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新冠肺炎疫情与两个“中流”
时至今日，“一亿总中流”[1]已成为一种令人怀念的说法了。
“一亿总中流”曾经有过，至少人们在心底里相信其存在过，但是如今它已不复存在，也没有人再相信了。无论是从生活富足程度还是生活方式的角度来看，“一亿总中流”都可以紧密地将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联系在一起。从这点来说，它简直堪比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一亿火球”口号。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随之出现了形容这种现象的流行语“格差社会”。其实，从“格差社会”一词回首过往，尽管当时很多人没有发现贫富差距的扩大，但实则存在已久。
最终将人们从“一亿总中流”的幻想中拉回现实的，正是从2020年1月开始在日本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人群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并不是无差别的。当然，如果人们的年龄和健康状态是相同的，那么他们身体对病毒的抵抗力并无太大区别。但是，身体的抵抗力并不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最近，多则新闻报道了很多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陷入生活困境。他们大部分是非正式职工，作为劳动者，他们本身就处于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们直接面临停工、停薪的艰难处境。日本工会的负责人将此现象称为“新冠停工”。很多没有正式工作的单亲妈妈，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收入锐减，同时还不得不在家照顾因疫情休学的孩子。因为没有了学校的供餐，伙食费剧增，有很多单亲妈妈被惨淡的现实逼得走投无路。另外，还有很多外籍劳动者也面临疫情停工的危机，他们既没有回国的交通费，也没有可以从事的工作，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境。
还有很多关于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受到疫情冲击的报道。疫情对餐饮业的冲击较大，在堂食受限的情况下，不少餐饮企业开始主动寻求新的营业方式，如提供外送服务，但是仍面临很大的资金压力，许多店主因水电费和房租而发愁。疫情暴发后昔日热闹的购物街上看不到穿梭的人群，服装专卖店、百货商店等销售额锐减，不得不关店停业。还有很多生产零售商品的工厂也无法从中国和韩国进口零部件，订单量急剧减少，被迫停业。另有建筑工程从业者可能承包或参与了某项工程，而建筑业本身就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疫情蔓延的影响下，他们一方面要面临集体感染的危险，另一方面还要面临工程被迫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
如上所述，直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首先就是非正式职工，然后是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等。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阶级性”差异，同时这也正说明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社会。
其实，大家原本就熟知非正式职工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同样面临不确定的风险。如果使用阶层论用语，新冠肺炎疫情同样反映出旧中产阶级的脆弱性，详细情况我会在第二章中论述。
一般来讲，现代社会除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大阶级以外，还有两类中产阶级，也就是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新诞生的阶级，主要指在企业工作的白领和专业型工作人员。与此相对，旧中产阶级诞生于近代社会前，同时扮演经营者和劳动者两种角色。
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是近代日本的两个“中流”。新中产阶级是拥有学历和技术，并在单位中占据一定地位的“中流”阶层；而旧中产阶级是拥有一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且独立经营属于自己的产业的“中流”群体。这两个“中流”是多数普通人经过努力都能达到的目标，也正因此，“中流”人较多的社会才被认为是理想的社会。
然而，新冠疫情和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却凸显了这两个“中流”很大的不同。虽然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新中产阶级在疫情下可以居家办公，不仅完成了大部分工作，而且个人的岗位和工资都能得到保证。但是，旧中产阶级却面临着停业危机，甚至陷入了阶级生存的危机。
人们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很多个性小商品，大都来自街边小店或小型手工作坊。尽管大工厂的机器生产可以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但除此以外的很多商品其实都是由旧中产阶级提供的。还有很多工人梦想着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铺或为成为小工厂主而努力工作着。即使在新中产阶级中，也有很多人想独立创业。如果未来人们都失去了成为旧中产阶级这一目标，对社会来说会是不小的损失。
旧中产阶级和非正式职工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餐饮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商店大多雇用了小时工或临时工，为非正式职工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般来说，这样的岗位工资比较低，稳定性也相对较弱，但比较适合学生或家庭主妇等在某个特定时期需要工作的人群。
因此，如何加强对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的援助，改善其劳动条件、提高其就业稳定性，是现代日本面临的紧迫课题之一。旧中产阶级不应该就这样陷入困境，退出历史舞台。一旦那样，未来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将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目前已经发展很快的“中流崩坏”最终也会变为事实。
无论我们对“一亿总中流”抱有多少幻想，日本社会上确实存在着属于“中流”的人们。另外，尽管“中流崩坏”的说法已经流传很久了，但是属于“中流”的人们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直到某个时期为止，日本人都很坚信“一亿总中流”。之所以日本人相信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它表现出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即人人都能过上富裕且幸福的生活。因此，我们不能总是单纯去幻想“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状态，更不能放弃努力争取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一状态的目标。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坚守旧中产阶级的不可或缺性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本书通过系列数据，分析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流”的形成、发展以及现状，同时论述了在现代如果想要再生“中流”我们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第一章阐明迄今为止“一亿总中流”数据分析的脆弱性和片面性。“一亿总中流”的说法从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逐步传播，并发展成强调日本社会优越性的言论。但实际上从该说法开始广为流传时，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在逐步扩大了。
第二章讨论“总中流”论诞生的社会背景。“中流”这个词，包含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一种向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流”的劳动方式是可以实现自己意志的价值劳动，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通工人剥离劳动意义的一般劳动。
第三章主要描述从“一亿总中流”这一说法的诞生到崩坏，再到“格差社会”出现的整个过程。这可以说是献给“一亿总中流”的一部安魂曲。
第四章引用数据对当下日本社会中的“中流”人群的姿态进行描绘。现代日本的“中产阶级”由在社会中担任重要职责的被雇佣者即新中产阶级，以及以个体经营者为主的旧中产阶级这两部分组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旧中产阶级内部也有多样性的特点。
第五章讨论形成社会主体“中流”人群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有很多学者对主体“中流”进行了论述。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载体，有些人认为他们是为社会带来和谐的媒介，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变革社会的主体。而现实中的“中流”与哪个“中流”更接近，需要人们根据数据进行认真思考。
第六章分析将“一亿总中流”转变为理想社会而非幻想社会的可能性，以及“中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另外，我想对本书使用的数据进行说明。
本书除了使用日本政府机关的统计数据，还使用了多项日本社会调查数据。其中最重要的是SSM调查数据和2016年首都圈调查数据。SSM调查的正式名称叫作“社会阶层和全国移动调查”，该调查的研究小组成员由以阶级、阶层研究为专业的社会学者组成。从1955年开始，每10年进行一次调查，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在数据的使用方面，本文得到了2015年SSM调查数据管理委员会的许可。另外，SSM调查从1955年到1975年仅以男性为调查对象，到1985年才将女性纳入调查对象。因此，在观察长期动向的分析中，该调查选定男性为研究对象。至于调查对象的年龄，2005年选取的是处于20～69岁年龄段的人群，2015年选取的是处于20～79岁年龄段的人群。而2016年首都圈调查是由我牵头的研究小组实施的，调查对象从东京市中心半径50公里以内的居民中选出。这项调查选择富裕阶层或贫困阶层较为集中的地区、蓝领人群集中的地区以及养育子女数量较多的地区等具有显著特征的地区作为观察地，选取对象为20～69岁年龄段的人群，分析社会差距的扩大对这些阶层带来的不同影响。
另外，本书中有很多根据数据计算出百分比的图表，由于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会有四舍五入，因此图表中会有数值合计不到100%的情况出现，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