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
随着计算成本大幅下降，且软件复制的成本往往也可以忽略不计，免费或几乎免费的服务应运而生。这些变化很重要，但我在本书中关注的是另一种现象：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经济，因为它正在改变经济参与者使用信息的方式。由于信息对市场和经济机构的性质非常重要，因此信息技术影响着经济运行的关键方面。
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分析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明白了信息（即经济参与者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对经济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认为信息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它影响企业的边界和组织、合同的制定方式、如何设计制度以提供最佳激励，以及如何制定监管措施。随便浏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你就会发现其中大多数人都对信息经济学做出了贡献。
这项研究议程始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计划经济的批判。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主张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分配生产资源从而控制经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批判计划经济时认为，经济运行需要价格机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al）中，提出了如何组织经济的问题，认为其关键是信息或知识的获取：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质正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决定的：我们必须利用的有关（周围）环境的知识从未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存在，而仅仅是以每个个体拥有分散、不完整、经常相互矛盾的知识片段的形式存在。社会的经济问题……关乎如何确保最好地利用社会所有成员已知的知识资源，其相对重要性只有与之相关的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知识利用问题，不过这些知识不是全部提供给每个人的。
此外，人们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知识的获取，还在于引导不同的经济主体以社会最优方式行事。中央计划的制定者可能会承诺带来更公平的经济，但终将失败，因为中央计划的制定者既无法了解复杂经济体不同的以及不断变化的需求，也无法有效地指导不同的经济主体去满足这些需求。
其他经济学家进一步延伸了这一概念，并将对信息和知识的分析扩展到其他领域。两个密切相关的经济知识问题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问题有关。首先，这些知识大部分是广泛分散、高度局部性、经常变化的，这使得中央计划的制定者难以或不可能获得这些知识，其他个人也不可能知道。其次，许多经济主体不会向中央计划的制定者或其他经济主体如实透露他们掌握的知识。例如，制造商拥有关于其产品质量的信息，但可能不愿意向潜在客户透露这些信息，尤其是在产品质量不好的情况下。这就是所谓的私有信息或不对称信息（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相关信息），它影响着广泛的经济互动。
这种对信息的关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连锁店的兴起以及沃尔玛随后崛起的原因。零售商寻求以最优惠的价格从制造商那里获得最优质的商品，但零售商缺乏有关不同制造商产品质量的信息。制造商可能享有不同的声誉，但零售商基本上必须通过经验来了解商品的质量。[4]零售商必须通过进货来观察商品的销售情况，以及顾客对商品的喜欢程度或是否退货。但这种学习经验既昂贵又耗时，尤其是当不断出现许多新产品时。因此，独立零售商必须在提供有限的商品种类和提供库存质量不稳定的商品之间做出选择。
除了能够影响分销成本的（其他）经济手段之外，连锁店还通过标准化实现规模经济。这意味着连锁店可以提供有保障的、高质量的商品，并提供更多种类的商品。当然，这种集中决策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连锁店忽略了许多当地信息，它为可能有不同品位以及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定制产品的能力有限，而且对当地顾客需求变化的反应也很慢。连锁店模式能够帮助店家获得收集当地信息的能力，降低获取产品质量信息成本。连锁店和其他大型企业在运作中引入中央计划的元素，这样一来，它们就受到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问题的影响，即分散的个体所了解的当地信息有限。
沃尔玛的商业模式还通过在门店之间共享产品质量信息来节省学习成本。不过由于沃尔玛分散了决策权，它可以更好地满足当地顾客需求。通过分散关键信息，沃尔玛允许门店经理在总部的监控下根据当地需求对商品种类和库存数量进行调整，并处理向不同门店配送各种商品的复杂事项。同时，信息技术有助于门店之间共享有关新产品和需求变化的信息，还能快速有效地将（质量、价格）不断变化的各种商品配送到各个门店。这些优势意味着沃尔玛可以经济高效地在其门店提供更多种类的商品，并提供消费者想要的产品品质。
借助信息技术，基本的范围经济得以存在，商家可以更好地获取当地信息。设计良好的软件是模块化的；与物理系统相比，处理附加产品或功能的代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开发，且成本相对较低。通过范围经济，信息技术打破了对于当地信息的需求与标准化带来的成本节约之间的僵局。信息经济学的这种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秩序。
沃尔玛并不是一个孤例。其他行业的其他企业也正利用信息技术来获取并迎合个体或当地顾客的需求。其他行业的竞争环境也发生了改变：类似的故事在发生，企业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保持领先地位。这些说法与一种普遍的观点背道而驰，即我们生活在一个过度竞争的时代。约瑟夫·熊彼特关于颠覆性创新的观点以及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关于企业颠覆性的观点广受欢迎。许多专家，如艾伦·格林斯潘，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颠覆性创新加速的时代。
我对这种颠覆性神话提出质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神话。在第一章中，我展示了过去20年来行业龙头被颠覆的概率急剧下降的证据，并表明企业通过对专有软件进行大量投资而占据市场主导地位。这些新系统使行业龙头能够重复利用其复杂性进行竞争，即提供更丰富的品种、更多的功能或更多的产品版本。
但为什么对专有软件的投资会使得大企业持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在第二章中，我认为在复杂性上的竞争改变了市场和产业结构的性质。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使企业能够将其产品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分开来。按照约翰·萨顿的观点，这种竞争会产生“自然寡头垄断”，即少数 “巨星级”企业（投资并掌控技术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头部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更好的管理者或更高素质的员工。此外，许多行业的竞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这扩大了绩效差异并改变了企业行为。
这种新型竞争的一个关键含义，是有关新技术的知识不会像过去那样在社会中迅速传播。在第三章中，我们将探讨一个有关企业如何基于新技术设法保持主导地位的难题。过去，有关主要新技术的知识会传播给竞争对手，进而加剧竞争，新知识被共享、许可、复制并独立开发；如今，这种情况似乎发生得更少或更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没有将它们的技术授权给其他企业使用的动机，因为这样做会减少它们与竞争对手的差异；二是技术的复杂性增加了竞争对手模仿或独立开发（技术）的难度。这种较慢的技术知识“扩散”对“巨星级”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在第五、第六和第七章中，我将阐明较慢的技术知识扩散是如何改变行业活力、初创企业的增长前景、生产率增长、收入不平等，甚至监管者的治理能力的。
但在此之前，第四章中我将破除一个常见的误解：新技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的自动化这一方面，它有可能造成失业。而我认为，自动化不一定会导致大规模失业；自动化目前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未来几十年也不太可能。尽管自动化确实迫使许多劳动者为从事需要新技能的工作，在过渡过程中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新技术更大的影响还在于其他方面。
（技术、知识）缓慢扩散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产业结构的范畴。“超级明星资本主义”的印记几乎遍布当今所有经济体中。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行业活力和小型创新企业的命运。一个关键因素是规模较小的企业现在面临发展的阻力；由于无法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自2000年以来，高生产率的小型企业平均成长速度放缓。但这并不是说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数量减少了，而是说虽然它们进入了市场但成长速度放缓了。然而，这种现象最终会降低总生产力的增长。
此外，由于获得新技术的机会有限，雇员在获得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技能时会面临更大的困难，从而造成雇主之间的技能差距和雇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在第六章中，我们将探讨这些差距如何加剧不同企业、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地点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数据和软件的访问受限同时也破坏了政府监管。在第七章中，我们将看到监管者对信息的日益依赖如何限制他们的治理能力，进而导致重大失败，如柴油排放丑闻、波音737MAX飞机空难以及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次贷市场崩溃。
这些与行业活力、生产力增长、收入不平等和政府监管有关的问题实质上源于（技术、知识）缓慢扩散或受限访问，但这些结果并不是由技术决定的。企业在法律和制度的指导下，就许可或共享数据、软件、相关知识做出自己的选择。关键的政策挑战是鼓励企业更多地授权或分享技术，更迅速地传播知识，改善这些问题，并允许新技术带来的巨大福祉惠及全社会。
在第八章中，我们将具体关注数字平台的作用，这一直是反垄断法特别关注的对象，也是美国国会听证会的焦点。数字平台使反垄断分析复杂化，也使处理竞争政策方面的问题更加困难。尽管大型科技平台应该受到严格的反垄断审查，但当今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所带来的挑战远不止少数几家数字平台企业的行业垄断，而且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仅靠竞争政策就能解决的。加强反垄断执法是一个好主意，但它可能不足以应对“巨星级”企业带来的挑战。拆分大企业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与企业规模本身相比，这些问题与知识（或技术）的获取更加相关。
事实上，在第九章中，我认为应该鼓励创建开放平台，它们对于消除“超级明星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社会平等、安全和保障所造成的一些损害至关重要。当IBM分拆[5]其软件业务、亚马逊分拆其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网站时，开放平台的创建释放了高度活跃的行业增长，为小企业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为生产力提高、技能提升和薪酬增长创造了机会。然而，重要的政策，特别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政策，削弱了拆分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动力。
最后，我在结语中建议，通过正确的政策平衡，我们可以迈向新的经济秩序，一个擅长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为劳动者和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多机会的新秩序，以及一个更公平、更有凝聚力和更好管理的社会。可持续的信息经济不仅是大量人员使用信息工作的经济，更是一种积极开发并广泛共享新知识（或技术）的经济。
[1] 1英尺≈0.3047米。——编者注
[2] 大卫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公元前1010年至公元前970年是以色列王。当时，以色列王扫罗在位。非利士人入侵以色列，非利士人中有一位巨人，名叫哥利亚，头戴钢盔，身穿铠甲，力大无穷，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以色列人死伤无数。大卫到达了前线时，他看到敌方的巨人哥利亚冲了上来，以色列人抵挡不住。这时，大卫率众走上战场，大声地痛骂哥利亚，等到哥利亚被骂得头昏脑涨时，大卫用甩石机甩出石头打昏了哥利亚。大卫冲上前去，杀死哥利亚，挽救了以色列。——编者注
[3] 凯马特也是扫描仪的早期使用者，但它在相关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将不同组件和供应商整合成一个有效的系统方面落后了。
[4] 如果制造商能提供一份关于产品质量的详细且全面的保证，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然而这通常是不可能的，签订保修合同时往往在产品质量信息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而且大多数有保修的产品只有有限的保修期，留下了质量隐患，令人担忧。
[5] 这里的“分拆”是指企业将原本合并在一起的业务进行拆分，IBM将软件和硬件分开销售、取消捆绑销售策略的做法就是“分拆”的典型案例。这与在组织、股权架构上对企业进行“拆分”是不同的概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