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本书的立场和摘要

我认为，人们的长期预期对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起着重要作用。自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动物精神”的概念以来，众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动物精神对设备投资的重要性。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将长期预期作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展开研究。

本书有三大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将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预期与设备投资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内阁府在发起的《企业行为相关的问卷调查》中，询问了企业对未来5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速的预测，这代表了企业对日本经济长期前景的预测。长期预测会对企业的长期设备投资活动产生影响。如果将设备投资未来收益的现值与设备投资费用相等的状态称为“长期均衡”，就可以使用企业的面板数据求出长期均衡水平下的设备投资率变动趋势。我发现，通过这种方法求出的设备投资率长期均衡值与企业对日本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测密切相关。

即使在21世纪，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预测并无改观，这也与设备投资的低迷有关。如果企业对未来抱持悲观预测，其行为就会趋于保守。也就是说，企业创造出的利润不会转向设备投资，而是转为企业的内部储蓄。另外，在员工聘用方面也会持消极态度，会用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员工代替工资水平高的正式员工，并尽可能多地通过压缩生产成本创造利润。

设备投资活动的低迷导致生产设备的老化，导致生产力增速放缓。设备投资低迷这类需求不足现象，从长期来看，会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进而从供给层面导致经济低迷的持续。

那么企业为何会对未来形成悲观预期，其发生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要阐明其中的原因。本书中，我们会通过定量分析，对决定长期经济增速预期的因素进行验证。在验证过程中，我们将从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一角度展开分析。

需求因素包括消费增长率、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民间住宅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供给因素包括资本存量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知，企业在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前景进行预测时，比起供给因素更重视需求因素，特别是现在到过去的消费增长率。

因此，低消费增长率是引发企业长期悲观预测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消费不增长呢？本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要对这一发生原因进行实证探索。

在厘清消费低速增长原因的基础上，我重点关注的是，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流动着的“人口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日本青年人口比重为18.24%，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2.08%。之后，青年人口数量持续下降，65岁以上人口数量持续增加。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青年人口比重为12.19%，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8.14%。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让人们过上安定生活，非常需要建立适应老年人口持续增加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如果社会保障体系的调整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可以说是政策的失败了。此外，如果人们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他们对老年生活的不安和焦虑就会增加，同时围绕生活相关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

本书使用三大数据多维度分析消费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

数据一是日本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家庭金融行为民意调查》中的个票数据。本书中，我们通过定量分析1984-2008年长达25年的数据，在对“因退休金和保险不够用担心晚年生活”这样的家庭群体进行识别的基础上，确定具有哪种属性的家庭划入这一群体的概率较高。分析结果显示，净金融资产额较低、没有自有住房、有欠款、低收入家庭划入这一群体的概率较高，而且这一概率在逐年上升。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家庭对抽样区间内实施的5次社会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看法。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减轻人们对晚年生活焦虑的作用，但是因代表家庭属性的户主年龄和收入情况不同，反应也存在差异。特别是对1989年、1994年、2004年修正案，20岁、30岁的第二被保险人对其效果持怀疑态度。

数据二是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家计调查》中的年收入阶层数据。本书关注的变量是“养老保险费占工资收入的比例”。这个变量可以作为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负担感的指标。无论家庭处于哪个收入阶层，这一比例都在逐年升高，由此我们可知，社会养老保险费用正在挤压家庭收入。此外，通过详细分析家庭的储蓄行为可知，随着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负担感的上升，储蓄和存款这种安全的金融资产会不断增加。此外，以高收入阶层为中心，对个人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一结果意味着社会养老保险费占家庭收入比重上升，增强了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脆弱性的认识，促进了家庭的金融储蓄。

数据三是庆应义塾大学收集的《日本家庭面板数据调查》中的个票数据，数据最大的特征是记录了家庭过去累计缴纳的社保费用总额。在我的研究中，将家庭累计缴纳的社保费用总额看作个人的养老资产，比较养老资产与其他资产（实物资产、流动资产）对储蓄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实物资产和流动资产对储蓄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养老资产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对储蓄提取持谨慎态度的家庭中，我们还观察到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社保养老费用的缴纳额增加了储蓄；我们还发现，风险回避型的家庭，为了减轻对社会养老制度的不安和焦虑，会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

我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脆弱性的认识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出现了抑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的结果。对消费的抑制进一步导致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前景持悲观态度，以设备投资谨慎为首企业的行为也趋于保守。

本书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两个政策性含义。第一，对提取储蓄持谨慎态度的家庭，为了减轻对社会养老制度的焦虑和不安，会更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夫妻两人都是正式员工的家庭对于提取存款持谨慎态度的概率会较低。而对于非正式员工来说，由于他们的就业期、工资水平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够作为正式员工被录用，就可以大大降低此类就业风险。

2020年4月，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传播带来了新的就业风险，这是有史以来停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在2020年之前过去近一年时间，日本停业人数一直在200万人左右，但同年4月，这一数字几乎到了3倍，达到了597万人。停业人员指的是，在调查期间有工作却没有在工作的人，与从业人员一起构成了就业人员。但是，停业人员不返回工作岗位，从劳动力市场退出转而成为非劳动人口的概率远远高于非正式员工转为非劳动人口的概率。

降低就业风险，可以使家庭更好地规划未来生活，确定并执行稳定的消费计划，也与整个社会的消费增长密切相关。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营造一个无论男女，只要他们有意愿，都可以作为正式员工被聘用的就业环境，以促进消费的增长。

第二，政府面临的长期挑战是要向公众展示社会养老制度的长期愿景，同时为了实现以上目标，还要向公众展示平衡可行的养老金支付负担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家庭可信赖的社会养老制度。只有家庭恢复了对社会养老制度的信心，他们才能够放心地消费，提高消费增长率。

消费增长率的稳定上升，有助于改善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期，也能够带动设备投资的恢复。目前，围绕人工智能（AI）的研发、物联网（IoT）、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5G）基础设施，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技术竞争。扩大设备投资，对于日本引领技术创新竞争、改善国内信息基础设施都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家庭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好转，才能冲破围绕日本经济的“闭塞感”，才能打开对新社会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