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改变世界需要多少个电灯泡？ How many light bulbs does it take to change the world?》：引言
马特·里德利
Matt Ridley
让我从一个悖论开始说起。这个悖论与电灯泡有关，是一个关于创新的老生常谈的比喻，因为电灯泡的发明在19世纪70年代算是一种创新。
悖论是这样的。没有人预测到电灯泡要来了，也没有人预料到它会被发明出来。然而，你越是仔细关注电灯泡的故事，就越觉得它被发明出来有其必然性。
罗伯特·D.弗里德尔总结说，有21个人可以声称，他们在电灯泡首次亮相之前的几年里，不同程度地独立发明了电灯泡。考虑到他们中有两位至关重要的助手完成了一半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这一数字应该是23。
当然还有托马斯·爱迪生，他在1879年11月申请了电灯泡的专利。1879年2月3日，约瑟夫·斯万在纽卡斯尔的文学与哲学协会向700名观众展示了电流通过真空玻璃泡内的一根碳丝，将演讲室照亮的过程。
还有同样来自英国的威廉·罗伯特·格罗夫、弗雷德里克·德莫林斯和沃伦·德拉鲁，比利时的马塞林·约伯达尔，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洛德金，德国的亨利·戈培尔，法国的让·欧仁·罗贝尔—乌丹，加拿大的亨利·伍德沃德和马修·埃文斯以及美国的海勒姆·马克沁和约翰·斯塔尔，等等。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爱迪生之前就产生、发表了玻璃泡内发光电丝的想法，或者就此想法申请了专利。这些玻璃泡有的是真空的，有的含有氮气，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彼此独立发明电灯泡的。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叫作同步发明。几乎每一项发明或发现，都会引发关于谁是最先发明者或发现者的争论。
事实上，电灯泡的故事不仅没有说明这位英雄发明家的重要性，反而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事实：创新是一个渐进的、递增的、集体的但又不可避免的过程。电灯泡不可避免地从当时的综合技术中产生了。考虑到其他技术的进步，它肯定会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因为它已经成熟了。然而，仍然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创新该如何既不可避免又不可预测地发生呢？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搜索引擎。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有用的新工具，我几乎每天都会使用，我无法想象没有它的生活。比如，若没有搜索引擎，当我试图在书架上找一本我在准备这篇演讲稿时想要重读一遍的书时，我会感到沮丧。最后，我放弃了寻找，在我的Kindle（电子阅读器）上又一次买了这本书。
但是，我或者其他人是否预见到了搜索在互联网时代的巨大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我们是否会闲坐着说：“如果我们能有搜索引擎就好了？”不会的，就像17世纪的人们不会闲坐在一起说“如果我们能有蒸汽机，我们就能进行工业革命”一样。
然而，即使谢尔盖·布林从未见过拉里·佩奇，我们还是会有搜索引擎，毕竟谷歌曾经有很多竞争对手。搜索引擎的发明者，就像电灯泡的发明者一样，都是完全可有可无的个体。当历史重新来过，如果他们这些人都不存在，其他人也会这么做。
我认为创新是整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依赖创新，但我们无法完全理解创新，无法预测创新，也无法引导创新。
就这一点而言，值得对发明、开发和商业化加以区分，但我用创新一词涵盖这三个阶段。
这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关系相当大。哈耶克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的文章中提出，社会运转所需的知识分散在普通人之中，而不是集中地提供给专家。在文章的末尾，他对著名的创新倡导者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了批评。他谈的是我们确定如何最好地满足一个经济需求所需要知道的事实（哈耶克，1945），原文如下：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看到全部的事实，那么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如果这些事实仅为一人所知……解决方案则会太独断了，相反，我们需要搞明白的是解决方案是如何通过每个都只拥有部分知识的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
哈耶克对进化论也很着迷。他对于我刚才提到的关于进化论而非经济学的悖论的描述（哈耶克，1973）如下：
如果能够查明过去对过去出现的特定生物形式的选择起作用的特定事实，这将为现有生物体的结构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同样，如果能够查明在未来某个时期对它们起作用的所有特定事实，应该可以使我们预测未来的发展。但是，我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两点。
技术创新与进化一样，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是在普通人的想法中通过反复试验而产生的，而不是降临在少数天才身上的“神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太相信神创论了。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说错了。我们把英雄挑选出来，讲述了一些有关灵感的故事，这些故事完全是误导人的：有人从浴缸里跳出来，有人被苹果砸中头部，有人看着水壶盖跳起来，等等。
谁发明了电脑？你越仔细研究，就越难以回答这个问题，并难以在约翰·冯·诺依曼、艾伦·图灵、约翰·莫奇利、约翰·皮斯普·埃克特、赫尔曼·戈德斯坦、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霍华德·艾肯、格雷丝·赫柏、查尔斯·巴比奇和埃达·洛夫莱斯等某一位发明了电脑的说法之间做出决定。事实上，计算机是自己进化、出现并“发明”了自己。
谁发明了互联网？是每个人，但又不是某个人，互联网是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英语也是一样：没有人发明，也没有人掌管，但它肯定是人为的。正如哲学家亚当·福格森在1767年说的那样，“人之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创新是通过思想之间的某种重组而发生的，就像进化中通过基因序列的重组发生的基因变异一样。正如W.布莱恩·阿瑟所言，每一项技术都是其他技术的组合，每一个想法都是其他想法的组合。胶囊相机是在一名肠胃病专家和一名导弹设计师隔着花园篱笆做了一番交谈后出现的。
这也一并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耗尽想法、资源枯竭或经济停止增长的观念是大错特错。正如我在《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里德利，2011）中所说的：
知识最美好的一点在于它是真正无穷无尽的。哪怕从理论上说，也不可能耗尽思想、发明和发现的供给量。我持乐观态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信息系统远比物理系统更为浩瀚，这是它的一个很美妙的特点。
概念的宇宙辽阔无边，让物质宇宙相形见绌。正如保罗·罗默（Paul Romer）所说，一块1G容量的硬盘能装下不同软件程序的数量，比宇宙原子的数量多2700万倍。
由此可见，正如爱迪生所说，创新主要靠汗水，而不是灵感。爱迪生和他的团队尝试了6000种不同的植物材料，用于制作电灯泡的灯丝，最后才决定用竹子来制作。换个角度来说，将一项发现或发明转化为可行的创新，远比一开始就有新想法要困难得多。
也许这可以解释技术史上的另一个规律：我们高估了一项创新在短期内的影响，却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这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一位计算机先驱的名字命名的阿玛拉定律（Amara's Law）。
和所有的进化系统一样，你不能轻易地加速创新。我们不能在事物还没有做好准备之前就将它们发明出来。埃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女士真不走运——你早出生了一个世纪。
极难想象有些东西在真正被发明之前几十年就可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就连轮式旅行箱也是随着机场的普及和轻巧的轮子的出现，才恰逢其时地被发明出来。
摩尔定律告诉我们，计算机性能的改进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是可以预测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跳跃式发展。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必要条件，创新会朝着邻近的可能性发展。林奈乌斯说“大自然不会跳跃”，这是对莱布尼茨的回应。然而，我再说一遍，计划、预测或刺激创新同样出奇的困难。
史蒂夫·乔布斯将赌注押在计算机会成为消费品这个想法上，他是对的。但是，当伊丽莎白·霍姆斯试图直接效仿乔布斯的方法（以及他的黑色高领毛衣套装），把赌注押在血液检测产品上时，她以为只要她想要创新，创新就会到来，结果她主导了一起臭名昭著的Theranos（一家血液检测公司）欺诈案。
这里有两句名言可以提醒你，专家们在预测技术的未来时是多么的无力：
没有理由让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一台计算机。
肯尼思·奥尔森（Kenneth Olsen），于1977年
创立数字设备公司
到2005年左右，很明显，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不会比传真机更大。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8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未来的一切都是关于令人惊叹的新型交通方式：私人旋翼机、平常无奇的太空旅行、超音速客机。计算机几乎没有被提及，甚至还没有出现电话。然而，我几乎没有经历过交通工具的变化。波音747型飞机仍在大西洋上空飞行，它们是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的。
相比之下，在20世纪上半叶，交通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通信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的祖父母出生在汽车和飞机出现之前，并在人类登月后去世，但在他们有生之年，电话、电报和打字机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的经历则截然相反，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在加速。我有一种预感，未来50年不会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关于计算机的，而是关于生物技术或其他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