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10—13世纪中国历史看宋朝历史的特点

10—13世纪，在现今中国境内，曾并列存在着辽、宋、西夏、金、吐蕃、回鹘、于阗、喀喇汗、大理、蒙古（后定国号元）等政权，这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辖有今东北和内蒙大部，南部包括北京、大同等地。西辽辖有今新疆和中亚部分地区。北宋辖有今华北大部，西起兰州以东、四川西北大部、重庆和大渡河以北的地区。南宋丧失约三分之一土地，退至今宝鸡市以南大散关和淮水以南。西夏辖有今宁夏、新疆吐鲁番以东的河西地区和内蒙西面小部。金朝辖有今东北、华北和内蒙大部。吐蕃辖有今西藏与青海。西州回鹘和于阗辖有今新疆的一部分。喀喇汗辖有今新疆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大理辖有今云贵地区。辽朝和金朝先后是东亚的第一军事强国，西辽也曾一度称雄于中亚，宋朝在经济文化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国家。西夏、吐蕃、回鹘、于阗、喀喇汗、大理等也对本地区和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10—13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看宋朝历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政治中心的东移。从政治中心看，自西周以来约1900年间，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是非长安，即洛阳。人们赞美甚至惊叹这两个古都曾有的辉煌，其实，其辉煌的基础，正在于古代的农业所能提供的余粮，足以支持其庞大城市人口的食用。自汉迄唐，经常需要从关东运输粮食，接济关中。为此开凿漕渠，而三门峡的险阻又成黄河漕运的最大难题。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西北沙化，西北经济在全国比重的下降，河北藩镇割据，国家财政主要依靠江淮地区。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军阀朱全忠胁迫皇帝离开长安，“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此遂丘墟矣”。4三年后，后梁遂升汴州为开封府。这是中国古代建都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政治中心的东移遂成定局。除了后唐以洛阳为都城外，后晋到北宋都以开封为都城。宋太祖曾有重建洛阳为都城的意图，但终于接受众臣僚的劝告，安心居守开封。此后，除南宋以临安（今杭州）为偏安之所、明初朱元璋定鼎南京外，自金海陵王于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历元明清，北京一直成为国都。

两宋在中国帝制时代政治势力转移和大格局分布上是一个过渡期。

第二，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经济格局形成。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长河中，辽宋西夏金时期，主要以两宋为代表，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辽宋西夏金的经济也发生两次严重的逆转，这是由女真人和蒙古人两次南下造成的。从另一角度看，在辽宋西夏金时代，今中国境内的各地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在手工业生产的时代，人口密度大致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人口密度的增加也意味着天然植被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主要有西北沙化和黄河水患两大问题，两者其实是紧密关联的。辽宋西夏金时代的生态环境状况有进一步恶化趋势。宋初在内地已缺乏木材，需要由西北地区输入，这自然加剧了西北森林的砍伐，又转而加重黄河的水患。

当时存在着农耕经济、半农半牧经济、游牧经济，还有少量的渔猎经济。如以经济发达区和不发达区作大致区分。在东部可以燕山为线，总的说来，是燕山南北成相当强烈的反差。燕山之南，先后被辽金统治的“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而出榆关“才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卤，弥望黄茅白草，莫知亘极”。5在西部，则大致可以关中平原西端作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分界。中原皇朝政治中心的东移，显然对西部经济产生影响。当盛唐时，“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6。一些学者经认真考证，认为这条史料至少有夸张之处，但当时陇右也确实不是落后地区。 然而自中唐以降，西北的社会经济虽有局部的、暂时的发展，但总的趋势是停滞甚至倒退的，中唐五代以来就已经形成的西北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宋夏金时，差距又进一步扩大。自宋朝陕西沿边的鄜延、秦凤、泾原、环庆、熙河五路往西，总的说来，都属不发达地区。

就北宋辖境而言，把宋朝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总体状况可以概括为北方不如南方、西部不如东部。大致以淮水为界，淮水以北的北方地区的生产不如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区，即北不如南。宋朝的经济重心已自北方转移到南方。即使在南方，若以峡州（湖北宜昌）为中心，北至商洛山秦岭，南至海南岛，画一南北直线，又表现为西不如东。北不如南，是量的差别；而西不如东，则不仅是量的差别，而且是表现了质的差别。7

两宋是中国帝制时代社会经济区域形成和大格局分布的定型期。

第三，社会转型。唐中期以后，土地商品化的历史潮流，终于战胜了汉唐时期土地国有制的旧制度，国家手中不再拥有大量的土地，也不再对它掌握的少量土地进行均田式的再分配，土地国有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的时代已一去而不返。在这种情况下，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日趋巩固；二是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使得土地公开商品化，宋代官府甚至大量出卖和租佃政府手中握有的一批可观的土地，官田也商品化、租佃化了，宋代的地主公然以“田主”自居，“千年田换八百主”8，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异常迅速。宋朝的社会阶级结构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相适应也有了许多巨大变化，这就是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及其部曲佃客制，经过多种社会矛盾的碰撞和冲击之后，在唐时基本上已经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主要是官僚地主阶级，宋朝的品官地主称为官户，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是宋王朝的主要统治支柱。宋以后，虽无“官户”的名称，但按品官高低决定其特权地位却成为以后各代政治上的重要特色。与之同时，部曲佃客制瓦解，代之而起的租佃制，佃农正式登入国家户籍，在法律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只是地主私属的卑贱地位，地主与佃农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联系着。佃农人身依附关系松弛，有了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这种生产关系上的重大变化，无疑是宋以后历朝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社会上曾经占有主宰地位的世家大族，历经唐末五代的动乱渐次没落。宋初扩大科举制度取士，经由科举、学校入仕的士大夫及广大未入仕的士人群体和家族成为社会新的中坚。

两宋新兴的社会阶层奠定了元明清农耕地区基层社会的统治基础。

第四，如果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安定发展、文化的建树，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改良等方面来观察，就会发现宋朝多方面的成就不比任何朝代逊色，而且超过同时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虽称不上强盛之世，但它无疑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昌盛的时代之一。凡讲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高峰，宋朝都是代表，如讲到经学有“汉学”“宋学”并称；讲到文学有唐、宋文学并称；讲到戏剧、绘画，有宋元戏剧、宋元绘画并称；讲到思想有宋明理学并称。

两宋文化直接影响了明清以来农耕区汉族性格的形成。

第五，由于宋太祖以武将“黄袍加身”的来历，宋朝“守内”的第一要旨就是猜忌和防范武将。宋朝维持着超越前代的大规模常备军，冗兵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和严重的社会痼疾，而其军制却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牺牲军事效能为特征。在崇文抑武、以文驭武的方针指导下，整个时代的尚武精神沦落。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人们常说，宋朝积贫积弱。其实，北宋的人力超过唐朝，物力和财力，政府财政收入更大大多于唐朝。但丰厚的财政收入难以负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横征暴敛又加重了民贫（主要是占人口60%—70%的社会下层贫民），这就是积贫。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强于辽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守内虚外”、 崇文抑武等因素，实力的运用水平很差，这就是积弱。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