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言

只要我们活着，

任何事都不会有尽头。

但是偶尔会有愉悦出现，

一有机会，

就占上风。[1]

——雷蒙德·卡佛，《谁是她不幸的始作俑者》，收录于《海青色：诗集》（Ultramarine:Poems）

两个男人走进无人的演播室，然后坐下来，就着一瓶白葡萄酒畅谈，一直聊到药物开始影响其中一个的口才才结束。其中一人是英国著名编剧兼剧作家丹尼斯·波特，他那患有关节炎的手里总是点着香烟，所以整个人都笼罩在烟雾中。一个月前，他被告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胰腺癌，已无法手术治疗。桌上的白葡萄酒旁放着一个小扁酒瓶，但里面装的不是威士忌，而是吗啡。在和艺术节目主持人梅尔文·布拉格对谈的过程中，波特必须在镜头前时不时喝点儿扁酒瓶里的药，才能止住癌症带来的疼痛。

那是1994年，在那个年代的英国，没有人会公开谈论晚期癌症，更别说在黄金档的电视节目中直言其对身体的伤害了。但是波特一直喜欢用戏剧来让观众直面困扰我们每个人的现实，进而激发观众去思考。而那个晚上，他选择将自己正不断凋零的生命实时地演化为一出戏剧。

那时我22岁，还是个学生，恰巧放假在家，我本不想看电视上的这场死亡对谈，但父亲跟我说，如果我不看，我会后悔的。然后我们并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波特依赖镇痛剂的模样，那是一种不加修饰的濒死之状，令我感到不安。但我试图掩饰这份不安，因为我的爸爸是一名医生，他不喜欢大惊小怪，所以我只好将自己的不安重重包裹起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我们观看的节目留下了波特最后的公开遗言。两个月后，他去世了。但他仍然以十足的戏剧性占据着演播室，占据着每一个曾看过这个节目的人的脑海——关于生，而非死。死亡近在眼前，宣判了他的未来，但也授予了波特如孩童般活在当下的权利。生命每一秒都在歌唱。

“你唯一有把握的就是现在，‘当下’变得如此生动，我的内心几乎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变得平静了。”他说着貌似矛盾的话，歪嘴一笑，“你知道，我可以歌颂生命……上周，我写作时看向窗外盛开的花朵，我觉得那是世上最洁白、最梦幻、最盛放的花，而我能够看见它。于我而言，世间万物变得既微不足道，又重要至极，两者之间的差异似乎没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一切的当下性都奇妙非凡。”

在那一刻，有人把通往永恒幸福的钥匙交到了我手里——我知道爸爸也有同感——那就是像孩子一般投入地去感受这个世界。活在当下，不是明日，也不是一连串令人哀伤的昨日。抓住当下，将此刻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刻来活。不必说，日常生活的乏味焦虑很快就把任何“当下”从我脑中抹去了。波特对此说得很美：“我们是唯一一种明知自己终将死去，却仍然继续还房贷、工作、四处奔波的动物，仿佛自己会永远活着一样。”

2017年，丹尼斯·波特死后23年，他的话又浮现在我脑海中。爸爸，我最亲爱的爸爸，如今已是将死之人。他得的不是胰腺癌，而是肠癌，并已接受了一年半之久的化疗。输液，血检，反胃恶心，疲惫，输液，神经受损，输液，皮肤出血。希望是他愿意反复承受这些的唯一动力。即使扫描结果显示他的癌症已至晚期，癌细胞开始扩散，他仍然渴望着，热烈地向往更多的生命时光。他每个月都服用细胞毒性药物，承受剧烈的毒副作用，只因为这些药物能给他一隅相信的空间，允许他想象未来。

我们所有人，包括爸爸自己，都害怕他时日无多。既然无法停止时间，我们只能试着抓住每一个瞬间的永恒。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帮到他，让他活在生命盛开的当下，那么也许他就能逃脱医生的“诅咒”——癌细胞终将攻陷他一个又一个的器官，他的生命会如何结束，医生再清楚不过。

我又想起了他以前爱说的故事，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时，在“摇摆的60年代”的伦敦，经历的那些活力四射、灯红酒绿和喧闹混乱的生活。他疯狂参加派对直至天亮，然后开着他红色的名爵跑车穿过偏僻的东区，在那个时候，没人在意酒后驾车这件事。黎明时分，他就从医院溜出来，跑去街角的酒吧，大清早就和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肉商一起喝上几杯啤酒，身穿带着血污的衣服，醉醺醺地庆祝自己熬过了三天三夜的值班。每年夏天，他还会为音乐节的低价票排队，就是那个举世闻名的BBC逍遥音乐节，然后站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内的高处，听着柴可夫斯基和马勒的音乐，心随着音乐飞得更高。

我很确定，音乐对于爸爸而言是一种盛放。在《摇摆贫民区》（Trenchtown Rock）一曲中，鲍勃·马利这样歌颂音乐的力量：“音乐的好处之一，就是它击中你时，你感受不到丝毫疼痛。”所以那年春天，我偷偷地预订了2017年初夏在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逍遥音乐会的票。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将演奏爸爸最爱的曲目之一——爱德华·埃尔加的《第二交响曲》，由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当指挥。我不确定到那时爸爸是否在世，身体状况是否适合去伦敦。但我觉得这些票就像是一种护身符，代表着我对未来的一点儿信心，我将它们藏进了床头柜的深处。

对英国人而言，2017年像是“仇恨之年”。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事件如暴雨般冲刷着这片土地。3月，英国出生的恐怖分子哈立德·马苏德驾车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桥冲撞行人，造成4人死亡，随后又下车持刀刺死1名守卫在议会大厦入口的警察。两个月后，另一名恐怖分子萨勒曼·阿贝迪在曼彻斯特体育馆休息区引爆炸弹，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22名演唱会观众死亡。6月，恐怖分子驾驶货车冲向伦敦桥上的行人，并在附近的博罗市场持刀袭击路人，又造成8人死亡。

这个国家被接二连三的事件震惊着。前一年公投造成的创伤还未消除，英国的脱欧决定引发了大量分歧和愤怒，而现在我们又受到了恐怖袭击事件的重击。在这种时刻要想找到继续坚信希望的力量可太难了。在充满怀疑和愤怒的大环境下，谋杀致死人数不断增加，我们四处寻找安慰。面对仇恨，人们展现出了无数本能的英勇之举，就像是小小的奇迹一般，而我的爸爸，和许多人一样，从这些勇气中获得了慰藉。

“你听说伦敦桥上的那个护士了吗？”一天晚上，他在电话里问道。

当恐慌的行人纷纷四散奔逃，躲避意图杀人的男子时，年仅28岁的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护士科斯蒂·博登却选择冲向危险。但她的无私行为、她弯下腰去救助一名伤者的代价，是她自己胸部中刀身亡。救人的冲动夺走了她的生命。

“如果说有谁向我们展示了这世上还有值得相信的事，那就是她了。”爸爸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都在问自己，作为医生，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勇气。

7月，英国沐浴在阳光之中，那时爸爸已经被癌症磨去了所有的气力，而伦敦也已经筑起了新的混凝土路障来加强防护，所有可能的人群密集场所都设立了，以防驾车或持刀持枪的歹徒来袭。我原本没有奢望爸爸能撑到仲夏，但没想到，他身体虽然孱弱，却还没有离开我们。欣喜若狂的我开车载着父母去参加几个月前就订好票的音乐会，车就停在阿尔伯特音乐厅边上的停车场，以免父亲过于虚弱走不动。

我们搀着他，慢慢地、一步步地登上通往音乐厅的台阶。我能感觉到他的骨头戳着我的皮肤。那些用于反恐的混凝土路障令我们十分不安。“真到这种地步了吗？”他问道，“听一场交响乐也有生命危险了？”

音乐会开始前，他给我和妈妈各买了一杯香槟。我担心他试图掩饰自己的疲惫，只是为了安慰我们而装作高兴的模样，其实已经过于劳累。但看到他呷着饮料环顾人群，眼神闪闪发光，我心里一阵激动，一切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

我们入了座。“哇，”他咧嘴一笑，消瘦的身子在柔软舒适的天鹅绒椅里放松下来，“这和我在60年代站在天花板那儿听音乐的感觉可不太一样。”选座的时候我花了大价钱，特地选了癌症患者也能坐得舒服的座位。我们坐在一个包厢里，能够俯瞰整个舞台。在音乐厅深邃的穹顶之下，在一排排镀金扶手椅和舞台灯光的映衬下，爸爸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瘦弱，而是容光焕发。人们心怀恭敬，音乐厅被肃穆的气氛笼罩着。交响乐团进场，在巴伦博伊姆的指挥下，埃尔加的开场音符响起，充盈着我们的内心和整个音乐厅。

我忘却了困扰我数月之久的那个声音，那个每次在我拜访父母时都要问的问题：“爸爸还有多少时间？”我也忘却了失去至爱之人会有多痛。我偷偷地瞟了一眼爸爸和妈妈，看到爸爸捏着妈妈的手，微笑着。鲍勃·马利是对的。音乐，虽然转瞬即逝，却治愈了癌症。

迎着人们热烈的掌声，乐团起立致意，我知道我会将这段记忆封存在脑海深处，假以时日，它也可能会变成护身符。而这一刻，竟还未至“盛放”。

巴伦博伊姆在舞台上转身，面向观众，打破常规地直接向我们说起了话。虽然他坚持他所说的话无关政治，“而是出于作为人类的关切”，但那些话足以登上第二天的新闻报道，足以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众怒。作为一个在阿根廷出生的巴勒斯坦公民，巴伦博伊姆曾一度在英国生活，现居于德国，他谈及自己对孤立主义的担忧，并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谈及音乐可以跨越国界的独特能力：“如果一个法国人想要学习歌德，他必须有一个翻译。但他不用任何翻译就可以听懂贝多芬的交响曲。这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音乐如此重要。”

一些人可能觉得，他的话对那些去年投票支持英国脱欧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必要的指责。但他呼吁人们更多地思考“我们是谁，人类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该如何与同类人相处”。在我看来，这似乎传递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巴伦博伊姆的愿望是团结，而非分裂。从根本上说，音乐是他与人交往的工具，是不分差异地将人们团结起来的工具。“我们的工作，音乐，是唯一一份无关国籍的工作。没有一个德国音乐家会跟你说：‘我是一个德国音乐家，我只演奏勃拉姆斯、舒曼和贝多芬的作品。’”

我看向爸爸，笑了。我们常常激烈地争论英国在欧洲的角色，爸爸是一个渴望英国拥有独立自主权的“脱欧派”，而我则是一个自豪地持有欧盟护照的“亲欧派”。毫无疑问，我们两个人都被巴伦博伊姆的话深深地触动了，他用雄辩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座刚刚被混凝土路障包围起来的音乐厅里，他一针见血地继续说道：“宗教狂热主义不能仅靠武器来对抗。只有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人道主义才能战胜世界上真正的邪恶。其中，也包括你。接下来，我会向你证明这一点。”

他转过身面向乐团，举起了指挥棒。厅内一片寂静。接着，他为我们带来了两首安可曲。第一首是爱德华·埃尔加《谜语变奏曲》（Enigma Variation）中的第九变奏《猎人》（Nimrod），是我父亲最爱的曲子。另一首则是埃尔加作品中被公认为最具爱国情怀的作品，《威风凛凛进行曲第一号》（Pomp and Circumstance March），更多的人称其为《希望与荣耀的土地》（Land of Hope and Glory）。这两首歌颂盛世与帝国的作品颇具政治意味，满载着不合时宜的情怀，却在伦敦由柏林最好的音乐家们充满爱意地奏响。就在那儿，在比一切言语都更有力量的音乐中，在一个被分裂与恐惧困扰的国度里，我们重新拾起我们所共有的力量。

然而在当时，在弦乐起伏间，这些我都没能想到。爸爸听到了《猎人》。一想到《猎人》，我的心就释然了。他最爱这个片段，以至于我还是个孩子时就耳濡目染地爱上了它。那时我还太小，不理解“爱国主义”和“帝国”的含义，我只是注意到，当爸爸调高音量，音乐就会令他情绪高昂。铜管和鼓发出的乐音像雷鸣，像闪电，在我的胸腔里激荡，仿佛全世界的力量都凝聚其中。我从小就知道，《猎人》是爸爸的国歌，自然，它也成了我的国歌。

我微笑着看向父母，在音乐厅的灯光下，我看见他们脸上闪烁着欣喜的泪水。这一刻，巴伦博伊姆用埃尔加的乐曲来证明人类共通的人道主义情怀，却在不经意间，令舞台右侧包厢里的垂死老人重获了一会儿活力，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啊！

在如今这样发达的世界里，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目睹死亡，但想到每年有50万英国人和250万美国人死亡，还是很令人震惊的。

不过一个世纪前，像我们现在这样远离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人们离世时和出生时是一样的，都在自己的家中，在家人亲密的陪伴下，而非裹尸于医院的床单中。但如今，无论出生还是死亡，基本上都被制度化了。我们生命中唯一确定的两件事被外包给了专业人士。在英国，仅有2%的婴儿在家里出生，而尽管有2/3的人表示想在自己家中离世，但最终实现的人也不过1/5。医院、宁养院和养老院成了现代死亡的新场所。

医生也参与到死亡这件大事中来，身负不同寻常的职责。我可能是其中最为特别的一类。我的专业是缓和医疗[2]，我利用自己所受的培训和技能，专门帮助绝症患者尽可能充分地度过余生，并带着尊严舒适地死去。简单来说，面对死亡是我的日常工作。在我的工作中，整整一周没有患者去世的情况少之又少。

大部分人听说我这份工作后，第一反应总是皱着眉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受得了这个。”当人们一想到死亡就退缩的时候，你几乎能感觉到他们在极力地压制逃离的冲动。我不怪他们。我也曾退缩过。失去心爱之人的痛苦远超一切，而且不可避免的事实是，死亡就像分娩一样，可能是令人精疲力竭的，尽管远没有我曾经想象的那么常见。一位患者曾对我说：“我并不害怕死亡，我只是从来没有想到它是如此艰辛。”

医学的魅力很容易理解，它包含着权力、尊重、地位、感恩。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医生在经年累月的艰苦研究之后，拥有令孩子的心脏重新跳动、令人重见光明、令残肢复原、移植肾脏等来之不易的潜力，却选择置身于死亡和濒死中？每一天都在悲伤与难过中度过，被挫败感俘虏，感受医学的无力，这样的日子究竟有何魅力可言？

如果说神经外科医生是站在医疗体系顶端的摇滚巨星，他们是性感的、有领袖气质的、令人心动的英雄，那么缓和医疗医生就是寒酸的配角。在医疗体系中，地位甚低的我们总是潜伏在暗中，因为离死亡太近，而无法给人安慰。当富有魅力的兄弟部门竭尽全力而无计可施时，我们便使用吗啡和咪达唑仑在暗中干预。医院里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通常也没有人想知道。死亡因各种原因成为一种禁忌，尤其当人们害怕它可能会传染时。

在我刚刚获得医生资格后不久，一位肿瘤学专家顾问用一句话总结了某些保守派对确诊绝症的态度。当时我们刚刚离开一位患者的病床，尽管她已经做了最后一次化疗，她的癌细胞还是扩散了。“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顾问站在水斗前说道，他在字面意义上和隐喻上都把她放弃了，“送她去缓和垃圾箱吧。”

他的话惊得我愣住了。一旦药物无法延长患者的生命，医生就会把患者当作垃圾一样抛弃，认为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了，真有这样的事吗？当时，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念头了，但是，如今我回忆起来，猜想那位顾问大约是在拙劣地调侃，他因为自己的无能而尴尬和不安。死亡唤起的情感实在过于复杂。

即便是我这样一个每天与死亡打交道的专业人士，面对这个话题时也是小心翼翼的。比如，我自己的孩子仍然不清楚妈妈在医院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要等他们长到多大，才能够完全放心地向他们解释一切。我想，他们大概认为我在医院救死扶伤吧。毕竟，那才是医学的经典定义。影视剧里的医生总是在荧屏上风风火火地奔来跑去，指挥现场，用自己的专业拯救世界。听诊器代替了斗篷，但医生仍然是英雄，延长生命，对抗死神，扮演上帝而不受惩罚。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总是追随着医生父亲，从他身上看到了医生一种不同的、更安静的行医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医学成就或许不那么大，却更仁慈、更人道。我从他无穷无尽的故事中学到：即使患者的情况看似已经无望，但作为一名医生，只要遵循基本的人性，心怀关切，总可以让患者好过一些。这是值得效仿的。这个道理无疑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而在20年后，当我终于也成为一名医生时，我发现医院的高压环境会抹杀我曾经最为父亲感到自豪的品质——对待患者谦逊温和，心怀博爱。疲惫的医生们迅速倦怠，厌烦地进行着诊疗。

反常的是，在医院里，能允许我作为一名医生蓬勃发展的，恰恰是最充满恐惧与禁忌的病房：住院部的安宁病房。如果我说，如今在那里的工作比之我所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医学形式都更让我振奋，更让我觉得充满意义，你可能会觉得在宁养院里待得太久让我的脑子糊涂了。但缓和医学的重点并不在于“与死亡为邻”，而在于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部分——善良、勇气、爱心、温柔——往往浸润在人们生命的最后时刻。这里的工作可能充满混乱、一片狼藉，甚至可能出现因悲伤而生的暴力，但在我身边的都是最了不起的人，他们无法回避现实和生命的无常之痛，却一如既往地去生活、去爱。

无论怎么说，我已经花了半辈子与临终和死亡打交道。无忧无虑地伪装的日子不多了，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曾从一枚恐怖分子的“钉子炸弹”下侥幸逃脱，从薄冰之上的汽车残骸中爬出来，甚至曾与刚果儿童兵的子弹擦肩而过。然后，在选择成为一名医生的同时，我选择了更密切地关注死亡，以及它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悲伤。最终，当我选择缓和医学作为专业，当我真正靠近死亡，我了解到，它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垂死的人也是活着的，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在宁养院里，只有生命的本质，那些美丽的、苦乐参半的、脆弱的生活才真正重要。我们的工作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注释

[1]译文摘自《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美]雷蒙德·卡佛著，舒丹丹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编者注（本书除译者注以外均为编者注）

[2]palliative care，也翻译为舒缓医疗、姑息医学。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缓和医疗”原则有三：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中国通常使用由hospice care翻译而来的“安宁疗护”，hospice care也翻译为临终关怀、安宁疗法、宁养照护等，其内涵与缓和医疗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