、龙南、临川以及七里镇窑等。其中景德镇窑始建于陈代至德间（583—586年），其时地名昌南，“以其在昌江之南也”（桑行之等《说陶》）。南唐时期，从宫廷到民间，瓷器在生活中广泛使用。

靳青万在对南唐顾闳中画作《韩熙载夜宴图》的研究中发现，画中的三十一件瓷器，分布在第一段“听乐”和第三段“歇息”之中（见图4）。第一段中共二十八件，计有带注碗之注壶两件、带盖之粉盒一件、带盏托之酒盏两件、高足盘十件、平底侈口小盘十三件，分别摆置于韩熙载及客人面前的两排茶几之上，盘中盛满果品之类。第三段中有三件，为带注碗之注壶一件、高足盘两件，置于侍女手持之托盘之中。所绘瓷器，全为夜宴中的实用之器，皆为青白色，有的青中偏灰白，有的青中偏蓝白，与“影青”瓷釉色几无二致。其造型无不精美、规矩、得体，线条流畅，比例适中，堪称精品。其中的高足盘，底足稍大，口为折沿，当为古时的“豆”演化而来，异常精美。其中带托之酒盏，盏在托上，托为平折沿，盏、托皆为高足，上下可观五道圆形轮廓，整体似一盛开之花朵，优美绝伦。其中最值得称道者，乃是三件带注碗之执壶。这三件瓷器皆壶在碗中，碗为仰莲形六瓣葵口齐沿，壶为曲柄、长弯流、丰腹、平肩、直径，壶盖上有突起似为狮状之饰物，釉皆为青白色。

依照上述研究，南唐瓷器以青白瓷器为主，品种十分丰富，有集瓷器之大成的意味。南唐烈祖、元宗二陵发掘出了许多文物，其中就有青、白两种瓷器，胎质相当薄且细致坚硬，釉色匀净明澈。这些瓷器均为南唐本国生产，青瓷“即今江西窑”生产（《十国春秋》卷一一五）。

南唐在文具方面制作尤其精致，上行下效，故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皆极为考究。名品有澄心堂纸、龙尾砚、李廷珪墨、诸葛笔等。

当时，六合县曾设立“纸务”，今六合浮桥南一带尚呼为“纸房”。“建业澄心堂……李后主时，制纸极光润滑腻，往往书画多藉之。”（《五代诗话》卷一〇引《稗史类编》）澄心堂纸“肤卵如膜，坚洁如玉，细薄光润，冠于一时”（《歙县志》），“滑如春冰密如茧……江南李氏有国日，百金不许市一枚”（梅尧臣《永叔寄澄心堂纸二幅》）。

南唐“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砚务官”，“岁为砚，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石尤精，制作亦不类今工侈窳”（陆友仁《砚北杂志》）。婺源龙尾砚“其石坚劲，大抵多发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为贵”（桑行之等《说砚》）。

李廷珪墨，号称“天下第一墨”。当时墨工奚超携子廷珪徙居歙地，“南唐赐姓李氏，珪弟廷宽、宽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业”。李超之墨“坚如玉”，“其子廷珪制尤精，每松烟一斛、珍珠三两、玉屑一两、龙脑一两，和以生漆捣十万杵，故置水中三年不坏。君谟言廷珪墨可削木”，“有圆饼龙蟠而剑脊者，有似浑厚长剑脊而两头尖者，又有如弹丸而龙蟠者”，“凡数等，其作下邽之邽者为上作，作圭洁之圭者次之，作珪璧之珪者又次之，其云奚廷珪者下”。（桑行之等《说砚》）

“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南唐的大周后就爱用诸葛笔，称其为“点青螺”。李煜之弟李从谦“用诸葛笔，一枝酬十金，劲妙甲于当时，从谦号为‘翘轩宝帚’”。

南唐经济生活的种种成就和现象，展示出了繁华奢靡走向极端的趋势，这正是富贵故都的典型氛围。这样的环境，在江南的历史上一再重复，形成了经济繁荣的偏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