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制科的考试

关于宋代制科的考试，我们首先讨论考试的级数，再考察二级试制中的阁试与御试。

一、制科的二级考试

1．制科考试级数的演变

宋代制科的考试级数，由二级到一级，最后确定为二级。考试地点，则历吏部（实未考）、学士院、中书，最后确定为秘阁。

（1）“国初”（建隆初），为二级试制。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考述制科的置罢时，曾引田锡《咸平集》所载太祖建隆初敕令，规定应诏人“送吏部，试策论三道”，合格“方得解送”(20)。乾德二年（964）诏述“旧置”三科时，说“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合格者“中选”(21)。而《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六《制科》述“国初之制”，却说“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合格“为入等”，与前两说不同。“国初”考试是一级还是二级？由于载籍诏令皆节文，语焉不详。苏颂于元祐二年（1087）七月上《论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数》，略曰：

至周显德四年（957），始诏逐处州郡依贡举人式例别试解送尚书吏部，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内，取文理俱优者，方得解送上都。本朝之制，又加以六论，或试于中书，或试于秘阁，合格方得赴御试。(22)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也说：

盖自后周加试策论三道于礼部（按：据上引苏颂奏及《文献通考》卷三三所述，当是“吏部”之误），每道以三千字为率(23)。本朝加试六论，合格而后御试。

“加试六论”非太祖朝事，可不论。读此两段文字，按之上引太祖诏令等文献，联系“国初”承周制的史实，问题很清楚：送吏部试策论三道，只是解试，故田锡引建隆初敕令在吏部试论三道后，有“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句。《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六《制科》曰：“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以三千字以上成，取文理俱优者为入等。”略去了吏部试，仿佛只有御试。不过两相比较，仍很明白：一是“试策论三道”，一是“对御试策一道”；一是“解送”，一是“入等”，区别是显著的。这就是说，“国初”按规定是两级考试制：吏部试、御试。至于宋初“州府解送”吏部，是否也如后周有考试（“别试”），文献阙略，已不可详。由于乾德二年前制科无人应诏，故上述二级考试，实际上并未举行过。

（2）太祖乾德二年诏，称“今后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布衣，并许直诣阁门，进奏请应，朕当亲试”（详前引）。这就改二级试制为一级，只有御试了。《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六载乾德四年（966）五月二十七日，“帝于紫云楼下，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学士窦仪、知制诰王著、卢多逊、王祜、秘书监尹拙、刑部郎中姚恕、国子监丞冯英等同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郝益涉等”。则所谓“亲试”或“临轩召试”，无非是由皇帝组织班子考试罢了。

（3）真宗咸平间，恢复一级试制为二级。《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七载：真宗咸平三年（1000）四月十五日，“赐应制举人林陶同进士出身。陶既试学士院，不及格，帝方欲招来俊茂，故特奖之”。这标志着制科考试由一级变为二级，即由学士院先试，如果及格，然后再“亲试”（既称制科，必有“亲试”）。岳珂《愧剡录》卷一一《制举科目》曰：“乾德紫云楼之试，距今三十有四年，元无一人嗣膺此选，不知中间何日遂增学士院一试也。”则学士院试的来历，南宋人已不详。乾德后制科既无嗣之者，此试疑即真宗所加。

（4）真宗景德二年（1005），改学士院试为中书试。是年真宗诏置制举六科，明确规定二级考试制，并改第一级学士院试为中书门下试：“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识可观，具名闻奏，朕将临轩亲试。”(24)《愧剡录》卷一一《制举科目》引此诏后，曰：“则未御试之前，再加一试，疑自此始。”上述咸平间的学士院试，显然已是御试前的加试（只因不及格，故未御试，并非取消御试），谓加试自此始，殆非是。

（5）仁宗朝，在二级考试之前，明确规定须进行考核，包括“艺业”（又叫进卷、词业）和“行止”两方面，即平时的理论水平、写作能力和个人表现。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诏设十科时，称无论是官员还是“草泽”人，都得先纳策论五十首，并要写入举状之中(25)。按：《宋会要辑稿·选举》一〇之一一载景德二年（1005）七月二十九日，“以应制举人所纳文卷付中书详较”。又同书一〇之一二载该年十一月十五日，进士李孜上书言：“昨应诏举贤良，著《政通》十卷，有司考校闻罢，不得预试。”则真宗景德间应诏者已有上策论十卷、有司考校之例，似不起于仁宗时。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曰：“宋初（按指乾德二年）置三科，废布衣州府之试，许一体与命官直诣阁门，进其词业，自请应举；看详合格，即与殿试。”则太祖时已须进词业，惟不详所据。

应举者进词业后，先由本州“看详”（即评审），再上转运司选有文学者“看详”，“委实文行可称”，然后再送尚书礼部，“委判官看详”，最后“选择词理优长者具名奏闻”(26)。绍兴初，礼部遵高宗《德音》讲求制举典故，称旧制将所进策论“送两省侍从参考，分为三等，文理优长为上等，文理次优为中等，文理平常为下等。考试缴进，次优以上召赴阁试”(27)。则“看详”或“参考”策论虽不是考试，但却有淘汰权，其效果与一级考试等。对“行止”的考核，也不完全是“例行公事”。绍兴初礼部讲求典故中，曾举到因士行不佳而被黜的事例：“（嘉祐）四年（1059），旌德县尉汪辅之已试六论过阁，及殿试亦考入第四等，而言者以无士行，罢之。”(28)

仁宗朝，正式改中书试为“阁试”。应制举人通过上述审核后，“召试”仍止二级，即天圣七年规定的“差官试论六首，合格乃参加御试”。《宋史·选举志二》述曰：“其法先上艺业于有司，有司较之，然后试秘阁，中格，然后天子亲策之。”这里的最大变化，是考试由中书门下改为秘阁。《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二·直秘阁》：“太宗端拱元年（988），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以右司谏、直史馆宋泌为直秘阁。……（元丰）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于中。”则秘阁为藏书处，由直秘阁主之。因制举在秘阁考试，故通称之为“阁试”。天圣七年置十科，次年六月十六日，“命翰林学士盛度、龙图阁待制韩亿就秘阁考试制科，度等上何咏、富弼论各六首”(29)。岳珂以为此次“盖始就阁试”(30)。值得注意的是，“阁试”似乎只是考试之地在秘阁，而考试官乃临时差遣，其中并无秘阁人员（如直秘阁并不参预）。再如景祐五年（1038）六月十六日，“命御史中丞晏殊、翰林学士宋郊、知制诰郑戬、直史馆高若讷赴秘阁考试制科”(31)，亦其例。又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之四载熙宁七年（1074）议论罢制科时，有“继而秘阁考试所言”云云，知在秘阁考试期间，设有专门的制科考试机构——“秘阁考试所”(32)。

应当特别指出，制科考试虽只有二级，但在正式参考前需层层“看详”平时所作“词业”（策论），比现在的博士论文评审严格得多。因此，对应制科人的测评，实际上是由评审（“看详”）和考试两个阶段、两种方式组成。“词业”虽是预作，但要写出一系列高水平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策论来，并能通过各级“看详”者挑剔的眼光，又绝非易事，其难度也许并不在“阁试”之下。

2．阁试

仁宗天圣七年（1029）闰二月诏，正式规定阁试“试论六首，以三千字已上为合格”(33)。此即所谓“阁试六题”。前已言及，高宗绍兴元年（1131）正月初一《德音》，有“仰有司讲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旧制，条具取旨”之语，于是礼部讲求到典故，共三个方面，第二方面为阁试，曰：

阁试一场，论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成，差楷书祗应。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中”原误“仲”）正文及注疏内出，内一篇暗数，一篇明数。如绍圣元年（1094）阁试《舜得万国之欢心论》（原注：出《史记·乐书》“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云云。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此谓暗数。所引不尽为粗），《谨事成六德论》（原注：出《毛诗·皇皇者华》笺注，此谓明数）(34)。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试（原注：论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度数及事类，谓之暗类，所引不尽，谓之粗）。差翰林学士、两省官考试于秘阁，御史台官监试，及差封弥、誊录官。考讫，以合格试卷缴奏御前拆号。看详旧制，兼注疏内出题，今来复科之初，切恐疏义繁多，士大夫鲜能通习，欲乞除权罢疏义出题外，余并依旧制。(35)

凡四通以上合格者，宋人称之为“过阁”(36)，标志着应制举人过了考试中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一关。

阁试六题中，让后人有些难以捉摸、易致误解的，乃是所谓“明数”、“暗数”（又称“明题”、“暗题”）。聂崇岐《宋代制举考略》曰：“盖直引书之一二句，或稍变换句之一二字为题者为明数；颠倒书之句读，窜伏首尾而为题者为暗数。”“颠倒句读，窜伏首尾”语出李焘《制科题目序》，(37)谓故意将题目弄得“类世之覆物谜言”，但并不一定就是“暗题”，故聂氏之说无根无据，似是而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制科六题”条原注曰：“上下文有度数及事数，谓之暗题。”什么叫“度数”、“事数”？考王安石《虔州学记》：“先生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38)又吴潜《鹤山先生文集后序》：“永嘉诸老如陈止斋、叶水心之徒，则又创为制度器数之学，名曰实用，以博洽相夸。”则所谓“度数”之“度”，当指典章制度，而“事数”之“事”，则应指事典、事迹，也就是沈作喆《寓简》卷八述苏轼答王庠如何读书应制举时所说的“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这就是说，所谓“明数”、“暗数”，其题目一定要关乎典章制度、文物故实。那么什么是“数”，“数”何以有“明”、“暗”呢？上引沈作喆尝记叶梦得论制科题目，叶氏谓“明、暗，皆言数也。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也，施十有二教焉。’题目字中不见数，而藏‘五’与‘十二’于其间焉，此最难测度。若明数，则如《既醉备五福》、《祭有十伦》是也。”由此看来，所谓“明数”、“暗数”，不仅题目要关涉典章制度、文物故实，而且该制度、典故中还必须有相应的数量。数量不见于题目，而“藏”在出处文字之中，这叫“暗数”；相反，数目字就在题目字面上，这叫“明数”。《因民常而施教》题，所关事见《周礼·地官·大司徒》，“五物”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类型的土地所产之动、植物，“十二教”有祀礼教敬、阳礼教让、阴礼教亲等等，共十二种。“五”、“十二”不见于题目，故是“暗数”。而《既醉备五福》(39)、《祭有十伦》两题，已告知“五”、“十”之数，故是“明数”。无论“明”、“暗”，举子都必须如“数”在论中“引尽”（如“十二教”，要全部引出十二种礼教的名称），“所引不尽，谓之粗”，不可能得到较高的等级。

弄清了“明数”、“暗数”的定义，再回头看前引高宗绍兴初礼部讲求到阁试典故，所举《舜得万国之欢心论》，注明典出《史记·乐书》，已引及“五弦之琴”（张守节《正义》谓“唯宫商角徵羽之五弦”），原文犹有“五谷时孰”，这些数目字都“藏”在出处文中，故谓“暗数”。而《谨事成六德论》，出《诗经·皇皇者华》，毛传：“兼此五者，虽有中和，当自谓无所及，成于六德也。”郑玄笺：“中和，谓忠信也。五者：咨也，诹也，谋也，度也，询也。虽得此于忠信之贤人，犹当云己将无所及于事，则成六德，言慎成事。”“六德”就在题上，故是“明数”。再用“明”“暗”的定义解读上引李焘《朝野杂记》原注所谓“上下文有度数及事数，谓之暗题”，知所谓“上下文”，乃指题目出处之文字也。

事实上，制科论题的所谓“节目”，尚不止“明”、“暗”，上引《寓简》记叶梦得之言曰：“（制科）题目如海中沙，其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暗，曰疑，曰顽，曰合，曰合（音蛤），曰揭，曰折，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十字”就是十种类型，除上引叶氏所释“明”、“暗”二类外，他还解释了“疑”、“顽”二类。他释“疑”题曰：“《尧舜汤禹所举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汉书》）《魏相传》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受诏长乐宫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原注：高帝时自有一贡禹），四人各执一时也。又如《汤周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杜周传赞》云‘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及也’。此为最巧。”关于《尧舜汤禹所举如何》，曹彦约在理宗宝庆二年（1226）侍讲筵时，给皇帝读《三朝宝训》中的《论科试篇》，然后口奏论及制科考试之弊，即以此题为例，他说：

近来少有应（制科）者，遂不复降诏，外间不知，妄谓朝廷无意于此，不知乃主司之过也。制科取士，固欲其博洽，然经史明文有所不知，乃可责其肤浅；若主司撰造题目，多方以误之，则爱贤之意，果安在哉！闻往岁试过阁六论，有以《尧舜汤禹如何》为题者，取《西汉·魏相传》内所载赵尧、李舜、儿汤、贡禹之序，以乱尧、舜、禹、汤之名，欲其不通报罢。是以古圣人之名为戏，其为失体，莫甚于此。(40)

今按《汉书》卷七四《魏相传》，称汉高祖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中，载高祖曾令群臣议“天子所服”（天子该穿什么衣服），萧何、周昌等议，认为“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并建议由“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意思是让四人各负责一个季节。而四人之名为尧、舜、汤、禹，与四位古帝王的谥相同(41)，只是顺序略异（古帝王“禹”在“汤”前）。这个题目，是要通过汉初四位中谒者所举不同，而论天子之服“当法天地”，却故意以顺序小异形成误导，让应试者以为是论四圣人尧、舜、汤、禹，结果大错特错，“欲其不通报罢”。至于《汤周福祚论》，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〇述此事，谓“当时士子以唐虞三代为对，遂无一合者”。可见所谓“疑题”，实际上就是出题官故意用疑似的、似是而非的题目对应试者进行误导，让他走上歧途。

叶梦得又释“顽”题道：“《形势不如德》是也。意思语言，子、史书中相近似者殆十余处，独此一句在史赞，令人捉摸不着，虽东坡犹惑之，故论备举诸处以该之也。”今按：《形势不如德论》，乃嘉祐六年（1061）阁试的第四题。“形势不如德”，出《史记·吴起传》：“（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该传末曰：“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苏轼、苏辙所作今亦传世，苏轼论首段曰：“《传》有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势之不如德也。而吴起亦云：‘在德不在险。’太史公以为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儒者之言兵，未尝不以藉其口矣。”他虽引了吴起语，但未引后面更直接的“史赞”，且“天时不如地利”与此关系不大，故叶梦得说“东坡犹惑之”，可见题目之刁顽。至于沈氏未作解释的合、合（音蛤）、揭、折、包、胎六类题目，今天我们已很难知其详了。

阁试试题除“明数”、“暗数”以及所谓“疑”题、“顽”题等等外，经题是否从注疏、正义中出，也颇有争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贤良》曰：“绍翁窃考《挥麈（录）》所载，参以本朝六题之制，必先经题注疏而后子史。”又曰：“绍翁窃考本朝有司命题，不过六经本注与正义中出，或不出正义，未闻出子史注疏者。”这是出题的原则。元祐七年（1092）五月十一日诏：“秘阁试制科论，于九经、兼经、正史、《孟子》、《扬子》、《荀子》、《国语》并注内出题，其正义内毋出。”(42)绍兴初礼部上制科典故，请“权罢疏义出题”，诏“疏义出题，及撰题官临时取旨”。“疏义”指六经注疏、正义(43)。高宗不愿否定从正义中出题的旧规，只是留有余地。孝宗乾道二年（1166）六月七日，臣僚以无人应制科上言，“欲望……权于经史诸子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诏礼部集馆职、学官同议，礼部侍郎周执羔等参议，主张“权罢注疏出题”，孝宗“从之”(44)。淳熙四年（1177）监察御史潘纬上言，称既罢注疏出题，“如依旧制以四通以上为合格，则与应进士举一场试经义五篇者何异？臣愚欲六题皆通，方为合格。”孝宗酌其中，于该年七月二十六日诏：“制举六论，已权罢注疏出题，可以五题通为合格。”(45)到次年八月三日，“臣僚言：‘国家设制举，必先试以六论，虽注疏悉皆命题，以观其博洽。今去注疏命题，谓宜复其旧。’有诏令礼部监学官看详。既而条具，欲从所请，并检照祖宗朝自天圣八年（1030）试富弼等，至元祐六年（1091）试王普等，阁试六题，并出经题一篇或两篇，方杂以子史注疏。今六论欲依故事，出经题作第一篇，然后九经、《语》、《孟》内注疏或子史正文题目。从之”(46)。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二十六日，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兼权直学士院李上言，请“令依旧降指挥，免用注疏出题”，孝宗“从之”(47)。聂崇岐《考略》评之曰：“二十年中，制度数易，亦可见士大夫意见之分歧，持衡者之毫无定策矣。”此言得之。

3．御试

唐代制举对策，一般为三道(48)，似无字数规定。前述“国初”制举，“对御试策一道，三千字以上成”。田锡《上真宗论制科当依汉制取人》，主张“依汉制取人”，即“不限对策字数”，但未被采纳。对策须三千字以上，遂成宋代制举御试的“永例”（有的很长，如孔文仲熙宁中对策，长达九千余字）。

绍兴初礼部应诏讲求制举典故，其中一个方面为殿试（即御试），曰：

殿试，皇帝临轩制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成。试卷用表纸五十张，草纸五十张。旧制，宰相撰题（绍圣元年特命翰林学士林希撰题），依进士殿试，有初考、覆考、详定官。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重帘幛幕，青褥紫案，差楷书祗应（旧制差内侍赐茶果，仍谢恩）。对策先引出处，然后言事。(49)

御试题目除宰相撰外，也可由两制官分别撰拟，皇帝择其一而用之(50)。

制举通过考核“艺业”（进卷），然后“过阁”，最后进入殿试。殿试时间初无一定，如真宗咸平四年（1001）二月、八月曾两次举行，景德二年（1005）则在九月，景德四年又在闰五月，等等。仁宗时规定制科“随贡举”，于是变唐以来制科对策的不定期为定期了。如自庆历二年（1042）至嘉祐六年（1061），共殿试六次，都在八月。李廌《师友谈记》曰：“东坡云：国朝试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顷与黄门公（苏辙）既将试，黄门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国韩魏公（琦）知之，辄上奏曰：‘今岁（按指嘉祐六年）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期以俟。’上许之。……既闻全安，方引试，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后试科目，并在九月，盖始于此。”宋人施宿编《东坡先生年谱》，系苏轼参加制科御试在嘉祐六年九月，并暗引《师友谈记》之文(51)。然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四、《宋史》卷一一《仁宗纪三》，该年御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并在八月，而不是九月。今人孔凡礼《苏轼年谱》亦据以系在八月。不过自英宗治平元年（1064）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凡御试五次，确实都在九月，唯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在十一月(52)。二苏参试的嘉祐六年既在八月，则英宗后由八月改为九月，当非因苏辙之故，疑《师友谈记》附会失实。

制举御试程序，全仿进士科，分初考、覆考、详定。也分五等，第一、二两等照例空阙，所取唯第三、四两等（三等极少），第五等若是白身，一般授同进士出身。司马光曰：“宋兴以来，御试制科人无登第三等者，唯吴育第三等下，自余皆四等上，并为及第，降此则落之。”(53)吴育之后，唯苏轼考入第三等。叶梦得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育）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祐中，苏子瞻（轼）、子由（辙）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宿）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54)

二、宋代制科考试的特色与失误

宋太祖始置制科，乃承后周之法，考试为二级。乾德后改为一级（只御试），实继唐制。从真宗开始，又改为二级。仁宗复制科，“每开科场则置之”(55)，且规定“自今制科并用随贡举，为定制”(56)。这就变制科的不定期为定期，与常科无以异了。加之第一级考试定在秘阁，“阁试六论”之题有明、暗、疑、顽诸色，御试对策不能少于三千字，等等，从制度上建构起了不同于汉唐的鲜明的“宋代特色”。

唐代制科颇为兴旺，“设科之名已无虑百数”，自高宗显庆至文宗大和二年（828），及第者二百七十人(57)。仅高宗显庆四年（659）二月，亲策举人即达“九百余人”(58)。这令赵宋君臣十分神往。然而宋太祖初置三科，就遇“无人应制”的尴尬。虽开宝九年（976）“诸道举孝弟力田及有才武者凡七百四十人”，但召试却“一无可采”(59)，闹成笑话。后来或置或废，就是置科最多的仁宗时代（十科，罢书判拔萃后为九科），“应诏书者不过数十人，中选者才一二”(60)，很不景气。据聂崇岐《宋代制科考略》统计，有宋（包括北、南两宋）一代，御试仅二十二次，入等者不过四十一人，甚至不及词科。特别是整个南宋，仅乾道间录取一名（李垕），尔后遂绝。对此，连最高统治者也深感困惑。如绍兴二年（1132）复制科，绍兴四年诏：“间尝下诏，俾复旧章。迄兹三岁之期，靡觌一人之举。岂眇躬凉薄，无能徕天下之贤？将俗学湮沦，未克振斯文之敝？”绍兴三年，李纲作《有诏举贤良方正作诗勉钱申伯使继世科》诗道：

中兴天子开贤科，笼络英俊归网罗。此科久废习者少，应诏正恐人未多。君家三世五制举，名与嵩华争嵯峨。玉堂金马皆故物，高文大册垂不磨。今君落笔妙天下，该洽辩博如悬河。胡不进卷对廷策，清芬远绍扬其波？勒兵小试见家法，坐却勍敌挥雕戈。君如有意作大将，我愿荐信同萧何。功名晚达未为老，志气方壮靡有他。勉哉努力为门户，慎勿自弃成蹉跎。

钱申伯盖钱易的后代，钱易及其二子彦远、明逸及明逸从子钱藻，北宋间皆尝擢制科。接着，李纲连作《申伯见和拙句，且示七言律诗两章，有未肯承当制科之意，次韵报之》《申伯和篇举叔易自代，叔诗复推申伯，要之二子皆当由此科取重名于世。恨吾资妄高，不得偕二子鸣跃其间，复次前韵以兼勉之》《申伯、叔易再和诗，将有从吾言之意，而仲辅作诗梗之，以故未果。复次前韵，既助其决，且戒勿与仲辅谋也》《诗三往复，而二子之意犹未决。吾知之矣，复次前韵以辟之》共五首(61)，钱氏皆辞不应荐。其原因，李纲《诗三往复……》诗谓“叔子爱仙事炉灶，拟骖鸾鹤翔云河。钱子贪佛为藏转，欲以一月分千波”。总之，从钱氏拒荐的个案，知遭丧乱之后，读书人惊魂未定，对功名心灰意冷，更乐意隐于仙佛。其后每隔三年例皆有诏，高宗对此科无人问津十分无奈，冠冕堂皇地照例要进行“自省”。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诏曰：“诏书屡下而未有应者，岂国家招延之礼有所未尽欤？……抑奉吾诏者不虔，不能悉心询访，而贤良方正之士或壅于上闻欤？”(62)这些套话，似乎并没有打动士人的心，加之秦桧专权时代政治黑暗，有识之士避之唯恐不及，故“凡十一诏，而迄无应书”(63)。

对宋代制科如此冷落的原因，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在他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八章中，有专节讨论，以为衰微是因阁试、御试的二段制，重记诵，他荐，黜落，恩数待遇等五个原因(64)。其实宋人也在思考，他们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和全面。今梳理、归纳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的与考试或设科有关，有的涉及时代大环境，一并论列如次。

1．“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苛刻的考试方式让应之者却步，是宋代制科制度最严重的失误。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四日，真宗说：“比设此科（指制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积学者方能中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而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65)他认为，制科的求人之道，应不是以“积学”中选，而应有“济时之用”。这个方向，应该说是合乎汉、唐荐举及制科取人原则的，如唐代试策，许举子畅所欲言。但从仁宗起，阁试的实际运作，却完全背离了这个方向。庆历间，监察御史唐询上言：“（制科考试）所出论目，悉用经史名数，其于治乱之体，固无所补。对诏策，大率不过条对义例，稽合注解，又复牵于文字之数，纵使魁礨之士，胸中虽有奇言，不得骋，况又人之所习，主于强记博闻，多辞泛说而已，至其救辅国体，开陈治策，则何赖哉！”(66)可谓深中出题之弊。皇祐元年（1049）八月二十日，上封者言：“旧制，秘阁先试六论，合格者然后御试策一道。先论者，盖欲采其博学；后策者，又欲观其才用。近来御前所试策题，其中多问典籍名数，及细碎经义。……欲乞将来御试策题中，止令问事关治乱，体系安危，……当今之可行者十余条。”诏撰策题官“先问治乱安危大体，其余所问经史名数，自依旧制”(67)。在仁宗看来，问“经史名数”的“旧制”仍不可改，不过从此制科的殿试对策，也转向以时务为主。王安国曾在《举士》一文中，把制科考试的弊端说得很透彻：

所谓贤良茂才之学，其敝尤甚者。自六经、史氏、百子之说而兼之以传注，乖离精粗，无所不记，然后能应有司之问。虽使聪明敏捷之姿，而所阅如此之博，则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圣贤之意。虽无声病之拘牵，而摘抉名数，难其中选，未尝试其一言之效，而卒所以得者，不过善其记问文辞而已。(68)

到后来，出题又有所谓“明”、“暗”、“疑”、“顽”等等之分（已详前），愈来愈入魔道。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王存进《上哲宗乞别详定制科考格》曰：“臣窃见近世制科所试论策题目，务出于偏隐难知，是以应此科者竞为记诵名数之学，非所以称方正之举。……欲乞下有司重行详定制科考格，所取务先识略，不专责以记诵名数之学。”(69)次年，苏颂也批评道：“其（阁试）所试论题，务求深奥，每举转加艰难，致合格者少。”(70)但皆未能扭转方向。

到南宋，制科之弊愈加甚焉，批评的力度也随之加大。杨万里尝论制科考试之难，曰：

先命有司而试之以莫知所从出之题，既又亲策于庭而杂之以奥僻怪奇之故事，不过于何晏、赵岐、孔安国、郑康成之传注与夫孔颖达之疏义而已。此岂有关于圣贤之妙学，英雄豪杰济世之策谋也哉？以训诂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虫鱼之散珠而钓文武将相之才，不几于施鳅鳝之笱以罗横江之鲸，挂黄口之饵以望凤之来食也耶？其不至固也。虽使古之圣贤如孟轲复生，亦不能也。(71)

李于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二十六日上言道：

汉自文帝以来，始有贤良之举，不过求其谠言，以裨阙政，未闻责以记诵之学也。后世崇其科目，遴其选取，乃始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要之举才之意，惟端正修洁是务，而区区记诵之末，则非所先也。(72)

朱熹也曾批评道：“至于制科，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式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73)李焘则直击罕有人应举的原因，他在《制科题目序》中写道：

阁试六题，论不出于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已，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殆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所以莫应也。

于是，他“取五十余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数十百题，具如别录……戏与朋友共占射之”(74)。清代学者赵翼考及此事时，认为当时“制科亦有拟题矣”，“论亦有括矣”(75)。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三录此序后按曰：“制科所难者六论。然所谓四通、五通者中选，所谓准式不考者闻罢，则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盖与明经墨义无以异矣。”李焘虽批评阁试题目“非制科本意”，但却热心于掇发论题，岂止不能免俗，实乃推波助澜。司马光早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所上《论举选状》中，就说“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专取文辞而已”(76)。到后来，竟连“文辞”也不讲了，所重者只是“能言论题出处”，这不能不说是宋代制科的悲哀。

南宋批评制科考试的学者中，以叶适之论最有广度和深度。他在《制科》一文中写道：

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于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于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遍，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举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于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77)

他又在《滕季度墓志铭》中说，制科以“难答之问”，考“易穷之学”，而“所谓不通者，非不能通也，特不当通耳”(78)。“非不能通也，特不当通耳”——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既是以试求才，又何必让举子“不当通”呢？但事实就是如此，前引《寓简》所举“疑”题《尧舜汤禹如何》，就是“欲其不通报罢”。又如孝宗淳熙间，“近习贵珰又恐制策之或攻己也，共摇沮之”。依“故事”，阁试本来是“六题一明一暗”，时中书舍人钱师魏即“承嬖近之旨奏言：‘制举甚重，须稍难其题。’御笔因差师魏考试，故所命皆暗题云”(79)。这不又是故意让人落选么！对策多讳，又遭暗算，士人趋而避之，就在情理之中了。

考官拟题之刁钻，用心之险恶，不仅违背学理，实在已无聊到骇人听闻。“主司”既无意于“得才”，考试便成了一场戏侮举子的闹剧，因此前引曹彦约《经幄管见》在论制科考试之弊后，对理宗说：“必须出当道正大题目，取其四通，俟其对策疏谬报罢可也。”

综上众多宋人的见解，盖应制科者稀少的原因，主要在出题以记诵为主，所考乃“背功”，而不是识见，完全丧失了求“非常之才”的立科本意。考题刁钻古怪，与人为敌，故意“艰难其选”，题目被弄得“类世之覆物谜言”(80)，人的记忆力毕竟有限，而要求背诵的却几至无限，不能不令望者止步。这正如孝宗乾道初苗昌言所奏：“盖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81)总之，上引李所谓“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可谓一语击中了宋代制科考试的要害。用“莫知所从出之题”、“奥僻怪奇之故事”去取人，若说宋人有“记问情结”，尚属轻描淡写，简直有些变态了。然因以记问取科第登高位的人控制了话语权，故虽路人皆知其病入膏肓，却始终讳疾忌医，因仍莫改。

2．过多地卷入党争，是制科不盛的又一重要原因。统治者恶闻“直言极谏”，前代已然，宋更甚焉。如第一章所述真宗罢制举，就因有人以为两汉举贤良是为“询访阙政”，而当时正“受瑞建封”，故不当建此科。仁宗时贾昌朝与吴育争论，贾也持此观点。在他们看来，若应举者言“阙政”，就对自己乃至政权构成威胁，故不能容。不仅如此，宋代制科又与党争搅和在一起，更为一般应举者所惮惧。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尝述神宗熙宁初孔文仲对策因极论时政而触讳被黜，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便是典型案例，神宗干脆罢制科。元祐初复置，绍圣初又罢，绍兴初再置，无不与新旧党之力量消长密切相关。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第八章，设为《制科与党争之关系》，是很有见地的。

3．科目过少，取人太窄，又靠拢常科，也是制科冷落的原因。唐代曾用各种科名广罗人才，考试亦无定期，每试“中第者常不下一二十人”(82)，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奇才异士搭起了充分展示自己的平台，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说：“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宋代却不是这样。仁宗时规定制科与贡举同步，加之御试全仿进士科，第五等授同进士出身等等，明显地让制科靠向常科，甚至纳入常科的轨道。立制科的本意，是皇帝临时下诏、在常科之外进行人才选拔，特点是“非常”。现既让“非常”趋近于“常”，就必然与常科重叠，而又艰难其选，无人应举便很正常了。元祐二年（1087）七月，苏颂上奏章曰《论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取人数》，以为“本朝故事，制科程试太严，取人太窄，自真宗以来，每举中第者多不过三人，少或一人，至有全不收者”，于是建议“更加第五等，分为上下。入此等者，只依进士第二甲、第三甲注官，亦不为徼倖”(83)。但未被采纳。上引乾道初苗昌言奏，在说“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后，接着说：“求之不广，而来者有隔尔。”他所说的“不广”，就是指科目太少。当时礼部集馆职学官议，以为“科目不必广”。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五日诏尚书、侍郎等“不拘科举年分，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人”(84)。但制科久已失去吸引力，到这时方欲打破“随贡举”的“定制”，已无济于事了。

4．制科遭冷遇，还有当时士大夫难以启齿的一个重要原因：待遇太低。有宋一代，入制科第三等，赐官注职比照进士第一，第四等比照进士第二等第三人，第五等比照进士第四等第五人(85)。这似乎并不算低，但只要联想整个宋代才两人考入第三等，就知道虽有比照状元的荣耀，但对绝大多数应制举者来说，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还不仅此，仁宗之后，连制科的升迁也比照进士科，而进士科的“恩例”已是一杀再杀(86)，这就将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谓制科“数年之后即为美官”(87)，有如汉代贤良“不次升擢”的梦想被击得粉碎。加之宋代常科规模过大，任子荫补更使入仕门径洞开，冗官现象十分严重，进士科第四甲常要守选，如将入等难度极大的制科“恩例”纳入常科轨道，无人应举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已经证明，制科制度的“宋代特色”，总体上说来是不成功的。不过它与诸科一样，也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比如以记诵为主、“穷以所未知，强以所不能”的考试模式，即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