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富家子弟
一
你开始是写具体的一个人，但你却发现不知不觉地创造了某一类人；而当你开始写某一类人时，到头来你发现你什么也没有创造——一事无成。这是因为我们都是怪人，藏在我们面庞和声音背后的我们，比之我们要别人认识的，或者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要怪异得多。每当听人自夸他是一个“普普通通，老老实实，心胸坦荡的人”时，我有把握地说他肯定——八九不离十——有某些不可告人的荒诞事要隐藏。他的这种自我标榜，说自己是什么普通的，诚实的，又是心胸坦荡的，那只是他在提醒自己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隐藏好而已。
事实上，人皆不同，千人千面，无类可分。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富家子弟的故事。他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而非他兄弟的故事。我一辈子跟他们兄弟几个混在一起，但是我要写的是跟我最最贴心的一个。再说，要是我写他的弟兄们，我就得从揭穿穷人对富人编造的种种谎言开始，还要揭露富人给他们自己编造的种种谎言。由于他们建立起这样一个庞大的谎言网，以致你随便捡起一本关于富人的书，你的本能就会提醒你书里说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甚至一些明智而富有激情的生活记者在写我们这个富人的国度时，写得像仙境一般，天花乱坠，大为失真。
先让我来跟你说说那些富人吧！他们跟你我不同。他们早早占有财富，尽情享乐，从而他们身上起了变化：在我们身上坚硬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变得柔软；我们信赖的东西，他们却玩世不恭，一概不相信。所以，除非你生来就是富人，否则你很难理解他们。他们从内心深处认为他们比我们强，因为我们不得不为生活四处奔波，挣钱养家糊口，寻找栖身之处。甚至在他们沦落到我们的世界里来或者堕落到还不如我们的时候，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与众不同。我能够描述青年安森·亨特的唯一方法是把他当作一个外人一样去接近他，但又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因为如果我有一刹那接受了他的观点，那么我就会迷失方向——我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仅仅是一部荒诞可笑的电影而已。
二
安森是六个孩子中的老大，有一天他们六个子女将瓜分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巨额家财。在他达到可以理喻的年纪时——可能是七岁那年——时值本世纪初，一些勇敢的年轻女子已经开始在第五大道上驾着电“驴子”晃悠。在那些日子里，他和他的一个弟弟有一名英国家庭女教师。她说英语非常清晰明了，字正腔圆，所以这两个孩子长大时，说的一口英语就跟教师一样，遣词造句都很讲究，表达清楚，不像我们哼哼唧唧说不明白。不过他们说话不完全像英国孩子，而带有当初纽约市上流人士说话时具有的那种特殊口音。
夏天，六个孩子从住在七十一号街的住宅迁到了康涅狄格州北部的一个大庄园里。这不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住宅区，因为安森的父亲想要孩子尽可能晚一点了解富人们的生活情况。他比纽约市上流社会的那个阶级的人略高一筹，也比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要开明一些，其时正好是镀金时代，势利和庸俗之风盛行。他要求他的儿子们养成心无旁骛的习惯，专心学习，体魄健壮，成长为品行端正的成功之辈。在他们的两个大孩子离家上学去之前，他和他妻子密切关注着孩子的成长，留心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过，在深宅大院里要做到这点实在不易。在小房子或中等大小的住宅里——就像我青少年时代住的那种房子——要做到这一点就简单得多。我从来跑不出我母亲声音所及的地方，时刻意识到她就在身旁，做什么都想着她会赞成还是不赞成。
安森最初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是在康涅狄格的乡间，他发现周围的人都对他十分顺从，那种带有美国人特有的不情不愿的顺从。跟他一起玩耍的孩子的父母时不时地向他的父母致意问候，而当他们的孩子被邀到亨特家去时，他们都隐隐约约地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他把这一切看成理所当然的事，在群体活动中，假如他没有被众星拱月一般置于中心——无论在金钱、地位还是权威等方面——他便会感到某种不舒服，耿耿于怀，终身不忘。他不屑跟其他孩子争先。他希望人家送上门来给他。如果他没有占先，他便躲进家里。他的家足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因为在东部金钱仍然是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凝聚宗族的东西。可是在势利的西部，金钱把家庭搞得分崩离析，划成“派系”。
十八岁那年，安森去纽黑文耶鲁大学上学，这时他已是一个高挑魁梧的年轻人，面容清秀，肤色健康，这得益于他在学校过的有规律的生活。他的头发呈黄色，长在他头上有点滑稽样儿，他的鼻子是鹰钩鼻——这两样东西使他称不上英俊。但是，他身上具有一种自信的魅力和某种蛮横的作风。上层阶级的人在街上与他擦肩而过，不用旁人说明，就知道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在最好的学校里上过学。然而，正是他的这种优越感使他在大学里没有成为一个红人——他的特立独行被误解为以自我为中心。他傲然拒绝接受耶鲁立的规矩，这个行为似乎被看成他瞧不起接受它们的人。所以，早在他毕业之前，他就开始把他的生活重心转移到纽约去。
在纽约，他如鱼得水，应付自如——这里有他自己的住宅，享受“那些你不可能有的仆人”的侍候——还有他自己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因为他脾气好，又有办事能力，他很快成了全家的中心，也成了种种社交场合的中心，如为某青年女子初次进入社交界而举行的晚会或体面的成人男子俱乐部等高雅活动，偶尔也与热舞女郎一起纵情狂欢。当时在纽黑文这种女孩可不多见。他的志向和情趣都很世俗和传统，其中包括无可指责的结婚成家，但是他的志向与大多数青年人的志向有所不同，在于他目标明确，没有模糊之处，即没有一点称为“理想主义”或“幻想”之类的东西。安森毫无保留地接受一个高收入与高消费的世界、一个离婚与放荡的世界，以及一个势利与特权的世界。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以折中妥协告终，而他的生活却以折中妥协为开端。
我和他第一次邂逅是在1917年夏季的晚些时候，那时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卷入了席卷全国的战争狂热之中。他穿上藏青色的海军航空兵制服南下彭萨科拉[1]。在那里的一家旅馆里，乐队在演奏一首名叫《对不起，我亲爱的》的曲子，我们年轻军官们跟姑娘们随着乐曲翩翩起舞。人人都喜欢他。虽然他常跟一些爱喝酒的人混在一起，而且他驾驶飞机的本领也不是很突出，但教练员见他仍然要客气几分。他经常用他自信和富有逻辑的声音跟他们侃侃而谈。他谈话的结果是使自己，或者更经常是使另一名军官，从迫在眉睫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吃喝玩乐，风流淫逸，狂热地追求享乐，所以我们得知他爱上了一位思想保守、举止端庄、循规蹈矩的姑娘时，都感到非常诧异。
她的名字叫波拉·利吉德尔，一位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女，皮肤黝黑，神情肃静。她家在市郊有一所过冬的寓所。尽管她很矜持拘谨，却还是颇得人心。有那么一类男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容忍不了女人身上的脾气。但是，安森并非那一类人。我弄不懂她的“真诚”竟对他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一个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真心实意”的人，而另一个却是思想敏锐，好对人冷嘲热讽的人。
然而，他们相爱了——按她开出的条件相爱了。他不再在黄昏时去德莎特酒吧参加聚会。每次人们见到他俩在一起时，他们总是在进行漫长而又严肃的对话，说不准对话已进行了多少个星期了。很久以后他告诉我，他们并没有谈什么具体的东西，双方谈的都只是些不很成熟的，甚至无多大意义的东西。后来逐渐添进一些感情方面的内容，但并不是说话投机带来的，而是谈话时那种极端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引来的。他们的对话让人昏昏欲睡，我们时常打断他们，用那种乏味的幽默逗弄他们。但旁人一走，只剩他俩时，对话又继续进行，仍是那么一本正经，低声低调，给人一种双方思想感情完全一致的感觉。他们对任何打断他们对话的事或人感到不爽，对于有关生活的玩笑漠然置之，甚至对他们同辈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也不屑理睬。他们只是在进行对话时感到快乐。严肃的对话使他们如沐春风，如浴甘露。在对话结束前会出现一下中断，他们对此并不反感——那是被激情所中断的。
说来奇怪，安森跟波拉一样对对话十分投入，并深受其影响。然而，在此同时，安森也清楚，在他这一方许多话是言不由衷的，而在她那一方则是出于天真单纯而已。开始，他对她的感情的单纯有点瞧不起，嗤之以鼻，但是随着他对她情意的加深，她开始变得深沉成熟，犹如鲜花慢慢绽放，他不再瞧不起她的纯朴了。他感到如果他能进入到波拉温馨安稳的生活中，他一定会很幸福。经过长期的对话，两人间的种种隔阂与约束消除了。他教给她他从一些更开放、更有冒险精神的女人身上学来的东西。她学得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有一个晚上，舞会之后，他俩同意结婚。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的母亲，详细谈了有关波拉的情况。第二天，波拉告诉他，她很富裕，拥有近一百万美元的个人财产。
三
你就仿佛听到他们在说：“我们一贫如洗，但将相守终身。”尽管他们并不一贫如洗，而是十分富有，但这份爱情给他们带去的喜悦却是相同的。它也给了他们一种患难与共的感觉。然而，到了四月，安森获准休假，波拉和她妈妈随他一同北上，波拉对他家在纽约的地位以及他们家的阔绰印象深刻。第一次单独与安森待在他童年时玩耍的房间里，她心里充满一种舒坦的感情，似乎她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一种异常的安全感。她翻看安森的旧照片，有安森上第一所学校时头戴无檐帽的照片，安森在一个已被遗忘的夏天与女友在马背上的照片，还有安森参加一个婚礼时跟一群快乐的男女傧相在一起的照片。此时，她不禁对他认识自己之前的生活产生了几分妒忌之心。他那种权威的气质如此充分地总结和表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以致她决意立即与他结婚，并作为他的妻子返回彭萨科拉。
但是，立即结婚一事并没有提上日程——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也不会公开宣布订婚。在她发现他的假期只剩下两天的时候，她显得很不耐烦，具体表现在她企图使他变得跟她一样不愿再拖拉。他们开车去乡间聚餐，她想利用这机会迫使他当晚把事情定下来。
那时，波拉的一个表姐跟他们一起住在一家名叫里茨的豪华宾馆里。她是一个态度严峻，讲话尖刻的女子。她深爱波拉，但是她对这桩令人艳羡的婚事心存妒意。波拉穿衣打扮动作慢了一点，结果便由不准备去参加聚会的表姐在套间的客厅里接待安森。
安森在五点钟时跟朋友已经聚过一次，开怀畅饮了一个小时。他按时离开了耶鲁俱乐部，他母亲的司机送他到了里茨宾馆，但是他还是有点失态，加之客厅里的暖气的影响，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既感到可笑又内疚。
波拉的表姐虽然二十五岁了，但非常天真幼稚。开始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前她又从来没见过安森，所以当他嘟囔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而且差一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时，她感到十分惊讶。在波拉出来之前，她从没有想到一直以为是他干洗的制服上的气味实际上是威士忌的酒气。但是，波拉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她只想在她母亲见到他之前，设法把安森支走。她表姐见到她眼睛里的表情也领会了。
在波拉和安森下楼去乘坐那辆送他来的轿车时，他们发现车里已有两个人，在那里呼呼大睡。这两个人是在耶鲁俱乐部跟安森一起喝酒，也是要去参加聚餐的。安森完全忘了他们在车里这件事。在去汉普斯特德的路上，他们睡醒了，并唱起歌来了，有的歌词很粗俗。尽管波拉竭力克制自己，不去计较安森说话的放肆，但她感到羞耻和厌恶，因而闭口不言。
表姐在宾馆情绪激动，对发生的事情迷惑不解。于是，她走进利吉德尔太太的房间，问道：“他是不是太丢人现眼了？”
“谁丢人现眼了？”
“唷，那位亨特先生呀！他怎么如此丢人现眼。”
利吉德尔太太睁大眼睛瞧着她。
“他怎么丢人现眼？”
“唉，他说他自己是法国人。我过去不知道他是法国人。”
“太荒唐了。你一定误解了。”她莞尔一笑，“是开个玩笑。”
表姐固执地摇头。
“不。他说他是在法国长大的。他说他不会说英语，所以他不能跟我交谈。无法交谈！”
利吉德尔太太不耐烦地把目光转向别处。此时表姐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也许他喝醉了。”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告状全是真的。安森发现自己嗓音厚重，舌头僵硬，无法控制，于是采用了这个不寻常的回避办法，宣称自己不会说英语。几年之后，他时常提及这件往事，昔日的记忆总是引发他纵声大笑。
接下去的那个钟点里，利吉德尔太太五次拨电话，试图跟汉普斯特德取得联系。她拨通后，约拖延了十分钟才听到波拉的声音。
“乔表姐对我说安森喝醉了。”
“噢，没有……”
“唉，怎么没有，乔表姐说他醉了。他对她说他是法国人，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他的行为看上去像是醉了。你不要跟他一起回家。”
“妈，他一切都好好的！请你不要担心——”
“不过，我很担心。我觉得事情太可怕了。我要你保证不要跟他一起回家。”
“我会小心的，妈……”
“你不要跟他一起回家。”
“好吧，妈。拜拜。”
“波拉，记住，请别人送你回来。”
波拉小心翼翼地从耳朵上摘下听筒，把它挂好。她的脸因为无奈和烦恼而涨得绯红。安森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正伸开四肢倒头熟睡，而楼下的聚餐会正无精打采地进行着，快接近尾声了。
一小时的行车路程本来已使他有点清醒过来了——刚到达时他也只是表现得有些滑稽——波拉只希望晚上过得开心，不要扫兴，但是宴会开始前他又猛饮了两杯鸡尾酒，把事情彻底闹砸了。他大声吵嚷，对来参加聚会的宾客辱骂了十五分钟之久，然后悄悄地滑到桌子底下；他看上去像旧版画上的人——不，不像一张旧版画，毫无古雅奇特可言，而是相当可怕。在场的年轻姑娘对发生的事情不置评说——似乎保持缄默最相宜。他的叔父和另外两个男人把他架到了楼上。他刚上去，就有电话找波拉。
一个小时之后安森醒过来，头痛眼花，但是过一会儿他还是迷迷糊糊地看到他叔父的身影，站在门口。
“……我问你好一点没有？”
“什么？”
“你感到好一点没有，老伙计？”
“头痛得厉害。”安森说道。
“我给你再配一些止痛药水。如果把头痛止住了，你就可以好好睡一觉。”
安森吃力地把两条腿滑到地上，站了起来。
“我没事。”他呆呆地说了一句。
“不要紧张。”
“我想要是你给我一杯白兰地，我就能下楼去。”
“噢，不行——”
“是的，这样就可以了。我现在没事。……我觉得我把面子给丢尽了。”
“他们知道你身体有点不舒服。”他叔父不甚同意地说道，“不过，不要为此感到难受。斯凯勒甚至来都没有来。他在高尔夫球场的更衣室里就醉倒了。”
安森对其他人的感觉都不在乎，只在乎波拉的感觉，然而他还是决心收拾一下那天晚上的烂摊子。不过，在他洗了个冷水浴后出来时，大多数宾客早已告辞了。波拉立即站起来要回家去。
在汽车里，一如既往严肃的谈话开始了。她承认她早知道他爱喝酒，但她从没想到事情会弄到这等地步。她觉得也许他们两人很不合适，又说他们对生活的想法很不一致等等。她说完了，轮到安森说话了，他说得非常冷静。然后，波拉说她得好好考虑一下，当晚她不会做出决定。她并不生气，但感到十分遗憾。她没有让他跟她一块儿进宾馆，不过在下车之前，她俯下身，在他的面颊上不甚高兴地吻了一下。
第二天下午安森跟利吉德尔太太作了一次长谈，波拉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们一致同意波拉将对这起事件仔细考虑一段时间，要是到那时母女俩想通了，她们会随安森去彭萨科拉。在他这边，他诚心诚意而又不失体面地赔礼道歉——也就完事。尽管牌都掌握在利吉德尔太太手上，但是她并不能确立任何的优势，压倒他。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也没有表示谦恭自卑，只是对生活发表了几句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评论。到最后，他的这番话在某种程度上还为他赢得了道德上的优势。三个星期之后，在他们来到南方时，无论是心满意足的安森，还是因重新相会而如释重负的波拉，都没有发觉他们已错失了在心态上达到最佳效果的时机。
四
他主宰着她，吸引着她，同时又让她焦虑不安。他性格中既有坚实可靠和注重感情的一面，又有恣意放纵和玩世不恭的一面，两者交错混杂弄得波拉十分困惑。她渐渐地把他看成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不时交替出现。当她跟他单独在一起时，或者在正式的聚会上，或者偶然遇到下属时，她为他的坚强与富有吸引力而感到无比的骄傲，觉得他心智高尚，善解人意，具有一种慈父般的气质；但他跟另外一些人在一起时，他的表现使她变得局促不安，他那与文质彬彬格格不入的习气显露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表现为既粗鲁又任性，为贪图享乐而不顾一切。这一切让她感到心惊胆寒，真想暂时避开他。她甚至试图在暗地里与以前的一个男友重修旧好，但是此法无效——与安森相处了四个月之后，他那旺盛的精力使其他男人都显得苍白无力，黯然失色。
七月，安森奉调去国外，他们之间的恋情和爱欲达到了一个高潮。波拉曾考虑在他走之前结婚——但最后否定了，这是因为他常常满身酒气。不过这次分手使她因悲伤过度病倒了。他离去后，波拉给他写了几封长长的信，追悔等待使他们错失了相爱的好时光。八月，安森的飞机掉入北海，他在水中浸泡了一夜之后，被救上了一艘驱逐舰，但受凉患上了肺炎，被送进医院。在他最后遣送回家之前，停战协议已签订。
那时，虽然机遇又回到了他们手上，物质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要克服，但是他们两人气质上的矛盾和冲突暗中迭起，使亲吻索然寡味，泪水常流，几近干涸，听不到他们卿卿我我的谈话声，更听不到发自内心的知心话，唯一的沟通方式便是采用古老的鸿雁传书，似乎两人相距千里。一天，一名专写社会生活的记者在亨特家里待了两个小时，希望证实一下他们是否已订婚。安森断然否定。然而该杂志还是迅速地在一期的显著位置登了一篇报道，说“经常看到他们在南汉普敦、温泉城和图塞多公园会面”。他们严肃的对话已经演变为持续不断的争吵，事情几乎到了告吹的地步。安森时常喝得酩酊大醉，从而丧失了与波拉订婚的机缘，为此波拉对他提出了一些严格的行为准则。他一贯倨傲自大，又深知自己的本性，对此他只感到既失望又无奈。订婚之事就彻底完了。
“最亲爱的，”此时他们的信是这样写的，“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每当我半夜醒来，想到事情本来不该如此时，真想一死了之。我无法再活下去了。也许我们今夏见面时，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做出不同的决定——那天我们过于激动和伤心。我感到没有你，我难以过完我的一生。你说到世上有的是人，可你不知道对于我来说没有其他人，只有你。……”
但是，当波拉在东部辗转奔波时，她有时会向他提到一些让她感到开心的事情，使他惊羡一番。但是，他太敏感了，惊羡不起来。当他看到她信里提到一个男人的名字时，他反倒对她更有把握，心里还有点儿瞧不起她——他在这些事情上总是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但是，他仍然希望他们俩某一天会结婚。
与此同时，他生龙活虎地投入到战后纽约市的各种活动中去，抛头露面，风光无限。他进入了一家经纪行，参加了六七个俱乐部，经常跳舞至深夜。他出入三个世界——他自己的世界，耶鲁大学年轻毕业生的世界，还有百老汇大街一端的风月场。但是，对于他在华尔街的工作，他总是十分勤勉，一天工作实足八个小时，雷打不动。在工作上，他既可利用家庭的影响，取得跟社会的广泛联系，又有他自身的聪明才智，加之他浑身具有使不完的劲，精力充沛。这三者的结合使他进步很快。他的脑子很好使，思路清晰，有条不紊；有时他一天睡眠不足一个小时，但出现在办公室时却精神饱满，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早在1920年他的薪资和回扣收入已超过一万二千美元。
随着耶鲁传统的淡化，他越来越成了在纽约的同班同学中的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比他在大学时更得人心。他住在自家的豪宅里，而且有办法引荐年轻人进出其他的豪宅。再说他的生活基础已相当稳固，而大多数年轻人还只是刚刚起步，朝不保夕。为了得到快乐或逃遁现实，他们开始求助于他。安森对他们则是有求必应，帮助他们处理各种问题，并以此为乐。
至此，波拉的信里不再提到任何男人，贯穿在这些信里的反而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柔声细语。但他从不同的渠道得知，她有了一名“重量级的爱慕者”，名叫洛厄尔·塞耶，波士顿人，有钱有地位。虽然他知道她仍爱着他，但是想到他会失去她时，心中总是忐忑不安。几乎五个月过去了，其间她只在纽约待了短短一天，谣传频仍，他变得越来越急于见到她。二月，他利用休假南下佛罗里达。
棕榈滩这座城市伸展在蓝宝石般的沃斯湖与巨大条状的绿宝石般的大西洋之间，景色旖旎，雍容华贵，只是湖边到处停泊的游艇有点煞风景。“白浪”和“凤凰树”两家豪华酒店的巨大建筑矗立在平坦而明亮的沙滩边，像两个男子汉挺着的大肚子；在它们的周围还有“林中舞池”“幸运布雷德利”以及十几家妇女服饰用品商店。它们出售的货比纽约市贵三倍。在“白浪”酒店装有遮阳篷的游廊里，二百名美女在那里表演，向左走几步，向右走几步，大旋转，然后翩翩起舞，跳起了当时很流行的柔体舞，又称快速小步舞，随着音乐，手镯在二百条胳膊上起起落落叮当作响。
天黑后，在埃弗格兰兹俱乐部，波拉、洛厄尔·塞耶、安森和临时凑来的第四个人用一副崭新的纸牌玩起了桥牌。在安森看来，波拉温柔而端庄的脸庞显得有点憔悴与疲惫——她到这南方来前后已有四五年了。他认识她也有三年了。
“我叫牌，黑桃2。”
“可以抽烟吗？……哦，对不起，我不叫。”
“我也不叫。”
“那么我叫黑桃3，加倍。”
房间里有十几只桥牌桌，香烟的烟雾弥漫着整个屋子。安森的目光跟波拉的不期相遇上了。两人面面相觑，全神贯注，甚至在塞耶向他们投上一瞥后，他们仍然相互注视，忘乎所以……
“叫的是什么牌？”安森心不在焉地问道。
在房间一角的几个年轻人唱起歌来。
啊，华盛顿广场的玫瑰，
在地下室污浊的空气中，
我渐渐枯萎，枯萎——
香烟的烟雾像雾一样积聚起来，门一开房间里便打起一圈圈幽灵般的气涡，眨着眼睛在大厅里的一张张桌子间穿梭，在那些摆出十足英伦姿态的英国人之中寻找着柯南·道尔先生。
你用刀子可把它切开。
……用刀子把它切开。
……刀子。
在一局牌结束时，波拉霍地站了起来，用急促而低沉的声音对安森说了几句话。他们没有瞧一眼洛厄尔·塞耶便走出了房门。走下一段长长的石阶——不一会儿他们便手牵手走在洒满月光的海滩边。
“亲爱的，亲爱的……”在一个背光处，他们不顾一切地热烈拥抱……然后，波拉把脸往后缩了一下，以便让安森可以动嘴说出她希望听到的话——在他们再次接吻时，她似乎感觉到他在构思，如何遣词造句……她再一次挣脱开来，支耳倾听，但是当他再一次把她拉过来紧贴他时，她发现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用一种深沉而伤感的耳语，叫唤了两声：“亲爱的！亲爱的！”而这种耳语经常使她潸然泪下。此时她的感情谦卑地、乖乖地屈从于他，泪水不停地在她脸上流淌，但是她的心在不断地呼喊：“向我求婚啊！——噢，安森，最亲爱的，向我求婚啊！”
“波拉……波拉！”
这些话像用手在拧绞她的心。安森感到她在颤抖，知道感情已经瓜熟蒂落。他不需要再说什么，不需要把两人的命运托付给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令人费解的话语。当他现在可以如此掌握住她，为什么他还要等待时机，再待上一年——没完没了地等待？他把两个人的情况都做了考虑，考虑她比考虑自己还多。过了一会儿，待到她突然说她要回宾馆去时，他又犹豫起来，首先想到的是：“毕竟这是一个好时机。”继而又想的是：“再等一下吧——反正她是我的了……”
他完全忘了波拉苦苦煎熬了三年，也已经心力交瘁。那天晚上她黯然神伤，彻底放弃了这份感情。
次日上午安森怀着悻悻不安的心情回纽约去了。他在车上结识了一位初入社交圈的漂亮小姐，和她一起吃了两天饭。一开始，他向她提起了波拉，还编造了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理由，来解释两人不合适，没法在一起的原因。这个女孩性子奔放冲动，为安森对自己的信任而倾心不已。正如吉卜林笔下的士兵一样，他大可以在抵达纽约前就让女孩意乱情迷，但万幸的是，他保持了清醒和自控。四月下旬，他冷不防备，收到一封来自巴尔港的电报，波拉告诉他她已跟洛厄尔·塞耶订婚了，又说他们会很快在波士顿结婚。他从来不相信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个早晨他喝闷酒，猛灌了不少威士忌，到办公室后，拼命工作，不让自己歇一会儿——害怕一停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晚上，他同往常一样外出，但对谁也没有说发生了的事；他依旧彬彬有礼，幽默风趣，也没有心不在焉。但是有一件事他没法阻止——有整整三天，无论他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他总会突然把他的头低下，埋进自己双手里，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哭叫起来。
五
1922年安森跟一位初级合伙人去伦敦调查几笔贷款的情况。这次出差预示他将真正被这家公司接纳。他此时二十七岁，体重超标了一点，但绝对说不上肥胖，他的举止跟他的年纪不甚相称，老成持重。年纪大的人和年轻人都喜欢他，信任他。母亲们把女儿交给他，都感到安全放心，因为他每进一个房间，总是将自己归在那里最年老、最保守的人一边。“你们和我，”他似乎在说，“靠得住，明事理。”
他对各种人，男人的和女人的弱点有一种本能的了解，又相当宽容。而这种了解又使他像牧师一样更关注和维护自己外在的形象。典型的例子是他坚持每星期日上午到时兴的圣公会主日学校去教课——虽然他只是回来冲上一个凉水澡，换上一套常礼服，却跟隔天晚上还在花天酒地的他判若两人。有一天，坐在前排的几个孩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起身挪到了最后一排。他常常讲起这件事，每次都能惹得旁人哄堂大笑。
他父亲去世后，他是家族里的实际掌门人，事实上是他在引导年轻一代的命运。由于某种复杂的原因，他的权势没有伸展到他父亲的房地产中去，而是由他的叔父罗伯特掌管。罗伯特是家族中唯一爱马的人员，为人温厚，酷爱喝酒，经常跟到惠特莱山晃悠的一伙人在一起。
罗伯特叔父和婶婶艾德娜一直是安森青年时期的知心朋友。罗伯特对其侄子未能利用本身优越的条件爱上马匹，而感到失望。他支持他加入在美国最难入会的一个城市俱乐部——只有一个曾对纽约市的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家族才能参加的俱乐部，换句话说只有在1880年前发家致富的家族人员才有资格加入。安森在被接纳为该俱乐部会员后对它十分淡漠，而仍热衷于耶鲁俱乐部。罗伯特叔父曾为此事找他谈过一次。更有甚者，安森竟然婉言拒绝介入罗伯特·亨特自己守旧又不甚受人重视的经纪行。叔父对他的态度也就变得更为冷淡。他像一个小学教师，已经教授完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悄悄从安森的生活中溜走。
安森的生活中有许多朋友——几乎没人没得到过他的倾力相助；也没有一个人不曾被他弄得十分难堪，他有时讲话咄咄逼人，有时兴致所至，不分场合喝得烂醉如泥，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其他人在这方面犯了点毛病，他就会感到烦恼，难以忍受，而对自己的缺点却三言两语，轻描淡写。怪事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时，他就说给大家听，大笑几声了之。
那个春天我在纽约工作，常常跟他一起去耶鲁俱乐部进午餐，因为在我的大学建立自己的俱乐部之前，这个俱乐部是跟耶鲁大学合伙办的。我已经在报上读到波拉结婚的消息，有一天下午我问到他关于她的事时，不知什么东西感动了他，他向我原原本本讲述了他们俩的故事。此后他常常邀请我到他家里跟他家里人一起吃饭。他这样做，仿佛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仿佛他深信的那个刻骨铭心的记忆已经渐渐转移到我身上。
我发现尽管母亲们对他很信任，可他对姑娘们的态度并非一视同仁，一般呵护。这完全取决于姑娘自身——如果她但凡表现出一点儿生性随便，生活不够检点的话，她就必须管好自己，即使有他陪着也不能大意。
“生活，”他这样解释道，“使我玩世不恭。”
他说的生活是指波拉。有时，特别是在他饮酒时，他的心态有点扭曲，认为她冷酷无情地把他甩了。
他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水性杨花的女子不值得难舍难分的想法，直接导致了他与杜丽·卡吉尔小姐恋爱的结局。这不是他那几年里唯一的一次恋爱，但是这一次是几乎让他动心的一次，也是对他的生活态度产生深刻影响的一次。
杜丽是一名声名狼藉的“营销人员”的女儿。她父亲是靠婚姻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她本人则长大后加入了青年女子联盟，经常出入豪华的广场酒店和州议会。只有少数像亨特那样的老家族才有可能质疑她的“归属”，因为她的照片时常出现在报纸上，比一般家庭身世与社会地位无可置疑的女孩子更受人注意，更令人钦羡。她长着一头黑发，双唇胭红，脸色红润可爱，但是在她跟安森相识的第一年，她用灰色中带点粉红的粉底掩饰起来，因为当时红润的脸色不时髦——时髦的是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灰白色。她穿着黑色简洁的套装，站立时双手插在口袋里，身子微微向前倾，脸部表情是一种有克制的幽默。她跳舞的姿势优美——她喜欢跳舞胜过一切，仅次于谈情说爱这件事。她打十岁开始便一直在恋爱，通常是单恋，喜欢那些不搭理她的男孩子。那些对她有好感的男孩——人数还不少——反倒在短短接触之后让她感到厌烦。尽管她恋爱屡遭失败，她心中还是保留着一份热烈的情感。遇到机会时，她常常跃跃欲试——有时她成功了，而更多的时候，败下阵来。
这个没有得到爱情的、吉卜赛人样的女郎从未想到在那些拒绝爱她的人身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都有一种坚实的直觉，能洞察她的弱点——不是感情上的弱点，而是指导思想上的弱点。安森跟她第一次邂逅时，就看出了这一点，那时离波拉结婚不到一个月。那段时间他喝酒很凶，有一个星期他佯作爱上了她。然后，他突然跟她断了，把她全忘了——他很快在她的心中占据了一个控制的地位。
像当时的许多姑娘一样，杜丽很是懒散，言行放肆，随心所欲。先一代人中的某些逾矩违规之举现在已经司空见惯，否定过时的行为举止成了战后的一个潮流。杜丽的行为举止既有陈旧的东西又有低劣的东西。她也在安森身上看到了这两种东西的极致，而那些感情上无所作为的女人追求的正是这二者——纵情享受和侠骨义气。安森兼而有之，两者交替出现。她感到在他的性格里既有骄奢淫逸的一面，又有阳刚坚强的一面。这二者满足了她本性中的种种需要。
她深感事情的进展很不易，但她误解了其中的原因。她以为安森和他的家庭期望缔结的是一个更加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立刻揣想到她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是他爱喝酒的癖性。
他们是在大型的社交舞会上相遇相识的，但是随着她对他的痴迷加深，他们设法寻找更多的机会在一起。像大多数的母亲一样，卡吉尔太太相信安森是绝对可以依赖的，所以她允许杜丽跟他一起去远处的乡村俱乐部和郊区的别墅，并不深追细问他们的活动，也不对他们深更半夜归来的缘由多加盘问。开始他们的解释也许是如实的，但是杜丽想俘获安森的世俗念头很快被她迅速上升的感情吞没了。在出租车和私家汽车后座亲吻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他们了，他们做了件有趣的事：
他们有一段时间溜出了他们的世界，滑入低一档的世界中。在那里，安森的开怀畅饮和杜丽的不守时等等都不太被人注意，也不会被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由各色各样的人组成——有些是安森在耶鲁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子，两三个年轻的经纪人和证券推销商，还有一些人是刚从大学毕业，尚未确定工作，手头有钱，挥霍逍遥。这个世界给予他们某些在他们所属的世界里难以取得的自由，弥补那个世界在空间和规模上的不足之处。再者，这个世界以他们为中心运转，让杜丽享受到一种屈尊俯就的愉悦，但安森就不能分享这种愉悦，因为从童年时代起，他一生自以为是，将自己高踞在他人之上，一贯以屈尊的姿态出现。
他没有爱上她，在漫长的冬天里，他们谈情说爱，很热火时，他就反复对她这么说；到了春天，他感到厌倦，试图用其他的动力振作一下他的生活。再说，他认识到要么他现在就跟她断绝来往，要么就接受诱惑并为此承担责任。她家里竭力促成此事的态度迫使他必须当机立断。一天傍晚卡吉尔先生小心翼翼地叩敲书房门，说他在餐厅里留着一瓶陈年白兰地。此时安森感到生活在紧逼他。那天夜里他写了一封短信给她，信中说他很快要去休假，考虑到种种情况，他们最好不再相会了。
这时已是六月。他的家关闭了市里的住宅，举家到乡下去了。所以他临时住到耶鲁俱乐部里去。随着他跟杜丽两人事情的发展，我已经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些说法，添油加醋，很是滑稽，说什么他鄙视朝三暮四的女人，在他信赖的社会殿堂里不给她们一席之地。那天夜里，当他告诉我他肯定要与她一刀两断时，我很高兴。我曾见过杜丽几次，每次都在我心头涌起一股怜悯之情，对她苦苦挣扎的无奈深感同情；同时，因了解到有关她的许多我本无权知道的情况，又感到羞愧。她被人叫作“美丽的小东西”，不过在她身上有一种不顾一切的精神，颇为吸引我注意。要是她的精力不是如此过人的话，那么她绝对不会这般钟情，愿把生命都豁出去的样子。不过我很高兴听说她若要这样做的话，也不会在我眼前做。
安森准备第二天上午将向她辞行的信留在她家里。她的家任人出入，这在第五大道街区的住宅里是不多见的。而且，他知道卡吉尔夫妇根据从杜丽那里得到的错误消息，已提前出国旅行去了，以便让他们的女儿行动更自由些。当他从耶鲁俱乐部的大门走出来，踏进麦迪逊大街时，邮递员与他擦肩而过，于是他转身尾随他返回去，落入他眼帘的第一封信恰好是杜丽的笔迹。
他知道这封信会说些什么——他知道她会先来上一段孤寂和悲怆的独白，然后满纸的谴责、追忆以及无数个“我不知是否……”——原先他与波拉·利吉德尔通信时的绵绵情话似乎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在翻阅了一些票据账单后，他把杜丽的信挑出来放在面上，打开来。他大吃一惊，里面只是一张简短的，但较正式的便条，说她周末不可能陪他去乡间，因为芝加哥的佩里·赫尔出人意料地来到这里；接着又说这一切都是由安森引起的：“——假若我感到你是像我爱你一样爱我的话，我会随时随地陪你去，但是佩里对我这么好，他非常想要我嫁给他——”
安森轻蔑地笑了笑，因为他已多次收到过这种骗人落入圈套的信。再者，他知道杜丽是如何精心策划这个计谋的：很可能是她把言听计从的佩里叫来，计算好他到达的时间——甚至这张便条也是细细琢磨过的，叫他心生醋意，但又不至于让他受不了。像很多妥协信一样，便条写得既不以势压人，也不活力四射，而是带着怯生生的失望。
他突然发起火来。他在大厅里坐下来，又把信念了一遍。然后他走到电话机旁，给杜丽打电话，用明确而强硬的语气对她说，他已经收到她的便笺，他将按他们原先计划的那样五点钟去找她。没等到她假惺惺地说完她“也许可以匀出一个小时”，他就把电话挂了，走到他楼下的办公室。他一边走，一边把自己的那封信撕得粉碎，撒到马路上。
他没有嫉妒——她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什么——而是她那用心良苦的计谋使他身上那种倔强和自我放纵的本性冒了出来。这个计谋出自一个智力低下的人，但不能予以忽视。如果她想要知道她属于哪号人，那么她很快就会明白。
他五点一刻来到了她家的台阶上。杜丽在穿衣服准备上街。他默默地听着这样一句话：“我只能匀给你一个小时。”这话也正是她在电话里一开始说的那句话。
“杜丽，戴上帽子，”他说道，“我们出去走走。”
他们朝麦迪逊街走去，穿过它上了第五大道。此时安森的衬衣在闷热的天气中湿乎乎地贴在他胖胖的身体上。他很少说话，没苛责她，也没挑逗她。但是还没等他们一同走过六个街区，她已经又是他的人了。她对那张便笺表示歉意，还说作为赔礼她不再去见佩里，甚至说她愿意他要什么给什么。她满以为他来找她，是因为他开始爱上了她。
“我很热。”在他们走到七十一号街时，他说道，“我穿的是一套厚西服，走到我家时我进去换一下衣服，你在楼下等我一会儿，你不在意吧？我只要一会儿。”
她很快乐。他感到热，表示对她亲密无间，任何有关他身体上的感受都使她激动不已。当他们来到铁栅门，安森掏出钥匙时，她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
楼下很暗，在他乘电梯上去时，杜丽撩开窗帘，透过网眼纱帘瞧了瞧路对面的房子。她听到电梯的机械声停了下来。她心想逗弄他一下，便揿了让电梯下来的按钮。然后，在一种强烈的冲动之下，她走进了电梯，让它开至她猜想他所在的楼层。
“安森。”她喊了一声，哈哈一笑。
“稍等一会儿。”他从卧室里应答道……在短促的延迟后，他又说：“现在你可以进来了。”
他已换好衣服，正在扣西装背心上的纽扣。
“这是我的房间，”他轻声说道，“你喜欢吗？”
她看到了挂在墙上的波拉的照片，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它，正如五年前波拉看安森跟少年时代的女友合影时的神情一样。她听说过有关波拉的情况——有的时候，她用其中的某些情节来折磨自己。
顿时，她举起双臂走近安森。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此时窗外庭院里已经亮起了灯光，呈现一派隐约的黄昏景象，暮色温柔，尽管当时照在对面屋后顶上的阳光仍很明亮。再过半小时，室内会变得相当昏暗。没有预料到的机遇突然出现，使他们不知所措，两人有些喘不过气，抱得更紧了。现在必须做出决定，刻不容缓。他们一边互相拥抱着，一边抬起了各自的头——他们的眼睛不约而同地落到了波拉的照片上，她的那双眼睛似乎从墙上直直地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安森突然放下他的双臂，坐到写字桌旁，拿出一串钥匙，一把把地去试，想打开抽屉。
“想不想喝一点儿？”安森用一种粗哑的声音说道。
“不想喝，安森。”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他打开通向大厅的门。
“过来。”他说。
杜丽迟疑了一下。
“安森——反正我今晚跟你一起去乡下。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当然清楚。”他猛然回答。
他们坐上杜丽的汽车，驱车前往长岛，在感情上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近。他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此时没有照片上波拉的音容笑貌来使他们想起他们之间所缺乏的东西，而当他俩在长岛寂静又炎热的黑夜里单独相处在一起时，他们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他们准备度周末的那套房产位于长岛华盛顿港，是属于安森的一个堂妹的，她嫁给了一个蒙大拿的铜矿主。汽车驶进了一条漫长的私家车道，从一间守门的小屋开始，然后在国外引进的白杨小树下蜿蜒伸展。车沿着车道驶向一座具有西班牙建筑风格、粉红色外墙的豪宅。安森以前经常来这里做客。
饭后，他们去一家叫作林克思的俱乐部跳舞。到了午夜时分，安森确信她的堂姐妹们在凌晨两点前是不会离开的，所以他就对她们说杜丽觉得累了，他要先把她送回去，然后再回来跳舞。两人怀着激动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坐进一辆借来的汽车里，驶向华盛顿湾。当他们到达门房时，停了下来，安森对守夜人说了几句话。
“卡尔，你什么时候出去巡查？”
“马上就去。”
“那么在外出的人回来之前，你一直在这里？”
“是的，先生。”
“那好，你听着：如果有汽车来，不管是谁的车，从这道门进去，我要你立即打电话告诉里面。”他塞给卡尔五块钱，“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安森先生。”他作风老派，所以既没有眨一下眼，也没微微一笑。然而，坐在车里的杜丽，却把脸稍稍转向旁边。
安森有一把钥匙。进屋后，他给两人各倒了一杯酒。杜丽没有碰她的那一杯。然后，他看清楚了电话放的位置。他发现电话就在他们房间的边上，很容易听到铃响，而他们的房间都在第一层楼里。
五分钟后，他敲敲杜丽房间的门。
“是安森吗？”他走进去随手关上了门。她不安地斜倚在床上，两个胳膊肘斜撑在枕头上。在他坐到她身旁时，他把她搂在怀里。
“安森，我亲爱的。”
他没有回答。
“安森。……安森！我爱你。……说你爱我。现在就说。为啥不说哟？即令你不当真，为啥不说哪？”
他没有在听。他发觉波拉的照片就挂在这面墙上，正好在她头顶上方。
他站起来，走近那幅照片。镜框在经过三次反射的月光下发出暗淡的亮光——在镜框里他看到一张模糊不清的脸，他发现他并不认识它。他差一点抽泣起来，转过身用一种厌恶的眼光注视着床上的那个娇小人形。
“这一切全是傻昏了头，”他含混不清地说道，“我不知道我当初是怎么想的。我并不爱你，你最好等候那个爱你的人。我一点儿都不爱你，你懂吗？”
他戛然停下了，匆匆走了出去。回到客厅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手指头似乎都不听使唤。此时前门突然打开，他的堂妹走了进来。
“哟，安森，听说杜丽有点儿不舒服，”她关切地问道，“我听说她身体不舒服……”
“没什么，”他打断了她的话，提高嗓子说话，好让他的声音传到杜丽的房间里去，“她感到有点儿累了，她去睡了。”
此后有段时间，安森都相信有一位保护神在干扰人间的婚恋嫁娶。但是，杜丽·卡吉尔却躺在床上，呆呆地瞧着头上的天花板，再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了。
六
第二年秋天，杜丽结婚时，安森正出差在伦敦。像波拉结婚一样，此事来得很突然，不过对他的影响迥然不同。起初，他感到很滑稽，想起它时，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后来，这件事让他感到很抑郁，使他感到自己老矣。
这件事中有些东西是重复出现的。唉，波拉和杜丽竟然属于不同的两代人。他提前感受到了一个四十岁男人听说一位旧情人的女儿结婚时的情感。他致电表示祝贺，但是跟波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这次的祝福是真诚的，而对于波拉，他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希望她婚后会幸福。
在他回到纽约时，他成了公司里的合伙人。由于责任越来越重，他自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家人寿保险公司拒绝给他签订险单使他深感不安，于是他有一年时间没有喝酒，并声称感到体力较前要好得多，虽然我想他一定很怀念可以就自己那些切利尼式[2]的经历谈笑风生的时候。这些故事在他二十来岁时曾在他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不过，他决不离开耶鲁俱乐部。他在那里是一个人物，颇具影响力。他班里的那些人，虽然此时离开学校已整整七年了，本已该转移至一些更审慎安静的处所活动，但是因为他的在场而仍常聚在这里。
无论他平时的日程排得多满，心绪多么劳累，每次有人向他求助时，他还是很愿出力相助。开始时他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自尊心和优越感，后来则变成一种习惯，一种激情。而且，事情总是一桩接一桩，譬如在纽黑文的一个弟弟陷入了困境；或者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发生了口角需要调解；或者要为这个人谋个职位，要为那个人筹集一些资金。但他最善于解决的，还是年轻夫妇间的问题。年轻夫妇深深吸引着他的注意，他们的寓所对他来说几乎像圣殿一般。他了解他们怎样相识相恋，劝导他们到哪里去居住和如何生活，他还记得住他们孩子们的名字。他对年轻妻子们的态度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他从不滥用她们丈夫对他寄托的信任——说也奇怪，尽管他的一些出格的行为众所周知，但仍能博得大家一致的信任。
他为幸福的婚姻感到由衷的高兴，也对那些走入歧途的婚姻感同身受，感到忧心如焚。每一个季节他都会亲眼见证一桩婚事的失败，也许其中还有他促成的。后来波拉离婚了，没多久又嫁给了另一个波士顿人。有一次他跟我谈起波拉，谈了整整一下午。他说他绝不会像爱波拉那样爱别的任何人，不过他坚持说他不再在乎什么。
“我绝不会结婚，”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看得太多了，我知道幸福的婚姻少之又少。再说，我太老了。”
但是，他心底里是相信婚姻的。像所有出身于幸福和成功婚姻家庭的人一样，他对婚姻是坚信不疑的。他所见到的一切都不会改变他的这个信仰，他玩世不恭的态度碰上它也会烟消云散。不过，他倒真的相信他太老了。到了二十八岁，他安之若素地接受了没有浪漫爱情的婚姻前景；他坚定地选择了一位属于他自己阶级的纽约姑娘，漂亮、聪明、善解人意、无可挑剔，并渐渐爱上了她。那些他曾无比真挚地对波拉说过的话，后来他也出于风度向其他姑娘说过，而到了如今，他再也没法在说这些话时不笑出来，即便说出来也无法令人信服了。
“到四十岁时，”他对朋友们说，“我会成熟起来。像其他人一样，我会爱上一个歌舞团的女演员。”
不过，他还是我行我素。他母亲焦急地盼他早日结婚成家，而且他现在养个家是绰绰有余。他已在证券交易所有了一席之地，年薪达二万五千美元。结婚成家这个想法也切合他当时的思想，因为当他的朋友——多数还是他和杜丽一起混熟的那伙人——晚上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时，他不再为自己的自由自在感到高兴。他甚至在想他当初是不是该娶杜丽为妻，就连波拉爱他也没有那么深。他现在孑然一身，开始明白一个人一生中很难遇到真挚的感情。
正当这种思绪潜入他的心底时，他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他的婶婶艾德娜，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妇人公开跟一个名叫凯里·斯洛恩的青年鬼混。这个年轻人生活放荡，嗜酒成性。这件事人人皆知，只有安森的叔父罗伯特还蒙在鼓里。他十五年来一直在俱乐部里厮混，对妻子漠不关心。
安森一遍又一遍听人说到这件绯闻，心情也越来越烦躁。他对叔父以往的感情复燃起来，这种感情不纯粹是个人之间的感情，而是那种他为之感到自豪的家族团结精神的回归。他凭直觉一眼便看出这件事的要点，那就是他的叔父不应该受到伤害。这是他第一次在对方没有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主动进行干预。但是由于他对艾德娜的性格了如指掌，他感到他能够比地区法官或他叔父更好地处理这件事。
他叔父在温泉城。他先了解了这件丑闻的来龙去脉，确认不是谣传，然后再打电话给艾德娜，邀她次日到广场酒店共进午餐。他说话的语气一定让她吃了一惊，因为她一再推辞，但他坚持不懈，多次推迟日期直到她找不到借口推却。
她在预约的时间到达广场酒店，在大厅里跟安森相会。她长得很秀气，略显憔悴，白肤金发，眼睛呈暗灰色，身着俄罗斯的貂皮短大衣。镶嵌着冰冷的钻石和绿宝石的五只大戒指在她纤纤的手上闪烁。安森脑子里突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是他父亲的，而不是叔父的聪明才智挣来了这些裘皮和宝石，而正是这些华贵的东西支撑了她此时此刻的风韵雅姿。
虽然艾德娜觉察到他不怀善意，但她对他那种直截了当的处事方法毫无准备。
“艾德娜，我对你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他用一种强硬但坦率的口气说道，“起初我不相信它是真的。”
“相信什么？”她针锋相对地反问道。
“你不要对我装腔作势，艾德娜。我指的是有关凯里·斯洛恩。不说别的考虑，我没想过你会这样对待罗伯特叔父——”
“你听着，安森——”她开始生气了。但是安森用命令式的口气打断了她的话。
“——还有你们的孩子们。你们结婚已十八年了，年龄也不小了，该明辨是非。”
“你不能那样对我说话！你——”
“不，我要这样说。罗伯特叔父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动起真情来了。他为他叔父感到难过，为三个年幼的堂弟妹感到难过。
艾德娜站起来，她要的那份蟹肉冷盘留在那里，没尝一口。
“这简直荒唐透顶——”
“好吧，要是你不想听我说，那么我就去找罗伯特叔父，原原本本把事情告诉他。他迟早会听到的。过后我还要去找斯洛恩家的老摩西。”
艾德娜身子一摇晃又坐进了椅子。
“不要那么大声说话，”她恳求他，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你不知道你的声音会传得多远。你不该选这么一个公共场所来兜翻这件事情。”
他没有搭理她。
“唉，我知道你从来就不喜欢我，”她接着往下说，“你只是想利用那些无聊的传闻试图来破坏我唯一拥有的真挚友情。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这样恨我？”
安森仍然静候不语。艾德娜开始企图打动他的侠义心肠，接着设法激发他的怜悯之心，最后再求助于他良好的教养。待他将她的这几手一一顶住之后，对方便会低头承认，他就能开始处理她的问题了。他时而沉默不言，时而显得无动于衷，而他反复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他自己的真情，动之以情。这样到午餐时间悄然逝去时，他逼得她发愣，伤心欲绝。两点钟时她拿出一面小镜子和一条手绢，擦去泪痕，在泪水留下的痕迹里扑上些胭脂花粉。她同意五点钟在她自己家里再跟他会面。
他到达的时候，她躺在一张睡椅上，椅子上铺了一块夏天用的印花装饰布。午餐时他让她流出的眼泪似乎仍存在她的眼眶里。此时，他意识到凯里·斯洛恩就站在冷冰冰的壁炉旁，神情阴沉又焦急。
“你的这个主意是怎么回事？”斯洛恩很快就开腔了，“我了解到你邀她去吃午餐，然后根据某些流言蜚语威胁她。”
安森坐了下来。
“我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只是流言蜚语。”
“我听说你还要把这些东西转告给罗伯特·亨特和我的老父亲。”
安森点点头。
“要么你跟她一刀两断，否则我就那样做。”他说道。
“见鬼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亨特？”
“你不要发火，凯里，”艾德娜不安地说，“我们只需要说明他是多么的荒唐……”
“首先，你把我家的名声搞得满城风雨，”安森打断她的话，“这是因为你，凯里。”
“艾德娜不是你家的人。”
“她绝对是！”他的火气上来了，“呃，她住的这座房子，手上戴的戒指都是靠我父亲的心血挣来的。罗伯特叔父娶她时，她身无分文。”
他们都瞧着那些戒指，仿佛它们对当前的情况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艾德娜做了一个姿势，要把它们从手指上取下来。
“我想它们不是世上仅存的戒指。”斯洛恩说道。
“嗨，太荒谬了。”她大声说，“安森，你愿不愿意听我说？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滑稽戏是怎么开始的。是我解雇的一个女仆，她到了奇尔蔡夫家去干活。这些俄国佬从他们的仆人那里打听消息，然后说三道四，搬弄是非。”她愤恨地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去年冬天我们去南方，汤姆把我们的房车借给他们整整一个月，之后……”
“你明白吗？”斯洛恩急切地问道，“这个女仆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她知道艾德娜和我是朋友，然后她把事情传到奇尔蔡夫家去。在俄国，他们认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他把这个主题扩充成了对高加索社会关系的专题研究。
“如果情况是那样，最好向罗伯特叔父解释清楚，”安森干巴巴地说，“这样他听到谣传时，便会知道真伪。”
安森采取了午餐时对付艾德娜的同样方法，让他们自己辩解，自圆其说。他知道他们做贼心虚，不一会儿便会跨过从辩解到强词夺理的界线，然后给他们自己定罪，定得比他定的还要重。不到七点钟，他们已经决定孤注一掷，向他吐露真情，告诉他罗伯特·亨特如何不关心艾德娜，她又怎么孤寂、冷清以及偶然的调情嬉戏怎么燃起了激情。但是像许多这样的故事那样，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是老一套，打动不了人心。那些软弱无力的内容更是难以打动安森的心，他的意志就如有钢胄铁甲护着岿然不动。他威胁要把事情捅到斯洛恩父亲那里去。这一招使他们一筹莫展，陷入绝境，因为斯洛恩的父亲过去是一个来自亚拉巴马的棉花经纪人，也是一个出了名的基要主义者[3]。他通过给生活津贴来严格控制儿子，扬言他再闹出什么事情来，自己就要永远停止给他的津贴。
他们一起在一家法国小餐馆进餐，又继续讨论。有一度斯洛恩用打架格斗来威胁，但过了一会儿他俩恳求他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但是，安森冷酷无情，寸步不让。他看到艾德娜精神快要崩溃了，他不应该让她因激情复燃而振作起来。
凌晨两点钟，在五十三号街上的一家小小夜总会里，艾德娜的神经一下子垮了。她大哭大闹着要回家。斯洛恩整宵猛喝酒，很是沮丧，身子靠在桌子上，双手捂住脸在轻轻地哭泣。安森很快就向他们提出了条件。斯洛恩必须离开纽约六个月，而且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走人。若以后他返回这里，不得重续旧情。不过，满一年后，艾德娜要是仍有这般愿望的话，可以对罗伯特·亨特提出离婚要求，一切按通常的做法行事。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他们脸部的表情，对自己刚说的话很有信心。
“或者你们可以做另外一件事，”他慢吞吞地说道，“那就是，如果艾德娜想离开她的孩子，那么我无法阻挡你们一起私奔。”
“我要回家！”艾德娜又哭闹起来，“哎哟，你这一天还没把我们折腾够吗？”
外面一片漆黑，只有从第六大道照过来的暗淡亮光。就在这光线下曾是一对情人的男女最后一次搜寻对方哀伤的面容，发现他们两人已没有足够的青春和活力来逆转他们的诀别了。斯洛恩突然走上街头离去。安森轻轻敲了敲正在打瞌睡的出租车司机的手臂。
差不多凌晨四点钟了，有一股清扫街道的水沿着第五大道寂寥的人行道缓缓地流淌着。两个妓女的身影在圣托马斯教堂黑魆魆的建筑物正前方掠过。然后他看到中央公园冷清清的矮树丛——童年他时常来这里玩耍。车窗外经过的街道号码变得越来越大，这些数字正如名字一样各具含义。他在想这就是他的城市，就在这里，他家族的名字经过五代人的努力已如日中天，十分显耀。没有变化能改变他家庭在这里永恒的地位，因为变化本身是事物最本质的东西，而冠以他家族名字的他和其他人员正是依靠它使他们自己与纽约精神融为一体。他的诡谲多谋和顽强意志已把积聚在他叔父名字上的灰尘掸掉，也从他家族的名字上掸掉，甚至从汽车里坐在他身旁的那个在不停颤抖的人身上掸掉。他的那些威胁若出自一个意志软弱之人便会一无所用。
第二天早晨，在皇后区大桥桥墩下方的平台上找到了凯里·斯洛恩的尸体。由于夜色很黑，加之情绪激动，他把那个平台误认为是桥下黑黝黝流动的河水。不过在这一瞬间，一切都无关紧要，除非他打算临终前还要在水中最后一次思念艾德娜，并在孱弱无力挣扎时，再呼喊一遍她的名字。
七
安森从不责备自己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造成现在这种情况不是他的意图。但是，善恶双方都受到了惩罚。他发现跟他关系最久，也是他最珍贵的友情已付之东流。他从不知道艾德娜所讲述的情况是被如何歪曲了的，但是他已不再受到叔父家的欢迎。
就在圣诞节前，亨特夫人撒手人寰，命归西天，安森成了一家之主。一个没有结婚、跟他们住在一起多年的姑姑管理家务，努力监护家里那些未成年的姑娘。但是她无能为力，收效甚微。这些孩子都不如安森那么独立自主，他们的优缺点都平常又平庸，并无特别之处。亨特太太的去世推迟了一个女儿进入社交的时间和另一个女儿的婚期。她的去世也使他们家中所有的人失去了许多深层次上的物质享受，因为随着亨特夫人的逝世，他家的那种安详富裕的优越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首先，他家的房地产已不再是一笔令人注目的财产：先是在交纳了两笔遗产税后大伤元气，不久又要被六个孩子瓜分，实力大损。安森看到在他几个年轻的妹妹身上有一种倾向，即谈起二十年前“名不见经传”的那些家庭时相当毕恭毕敬，他的那种唯我独尊，以老大自居的感觉却在她们身上没有多少反映，有的时候她们如同一般人一样变得很势利，仅此而已。其次，这年夏天是他们要去康涅狄格那套房子里度假的最后一个夏天。结果大家对这个决定群起而攻之，说什么：“谁要把一年中最好的几个月白白浪费掉，封闭在那个死沉沉的小镇上？”他不得不屈从了，决定秋天就把这座房子上市出售，第二年夏天去威斯切斯特郡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这当然是从他父亲奢中带简的思想那里又往后退了一步。他倒也理解大家的反对，但他还是很恼火。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他至少隔一个周末要上那里去一次——甚至在最快乐的夏天。
然而，他自己也是这个变化中的一部分。他对于生命之道的本能认知在他二十来岁时早已使他背弃了那个无谓的、已踏上末路的有闲阶级。他自己并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仍然感到有一个社会准则，一个社会标准存在。但是，实际上并无准则可言。纽约是否真的有一个什么准则存在过，这也非常值得怀疑。有那么一些人付出昂贵的代价，殊死拼搏，为的是要进入某个特殊的圈子，结果发现作为一个社会，他们挤进来的这个圈子早已运转不下去了——或者，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他们想摆脱的那些放荡不羁、毫无准则的家伙在宴会桌上的席位往往比他们还高。
到了二十九岁，安森的主要心病是他自己感到越来越孤独。他这时相信他绝不会结婚成家。在婚礼上他担任傧相或司仪的次数可以说不计其数。在他家里有一只抽屉，里面塞满了这个或那个婚礼发给的领带，这些领带代表着短暂的、有的甚至坚持不到一年的浪漫故事；代表着已经完全从他生活中消失的一对对新人。围巾夹、金笔、袖口链，还有新郎们送的其他礼品，都放进珠宝匣，最终不知去向了。他每经历一次这种仪式，就越不能想象自己当新郎会是什么样子。在向新郎新娘表示由衷的祝愿时，他自己心底里却是一片绝望。
近三十岁时，尤其最近一段时间里，他因看到婚姻对他与朋友之间友情的损害而颇感抑郁，郁郁寡欢。一批又一批的人纷纷散伙或不知去向。原先他大学里的那帮男生更难找到，而恰恰在他们身上他倾注了最多的时间和感情。他们大多数蜷缩在家里，还有两个死了，一个迁居国外，一个在好莱坞给影片写分镜头剧本，安森是这些影片的忠实观众。
然而，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上班族，围绕某个郊区乡村俱乐部，过着繁冗的家庭生活，正是从这些人身上他最深切地感觉到自己跟他们离得越来越远了。
在他们婚姻生活的初期，他们都需要他。他告诉他们如何使用不甚丰厚的收入。他解除他们的疑虑，说明在一套二居室带一卫生间的寓所里可以生儿育女。他更是代表着外面的大千世界。然而，现在他们经济不再拮据；原先害怕怀孕，现在孩子已变成家庭中的一员。他们总是很高兴见到安森。但是他们去见他时总是穿戴整齐，竭力要让他知道他们已今非昔比，有了困难也能自行解决。他们不再需要他帮助了。
在他三十岁生日的前几个星期，他年轻时最亲密的朋友中的最后一个也结婚了。安森跟通常一样担任傧相，送给他一套银茶具，又同样去到码头，为搭乘“史诗”号远洋邮轮去度蜜月的新人送行。这是五月的一个炎热的星期五下午，当他从码头走回时，他发现星期六股市已开始收盘，星期一上午之前他闲着没事。
“上哪里去？”他问自己。
当然，去耶鲁俱乐部；打桥牌一直打到吃晚餐，然后在某人的房间里喝上四五杯鸡尾酒，过上一个快乐而胡乱的夜晚。他很遗憾今天下午的新郎没能一起来，他们以往经常这样把许多活动塞进一个夜晚。他们知道如何去勾搭女人，又如何把她们甩掉；他们也知道一个姑娘该从他们理智的享乐主义中得到多少关注。每一次聚会都得经过精心策划、调整——带哪些姑娘到什么地方去，在跟她们一起玩乐时花费不多不少。喝一点儿酒，但不过分超过你该喝的量；到了早上某个时间你站起来告辞，就说你准备回家。你避开大学生和白蹭吃喝的人，不承诺参加以后的活动，不动手打架，不感情用事，不做出有失检点的行为。这就是你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余下的便是纵情作乐。
到了早晨你绝不会深感遗憾，因为你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但是，如果你玩得过了头，脑子有点晕，那么你就戒上几天酒，不提聚会的事，只待着，等到你又感到厌烦难耐，再投入到另一次聚会中去。
耶鲁俱乐部的大厅里人不多。在酒吧里，只有三个非常年轻的校友，抬头朝他瞧了一眼，十分短促，也没有表现出好奇心。
“喂，怎么，奥斯卡，”他对那个酒吧男侍说，“卡希尔先生今天下午来过这儿没有？”
“卡希尔先生去纽黑文了。”
“唔……是这样吗？”
“去看球赛了。好多人去了。”
安森又一次往大厅里瞧了瞧，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走了出去，往第五大道走去。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从路边一家俱乐部宽大的窗子里——这家俱乐部他已有五年没有去过了——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注视着他。安森迅速转过脸去，那个坐在空荡的房间里既高傲又孤单的人形使他感到很难受。他停了下来，往回走了几步，走过四十号街，朝蒂克·沃登的公寓走去。蒂克和他妻子曾一度是他最熟悉的朋友。他们的家也曾是他和杜丽·卡吉尔在谈恋爱时常去的地方。不过，蒂克爱上了喝酒，他妻子公开说过安森对他起了坏作用。这句话传到安森耳朵里时又被夸大了。最后虽然事情给澄清了，但是原先亲密无间的关系破裂了，一直没有修复。
“沃登先生在家吗？”他问道。
“他们到乡下去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出乎意料。他们到乡下去了，而他全然不知道。两年前他会确切地知道他们何日何时走，临行前还会一起喝上一杯，以及约定他何时去拜访他们，而现在他们不辞而去，连一句话都没留下。
安森瞧一下表，想跟他家里人一起度周末，但是唯一的一趟火车是区间慢车，在难忍的闷热中要颠三个小时。明天在乡下，还有一个星期日呢——他没有情绪跟一帮斯文的本科生玩桥牌，然后在乡下路边餐馆里吃饭跳舞，小乐一番，这种乐趣是他父亲生前大为看重的。
“哦，不……”他自说自话，“不。”
他是一个举止庄重的年轻人，一表人才，现在身材略显粗了些，但他纵情恣欲的生活就没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本来可以铸就成一个栋梁之材——譬如法律界或者教会的台柱人物。有时你会认为他成不了社会的栋梁，有时则认为非他莫属。他一动不动地在四十七号街一座公寓房前的人行道上站了几分钟，这几乎是他生平第一次无所事事。
然后，他很快走上第五大道，仿佛刚有人提醒他在那里有一个重要约会。假装也许是少数人和狗所共有的特征之一。那天我想到安森，把他看成一条有良好教养的种犬，来到一扇熟悉的后门而被拒之门外。他准备去见尼克，后者曾是一家时髦酒吧的男侍，在私人舞会上颇受欢迎，现在受雇广场酒店，在迷宫般的酒窖里负责冷藏不含酒精的香槟。
“尼克，”他说，“一切都是怎么了？”
“一切照旧。”尼克说。
“给我调一杯柠檬威士忌鸡尾酒。”安森将一只一品脱的杯子递过柜台，“尼克，姑娘和姑娘大不一样；我在布鲁克林认识的一个小姑娘，上星期结婚都没有通知我一声。”
“是这样吗？哈，哈，哈。”尼克颇有风度地回答道，“把你蒙了吧！”
“一点儿没错，”安森说道，“她结婚前一晚我还跟她一起出去呢。”
“哈，哈，哈，”尼克笑道，“哈，哈，哈！”
“你记得在温泉城的婚礼吗，尼克？那次我要服务员和乐手一起唱‘上帝保佑英王’。”
“那次是谁的婚礼，亨特先生？”尼克思索了一番，“我记得是……”
“第二次他们要价更高，我想知道我付给了他们多少钱。”安森继续说道。
“我记得那次好像是特伦霍姆先生的婚礼。”
“我不认识他。”安森断然说道，他给惹火了，怎么竟把这样一个陌生的名字强加到他的记忆里。尼克看出了这一点。
“不——不是他——”他乖乖地承认，“我该知道。那是你一伙里的一个人——布里金斯……贝克——”
“毕克·贝克，”安森回应道，“婚礼结束后，他们把我放在一辆柩车里，上面用鲜花盖住，然后开车把我送走。”
“哈，哈，哈，”尼克又笑了起来，“哈，哈，哈。”
尼克模仿旧时家仆的表演苍白无力，索然无味。安森上楼到大厅里去了。他环顾一圈——他的眼睛跟坐在桌子旁的一个陌生职员的目光相遇，然后又落到上午结婚仪式上掉落下来的一朵鲜花上。花在一只铜痰盂的口上晃荡。他走了出去，慢慢地朝着映在哥伦比亚环形广场上的血红色的晚霞走去。突然他转过身来，退回到广场酒店，把自己反锁在一个电话间里。
后来他对我说那天下午他三次打电话找我，又说他还给每一个可能在纽约的熟人打电话，包括他多年未见面的一些男男女女，其中一个是艺术家的模特儿，她还是他在上大学时认识的，笔迹已褪色的电话号码仍在通讯本里，但是电话总机告诉他，就连那个局号都早已不存在了。最后他的搜寻漫游到了乡下，他跟那些说话铿锵有力的男女仆人简短地问了几句，结果都令人失望。某某不在家，有的骑马去了，有的游泳去了，有的打高尔夫球去了，还有的上星期乘船去欧洲了。我还给谁打电话呢？
这简直无法容忍，他竟然要独自打发这个晚上——当孤寂强加于人时，个人盘算如何得到片刻的悠闲已无任何魅力可言。当然，总可找到那么一类女子能陪你消闲，但是他认识的几个暂时不知去向，而要跟一个雇来的陌生人在纽约一起过夜，他从来没有想过。相反，他一定会认为这是丢人现眼的事，见不得人的事，那是走江湖的推销员在陌生城市里才会有的消遣方式。
安森付了电话费。收钱的小姑娘本想对他打电话范围之广开个玩笑，结果讨了个没趣。这是他那天下午第二次离开广场酒店，不知往何处去。靠近旋转门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脸侧向灯光，显然她怀有身孕。门一转动，披在她肩上的那方米色披肩便轻轻扑打几下。门转一次，她便不耐烦地朝它看一下，仿佛她等得有点累了。看到她的第一眼，他觉得好熟悉，全身的神经像触了电似的，但是直至他走到离她不到五英尺的地方时，他才发现她就是波拉。
“哟，安森·亨特！”
他的心快跳出来了。
“哟，波拉——”
“哎哟，这太奇妙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安森！”
她捧起他的双手，他从她收放自如的姿势里看到以往的记忆对她来说已不再辛酸，但是对他来说却并非如此。他感到她在他身上唤起过的温情又悄悄潜进他的心头，那是一种含情脉脉的温柔。他就是用它来跟她的乐观情绪周旋，小心翼翼唯恐损伤了她。
“我们在莱尔过夏天。彼德也正好要来东部办事。我想你一定知道我现在是彼德·哈格蒂夫人了。我们带了孩子来，租了一幢房子。你得过来看看我们。”
“我可以吗？”他直截了当地问道，“什么时候？”
“随你高兴。瞧，彼德来了。”旋转门转动起来，走出来一个细高个男子，约三十岁，脸晒得黝黑，还留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他无可挑剔的修长身材与安森日益发胖的身材形成明显的对照，安森的这种身材穿着剪裁得略嫌紧窄的上装更为显眼。
“你们不该老站着，”哈格蒂对妻子说，“让我们在那儿坐下。”他手指大厅里的椅子，但是波拉踌躇不前。
“我得马上回家。”她说道，“安森，你为什么今晚不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刚安顿下来，不过，要是你能凑合的话——”
哈格蒂友善地再次发出邀请。
“出来过个夜晚。”
他们的汽车在酒店前等候，波拉拖着疲惫的身子在车子的一角靠着缎面靠垫坐了下来。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谈，”她说道，“说不完的话。”
“我很想听你说说你的情况。”
“哦——”她对哈格蒂莞尔一笑，“那也得说半天。我有三个孩子——都是我第一次结婚有的。最大的五岁，下面一个四岁，再下面一个三岁。”她又莞尔一笑，“我生他们没耽误多少时间，对吗？”
“都是男孩儿？”
“一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哎，还出了好多事，一年前我在巴黎离了婚，又跟彼德结了婚。就那些——还得说一句，我现在非常幸福。”
在莱尔，他们的车直接驶到靠近海滩俱乐部的一座大房子那里。从屋子里立刻跑出来了三个皮肤黑黑的、身材细瘦的孩子，他们挣脱了英国女教师，嘴里不知喊嚷着什么向他们跑来。波拉象征性地一个一个抱了抱他们，每一抱都很费劲。他们在接受她的爱抚时，显得很僵硬，显然已告诉他们不要在她怀里乱蹦乱跳。虽然陪衬的是孩子们鲜活的脸蛋，波拉的皮肤并不显老，尽管她体力上有点疲惫，但看上去似乎比他七年前在棕榈滩见到她时要年轻些。
吃饭时，她一直若有所思；后来，在收听收音机的广播时，她躺在沙发上，双目紧闭，以至于安森不禁问自己他这个时候在场是否不合时宜，惊扰了她。但是，到了九点钟，当哈格蒂起身，并和气地说他要离开他们一会儿时，她慢慢谈起了自己，谈起了往事。
“我的第一个孩子，”她说道，“我们叫‘达琳’的那个，是个女孩子。当我知道我要生她时，我都不想活了。因为洛厄尔对我像是一个陌生人。她好像不可能是我的孩子。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又把它撕了。哎哟，你对我糟透了，安森。”
过去的对话又回来了，跌宕起伏。安森感到往事突然涌向眼前。
“你不是订婚了吗？”她问道，“一个名叫杜丽什么的姑娘？”
“我没有订婚。我试图订婚，但是除了你，我从没爱上过其他任何人，波拉。”
“噢。”她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说，“现在怀的这个孩子是我真正想要的第一个孩子。你瞧，现在我们相亲相爱——终于。”
他没有回答，感到十分吃惊，她竟背叛了以往的记忆。她一定看出那个“终于”刺痛了他的心，因为她接着说：
“我曾经痴迷过你，安森——你当初可以叫我做你喜欢做的任何事。但是，我们不会快活幸福。我对你来说不够聪明。我不像你那样喜欢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她停顿了一下，“你永远成不了家。”她说道。
这句话犹如在他背后猛击一拳。这是对他的种种指责中他从未受到过的指责。
“我可以结婚成家，如果女人们不是那样。”他说道，“如果我对她们了解得不那么多，如果女人不因为其他女人而一味纵容我，如果她们还有一点自尊心的话。如果我可以睡上一会儿觉，在真正属于我的家里醒来——唉，我要的仅此而已，波拉，女人们在我身上看到的也就这么一点，喜欢我的也是这么一点。只是我没法过最初的那一关啊。”
哈格蒂在不到十一点时进来了。在喝了一点儿威士忌后，波拉起身说她要睡觉去了。她走过去跟她丈夫站在一起。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亲爱的？”她问道。
“我跟爱德·桑德斯喝酒去了。”
“我担忧你会跑掉呢！”
她把她的头靠在他的上衣上。
“他很可爱，是吗，安森？”她问道。
“绝对可爱。”他回答道，纵声大笑。
她向丈夫仰起了脸。
“好吧，我要走了。”她说道。她转身对安森说：“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健身操表演？”
“好呀！”他说道，表示很感兴趣。
“好，我准备好了。”
哈格蒂轻轻地把她抱了起来，抱在怀里。
“这叫作家庭杂技表演，”波拉说，“他把我抱上楼。他可爱不可爱？”
“可爱。”安森说道。
哈格蒂轻轻地低下头，直至他的脸贴在波拉的脸上。
“我爱他，”她说道，“我刚才对你说过了，说了没有，安森？”
“说过了。”他说道。
“他是世上最可爱的人了。亲爱的，你是不是？……那么，晚安。我们上去了。他身体挺棒吧！”
“很棒。”安森说道。
“我会给你找一套彼德的睡衣。多做几个美梦。明天早餐时见。”
“好的。”安森说道。
八
公司里的资深人士坚持认为安森该到国外去过夏天。他们说七年来他很少休假。他辛劳过度，需要换个环境。但安森拒不答应。
“要我去，”他公开宣布，“我就不再回来了。”
“那是胡闹，老兄。你三个月后回来，忧愁全消，跟以前一样健康。”
“不。”他顽固地摇摇头，“一旦停下来，我就不会回来工作了。要是我停下来，那就是说我放弃了，我完蛋了。”
“我们不妨冒险试一试。如果你愿意，待上六个月也行——我们不怕你会离开我们。嗨，要是你不工作，你会难受死了。”
他们为他安排了外出的事宜。他们喜欢安森——人人都喜欢安森——近来他身上出现的一些变化给办公室蒙上了一层阴影。一直以来，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精神饱满，对同级和下属关心备至，还有他在哪里，哪里便朝气蓬勃……可是，近四个月来，他显得神经高度紧张，这些品质化解成了四十岁男子才常表现的烦躁和悲观。在他参与的每一笔生意中，他成了累赘，成了阻力。
“要是我走，我决不回来。”他说道。
在他出海远航的前三天，波拉·利吉德尔·哈格蒂在分娩时死去了。这段时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因为我们要一起越洋出国，但是在我们的友好交往中，他是第一次没跟我说一句他内心的感受，我也看不出他感情上有丝毫的变化。他主要关注的事实是他已经三十岁了。他常常在交谈时，话锋一转，提醒你这个事实，然后陷入沉默，仿佛他认为这句话的本身就足以引发出一系列的思绪。像他的合伙人一样，我对他身上的这种变化感到惊讶。我很高兴，“巴黎号”邮轮终于起航了，驶进欧美大陆间的茫茫大海之中，把他的王国留在了身后。
“喝一杯怎样？”他建议。
我们走进酒吧，带着起航当天所特有的放纵情绪，要了四杯马提尼。一杯酒下肚后，他身上出现了变化。他突然把手一伸，拍了拍我的膝盖，带着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来的欢快情绪。
“你看到那个戴红色宽顶无檐圆帽的姑娘吗？”他问道，“那个脸色红润的姑娘，码头上有两只警犬向她告别。”
“她很漂亮。”我附和了一声。
“我在船上总务长的办公室里查过她的信息了，发现她单身一人。过几分钟我去把服务员找来。今晚约她跟我们一起吃饭。”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了我。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在甲板上跟她一起散步，用他有力而清脆的声音对她说话。她那顶红色的帽子成了一个亮点，映现在铁青色的海水上面。她不时抬头仰望，她头上的短发随之闪烁。她不停地微笑，显得很开心，兴味十足，还带着某种期盼。晚餐时，我们喝香槟，非常快乐。之后，他兴致勃勃地玩台球，有好几个人看到我跟他在一起，过来问我他的名字。我去睡觉时，他和那个姑娘还在酒吧的一个雅座里谈笑风生。
在那次旅途中，我与他相处的时间比我希望的要少。他本想给我也找个伴，四个人一起，但是找不到人，所以我只是在吃饭时见到他。虽然他有时会到酒吧去喝一杯鸡尾酒，他会对我说一些有关那个戴红帽子姑娘的事，以及他跟她的一些经历，说得都很奇妙和有趣，就像他一贯的作风那样。我很高兴他又回到了老样子，至少是我认识的那个样子，我跟他也感到自在多了。我并不认为他很快活，除非有人爱上他，像铁屑碰到磁铁，相吸相附，帮助他认识自己，向他做出某种承诺。我不知道承诺的内容是什么。或许是说，世上总有女人会把她们最亮丽、最清新、最宝贵的时光用于呵护和保护他心中最珍爱的优越感。
注释
[1]彭萨科拉，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一港口与海军基地，濒彭萨科拉湾。
[2]本维努托·切利尼（1500—1571），意大利雕塑家、金匠和作家，传说中他有许多恋爱的经历。
[3]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二十世纪初美国基督教新教教徒发起一场运动，强调《圣经》在信条和教义方面是一贯正确的，信奉它的人称为基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