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戴安娜·里奥斯（Diana Ríos）无法回忆起所有的细节，但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埃德温·乔塔时，她才九岁。她记得他孤身一人来到萨维托时的样子——奇瘦无比，背上有只帆布背包。他住进了她母亲隔壁的一个木屋。十二年后，她的母亲埃尔吉莉娅·伦吉福（Ergilia Rengifo）成了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当时这个社区正在为获得国家承认而努力。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下决心要充分利用森林建设一样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为孩子们建一座双语学校。新来的埃德温·乔塔既会读书也能写字，而且向阿沙宁卡人表示自己愿意帮助他们，因而很快便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们叫他“马塔里”（Mathari），意思是“瘦子”。
2002年的一天，萨维托的三十户人家召开了一个会议，选择新的社区首领。表决时，绝大多数人举手表示支持乔塔。他们给了他一小块土地，供他自己耕种。就这样，他被接纳了，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们过去都是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埃德温总是说，我们应该更加团结，这样别人就没法欺骗我们。”戴安娜·里奥斯回忆道。她二十多岁，健康壮实，脸蛋圆圆的，有一双杏仁般的大眼睛。她的父亲是与乔塔一同被杀害的三位领袖之一。“乔塔教我们读书写字。他还带我去上专门为原住民妇女安排的培训课程。现在我知道了我有哪些权利。他和其他人不同。他是一个开朗、健谈、深情的男人。就是因为这些，我才爱上他的。”
阿沙宁卡人没有婚嫁仪式，对他们来说，生孩子和结婚是同义词。因此我们可以说，戴安娜·里奥斯在十五岁时和埃德温·乔塔结了婚。这对夫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基托尼罗（Kitoniro）。这个孩子和他父亲一样聪明，脾气也和父亲一样执拗。遵照自己的文化中的性别角色，里奥斯负责照看孩子、做饭和做家务，乔塔则料理田地，并且负责打猎，为全家人带回肉食。除此之外，他还要跟政府机构打交道，常常一连好几个礼拜不在家。
戴安娜·里奥斯也经常和她的丈夫一起出门，坐上好几天的船，去乌卡亚利（Ucayali）的地区政府办公室进行申诉。他们穿着传统的棕色库什马，脸上画着红色条纹，在办公室门外等上两三个小时。政府的人有时拒绝接见他们。由于他们经济拮据，没钱在城里买吃食，港口的商贩们常常免费送给他们一些大蕉[14]或鱼。
为了捍卫森林不受非法伐木者的掠夺，埃德温·乔塔向秘鲁国家政府几个不同的部门呈递了百余封信，要求将下列区域的所有权授予他的社区：八百平方千米的热带雨林（约等于利马面积的四分之一）以及流经雨林直至巴西边境的河流。但是政府拒绝了，因为这片区域的百分之八十已被分配给了两家秘鲁伐木公司。2002年，即萨维托被依法承认的前一年，利马的一位公务员甚至都懒得停下来看一眼这片土地上究竟是谁在居住，便又将两家公司的使用权延长了二十年。政府以特许权的方式授让给那些公司的管辖区域和萨维托部落的领土像双手互握一般交叉重叠在一起。
要让萨维托获得产业所有权的话，政府就必须撤销那些公司的伐木特许权，或者为其重新分配地盘。而这件事不搞定，阿沙宁卡人就没有合法权利去阻止人们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遇到这个问题的并非只有他们一个社区。直至今日，仍有六百多个原住民社区（占秘鲁热带雨林中原住民社区的半数）没有获得他们脚下土地的合法所有权。世界资源研究所（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曾经对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十五个国家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原住民领土的合法化手续往往极其复杂、成本高昂且进度缓慢。在好几个案例中，原住民家庭都被迫放弃他们的土地，或失去对土地上的水源、药材或食材的所有权。社区办理所有权的手续可能拖上三十多年，而那些针对同一地区谋求特许权的公司却常常只用三十天就拿到了手，最长不超过五年。原住民占据了地球五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但从法律上说，他们合法拥有的只有百分之十。在秘鲁，有些不法之徒便钻这个空子赚取利益：他们对原住民社区说，可以帮其承担获取土地所有权的费用（大约一万美元），但不包括给政府公务人员的贿赂，交换条件是允许他们砍伐社区里的树木。
埃德温·乔塔刚到萨维托时，有不少家庭是与非法伐木者合作的。实际上，只要森林完好，原住居民就能靠打猎、捕鱼和耕种为生。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需要其他生活用品，比如衣服、肥皂和药品。对许多人来说，砍树或者让其他人有偿砍树，是获得这些生活物资的唯一途径。乔塔努力说服阿沙宁卡人不要参与这些破坏行为。
“他直话直说，并且揭发了那些贪污腐败的阿沙宁卡首领。这就是有人说他坏话的原因。他们说他很快就会回利马去，在豪华饭店大吃大喝。”戴安娜·里奥斯回忆说。她从不相信这些谣言。不过，四年以后，她还是决定与这位领袖分手，因为他总是很长时间见不到人影。后来，乔塔又与另一个阿沙宁卡女人——朱莉娅·佩雷兹一起生活，并和她生了个儿子，取名特松基里（Tsonkiri）。
埃德温·乔塔一生中的十二年便是这样度过的。他将划定社区领土范围、明确界线列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这意味着，他在不停向国家政府进行指控和投诉的同时，还帮助萨维托部落获得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比如地图。乔塔认为，面对那些惯于否认掠夺行为或对此轻描淡写的公司和政府机构，阿沙宁卡人应该掌握地图学的语言——如坐标、界桩、航拍照片等，这是他们捍卫自己领地的武器。
人们一般都说秘鲁是个安第斯山区国家，无论国内国外，人人称之为“印加人的土地”。不过，就地理区域而言，秘鲁首先是一个亚马孙国家。在拉美国家中，秘鲁拥有的热带雨林面积仅次于巴西，其国土有百分之七十被丛林覆盖。然而，如果你看一下开采公司特许经营权的地图，就会注意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秘鲁境内的亚马孙森林已被划成数十个长方形“地块”，并被交给伐木、石油和矿业公司进行勘探及最终开采。
只看这份特许经营权地图的话，你会以为热带雨林里除了树木、河流和动物就没别的了。换句话说，那里没有人类，不存在社区，更不存在什么文明。地图绘制员布莱恩·哈莱（Brian Harley）解释说，地图上的这些“空白区”实际上是“沉默区”：信息被故意隐藏了。地图并不是一张清白无辜的图纸，它暗含政治信息。
美国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的地理学教授大卫·索尔兹伯里（David Salisbury）认识埃德温·乔塔，还曾经在秘鲁以外的地方帮助乔塔宣传他的斗争。索尔兹伯里身形瘦高，一头金发，语调亲切。他在热带雨林中生活过几年，在此期间曾向阿沙宁卡人的社区提供指导，教他们如何利用地图辨识那些森林砍伐严重、已威胁到族群土地与文化的区域。萨维托部落正是他帮助过的社区之一。
“官方地图没有反映亚马孙的真实情况。”在网络电话（Skype）里，索尔兹伯里向我解释，“原住民社区没有在官方地图中标示出来。那些在地图上根本没有出现的人，恰恰是被非法砍伐和权利冲突伤害得最严重的人。如果能将土地所有权交给萨维托，并为他们绘制一份地图，就可以保护这群人，同时也保护他们的森林和森林里的每一样东西。那样的话，伐木者就再也不能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是乔塔让现状发生了改变，所以他们才要弄死他。”
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表明，在地图上画一条线，就能改变数百万人的命运。地图是一种权力工具。如今，秘鲁的地图专家们都倾向于在国家机关工作，而国家机关则把这些工具提供给有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人。没几个人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但他们确实编制出版了关于这个国家的河流、山脉和森林的详细资料。六百年前，正是航海图让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变成了帝国。而在今天，同样的知识常常被强大的商业帝国把持，并被用来谋求更多利益。
在秘鲁，地图绘制工作通常由专业机构负责，如国家航空摄影局（the National Aerophotographic Service）和国家地理研究所（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stitute），但多个国家政府部门都需要使用地图，如农业部、情报局。同时，从政府部门获得了自然资源开采许可证的矿业、伐木和石油公司也需要使用这些地图。这些公司通常要支付数千美元，才能获得令他们感兴趣的山区和雨林地区的详图。按规定，公司可以将这些地图保留十年。
“设想一下，如果原住民社区拥有这些资料，可以做多少事情？有地图在手，他们就能制订发展规划，更好地保卫自己的土地。”来自美国热带雨林基金会的地理工程师温迪·佩内达（Wendy Pineda）说。这个基金会是非政府组织，在这桩谋杀案中为死者的遗孀们提供法律援助。“如果你去问政府，这些地图为什么不拿出来与原住民分享？政府会这样答复你：‘用不了几年，他们就能得到这些数据了。’事实上，他们永远都不会得到。如果政府真的给原住民了，那就意味着为时已晚——这些社区的土地已经被开采光了。他们总是这样，谁叫价最高，资料就给谁。”
秘鲁百分之七十的热带雨林已被这些伐木公司瓜分干净。在一些特许权地图上，这些公司的地盘呈多边形，覆盖了大片的土地，而原住民社区却用点来表示，如同茫茫大海中星散的岛屿。“可是，原住民社区也应该是多边形才对！”佩内达说。她是利马人，有长长的头发、深色肌肤和明亮的双眼。埃德温·乔塔死后，她对乌卡亚利的阿沙宁卡社区进行了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无人机和GPS设备自己绘制地图。“国家把这些社区画成小点，活像他们家门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自由砍伐似的。”
就在同一片土地上，祖祖辈辈生活着一群人，然而政府毫不在意，仿佛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用索尔兹伯里教授和工程师佩内达的话说，许多政府的历史逻辑既简单又粗暴：地图上没有的东西，就压根儿不存在。
阿沙宁卡人不愿意与人起冲突。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人对邻居感到不满，他会主动去森林里待上一会儿，直到自己冷静下来，再回来跟对方谈谈，把事情了结。在他们的语言中，“阿沙宁卡”的意思是“我们的兄弟”——世上再没有比仇恨或杀死一个家人更坏的事了。
阿沙宁卡人惯于彼此分享食物。如果有人走进别人家，主人问都不用问，便会拿出“马萨托”（masato）和一些其他吃食来款待他（或她）。“马萨托”是丝兰经口水发酵制成的饮料。大蕉、玉米、可可、红薯和豆子在阿沙宁卡人的食物组成中占八成，辅以他们的小块耕地上出产的其他食品。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没有人能独占某一块土地，或某个打猎场所或钓鱼地点。“私有财产”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说全然陌生。
阿沙宁卡人相互之间不是叔叔、阿姨，就是表兄弟姐妹，要么就是侄儿侄女，总而言之，不管是否同社区或同姓氏，他们全是一家人。他们没有家族世系，也不分社会阶级。他们的西方姓氏——阿瓦雷洛、佩内兹、里奥斯等，都来自于从前奴役阿沙宁卡人的地主，或者是传教士们为了容易区分给他们取的名字。公共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过去也常常为了自己方便，随意更改他们的姓名。
阿沙宁卡社区有首领，这个位置通常由男人掌握，他凭借自己坚强的性格和强大的说服力领导全族。
“不是只有阿沙宁卡人才配当我们的首领，你只要对我们和我们的文化怀有爱心就可以。” 乔塔的前岳母和邻居埃尔吉莉娅·伦吉福说，“人和人是一样的。”
曾经的电工埃德温·乔塔连阿沙宁卡人的语言都说不流利，但他想方设法地把社区组织起来，让社区从社会援助项目中得到尽可能多的食物配给——比邻近的村落多得多。他当上社区领袖没几年，萨维托便实现了太阳能发电，得到了一个可与城市通信的双频无线电设备，还建成了一座高位水塔和一所幼儿园。社区居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收到了身份证明文件，终于成了国家的公民。乔塔被杀害之前不久，还去检查了小学新建校舍的施工情况——直到那时，小学都是开在他家里的。他取得的这些成绩，都归功于他与市政府和地区政府交涉时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来自不同组织的支持，还有他一手打造的阿沙宁卡与阿匹乌恰（Apiwtxa）[15]之间坚固的联盟。阿匹乌恰是巴西阿克里州（Acre）的一个原住民社区，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保卫国境两边的森林。乔塔也想效仿这些巴西原住民，做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建设一个龟蛋孵化场、一个鱼苗孵化场和一座用于栽培出口鲜花的花园，以及重新植树恢复森林。阿匹乌恰就是他在“社区发展”方面的榜样。
但他之所以能与阿匹乌恰建立联盟，依靠的并不仅仅是个人魅力，也不仅仅是他向政府申诉时表现出来的决心。环境人类学家马里奥·奥索里奥（Mario Osorio）在英国肯特大学就读时，曾以萨维托为主题撰写硕士论文。据他回忆，乔塔每次准备出发去提交文件时，总会提前几天禁食并饮用死藤水——用“灵魂的藤蔓”制作的饮品[16]。乔塔说，这种亚马孙人视为圣物的致幻植物能帮助他与热带雨林建立起神秘的联系。
“对埃德温来说，捍卫森林是一种发自灵魂的抗争。”奥索里奥回忆说。他曾在乔塔的木屋中居住过好几个月，在此期间与乔塔结下了友谊。奥索里奥教乔塔使用微软的文字处理软件和发电子邮件，乔塔则给他解说原住民的风俗习惯。
阿沙宁卡人对邪灵的力量向来深信不疑。从他们那儿，乔塔了解到世上存在着隐形的敌人，他必须打败它们。老人们管这些邪恶的敌人叫“卡马里”（kamári），即“魔鬼”。它们是藏身在森林中、山洞里的恶灵。恶灵会磨碎人们的骨头，吸食人们的眼睛。它们会杀死新生的婴儿，也能杀死强壮的战士，还能附在一个人身上（无论是不是阿沙宁卡人），让他连想都不想就杀死自己的兄弟。“卡马里”是邪恶的本质，而非法伐木者和从前来过的那些施暴者一样，是它们近年来的化身。
或许因为对自己面临的风险心知肚明，乔塔基本上闭口不谈自己留在城里的另一个家庭。在他长达十二年的斗争生涯中，只有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其他的阿沙宁卡领袖以及他的妻子——知道他曾有过另外一段家庭生活。乔塔把他的现实生活劈成了两半：他的孩子珀拉和小埃德温生活在城市里，另外两个儿子基托尼罗（“蝎子”）和特松基里（“蜂鸟”）在原住民社区。这样其实更为妥当，因为他已经被非法伐木者盯上了，而他绝不想让危险波及亲人。
“不过，有时他也会对我们说：‘你们干吗要留在这儿，过得这么辛苦呢？在城里，你不花钱买就没东西吃。在森林里，你要什么有什么——动物啊，丝兰啊，鱼啊，应有尽有。’”埃德温的父亲回忆说，“他想把我们一起带到那边去，让我们也变成阿沙宁卡人。但凡你说一点点阿沙宁卡的坏话，他就不开心。”
有一天晚上，在普卡尔帕，埃德温·乔塔去参加昆比亚（cumbia）舞[17]派对时，碰到了他的兄弟姐妹。乔塔是带着两个阿沙宁卡女人出场的，两个女人都光着脚，身穿库什马。他的兄弟姐妹们对他的形象感到恼火。
“埃德温批评了我们。他对我们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应该接受我们的种族，还说我们也是原住民。”他的兄弟埃德加回忆，“他热爱那儿的文化。”
乔塔过去经常提起，他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就是阿沙宁卡人，这位老师曾教导他不要对自己的根感到羞耻。曾经有一件事令他大为恼火，忍不住破口大骂——他有位祖母就出生在伊基托斯的某个亚马孙原住民社区，可是她的亲戚们竟然全都对此矢口否认。这件事终于让乔塔看清了一个事实：无论是政客、商人、市民还是自己的家人，大家都打心底里相信，原住民就是野蛮、贫穷和低人一等的代名词。这令他极其愤怒。
珀拉·乔塔十八岁的时候，才在普卡尔帕再次见到父亲。那次重逢让她认识到，当一个阿沙宁卡人对她父亲来说多么重要。当时他的穿着打扮就像一名酋长。“我的第一反应是假装没看到他！”珀拉回忆道。如今的她已是一个二十六岁的苗条女人，三个女孩的妈妈。她的头发染成棕色，黑色的眼睛充满活力。那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她还在一个烤鸡店做服务生。他们是在一个亲戚家见面的。埃德温·乔塔对她道歉，说自己“是个坏爸爸”，把幼小的她丢给一个姨妈照顾。他希望女儿能理解，他之所以离开她，是“去为某些重要的事情战斗”。珀拉记得，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个小时，说话、哭泣、拥抱，然后一起出去吃晚饭。第二天，乔塔带她去乌卡亚利河对岸的一个阿沙宁卡村庄——他从前在普卡尔帕做生意时，经常在那儿逗留。在那儿，父亲介绍她和两个幼小的弟弟认识。
“和我一起走走吧。”她记得，父亲是这样说的。
珀拉当时不太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是能重新和他在一起，她感到很开心。可是他们的和解并没能维持多久。过了几天，乔塔和几个外国人一起用午餐时，看见女儿在街上，便扬声召唤她过去，以便向朋友们介绍她。珀拉说，她当时没有注意，没有听到他的招呼，一直往前走远了。几个钟头以后，他们再次见面时，父亲指责她：“你以我为耻，因为我是一个阿沙宁卡。”他们朝对方大喊大叫，狠狠吵了一架。最后，她把他送的彩色种子串成的手镯丢还给他，转身就走，连一声“再见”都没说。八年以后，她在维拉索尔（Villasol）—圣安妮塔（Santa Anita）公交线路上当售票员。那一天，利马的大街灰蒙蒙的，乘客们正排队等着上车，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打电话的人告诉她，她的父亲上了新闻。
“他从来都不关心我，可是我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还是感到欣慰。”我和珀拉·乔塔见面时，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以前对我说过：‘你的父亲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可是，为了兑现这句诺言，他竟然得把命送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埃德温·乔塔和萨维托部落的阿沙宁卡人眼睁睁地看着身背砍刀和猎枪的伐木者成群结队来盗伐他们的树木，然而他们无能为力。这些人将砍下来的树干运到上塔马亚河和普塔亚河（Putaya）的上游，木头从那儿往下漂流一个多星期，就到了普卡尔帕的锯木厂。乔塔向当局举报了这些强盗和窃贼，得到的答复是：他们可以派人过去调查，条件是由他负责支付调查员去热带雨林社区出差的船费、食物和燃料。
“谁来保护我们？谁来保卫我们的森林？”乔塔在接受《纽约时报》的几名记者采访时，不断追问。这些记者是前往锯木厂调查非法砍伐情况的。“我们正在遭受死亡威胁。我不怕死！根本没有法律可言！他们没有钱进行调查，只有钱进行破坏！”
有一个人曾经在与乔塔见面后，试图帮他伸张正义。2013年4月的某天上午，埃德温·乔塔拜访了检察官弗朗西斯科·贝罗斯皮（Francisco Berrospi）的办公室，向他反映说，他的社区内有八百棵龙凤檀[18]和雪松被非法砍伐，目前正躺在普卡尔帕港口的锯木场里。
贝罗斯皮是一名律师，出生在瓦努科（Huánuco）——一个既有降雪，也有温暖山谷和云朵般森林的地方。他回忆说，和这位阿沙宁卡人领袖见面后，他领悟了，作为一名公务员，他的工作职责绝不仅限于收集证据，好在法官面前对付那些盗伐者。
“埃德温对森林的关怀极其强烈，而且他懂得如何向别人传递这份关怀。”一天下午，在利马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位前任检察官这样对我说。他长了一个坚毅的下巴，戴着玳瑁边眼镜，身穿深色西装。
2013年的时候，贝罗斯皮还在全秘鲁锯木厂最多的地区——乌卡亚利担任环保检察官，虽然他在那里只干了五个月。那天上午，他决定接受乔塔的举报。他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把检察官的徽章挂在脖子上，和乔塔一起出发去了港口。
“您摸一摸。”在锯木场里，乔塔拉起他的手，放在巨大的龙凤檀树干上。这种树的寿命长达七百年，如今却面临着绝种的危险。“有没有感觉像一位去世的亲人？”乔塔问他。
当天下午，在锯木场里所有木料被没收后，乔塔回到检察官办公室，发现一个怒气冲天的男人正在等着他。那人名叫雨果·索里亚（Hugo Soria），他声称自己是被没收的木料的主人。“萨维托部落会有人丢掉性命的！我会举报你是个毒品贩子！”这个木材商人在另一位检察官面前辱骂他。那位检察官事后对这个威胁作了书面记录。
从那以后，关于乔塔的各种谣言沸沸扬扬，甚嚣尘上。有人说他来自维拉埃木（Vraem）——中部雨林中一个处于贩毒分子威胁之下的山谷；说他在萨维托种植古柯叶，还拥有提炼古柯类毒品的反应坑；说他向巴西走私毒品，正在被联邦警察缉拿；说他用不法收入在普卡尔帕购房置业；说他为了杀害仇家的牲口，往河里投毒；说他本人就是一个非法伐木者；说他的真名不叫埃德温·乔塔·瓦莱拉，这是他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改的名字……乌卡亚利生态林业公司的代表向乌卡亚利的刑事检察官办公室举报了上述所有“事实”。这家公司是拿到萨维托土地的开采特许权的企业之一，此举便是他们针对乔塔的指控而进行的打击报复。检察官办公室和缉毒警察对乔塔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最终一无所获。这个案子在2014年被关闭，但死亡威胁和口头诽谤仍然持续不息。埃德温·乔塔已然成了不法之徒的眼中钉、肉中刺。
木材贩运虽属林业范畴，却和贩毒生意有一样的模式。它与生产、贩卖可卡因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法律并不禁止砍伐树木。只要你能搞到文件，证明这些木材有合法来源，就可以贩卖它们。树木一旦倒下，你要做的事就很简单了：只要证明它的来源有合法授权就行。问题在于，办理这些手续的过程极其容易被腐败侵蚀。
专门调查生态环境犯罪的环境调查署（EIA）在2012年的报告《洗白机器》（The Laundering Machine）中专门阐述了这套洗白机制是如何运转的。在秘鲁林业法的管辖下，每家伐木公司必须呈交年度报告，就其所获特许经营权的地块，列出当年计划砍伐的所有树木。然而，公司常常会把相邻地块上生长的树木也塞进清单。这就意味着这些伐木公司能够得到批准，销售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好几百立方米木材。由于根本没有人会去森林里现场检查，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他们声称砍伐的是有许可证的树种，实际上运到木材加工厂的却是另一种濒临灭绝的树木。他们说自己是在得到允许的地块上伐树，实际上却是在原住民社区里面肆意砍伐。他们会砍掉七百棵树，上报三百五十棵。在秘鲁，有八百万公顷的森林被授权砍伐，这个面积大致相当于一千一百万个足球场连起来那么大。《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曾有一篇文章断言，秘鲁国家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为洗白非法木材充当了保护伞。[19]
“不仅法律允许砍伐的地方，而且其他地方到处都有人砍伐。”环境调查署秘鲁项目的主任朱莉娅·乌鲁纳加（Julia Urrunaga）说，“想偷走那些树就必然要侵犯许多人的权利。可是天高皇帝远，在首都根本没人关心这些事。”
在政府许可的加持下，木材洗白每天都在发生。用于洗白木材的文件都是充满了虚假信息的官方许可证，在黑市上轻轻松松就能买到。根据秘鲁现行法律要求，只有某些濒临灭绝的木材种类是可追踪的，因为申领出口许可证需要填报信息——比如在美国用于制造顶级家具的雪松（cedar）和桃花心木（mahogany）。但是，还有一些珍贵树种就根本无法追踪了，比如卖往东亚的用于制作镶木地板的柚木。虽然出口商必须提供所有树种的木材的来源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出口业务并无此项强制性的法律要求，因而许多公司对此根本不予理会。当那些树被锯成木板、运抵海关时，再要追溯它们的来龙去脉，难度就跟追踪蚂蚁的脚印差不多了。
我在普卡尔帕城郊的一间办公室拜访工程师马西亚尔·佩佐（Marcial Pezo）时，他坦然承认：“我们没有资源，无法检查运出去的木材是不是全都合法。只要木材有官方文件，我们就得放行。我又不是神仙。”
佩佐主管的林业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负责颁发伐木许可证。就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堆放着数百根被没收的原木：古巴香脂（copaiba）、卡塔瓦（catahua）、莫埃纳（moena）、卡什姆（cashimo）、伊什品戈（ishpingo）、卡皮罗那（capirona），还有其他许多有着古老名字的树木。它们全都默默地在潮气和雨水中腐烂。有些木材会被退还给所谓的主人，他们只要过来出示一下“合法文件”就可以带走。佩佐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对用没收的原木制作的扶手椅。乔塔也曾经来过这间办公室，尝试为萨维托申请土地所有权（但没有成功）。
到2014年（即埃德温·乔塔被杀害的那一年）为止，乌卡亚利地区主席乔治·委拉斯开兹（Jorge Velázquez）已经收到了一百多项关于滥用基金的举报。负责管理采伐业务的地区副主席被国家政府以“洗白非法木材”的罪名处以罚款。有多名林业调查员被举报签署了欺诈性的许可证，但他们仍然留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事实上，在呈递到检察官办公室的举报中，十件有九件都是关于非法砍伐树木的投诉，然而绝大多数最终不了了之。而这不过是腐败的制度仍在大行其道的迹象之一罢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秘鲁出口的木材中，百分之八十的来源都是非法的。2014年，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和世界关税组织（the World Customs Organisation）在秘鲁开展了一项针对森林盗伐的行动，短短三个月截获的木材就足以装满约七百辆装卸卡车。在这项行动的过程中，秘鲁的木材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秘鲁每年都会因为非法贩卖木材损失约2.5亿美元的税收，比同期的合法林业总收入还高。
洗白非法木材是一桩利润极其丰厚的生意，除了运输成本以外，其他费用都很低，并且木材贩子无须为支付体面的薪水或遵守环保规定而操心。在秘鲁的热带雨林中，伐倒一棵大树可以产出三立方米左右出口级别的木材，简直令不法之徒兴奋得直摩拳擦掌：一立方米桃花心木能卖到一千七百美元，一立方米雪松价值一千美元。当这些木材被运到美国、投入市场时，价格还会翻三倍。全世界的木材生意中有百分之三十是非法的。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这些非法交易的总值高达每年1520亿美元，是苹果、谷歌和脸书2017年收入总和的两倍。而且它比股票市场的风险要小得多：在巴西、菲律宾、印尼和墨西哥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非法木材生意的罪行遭受惩罚的可能性仅为0.082%。在政府治理能力低下、腐败横行或陷于政治冲突的国家，情况最为恶劣。
乍一看，非法采伐树木的罪行远不如贩毒那么严重。可卡因是一种令人上瘾的物质，而来自亚马孙的木材却是用来建造房屋、制造桌椅和其他家具的材料。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上塔马亚河域的热带雨林里，与在秘鲁丛林的其他地区一样，原住民形同奴隶，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砍伐树木；伐木营地负责做饭的女人被木材贩子强奸；不接受贿赂的原住民领导人和公务员遭受威胁，甚至惨遭杀害。联合国认为，木材贩运生意堪与非洲的“血钻”（blood diamonds）相提并论——后者曾为战争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大量输送资金。然而，在位于亚马孙热带雨林边缘的城市普卡尔帕，政府当局虽源源不断地接到举报，却没有人愿意认真调查。在秘鲁，还从未有过一个伐木者因为盗伐或贩运树木被投进监狱。
“在这里，不合法的事情可以变得合法。耍耍诡计、送点贿赂，就能搞定一切。”前任检察官弗朗西斯科·贝罗斯皮对我倾诉着往事，不时抬手调整一下蓝色的领带结。
2013年，他为了完成绝大部分调查工作，不得不出差去遥远的热带雨林地区走访。然而，他的部门既没有船，也没有直升机（可以把他送进那些无法靠双脚走进去的伐木地块）。当他查获卡车、链锯和原木时，法官往往会强迫他退还原主。行贿受贿早已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有个反腐败检察官鼓励他收下别人送来的五千美元并撤销调查。“你听我的，”他记得这位同事是这样说的，“在这儿，你一年赚的钱就够给自己盖栋房子、买辆车了。何乐而不为？”有一次，贝罗斯皮查获了七十根原木，可是很快便有一位法官命令他把这些木头还给伐木者。
“你知道她是怎么对我说的吗？”这位检察官不禁流露出讽刺的微笑，“她说，如果热带雨林里还有好几百万棵树，我怎么能为了区区七十根木头就把人送进监狱呢？”
贝罗斯皮变成了别人眼中的讨厌鬼、绊脚石。不时会有人半夜打电话威胁他：“总有一天弄死你，你这条臭狗！你以为你是谁？想当英雄吗？”2013年8月，这位检察官从一架秘鲁空军的轻型飞机上查获了一箱走私的桃花心木树籽，重达二十四公斤——在欧洲，这种树籽每公斤价值六千美元。仅仅过了两天，他便因为“内部原因”被撤了职。很快，在埃德温·乔塔的协助下从普卡尔帕的锯木厂查获的八百根原木也被退还给了那个怒火中烧的伐木者雨果·索里亚。又一桩案子就这样了结了。
“我感到十分挫败，气得大喊大叫。”贝罗斯皮承认。他紧皱眉头，声音低沉。“但是乔塔没有。他也抱怨了几句，但随后就平静下来，摇着头喃喃自语说，他们怎么就不肯调查呢。他说我与大自然脱节了，才这么容易发疯。他建议我光着脚去泥地上走一走，与土地建立联系。托尔斯泰说，人们面对森林，眼里却只有柴火。埃德温向我表达的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正因如此，我始终记得他在锯木厂让我抚摸那根木头的情形。那时我感受到了真实的悲伤，就像在葬礼上感受到的一样。”
埃德温·乔塔最后一次去利马是2014年7月，他去参加独立日庆典[20]。由于他的投诉在普卡尔帕一直被人置若罔闻，他便借此机会拜访了中央政府的各个机构，再一次呈递他的请求。他去了国会；他去拜见了部长会议的主席代表；他向人权监察专员办公室请求帮助；他向林业部门告警。“埃德温坐在那些办公室里等候答复，从黎明等到黄昏，有时等得饥肠辘辘。” 马戈思·奎斯佩（Margoth Quispe）说。和我通话时，他在罗马。他曾经担任驻乌卡亚利的人权监察专员，也是乔塔的法律顾问。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只有林业资源和野生动物监管局（负责惩罚非法采伐行为）的检查员同意尽快走访萨维托。
在乔塔被杀害的前两天，检查员们抵达了萨维托社区。乔塔陪他们在森林里巡察。他们的检查报告发表时，四名阿沙宁卡领袖已经遇害。在这份报告中，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在萨维托领域内的两份特许经营权的持有者——乌卡亚利生态林业公司和拉米罗-埃德温-巴里奥斯-加尔万公司都砍伐了未经授权的树种，并且既没有上报工作计划书，也没有纳税。十多年来，政府机关人员亲临现场验证乔塔的举报，这是破天荒头一回。
与乔塔一同被杀害的几个朋友生前曾经告诉乔塔的妻子，乔塔在那次巡察期间感到十分虚弱，而且没有吃一点东西，差点就死在外面了。那些把非法营地扎在森林深处的盗伐者对他发出了威胁。“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会进来的。”有个人曾一边抚摸猎枪，一边得意忘形地夸口，“走着瞧，看社区赢，还是我们赢！”
环境保护专家何塞·博尔戈（José Borgo）是支持萨维托捍卫土地的非政府组织普罗普路斯（ProPurús）[21]的协调员，也是埃德温·乔塔的好朋友。他六十多岁，深色皮肤，满头灰发，有一个大大的啤酒肚。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在他本人开的“堂·何塞”（Don José）酒吧里见了面。“堂·何塞”开在普卡尔帕的海边，一条用木板铺成的人行道边上，里面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港口工人们举起啤酒相互致意，卢乔·巴里奥斯（Lucho Barrios）演唱的昆比亚和波来罗（bolero）乐曲震耳欲聋。
博尔戈和乔塔相识于2002年，当时乔塔为社区争取产业所有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位社区领袖坐船到城里递交文件时，常常会到他的酒吧来，在一个角落里坐一坐。当博尔戈听到乔塔被杀害的消息时，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整理了一个两百多页的文件夹，里面有埃德温·乔塔在过去十年中呈交的全部信件、建议书、申请书和投诉书——所有这些材料，全部遭到了无视。博尔戈还在他的橘皮小本里写下了五个姓名，那是他自己列的嫌疑人清单。
“你知道最让我感到无法忍受的是什么吗？”博尔戈问我。他坐在一个摇椅里，没有穿衬衣，身上汗津津的。他把那个名单念了一遍，声音因愤怒而禁不住颤抖：“埃德温为了举报这些狗娘养的，提交了这么多材料，可是一件都没有得到受理，一件都没有！”
博尔戈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了乔塔遗孀的律师。然而，调查启动后的第一年，只有两名盗伐者被作为犯罪嫌疑人逮捕。由于缺乏经费，警方除了搜寻最后一具死者遗骸外，将这件案子冻结了好几个月。
或许因为博尔戈相信那些匪徒终将逍遥法外，那个闷热难当的下午，在木板道上，他告诉我，自己已经收拾好了帆布背包，准备坐船溯流而上去萨维托。他要亲自调查他朋友的死亡事件。
视频网站“油管”（YouTube）上可以找到2013年4月以来埃德温·乔塔几次接受采访的视频。其中一个采访里，这位阿沙宁卡领袖正坐在他藏身之所的地上。你能看到他用植物种子串成的手镯和牙上的豁口。他的眼神看上去十分疲惫。他说：“我会为我的社区做个表率。也许必须有人死去，才能让他们听见我们的呼声。”
这不是他第一次发出这样的预警。早在2005年，也就是他首次踏上萨维托土地后的第六年，乔塔就曾经请求秘鲁政府保护他和他在社区的家人，因为非法伐木者威胁要杀死他们。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一年后，他举报一个伐木者正在恐吓阿沙宁卡的领袖们，法院未予理会。他们就这样兜了好几年的圈子：埃德温·乔塔不断举报非法伐木者，后者以死亡威胁回应他，政府则视若无睹，毫无动作。2012年，他又一次向普卡尔帕的环境检察官举报，有不法者在他的社区里破坏森林，但这个案子很快就被关闭了。次年，这位阿沙宁卡领袖用GPS设备标定了每一个非法营地的位置，拍下了伐木者用链锯伐倒巨大树木的照片——这些人只用半个小时，就让一棵百年大树躺倒在地。乔塔把证据和伐木者的姓名一起提交给警方，然而这个案子也被搁置了。2014年，在他被杀害前五个月，埃德温·乔塔又一次大声疾呼，指控同样的伐木者，然后收到同样的死亡威胁，也同样地得不到政府回应。普卡尔帕当局声称没有经费，所以无法去萨维托调查这位阿沙宁卡酋长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眼前一片茫然。”在边境线上的避难所里，乔塔对着镜头说。这个藏身之处是几个巴西朋友为了保护他找的。“在萨维托，我们找不到管事的机构，政府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对他们来说，我们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为了阻止萨维托获得森林的所有权，木材贩子们千方百计想把埃德温·乔塔这块绊脚石搬开。他们试图贿赂他，开出的价码高达一万美元。后来他们指控他从支持原住民的组织那里收钱。再后来，他们便开始动用各种各样的威胁手段：偷走萨维托公共船只的马达；掠夺庄稼和动物；射击竖立在社区外面的欢迎牌和阿沙宁卡人每周唱着国歌升起来的秘鲁国旗。夜里，伐木者会绕着阿沙宁卡人的屋子走来走去，并对着空中放枪。他们散布谣言说，“如果他们继续胡闹”，社区里的“某人”会死。在萨维托，人人都知道，这个“某人”指的正是埃德温·乔塔。
我们深爱的某个人突然过世时，他们最后说的话、我们做过的某个梦，甚至一只鸟儿的啼叫，都常被理解成预兆。乔塔的兄弟姐妹们说，他们得知埃德温·乔塔死讯的前几天，就已经在睡梦中得到了预示。焊工埃德加曾梦见自己家门外站着一只巨大的秃鹫，他不得不抓起一根木棍把它吓跑。商店店员吉尔玛（Gilma）则梦见她在用双手挖掘一个坟墓。面包师费尔南多（Fernando）梦见的是自己在参加一个派对，周围有许多人，场景十分喧哗。
“我现在才明白，那其实是一个葬礼。”费尔南多表情庄重地说，“第二天我就接到了电话，说我的哥哥死了”。
在被枪杀的前一天，埃德温·乔塔本人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热带雨林中央的一块空地上，和母亲、祖父和叔叔在一起。可是这些人实际上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他们在召唤他。”乔塔的遗孀朱莉娅·佩雷兹说。她三十多岁，身材苗条、性格安静，看人的眼神充满疑虑。那天夜里，怀着六个月身孕的朱莉娅被丈夫睡梦中的哭号惊醒。凌晨四点钟，乔塔站起身，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他匆匆抓起几条旧牛仔裤、一件长袖白衬衫（后来又换成一件黑色的）以及几双长筒雨靴。他把蚊帐折好，和换洗衣服一起塞进帆布背包，然后整理了一下文件夹，准备赶赴巴西阿克里州的阿匹乌恰。那个阿沙宁卡社区也有一些社区领袖（巴西人）受到同一批伐木者的攻击，他们可以一起策划如何捍卫自己的土地。
那天上午，埃德温·乔塔的举止非常奇怪。“他看上去病恹恹的，几乎一言不发。”他的遗孀回忆。他吃不下妻子为他做的早餐，于是她把米饭、肉和炖丝兰打包装好，供他在奔赴边境的两天路程中果腹。乔塔平日并不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但他在登上皮克皮克（peque peque）（一种机动小艇）之前，拥抱了两个孩子——七岁的基托尼罗和两岁的特松基里。朱莉娅以为丈夫还没从宿醉中醒过来，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在一个小农场的开业式上喝了许多马萨托酒——这是阿沙宁卡人的习俗。
乔治·里奥斯是萨维托的司库，与埃德温·乔塔一同被杀害。他的妻子埃尔吉莉娅·伦吉福对那天的事记得不多。她的记性不好，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年龄，也不记得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然而有一件事却在她脑海中萦回不去：社区领袖们出发去边境的那个早晨，奇库阿（chicua）鸟叫得出奇得尖锐响亮，异乎寻常。对阿沙宁卡人来说，奇库阿是报告坏消息的鸟。它是在热带雨林中生活的一种矮小雀鹰，长着棕色的羽毛，阿沙宁卡人只要听到它的鸣叫（“奇库阿！奇库阿！”），就晓得要发生可怕的事情了：有人会失去生命——无论是掉进河里淹死、被蛇咬死还是被巫术诅咒而亡。
“你们最好别去。”埃尔吉莉亚恳求他们，“奇库阿鸟都叫疯了，你们会倒霉的。”
“没事。”丈夫努力安慰她，“奇库阿知道些什么？何况我们是四个人一起走。你就为我们祷告吧！就这样吧！”
埃尔吉莉亚给他们做了早餐：煎黑脂鲤鱼（boquichico）和鲶鱼配炖丝兰。“但是，直到那会儿我都没法放松下来，”她回忆道，“鸟儿是不会随便叫的。”埃尔吉莉亚说，丈夫死后她才想起，她曾经见到过欧里科·马皮斯（Eurico Mapes）——盗伐者、犯罪嫌疑人之一——坐着皮克皮克逆流上行。当时马皮斯便直勾勾地盯着阿沙宁卡的领袖们，似乎在查点人数。
在动身去边境之前，埃德温和埃尔吉莉亚聊了几分钟，提到了他最新收到的威胁。
“我已经在死亡保证书上签字了。”乔塔对这位邻居说。然后他便起身，往森林里走去。
那是2014年9月1日，上午十点钟。
六个小时后，一颗猎枪子弹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几位阿沙宁卡领袖在秘鲁丛林中被杀害后，过了三个星期，一面绘有埃德温·乔塔头像的白色旗帜在纽约的大街上飘扬起来。联合国气候峰会（UN Climate Summit）召开前的几天里，约有五十万人从世界各地赶来，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环保大游行。记者、政治家、活动家和各界名流——从美国前任副总统艾尔·高尔（Al Gore）、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到演艺明星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和流行歌手斯汀（Sting）——全都走上街头，呼吁他们的政府针对地球污染和资源掠夺采取具体的行动。秘鲁的活动家们举起了绘有乔塔面容、写着几位被害阿沙宁卡领袖姓名的旗帜，要求惩办凶手。那时，《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英国广播电台（BBC）和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已先后报道了乔塔被谋杀的新闻，以及他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赖以生存的森林不受掠夺而进行不懈斗争的故事。巴西《圣保罗页报》（Folha de São Paulo）高度评价乔塔是“当代的奇科·门德斯（Chico Mendes）”[22]，认为他堪与那位著名的巴西橡胶割胶工和活动家比肩（门德斯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保护亚马孙森林而惨遭杀害）。利马的媒体称埃德温·乔塔是“热带雨林殉道者”。而在旅居纽约的秘鲁人眼中，这位阿沙宁卡领袖有着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人当无畏风险，为信念而战。
然而，在距离游行队伍五千多千米的远方，在安第斯山脉的另一侧，埃德温·乔塔出生和长大的普卡尔帕港口，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乔塔？我在新闻上看到过。他就是那个被人杀死的‘阿查宁戛’，是吧？”店主弗朗西斯科·穆尼奥斯（Francisco Muñoz）答得有些迟疑。街景摄影师乔治·阿利亚加（Jorge Aliaga）则话中带着警惕：“他和野蛮人混在一起。那些人都是不开化的，过去经常吃人。现在他们也会攻击你，朝你射带火的箭。”渔夫圣地亚哥·卢纳（Santiago Luna）回忆说：“他坐过我的船。他是个好人。” 在木板路上，保安理查德·罗迈纳（Richard Romaina）说：“在这儿，普卡尔帕，没人认识他。他们是原住民社区的首领，他们待在那边。”“他就是那个穿着袍子四处走动的男人，整张脸都画着花纹。”食品店主露易莎·里维拉（Luisa Rivera）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他吗？”
做一名捍卫领土的活动家极易遭受误解，十分吃力不讨好。不仅如此，如今这还意味着要做好随时被人杀掉的准备。在全世界，每星期就有四名环保主义者被害，遇难者的名单已长得触目惊心。2001年，原住民领袖基米·佩尼亚（Kimy Pernía）因为反对一座水库的建造，被哥伦比亚准军事武装力量杀害；2003年，厄瓜多尔的安吉尔·辛格雷（Ángel Shingre）因为把一家石油公司告上法庭而遭到绑架和枪杀；2009年，墨西哥原住民马里亚诺·阿巴尔卡（Mariano Abarca）因为抗议一家矿业公司而在家门外被枪杀；2011年，刚果人弗里德里克·莫洛马（Frédéric Moloma）在一次抗议非法砍伐的活动中被警察殴打致死；2012年，柬埔寨活动家楚特·伍蒂（Chut Wutty）因为公开谴责非法砍伐而被士兵杀害；同一年，菲律宾原住民领袖吉米·利古恩（Jimmy Liguyon）因反对一个采矿项目，被当着他妻子的面射杀；2015年，洪都拉斯妇女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因反对在伦卡（Lenca）人的圣河上建水坝而在家中被枪杀。根据全球见证组织（Global Witness）的统计，在过去的十二年中，全球有一千多名环保主义者遇害身亡。在一个资源稀缺的星球上，保卫一片森林或一片土地，绝非那些娇生惯养的理想主义者或环保说客想象中的那般轻而易举，相反整个过程可能十分惨烈：2011年，为了恐吓举报非法砍伐的人，几个职业杀手枪杀了一对正在捍卫自然资源的巴西夫妇，随后还割掉了他们的耳朵。
全球见证组织还告诉我们，在环保活动方面，2017年秘鲁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里排名第七，在美洲最危险国家里则位居第四——仅次于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2008年，玻利维亚边境一个小镇的副镇长朱利奥·加西亚·阿加皮托（Julio García Agapito）截停了一辆非法运输桃花心木的卡车，事后便在当地林业管理办公室里身中八枪，凶手却逍遥法外。2013年，两个骑摩托车的职业杀手枪杀了杰出的阿沙宁卡领导人毛罗·皮奥（Mauro Pío）。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皮奥一直在为他的土地争取所有权，并要求驱逐侵犯其社区的林业公司。在21世纪的头二十年里，有八十多名秘鲁人由于类似原因遭到杀害，而这个数字还仅算上我们已经知晓的那些案子。
“我们感到最危险的事情是，本来应当保护我们的国家，却随时会背叛我们。”知名的阿沙宁卡领袖鲁思·布恩迪亚（Ruth Buendía）在听说埃德温·乔塔的死讯时，这样对我说。布恩迪亚曾与巴西的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公司斗争，阻止他们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建造水库。“政府抛弃了我们，任由罪犯胡作非为。”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乔塔都在做准备工作，计划将萨维托的案子呈交美洲人权法院。[23]“只要我们没有获得授权，伐木者就不会尊重原住民的所有权。”这位阿沙宁卡领袖对《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斯科特·华莱士（Scott Wallace）说，“他们威胁我们，恐吓我们。他们手里有枪。”那是2013年，华莱士为了调查盗伐桃花心木事件而拜访萨维托。华莱士在报道中写道，迫于威胁，乔塔经常不得不走上两天的路，去寻求巴西境内阿沙宁卡人的庇护。后来，人们正是在这条小路的边上发现了他和几个朋友的遗体。
埃德温·乔塔被枪杀后，过了几天，他的两个妹妹从一位叔叔那儿得知了他的死讯——那时她们已经有十年没见过这位兄长了。随即她们在网上读到了华莱士的文章。极度悲痛的妹妹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在杂志网站上留言，希望能引起媒体的关注：
露兹·乔塔·瓦莱拉，秘鲁，9月9日，下午1：21
我们是埃德温·乔塔·瓦莱拉的妹妹。对于发生在哥哥身上的事情，我们深感悲痛。我们的名字是索妮亚（Sonia）·乔塔·瓦莱拉和露兹·乔塔·瓦莱拉。我们居住在利马。我们为哥哥感到痛苦绝望。他的身体被野兽吃掉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我们看到了您的报道，但我们不懂英语。我们地位低下、为人简单，但和我们的哥哥有着同样的原则。他曾为自己的生命安全、阿沙宁卡兄弟姐妹们的生命安全大声疾呼，但我们国家的政府什么也没做。这一切太不公平了。如果您能帮助我们伸张正义，我们将深为感激。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哥哥，也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大自然。我还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听说了我们家人的悲剧。非常感谢！
露兹和索妮亚不得不向人借贷，又把电视机和音响当掉，才凑够钱买了两张长途大巴车票。经过二十四小时的长途颠簸，她们终于到达普卡尔帕，辨认哥哥的尸骸。此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们便搬到智利的圣地亚哥生活了，在一家餐馆里打工。
与此同时，在关于这桩谋杀案的新闻发布两天之后，警察局的初级警员卡洛斯·纳帕科（Carlos Napaico）正准备搭乘一架Mi-17直升机去库斯科（Cusco），任务是平息天然气开采引起的社会动荡。他在登机时接到上级指挥官的电话，改派他去执行一项新任务：他和七十名同事——全是“反颠覆”警察——要立即飞往位于巴西边境的上塔马亚河域热带雨林，去寻找“某个阿沙宁卡人”的尸体。
为了寻找那具尸体，这位没有配备任何专业潜水设备的警员跳进了那个浑浊发臭的泥水坑。在阿沙宁卡猎人杰米·阿雷瓦洛的协助下，经过五天的搜寻，初级警员纳帕科终于找到了乔塔的遗骸。由于没有可通信的无线电设备，他们只得把乔塔的遗骨装进袋子，紧紧扎好，然后在几个用树枝临时搭起来的棚子里等着。他们靠金枪鱼罐头和苏打饼干果腹，熬过了两个湿漉漉的雨天，才等来了军方的直升机。对二十八岁的纳帕科来说，这个阿沙宁卡领袖的遗骸便是他的“离场券”：他和同事们只要找到这具尸体，就可以撤退了。
一名先行者一旦成为烈士，人们就会怀念他，将其视为自己奋斗的化身。如今，埃德温·乔塔死了，在其追随者的心目中，他便成了多重意义的象征：对非法伐木的抵抗；对原住民权利的捍卫；为永不到来的正义而进行的孤军奋战；以及一个农村男人独自面对国家机器的奇特勇气。然而对于萨维托的四位遗孀来说，丈夫的死亡只是证明了阿沙宁卡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让外界听到他们的呼声。
“好像没有财产所有权，我就一文不值似的。”埃尔吉莉娅·伦吉福对媒体说。她是四位遗孀之一。当时是2014年末，她去了利马，向媒体讲述她的案件。“我们照顾水源，守护森林，但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在城里生活的人。我们并不贫穷。我是富有的，在我的土地上，我什么都有。那些偷走我们东西的伐木者才是穷人。”
这几位萨维托妇女下定决心要把丈夫的遗愿坚持到底——直到萨维托的阿沙宁卡人成功获得土地所有权为止。乔塔的前伴侣戴安娜·里奥斯（她的父亲是与乔塔一同遇害的三位死者之一）去纽约接受了亚历山大·索罗斯基金会[24]颁发的年度奖项——追认这几位已牺牲的原住民领袖为环保英雄。同时她还得到一笔赞助乔塔未完成项目的资金。此外，乔塔的死亡令秘鲁政府终于启动了授予萨维托土地所有权的进程，并投资约三十万美元用于种植可可树和药用植物，以及恢复木材产区的植被[25]。2014年，秘鲁总统乌马拉承诺彻查凶杀案，然而直到2018年9月（距罪行发生已过去了四年）这项调查仍未结案，而审查期间被捕的四个人（其中包括嫌疑人之一的马皮斯）却已被释放了。
“他们信誓旦旦，有求必应，但全是口头说说的。除了空话连篇，什么都没有。”乔塔的遗孀朱莉娅·佩雷兹对着记者的镜头说，“我们从来看不到结果。”遗孀们害怕她们返回社区后，盗伐者也会对她们进行报复。
埃德温·乔塔的家人无法安葬他的遗骸，直到他被杀害后五个月，才终于办成此事。包括当地代表、活动家和亲朋好友在内的一百多人在普卡尔帕公墓参加了他的葬礼。乔塔的遗骨被火化了。他的遗孀怀抱婴儿，将骨灰放进一口白色棺材里。但这一切在新闻媒体上几乎毫无反响。
埃德温·乔塔生前便有预言：或许必须有人死去，才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然而那些和他最亲近的人却说，这还不是最令他烦恼的事情。“他说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知道自己随时会死。”社区律师马戈思·奎斯佩说。作为社区里唯一有读写能力的领导者，乔塔最担心的是，其他阿沙宁卡人都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没有能力继续对付非法伐木者。“所以他一直在教其他领导者读书写字，”奎斯佩说，“可是，如今他们全都死了。”
乔塔的邻居、已成了遗孀的埃尔吉莉娅·伦吉福现已成为萨维托的新领袖。她说她不害怕。即使要冒生命危险，她也会继续捍卫森林，举报非法伐木者。令她烦恼的只有一件事——“问题是，我不识字。”她说。
[1] 中文摘录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的中译本《实验室女孩》，译者蒋青。——译者注
[2] 索西莫·萨克拉门托：秘鲁著名民俗音乐家。——译者注
[3] 瓦伊诺舞：一种起源于秘鲁、流行于整个安第斯山区的民间舞蹈，风格热情奔放，常见于各类庆典和狂欢节上。——译者注
[4] 扶火舞：又译为“伏火舞”“呋嚯舞”等。Forró舞是巴西著名的一种舞蹈，19世纪起源于巴西东北部，后风靡全国，与桑巴一样成为巴西的象征。其节奏简洁明快，风格热情奔放，常见于狂欢节等大型庆典上。——译者注
[5] 胭脂树（Achiote，Bixa orellana）是秘鲁以及巴西、墨西哥的亚马孙丛林中常见的一种热带灌木，其果实里含有红色树籽，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就被用作天然染料，今天依然常用于化妆品、纺织和食品工业。——译者注
[6] 维托托：哥伦比亚东南部和秘鲁北部的南美印第安人，属于一种独立语群。在几千名原住民中有30多个维托托部落。由于遭受剥削、疾病和同化，1970年以来有估计认为维托托人已不足1000人。——译者注
[7] 《蜗牛汤》：洪都拉斯乐队Banda Blanca演唱的一首歌曲，1991年推出后即成为拉美热门曲目，并风靡整个美洲大陆。——译者注
[8] “帕基沙战争”是秘鲁与厄瓜多尔之间一次军事冲突的名称。这次军事冲突始于1981年1月，目标是争夺对几个边境哨所的控制。这次短暂的战争在同年的2月份便宣布结束，但实际上直到1998年，随着巴西利亚总统法案（Brasilia Presidential Act）的签署，这个早在1941年就已经开始的边境争议才最终得以解决。
[9] 普图马约河（Putumayo River）：西班牙语为Rio Putumayo，亚马逊河支流，长1609千米，是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与秘鲁的大部分边界。——译者注
[10] 光辉道路：秘鲁的极左反政府游击队组织，是1970年从秘鲁共产党分离出来的。80年代在秘鲁的活动颇为活跃，时常制造事端。——译者注
[11] 克丘亚语是南美洲原住民的语言，分布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地。克丘亚语自成一种语系，但有各种“方言”，情况类似汉语。——译者注
[12] 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托莱多总统设立，旨在调查在20世纪80 年代至 90 年代秘鲁内部冲突期间的人权状况。——译者注
[13] 萨维托阿沙宁卡（Asháninka）又称为“大帕乔纳尔（Gran Pajonal）的阿沙宁卡”，也称为“阿什宁卡”（Ashéninka）。他们是阿沙宁卡民族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共享历史和语言（虽然有些不同），也因为他们传统上居于同一地区：秘鲁中部的热带雨林。2017年时，阿什宁卡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仍在争取获得国家的承认。
[14] 大蕉（plantain）：芭蕉科芭蕉属植物，是热带国家常见的芭蕉品种，又被称为烹饪香蕉，通常煮熟或油炸食用。非洲和南美国家常以此为主食。——译者注
[15] Apiwtxa，未检索到标准或通行中文译名，本书音译为“阿匹乌恰”，是巴西境内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的一个原住民社区，近年来因在自然保护和森林恢复方面成绩显著，获得国际关注。——译者注
[16] 死藤水（ayahuasca）是南美洲土著居民用热带雨林中一种被称为“死藤”的藤本植物制作的褐色苦味饮品，有“灵魂的酒”之称。死藤水有快速致幻的效果。因为可以产生“通灵”幻觉，它也是土著人的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道具。——译者注
[17] 昆比亚舞：诞生于哥伦比亚的圣·巴西利奥（San Basilio），舞蹈融合了非洲和西班牙民族舞蹈元素，是一种欢快的社交性舞蹈。——译者注
[18] 龙凤檀：这种木材的市场俗称。秘鲁称为 Shihuahuaco，圭亚那称为库马鲁（Kumaru），包括香豆树在内的三个硬木树种。龙凤檀也是濒危的短翼鹰、金刚鹦鹉和其他洞巢鸟的重要栖木。它是秘鲁最常出口到邻国的树种。——译者注
[19] 环境调查署（EIA）在其2018年的报告《真相揭晓之时》（Moment of Truth）中陈述，尽管针对非法砍伐、洗白和国际贩运秘鲁木材的斗争取得了进展，制度化的腐败依然盛行。整个伐木行业、主要管理部门（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都否认或淡化处理这个问题。他们有意识地削弱执法机构，并且减少数据收集，还修改出口条件，导致追踪木材并核实其合法来源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20] 秘鲁原为西班牙殖民地，于1821年7月28日宣布独立。此后,秘鲁政府就把7月28日这一天定为独立日。独立日当天在首都利马有盛大的游行和阅兵式，由秘鲁总统主持这一活动。——译者注
[21] ProPurús：音译为“普罗普路斯”，是秘鲁的一家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10年9月，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森林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以及促进秘鲁丛林原住民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译者注
[22] 奇科·门德斯：巴西橡胶工人、工会领袖和环保主义者。他为保护亚马孙雨林而战，并倡导巴西农民和土著人民的人权。于 1988 年 12 月 22 日被一名牧场主暗杀。——译者注
[23] 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1979年在美洲人权公约的基础上设立，是美洲人权保障的司法监督机构。——译者注
[24] 亚历山大·索罗斯基金会（Alexander Soros Foundation）：成立于 2012 年，是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之子亚历山大·索罗斯创立的私人基金会，其既定使命是促进社会正义和人权，同时也关注环保主义、教育、文化事业。——译者注
[25] 2015年8月，在埃德温·乔塔及其朋友们被杀害过去将近一年后，萨维托社区终于得到了大约300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约为2.59平方千米）土地的财产所有权。但社区成员们并不满意。他们继续呼吁，要求抓捕杀害领袖们的凶手。他们说，非法伐木者仍然在威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