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外政策的转变与打破文武平衡的既定方针

宋太宗虽说是利用非常手段夺得皇位，但却是影响宋朝走向的历史事件。日本学者认为宋太祖是五代的终结者，宋太宗开启了宋朝政治的新动向。这话有一定道理。宋太宗的施政方针与太祖有诸多不同，他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继承了乃兄开创的稳定局势，成功杜绝了国家内部再度分裂的可能。太宗继统发布的第一道赦书，宣布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将依照太祖时的轨道运行，而且表示自己是太祖所创建事业的正式继承人。同时宋太宗及其辅佐臣僚对于宋太祖在建立诸般规章制度时所执持的原则和太祖开国致治十七年间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八个字。唐宋之际文武失衡，武力占上风，遂使国家动荡不安，太祖扶文抑武，意在回到文武平衡，但是太宗继承其遗志，矫枉过正，遂使文武失衡偏向文官政治。故在继承太祖事业基础上，太宗对太祖大政方针有以下几点重大调整：

1.改变太祖文武平衡的政策。

首先是大开科举，宋太宗即位初便亲自主持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最多一次达一千三百余人，是唐末五代以来包括宋太祖朝的十多倍。不仅人数大大超过以往，并且直接授以官职，又对他们超等任官，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史称“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22，南宋人也称：“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23开始在官场中强调出身，文官以科举登科为“有出身”，其他为“无出身”，更不论武官了。形成朝廷内外皆是科举人才天下的局面，使五代武人当政的局面彻底改观。宋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自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态度。又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以示尊崇。时人评论说道：“自唐置学士来，几三百年，今日方知贵矣。”24太宗还修建秘阁、太清楼等处贮藏群书。宋廷除了访求及典藏图书外，更重要的是就所得书籍详加校理，编修审定。一方面著为目录；一方面亦拣择重要经史典籍交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等机构镂版刊行；创建三馆和史馆，还博采群书，编制《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部头之类书。

其次是驭将政策的重大变化，推行崇文抑武政策，一反太祖之成规。太祖死，太宗继位。他一上台就不断派亲信刺探边将的动静。他还用宦官在边境监军。端拱间，契丹大举入侵，诸将研究对策，中黄门五人持诏书横加干涉。太祖时西北部分节度使掌握着几个州军的力量。太宗即位后，令支郡直属朝廷，列郡无复重镇，大大削弱了节帅的权力。太祖朝，边将和州郡长官可以自己选用幕僚，太宗悉诏罢之，剥夺了他们的用人权。太祖容许边将回图贸易，太宗不容许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太祖用郭进等边将，以善战为主要标准。太宗却说：“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25所谓“循谨”就是听话，“能御下”就是能防止士兵反抗。可见太宗的任将标准把防范军队造反放在第一位。太祖让边将便宜行事，太宗却要操纵边将的进退。一是授与阵图。神宗“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26。可知皇帝授阵图始于太宗朝。二是从中降诏，授以方略。太宗改变太祖的驭将政策，遭到朝廷内外的反对。所谓“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是远近腾口，咸以为非”27。 这种改变在军事方面，主旨在于剥夺边将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这引起了严重的后果。边将无权，不能灵活运用军事力量，只能靠广屯重兵来防备外敌。太宗晚年，全国军队从太祖晚年三十多万增至六十六万六千。造成宋朝冗兵和“积弱”的严重问题。太宗驭将政策的改变，是宋朝走向“积弱”的主要原因。

2.改变了太祖与辽和平睦邻政策。为了巩固统治，欲建盖世之功，一改太祖时期守备西、北的政策，对西、北两面都采取了进攻政策。在北面，宋太宗改变宋太祖对辽以防御为主睦邻的做法，而是采取进攻政策，先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和雍熙三年（986）两次发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所谓的北伐战争。同时为了牵制辽国势力，太宗借太平兴国六年（981），高昌国王阿厮兰汗始自称西州，遣外甥都督万逊来贡之际，主动派供奉官王延德及殿前承旨白勋两人为使，回访高昌，联络西域，出使四年，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到东京。出使途中，王延德撰有著名的《西州使程记》。太宗派遣王延德出使高昌，颇类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这不仅仅是对高昌国王师子王遣使来贡的一种礼节性回访，更重要的是去执行联络高昌、鞑靼、党项，反对和削弱契丹势力的政治任务。

在西边，宋太宗对自唐晚期、五代至宋太祖时期占据银夏四州八县的党项族李氏政权的政策改变，则牵动了西部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夏州政权在太祖时期与宗主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太祖为统一南方，消除后顾之忧，采取专任边将、结信酋豪的边防政策，而宋太宗继位后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策，特别注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政权首领李继捧因内部矛盾入朝觐见，宋太宗没有像宋太祖那样给以封赠、安抚后放归银夏，而是遂借机将李继捧留在京师，并急忙派遣文武官吏接管其所领四州八县，此次事件引发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强烈反对，并成为夏州政权与宋公开决裂的契机。宋太宗一朝君臣对于李继迁的反宋行为极为愤怒，遂派兵剿杀，将李继迁及部族驱赶到沙漠。但是李继迁实施的游击策略很有效，不断骚扰宋朝的边境，其势力也像滚雪球似的日渐扩大，使宋边军应接不暇。太宗后期淳化五年（994），诏隳夏州古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临终前，表示要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赐给表面归顺的李继迁。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使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有了严重的恐辽情绪，夏州政权叛宋又使辽夏互为犄角，接着而来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淳化二年（991）宋太宗向大臣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28寥寥数语，却标志着北宋王朝军政方面的一个重大转折，宋太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辽由攻到守，故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其水东起沧州界，至乾宁军，经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东南起保安军，经雄州，西至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29从沧州至保定屈曲450公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沈苑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从此宋朝政治走上文武失衡的道路。

3.太宗新政。宋代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宋太祖，但是君主专制权力的强化，与天子独裁形象的塑造，则有赖于太宗宵旰不寐、枵腹从公的热情推动。太宗勤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员们大小事务都必须用札子上报，并手书“敕”字以示裁断。太宗很看重君主勤政、独断和躬亲庶务，他说：“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百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此。”30太宗之所以看重勤政、独断，“日日听政”的目的主要在于务必使地方权力归于中央，中央权力集于君主。太宗在性格上与太祖的豪放、狡黠、幽默、喜饮酒不同，他性格孤僻，刚愎自用，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经常跟臣下摆功，心胸狭窄，杀后蜀、南唐、南汉降主孟昶、李煜、刘；从追求权力的完全性看，宋太宗所追求的，不只是皇帝早已拥有的名义上的终极权力，而是真正控有一切的实权。所谓皇帝意志的展现，不只是一个原则，而是要落实到全国每个州县、每个角落的每件事情。经过太祖17年的筹备和太宗22年的经营，太宗不但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独裁天子的形象，也使整个社会都习惯了天子独裁的统治方式，并使此一统治方式定型为制度，将整个中国政治都带入一个新时代。如果说汉唐以来的君主独裁是表现为个人的能力，那么宋初通过分权制衡的制度，特别是太宗防范纤悉所保障的君主权力，实则是君主独裁制。

太祖和宋太宗为求集权于中央，总揽于天子所施行的种种措施，在他们身后仍被引为成范，成为“祖宗之法”。就“祖宗之法”看宋初的政治特点，可以归纳出五个特点：一是在结束唐末五代以来的动乱的过程中，围绕重建统治秩序而展开的政权建设、制度建设贯穿了一个总的原则，即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其精神要旨即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从而奠定了有宋一代防微杜渐的政治规模和走向；二是太祖、太宗朝缺少一流的大政治家，大都是“斗筲之才”，所以，开国规模并没有汉唐以及明清开国时的那种新气象和蓝图规划，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延续了五代以来狭小的政治心态，并由此规定和影响了宋代政治发展的基本格局；三是因循苟且、墨守成规的保守政风颇为浓厚；四是太祖、太宗不勤远略，对外部世界经常采取防范和猜疑的态度，并采取不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政策；五是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达到空前的高度，即如宋人所说：“自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31“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命于上。虽其地在万里方外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32但是物极必反，“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33。虽然宋人的议论略有夸张，但其消极影响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暴露却也是符合史实的。

当然对于唐中叶以来二百年间不断变更的制度法规加以整理、改造，以制度的平缓调适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