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从自信力到传播力的时代转换

许正林

当前，随着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媒体传播的崛起，全球性文化、信息跨国家跨民族的流动成为一种趋势，文化的交流、互动、冲突已经成为常态。文化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随着以价值理念、发展道路、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等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各主要大国均将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地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力求占据国际文化发展和竞争的制高点。

一、认识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是一个时代命题

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具有两大政治目标：一是基于中国多民族经济、文化与历史背景的融合而不断增强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二是不断构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积极参与或主动建构区域整合和全球治理机制，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知识创造力、政治活力和对全人类福祉的承诺，打造国际软实力。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的看法，并没有自动转化成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评判。而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大多是针对“当代中国”“中国人”，而并不是“中国文化”。相反，对中国悠久的文化充满了崇敬。

在目前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资本主义文化是主流文化，西方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并积极向世界拓展，增强控制权。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主动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观念和文化成果。中国再次大规模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一方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养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的话语垄断下，中国经典被遮蔽，中华文化被忽视。不少人在学习西方时，迷信“西学”，对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渐渐生疏。

中国当代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照搬西方的话语框架和研究方法，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自主创新，流行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读中国，理不直气不壮，找不到文化自信；更有甚者，一些人“挟洋自重”，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治世良方”而大肆渲染。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结果一是至今尚未更深入有效地将西方现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展开我们的文化价值解释；二是我们所说的一套文化价值大都仍不被西方接受。

在国家文化利益的博弈中，决定国家文化安全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国际文化环境，二是国家文化实力，三是国家文化战略。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强势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威胁下，中国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社会舆论和信息传播受到影响，我国的文化安全也遭受挑战，“文化不安全感”增强。

放眼世界，不管是文化上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的国家，都存在“文化不安全感”。日本处于亚洲文化的“边缘”，但是成功发展出了风靡世界的动漫文化；韩国对文化有极度渴求，因此热衷于申报联合国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也产生了在亚洲乃至全球受欢迎的娱乐文化和韩剧文化；甚至是处于文化顶端的美国，在经历了“9·11”之后，也意识到文化的相对没落和威胁，从而展开文化复兴计划；德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同样重视本国文化的保护。“不单在于要造就一种安全的现状，更要造就一种安全的心态。”

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如在发展中也同样出现了普遍重视技术经济而忽略人文精神的现象，生活中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又进一步衍生出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如大众层面的道德滑坡、诚信危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这些不良现象影响国家形象。文化传播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好的作品应当给人以信仰的力量。

二、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和两种形态：一个是内隐的观念层面，它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理念、精神或原则等形态，可称之为观念性文化；另一个是外显的制度层面，该层面属于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约定，或者说是文化的社会化实现，它表现为战略、政策或规范、规则等形态，可称之为制度性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指该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和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

中华传统文化奠基于先秦。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主要集中于政治思想，如“王道”“治国之道”，也成形于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中的“政治”，分“政”与“治”，“政”与“治”虽与今天的“政治”内涵有所不同，但就“社会关系或身份”这一本质而言，并未超越今天的概念范畴。

先秦诸子之“政”，仍是人的一种社会关系或身份。而“治”，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理想之政”，即理想的社会关系状态；二是指追求这种理想状态的“过程”。诸子中最早论及政治内容的，是老子，所谓“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认为，王之因在公，公之因在知恒常之道，知道的方式则是观察万物之反复以归纳其规律；基于公之王则能循天合道，身死而政不殆。本质上，老子视政治为追求永恒的一环。

孔子的“政”更着重于现实。他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他的意思是，政由“君”或“上”（即当权者，如季康子）、“百姓”两端构成，政治的规范是“正”，政治的内容是“正”人，执政者应先自正，然后以身作则去正人，执政者自身不正则百姓不从，百姓不从则政亡。因此孔子主张“帅以正”，认为当权者行为躲不过百姓耳目，百姓亦会从而效之，或者说百姓必会从而效正，“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先之劳之。”他认为当权者的行为规范具有率先垂范、勤政之意，政的主要内容就是执政者的作为，执政就应积极作为。

荀子认为，君乃圣人所立，即政乃是圣人所创；圣人立君并“执”君，即君仅是明圣人之礼义以致治的工具；立君是为致治，其因在其世不治，其不治之因在人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在他看来，治与人性善恶并无必然关系，性恶可致乱，但通过立君以明圣人之礼义乃可达治，“政”是致治的手段，其意义在于明礼义以化恶性。“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荀子将“治”视为一种美好的、和睦的状态，即有序又合于善、合于礼义之道的状态；“治”同时也是行政动作，近于今天之治理。

墨子也同荀子一样，认为政是达治的一种方式，所谓“义者，政也。”其具体方式是“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墨子之“治”，其实为“序”，序于一义。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管子亦同孔子一样认为“政者，正也”，然而管子之正却比孔子之正具体，同时又未因其具体而减缩其所指。管子之“正”是“正定万物”之具，其源于“圣人精德立中”之修行；是“正定万物”之使，是达德合道必举之术；正之本在“止过而逮不及”，其义合于老子之“王”，其使近于孔子之“正”。

孟子则提出只有仁政才能治天下。“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但是，若仅有个人之仁，而没有以政教方式施行于民，也是徒有其名，其实是名实不符，“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个人的仁义思想，只有通过政教施行开来，才是仁之实至名归。孟子在此提出借位、借力以施仁政的政教观念，即有所假，本质是借势之力。孟子认为达天下之尊，关键是生民；民力强则国力强，国力强则处尊位。“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富民必王，孟子认为人力已代替天力成为政治之势的决定力量。“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而富王又取决于王之政，王之政决定国力，国力决定政治之势。“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在孟子眼中，王施仁政则万民齐聚，是基于对当时人心思欲的洞察，将仕农商旅并列，作为国力的四大支柱，可见当时对人力的关注。

而庄子之“治”观，则充分体现了诸子对“治”之认知的理论水准：明确提出了依道而治的理论依据、具体方法；明确提出达道之治为“治之至”。“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先秦诸子政治思想中的价值取向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老子、吕子、关尹子、鬼谷子、孟子、荀子对天道有专门论说，孔子、庄子则是以承认天道价值观取向为前提而提出各自的主体规范。而关于天的主体性，则仅有墨子提出“天鬼”之说，韩非与荀子虽也论及天力，但并没有涉及其主体性，仅是作为人力的映衬。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社会诉求而言，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吕子、韩非子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诉求，其余诸子则极少专门论及，多是泛泛言之。其中，孔子、孟子对主体行为规范关注尤其多，管子与韩非子则侧重于法规建设。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引导观而言，关注心理因素的主要是荀子与吕子，关注主体行为因素的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和老子，关注政治环境因素的主要是孔子、孟子和管子。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宣传观而言，关注语言学、符号学层面上的名实之辩的，主要是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庄子和管子，论述书籍媒介的主要是孔子、孟子和墨子。就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传播致效观而言，荀子、管子、鬼谷子侧重于把握信息与内容的本质联系，管子和韩非子侧重于良好政治环境的建设。就政治传播的社会化功能而言，孔子的政治教化观与孟子、老子的区别就很明显。从现代政治传播学视角看，老子仅关注了政治环境与人的主体行为关系，孔子除这一关系之外，还特别关注了政治传播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尽管先秦诸子的论说多建立在对人性的洞悉之上，然而如孟子、荀子对人性的那种寻根问底的哲学关注，却再无他人。

先秦诸子为后代积累的丰富的资源，又各自成体系，但后来历代政体大多选择独尊儒术，其实独尊儒术也大多是有选择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取向对传统文化有继承，更多的是批判，尤其五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都是“砸烂孔家店”，其中间与之后又恢复对儒家文化的提倡与推崇，但不成系统。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这是民族的荣耀与资源。但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尊严，除了继承和弘扬灿烂的古代文化，当代中国人更应该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古今的完美结合才能真正构成中国文化软实力。

三、中西文化对立中的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是文化基因的差异，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差异。沈苏儒先生曾就这一点发表论见：这里的文化指最广泛意义的文化，包括政治、社会、心理、伦理、生活等各个领域中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英文中有Culture Gap（文化鸿沟）和Culture Shock（文化震撼）这样两个词，前者表示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距之深，后者指在接触到另一种不同文化时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和震动。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文化差异对促进相互了解的巨大阻碍作用。“因文化传统不同而造成的观念、风尚上的差别，很是普遍。”

基于地缘、资源和历史等多重因素，中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异明显。西方文化是一种竞争文化、掠夺文化，崇尚个人价值的理念，肯定自由与信仰；中华文化是一种共享文化、维系文化，推崇“和合”思想，重视求同、中庸、仁义、和谐等整体性诉求，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责任与担当，以儒家精神为代表，其核心是解决社会集体的维系。

近代西方世界霸权体系的建立是基于3个基础：武力、宗教和思想理性。其中，武力是基于近代科技的发明与工业和贸易的兴起，宗教的意义在于建立起信仰体系，思想理性表现为思想的超越、制度的设计及西方中心主义理念的宣扬。

正如萨义德所说，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按照基督教的价值观，某个民族或帝国的胜利是上帝希望得到的促使人类同意的福音。在西方文化中，价值与信仰是融为一体的，他们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延展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近代社会价值观。中国的儒家文化始终没有上升到信仰层面，因此其价值召唤力就相对有限。维科认为，宗教对每个民族都是必需的，并是构成每一种整体的真正基础。

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从文学艺术领域开始，逐步向哲学理论、政治学说、宗教信仰、科学理论扩展，为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支撑。正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即人文精神的指引下，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摆脱中世纪宗教思想的束缚，从新的视角观察外部世界，设定新的价值取向。现代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纷纷突破中世纪思想理论的束缚，如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韦达的代数论、伽利略的力学定律、笛卡尔的能量守恒定律等研究成果，为欧洲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在人文精神的影响下，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自然权利学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为现代民族国家摆脱宗教权威、建立世俗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人文精神在宗教内部引发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将资产阶级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包容到对神的宗教信仰中来，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扩张提供了道德依据。显然，正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欧洲文化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世界中心地位与文化霸权。

中国文化是一个稳定的体系，历经5 000年，其基本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变化。但中国文化又是开放的，从早在先秦时代的“胡服骑射”，到两汉时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和佛教的传入，唐代的玄奘出使西域和景教来朝，再到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一直到20世纪，西方推崇的价值观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概念。整个20世纪，中国人民一方面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现代化等方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探索融入世界文化之林的民族文化价值取向，以凸显当代中国的文化内涵。

其一是作为文化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博大精深，诸如“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天下大同”的人类情怀，“家国同构”的民族意识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其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探索民族发展道路的进取精神。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等，无不表现出近代以来在民族危亡、国家危难之际，“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现代民族精神。

其三是当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强国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的成功应对，更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处在不断地发展深化中，全方位、有序的改革将为中国注入新鲜力量。中国人民通过积极寻求社会稳定、人心安定的社会局面，探索走向民主化、法治化、人性化的有效路径；继续扩大开放，积极加入全球化发展行列、融入国际社会，全面参与新国际秩序建构，向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传递一个不断进步、发展中的中国形象。

四、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框架

所谓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框架问题，是指中国人自己在追求与认同的价值体系是什么，也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中国人自我呈现的价值体系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平民大众日常生活中呈现的文化价值取向，从目前的国际舆论与国内知识精英的反映看，中国的市民社会阶层正面临文化危机，“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盛行，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猖獗，文化内涵走向片面化和空虚化。文化危机是所有危机中最危险的，因为它不是一下子能治理与解决的。文化的危机将会毁掉我们已经获得的一切。文化是一切政治成就与经济成就的基础，失去文化的支撑，会让所有的物质财富成为沙漠之域。二是知识精英与执政党所提倡的价值导向，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后者。严格来讲，精英倡导与市民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才会使社会良性发展，但目前这一体系面临挑战。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又强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文化自信”，并且首次用“三个更”形容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充分说明文化自信在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梳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可以勾勒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一条道路”“一项改革”“四个自信”“四种形象”“树立四观”。“一条道路”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等；“一项改革”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四个自信”，就是“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四种形象”，就是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树立四观”，就是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到党的十九大，形成了两大基本思想，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二十大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重要指示精神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的最基本取向。

五、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生成

文化影响力是一个国家增强国际社会对本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的重要方面。当前,中国已经认识到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作用,并且在扩大文化影响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仍存在不少挑战，主要表现在：文化霸权对文化价值观的消解和多元文化的冲突。面临这样的挑战,笔者认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既要确保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理性成长,又要努力全面展现当代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生成，在本质上绝不是迎合西方，成为西方价值的合格仆人，或者让中国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翻版和实验平台；更不是宣传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去傲视发展中国家进而建立文化霸权。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生成应该是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发扬光大，彰显中华民族的品格力量，全方位地创造与传播中国的当代文化，使其参与到世界人类文化之林，促进人类文化共同良性发展。

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的阐述表明，从浅层次看，文化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一种延伸，就像人类需要吃饭睡觉一样，语言的交流可以帮助人们共同抵御敌人，共同处理问题；而从更深层次看，文化本身有其发展轨迹和自洽性，建立在自我诉求的基础上的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完成更高级的任务，包括反思、阐释及自我解放，而这些都是人作为高级动物才能拥有的能力。可以看出，文化的对外传播必须建立在一种对自我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信的基础上。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并对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要进行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目的是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形势发展。文化自觉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也不是奉行文化对垒或文化冲突，更不是奉行文化独尊,而是提倡文化交流、文化共处、文化促进等。费老用16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高度概括“文化自觉”历程。不同于费老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学者云杉将文化自觉视为国家、民族，乃至一个政党在文化层面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于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于特定的文化进化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把握，对于文化的历史责任主体的正确阐释，显然其视角来自唯物史观。提升文化自觉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历史、作用及其对人民生活、民族进步的影响的深入认识；对文化发展的方向及文化建设主体的正确把握，此外还有文化自信的树立。只有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对外文化传播，才不至于迷失文化本真。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既有助于克服文化独尊和盲目文化自傲，也有助于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盲从。纵观西方文化大国，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换句话说，文化自信提供了对外文化传播的原动力。

构建文化自信需要妥善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关系到文化自信的方向和前途。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处理中，首先，要引导人民熟知传统文化的由来，明晰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发展水平、发展特色，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进而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敬畏。同时必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复杂整体，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精华要继承，对糟粕要剔除，还必须善于继承，勇于创新，敢于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敢于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其次，只有从当代文化中能感知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使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才有生成文化自信的可能；如果人民对当代文化发展现状失望，对当代文化缺乏认同感，也就难有文化自信的发生。

而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处理中，首先，要有对世界历史文化、异域民族文化、各国文明成果的包容借鉴。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吸收和借鉴各民族、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是绝对的主流。其次，要有辩证取舍的态度。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再次，要有转化再造的能力。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并不是单纯的“拿来”，而是要结合中国自身国情、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及人民的接受程度，有机地结合和学习。最后，在平等交流中提升文化水平。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力量，也是生成文化自信的条件。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也有利于消除狭隘的文化心理。从这点上看，文化自信与对外文化传播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