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投资业绩
邓普顿爵士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平均投资收益远超股市或同类基金的平均业绩”。[1]
1940年，邓普顿以5000美元的价格在曼哈顿中城收购了一家小型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他创立的邓普顿、巴罗和万斯公司（Templeton，Dubbrow & Vance）的前身。
1954年11月，邓普顿筹集660万美元，在加拿大成立邓普顿成长基金（Templeton Growth Fund），从此展开了共同基金业务。邓普顿之所以选择加拿大，是因为当时加拿大不征收资本利得税，这可以为股东省下一笔税款。投资者在出售共同基金的股份时，仅需为增值部分缴纳25%的税费。邓普顿的投资策略是着眼于全球范围，因此邓普顿成长基金也成为最早为美国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国际股票投资组合的共同基金之一。
邓普顿成长基金在最初三年的表现输给了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简称“标普500指数”）。著名的基金研究机构韦泽伯格（Weisenberger）指出，该基金在133只基金中仅排名第115位。到1957年年底时，基金的账上只剩下290万美元。直到基金成立15年后，也就是1969年，账面才重新回到了700万美元。其实，这只共同基金自成立以来，在邓普顿的管理下已升值了5倍。但由于有超过80%的原始发行份额都已被赎回，导致基金的净资产一直处在低位，账面数字看起来并不理想。
后来，他的公司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增长到3亿美元，旗下共有8只共同基金。最终，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公司卖给了皮德蒙特（Piedmont Management），只保留了邓普顿成长基金。因为邓普顿成长基金的总部位于加拿大，Piedmont Management拒绝接手。当时美国财政部决定开始对美国公民购买外国证券征税，而加拿大也出台了一项新的决议，要求对非股息收入进行预扣税，这都使得这只基金失去了吸引力。
邓普顿于1969年移居巴哈马，这给他创造了更加独立的空间，有助于静心思考，并采取更加大胆的行动。他极具先见之明，提前进入了日本股市，也因此名声大噪。到1974年，邓普顿成长基金的净资产只有1 300万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这只基金的账面数字在20年的时间里都在原地踏步。但在这看似停滞的资产净值背后，隐藏着真正闪光的收益纪录——高达12%的复合回报率，而这一账面数字仅仅是因为邓普顿始终允许投资人赎回而造成的。邓普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有效传播和市场推广的重要性，这可以让他充分分享自己高超的选股能力，使更多的投资者受益。
于是，邓普顿邀请杰克·加尔布雷斯（Jack Galbraith）加入公司，全心投入到基金的宣传工作中。杰克·加尔布雷斯随即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公关宣传，其中包括让邓普顿多次参与录制路易斯·鲁基瑟（Louis Rukeyser）主持的《每周华尔街》（Wall Street Week）电视节目，宣传他的出色业绩。成功的投资业绩和高明的市场宣传相结合，让他管理的基金净资产实现了爆炸性增长。邓普顿成长基金的净资产在1980年达到了4.2亿美元，到1986年，又增长了6倍，达到24亿美元。
到1992年，邓普顿成长基金的年均回报率为14.5%。假设在1954年向基金中注入10000美元的初始投资，并选择股息再投资的分红方式，这笔钱在1992年将增长至1 740000美元。相比之下，标普500指数在这38年间的年均回报率为10.9%，10000美元的初始投资仅能收获529 900.2美元。[2]在邓普顿管理基金的38年中，仅有8年回报为负。
有趣的是，邓普顿基金在创立的第一年，其回报表现跑输标普500指数25个百分点，而且在最初的前10年中有6年都表现不佳。即使这样，它还是创造了这一骄人的收益纪录。邓普顿成长基金最初10年（1955年至1964年）的平均年回报率为9.5%，而标普500指数为12.8%。你也许会想问，如果当下的一个共同基金投资委员会看到自己的基金在前10年也是这样的回报率，他们是否会有同样的耐心继续等下去。以任意5年为单位来看（如图2-1所示），邓普顿成长基金也从未出现过亏损，这一切都归功于邓普顿爵士卓越的估值能力和选股标准。
图2-1 邓普顿成长基金10000美元从1954年11月29日至1992年12月31日的增长表现
到1992年10月，邓普顿基金公司（Templeton’s Partnership）和邓普顿、加尔布雷斯和汉斯伯格有限公司（Templeton，Galbraith&Hansberger Ltd.）两家公司累计共管理213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13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最后邓普顿基金以9.13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给了富兰克林资源公司（Franklin Resources Inc.），此时邓普顿的股份价值4.4亿美元。
富兰克林资源公司先前管理的资产规模为665亿美元，主要投资于美国的固定收益证券。此次收购合并之后，该公司成为仅次于富达投资集团（Fidelity）、美林证券和先锋领航集团（Vanguard）的美国第四大共同基金公司。邓普顿10年前以平均每股0.3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26000股富兰克林资源公司的股票，而到1992年时股价已升至约每股30美元。他最初决定买进，是在与一名富兰克林资源公司员工会谈之后得到的启发。他说：“就像我遇到每个人一样，我也问了他100个问题。”[3]这次会谈让他深刻认识到了这家公司被大大低估，而且他还高度认可公司的营销能力。邓普顿在10年间一直关注着富兰克林资源公司，也从价格节节攀升的股票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邓普顿认为“这家公司的管理非常科学、合理”。[4]
在邓普顿基金与富兰克林资源公司合并之后，邓普顿爵士就宣布退休，不再专门从事投资管理工作。他将更多的时间投入了慈善事业。他自己开车，不请司机；他乘飞机不坐头等舱；他还说，除了教会的精神生活节目之外，他一生中看电视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84个小时。
1999年，《金钱杂志》（Money Magazine）将邓普顿爵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全球选股专家”。[5]在巴哈马首都拿骚市生活了数十年之后的2008年7月8日，邓普顿爵士因罹患肺炎不治辞世，享年95岁。
[1] Norman Berryessa and Eric Kirzner，Global Investing：The Templeton Way（Dow Jones-Irwin 1988），164，© McGraw-Hill Education.
[2] 在1987年9月之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不计算包括股息在内的总回报。MSCI指数直到1988年才开始计算。
[3] Jonathan Clements，“Templeton Sets Sale of Funds to Frankl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3，1992，C19.
[4] Jonathan Clements，“Templeton Sets Sale of Funds to Frankl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3，1992，C19.
[5] Wikipedia，“John Temple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