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方圆·成事者的大人情观
人情即“人之常情”，其本质是人性。世故是透彻了解事物运转的规律，懂得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对人性历史的洞悉。一个人不论是何种身份，居于何种位置，他首先是一个人。明白了人情，也就抓住了人性的本质。在为人处世中，尽可能地了解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合作中寻求利益的一致性，远优于其他任何方法。真正的大人情观，不是拍马逢迎的小道，而是一种价值观。
刘邦：千人千面，不拘一格
所谓不拘一格，其实质是自身拥有大格局，能与不同的人和睦相处，并与他们拧成一股绳。“我不牛，但我能带领一群牛人”，这就是能量。
汉高祖刘邦起家泗水亭长，出身十分低微。有些学者认为他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其实是不正确的，亭长的职级比这还要低。
秦朝实行郡县制，在县之下设基层单位乡，乡之下设亭，亭之下又设里。乡作为基层单位，设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等职位。其中，三老管风俗教化；有秩管大乡，啬夫管小乡，职责是收税和处理地方政务，颇似乡长；游徼负责缉捕盗贼——正牌的乡派出所所长。至于亭，是乡的下一级单位，大约相当于村。刘邦这个级别，大概扮演的是村治保主任的角色。在秦朝，像他这个级别的小吏数不胜数。无论如何，人们都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他能当皇帝。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被灭的六国贵族纷纷崛起，凭借旧有的影响力，不但迅速获得追随者，而且拥有了地盘。那么，刘邦是凭什么逆袭，最终上位的呢？
刘邦是草根出身，故而他从来不看追随者的身份，只看他们是否有能力，能力强者委以重任，能力弱者也能给个小官，使得他们人尽其才。
我们不妨看看他的起家班底。他最倚重的萧何是主吏掾，相当于县令的秘书，不入流，没有品级；曹参，狱掾，是管理看守所的小官，相当于现在的狱警；周勃在人家办丧事时，充当乐队的吹鼓手；夏侯婴，厩司御，是管理车马的小吏；卢绾身份不明，是刘邦的发小，大概也是个平民；樊哙，屠狗夫……
从起家班底的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不但没有一个是贵族出身，甚至没有一个当过县令。但就是这些人，成为帮助刘邦建立沛丰集团的基础人才团队。
最初，刘邦的确是打算靠沛丰集团里的这些铁哥们儿打天下的。他们占据了几个县，抱上了项梁的粗腿，拥护了义帝。但若与项羽争天下，仅靠他的这个团队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他的团队有几个先天性不足：其一，缺乏战略性人才，不能对整个社会形势进行整体判断；其二，缺乏执行人才，无力开拓新局面；其三，缺乏公关人才，无法在诸侯中争夺话语权。
刘邦最先得到的是公关人才。当他的大军到达砀郡时，一个自称高阳酒徒的狂生来拜访他。此时自以为已是一方诸侯的刘邦却不甚在意，一边让两个美女伺候自己洗脚，一边接待来客。高阳酒徒郦食其十分不满，阴沉沉地问道：“你是想帮助秦朝打诸侯，还是想率领诸侯推翻秦朝呢？”
刘邦很愤怒，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反秦的，岂有帮助秦朝的道理？因而，他激烈地斥责了郦食其。郦食其当即怼了回去，认为这不是一个人对待长者应有的态度。这时候，刘邦身上的草根精神就显露出来了，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向郦食其认错。对于草根来说，面子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能帮助我，我就将你纳入我的旗下。
郦食其是刘邦手中最强的公关人才，有着战国时期纵横家的风采。正是因为他，刘邦才能在诸侯中纵横捭阖、应对自如，不必再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厮杀，就赢得了大小势力的支持。郦食其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秦朝的武关守将放弃抵抗，从而使刘邦率先进入关中，可谓一言胜过百万兵。
刘邦得到的最重要的人才，还有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正是张良，为他打开了战略布局。为什么必须是张良呢？沛丰集团里没有这样的人吗？还真的没有。萧何、曹参等人的才能当然也都不低，但他们属于平民精英，缺乏进行顶层设计的政治眼光。张良出身韩国贵族，祖上数代为相，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为成为高层管理者做着准备。只是张良虽然和刘邦有较深的渊源，但是他一直谋划复国，始终追随韩王成，所以刚开始并没有真正加入刘邦的团队。直到韩王成在彭城被项羽所杀，他才归于刘邦。一方面，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另一方面，他辅佐刘邦驾驭各方势力，为自己所用。紧接着，刘邦又吸纳了战略性人才陈平。
当然，如果没有优秀的执行人才，刘邦仍旧不能成就帝王之业，这就不得不说到韩信。韩信是典型的开拓型人才。张良制定的战略布局，是由韩信实现的。在刘邦的团队中，韩信是唯一能够率领大兵团作战的人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冲锋陷阵，斩将夺旗，樊哙就可以；率领一军，夺取一城，曹参能做到；但是要率领百万之师，协调多个军团，同时解决管理与作战问题，屡出奇谋，大破强敌，则非韩信不可。他攻魏、灭代、破赵、挟燕、掠齐，为刘邦消除了最多的敌人。这也是“汉初三杰”中萧何、张良被封侯，而韩信被封王的原因所在。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沛丰集团。对于刘邦来说，这个具有乡党性质的团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诚和可靠。在刘邦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团队里的人没有放弃他。萧何是他的财务总管和后勤部长，为他的每一场战争提供了财力支持、后勤补给和兵员供应，故而即便战争失败了，刘邦也能尽快回血。曹参是沛丰集团中罕见的既能率领兵团作战又具有管理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曾攻破两个诸侯国，夺取120多个县，为刘邦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还继任萧何做了丞相。至于周勃、樊哙、卢绾，他们都是能打的战将，可确保刘邦拥有一个稳固的、以自己为核心的军事集团。
在刘邦的团队中，人们往往忽略文人集团。刘邦年轻时虽然讨厌儒生，并且多次戏弄他们，但在成就帝业的过程中，对儒生却十分礼遇。除了郦食其外，陆贾、叔孙通都是儒者，他们为刘邦构建了称帝后的礼法框架。刘邦称帝后，陆贾曾屡次引儒家经典说教。对此，刘邦撒泼地说：“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陆贾立刻怼了回去：“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天下！”就像当年面对郦食其的批评一样，刘邦再次展现出创业家的胸襟，接受了陆贾的一系列建议。
在与最大的竞争对手抗衡之前，刘邦几乎笼络了所有能笼络的势力，包括那些曾背叛过他的人。赵王张敖、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这些人有的很早就起家了，具备成为一方诸侯的实力，如彭越；有的是敌方阵营的将军，如英布。但只要是能在后面捅项羽的屁股，或者在肋下给他一刀者，刘邦都视其为自己阵营的人。其目光之长远，用人之不拘一格，远胜项羽。举凡诸侯王、纵横家、策士、儒生、出身低微的贩夫走卒，杂而用之，可以说是刘邦最终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萧何：与领导相处——到位不越位
团队中有两种关系最微妙：一是忠诚，二是服从。二者都需要权衡干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当你毫无保留地付出的时候，就是你被踢出局的时候。
在团队创业早期，由于核心人员拥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因而他们能够彼此坦诚，形成向心力。但发展要经过一定的阶段，一旦完成创业，并且做大做强，乃至一家独大，这时候团队内部就会产生新的纷争，甚至分裂。
刘邦创业团队中的初始成员当然是他的铁哥们儿，如萧何、周勃、曹参、卢绾、夏侯婴、樊哙等。至于张良、韩信，只能算是半道加盟，彭越、英布等则几乎算是合伙人。后来，韩信拥有了与老板分庭抗礼的力量，即属于半合伙人的性质。刘邦在称帝初期，便将这个半合伙人淘汰出局了。那么，那些持有原始股，最早帮助刘邦打天下的伙伴，结局又如何呢？
这其实反映了下属与领导相处的智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萧何与卢绾：前者是成功的代表，后者是失败的典型。
萧何是刘邦起家团队中最具管理才能的人。从刘邦沛县起义开始，萧何就承担了刘邦事业发展中的钱粮筹划、人员调配、物资输送等重要工作，堪称合格的经理人。当然，这仅是其中一项。
在人才引进和战略规划上，萧何同样功不可没。他为刘邦引荐了精英人物韩信，从而助力刘邦的事业一日千里。当刘邦大军进入咸阳，团队中的大多数成员沉迷于成功的喜悦中时，萧何却想好了帝国的发展道路，率先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收集起来，为日后团队的长远发展做准备。
按理说，以萧何的才能，以及他多年追随刘邦的感情，刘邦应该对他有足够的信任才对。事实却不然，所谓忠诚，尤其是建立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的忠诚，往往与利益挂钩。
刘邦被封为汉王后，事业上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当年追随刘邦的团队成员也都成长为各自领域的大佬，在权力场中有了自己的地位。他们既能效命于刘邦，当然也能效命于项羽。项羽的大将、被封为九江王的英布，不就投靠了刘邦吗？所以，在楚汉争霸战中，坐镇关中的萧何源源不断地为前线的刘邦输送物资和兵员，使得刘邦每次战败后都能很快回血。但是刘邦依旧对他存有怀疑，多次派使者慰劳——所谓慰劳，不过是一种政治考察。萧何的门客提醒他，应该派遣能从军的子侄兄弟到刘邦身边，在军前效力。对此，萧何心领神会，也立刻照做了。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萧何家的子弟到了军前，“汉王大悦”。很显然，这是萧何自送子弟为质，是取信于刘邦。刘邦当然是心照不宣，此后便不再派人慰劳了。让领导释疑，但不显山露水，这就是萧何的智慧。
汉王朝建立后，萧何功劳最大，封户数最多，并以出众的管理才能，成为丞相的不二人选。大定天下后，刘邦先后将韩信、彭越和英布清除出局。在刘邦亲征英布时，萧何与太子留守后方。与楚汉之争最危险的时期一样，刘邦即便是在最忙碌的时候，也不忘问来自长安的使者一句：“丞相在做什么？”使者如实回答：“丞相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外，还善于安抚百姓，在百姓中有好的名声。”听了这话，刘邦默然无语。
按理来说，下属恪尽职守，领导在和不在一个样，这样的好员工，不应该得到几句口头表扬吗？刘邦为何反而默然无语呢？这是源于领导者的思考方式。萧何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但熟知权力运作模式，而且手上有兵有钱，如果他要造反，缺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号召力。号召力从哪里来呢？当然是道德魅力。他在百姓中有好的名声，那不就是号召力的来源——道德魅力吗？这能不让刘邦沉默无语吗？
萧何与刘邦之间的这层嫌隙，有没有人看得出来呢？
有。萧何有个名叫召平的门客，原来是秦朝的东陵侯，当别人都在为萧何备受皇帝信任而祝贺时，他却穿了一身孝服。萧何斥责他没有规矩，他却告诉萧何：“你的死期不远了。”萧何大吃一惊，恭敬地询问，召平陈说了其中的利害。萧何能走到这一步，当然是一点就透的，于是立刻向召平请教。召平给他的对策只有两个字：自污。
何谓自污呢？当然就是败坏自己的名声。自此，萧何开始抢占民田，做一些伤害民众的事。《史记》中记载：“上乃大悦！”刘邦这才放了心。
凯旋而归的刘邦，在路上遇到的都是告御状的苦主，且矛头都直指萧何。刘邦于是责问萧何：“我封了你那么多的地，你为何还抢占百姓土地？快快去向百姓请罪！”萧何当然知道戏还得演下去，吞下的土地是吐出来了，但他又向刘邦请命，说长安地狭人多，皇帝应该把自己的园林让出来，交给百姓耕种。刘邦认为这是萧何收了商人的好处才这样说的，于是将萧何投入监狱，命令廷尉审判。当然，他很快就回过味儿来，将萧何放了出来，让其官复原职。
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看似是刘邦拿捏有方，实则是萧何应对有余。在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的臣子中，萧何成了罕有的获得善终者之一。反观燕王卢绾，他与刘邦同年同月同日生，而且是同窗，可谓妥妥的发小。即使在刘邦最落魄、到处躲藏的时期，卢绾也没有放弃他。比之萧何、曹参那些人，他与刘邦可谓亲如骨肉。从能力上说，他并不弱，还立了不少功劳，成了沛丰集团中唯一被封王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备受刘邦信任的人，最后却因谋反的罪名不得不而逃窜到蛮荒之地。
卢绾的封国与匈奴接壤。在陈豨叛乱事件中，为了拉卢绾下水，陈豨集团说服了卢绾的属下张胜。就这样，卢绾一步步走到与刘邦对抗的局面。实际上，卢绾未见得真有反心，他在遭到汉军进攻的情况下率领人马逃到长城外，还希望能获得当面向刘邦解释的机会。直到听说刘邦驾崩，自知吕后不会容他，这才投奔匈奴，并郁郁而终。卢绾的错，就在于他未能处理好与刘邦之间的信任问题。身为一方诸侯，本就让老大不放心，加之管不好自己的属下，以致其到处给自己挖坑，能不败亡吗？
陈平：职场弯道超车实用技术
高手破局，讲求的是阶梯和路径。在真正的利害面前，面子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拿来主义才是实用主义。
西汉宰相陈平出身低微，是典型的穷小子。他的一生，堪称逆袭的典范。
秦末天下大乱，这样的境况为陈平实现人生理想提供了舞台。不过要登上这个舞台需要资本，资本从何而来呢？
陈平出生于战国末年的魏国，经历了秦国扫六合的时代，父母早亡，由哥哥抚养长大。他家有30亩地，哥哥整日劳作，陈平却不喜干农活，只愿意抱着书本读，或到处交朋友。《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
陈平的哥哥虽然是个农夫，但却心胸宽广。弟弟不愿意耕田，喜欢读书交友，他不但不责怪，而且全力支持。陈平虽然出身穷苦人家，但却长得一副富贵相，身材高大而皮肤白皙。乡里人经常嘲笑他，有个邻居在村子里遇到陈平的嫂子，就故意问道：“你家陈平吃了什么，长得那么白？”平常就厌恶小叔子的嫂子一听，立刻揭短地说：“他一个穷酸相，吃的还不是糠！”陈平的哥哥得知此事后，立即就将妻子赶回了娘家。
陈平到了结婚的年龄，乡里的上层人都嫌他穷，不肯嫁女给他。他又不甘心娶社会地位低的女子，就这样成了大龄剩男。乡里有个巨富名叫张负，他的孙女嫁了五次人，都是刚过门丈夫就死了，因此被视为“克夫命”，再没有媒婆肯上门了。陈平却不怕，一心想娶张家女子，但他太穷了，根本沾不上人家的门边儿。
好在陈平脑子灵活，他得知张负好交游，经常出现在社会贤达的筵席上，于是找到一个机会，为一家办丧事的人帮忙，并为张负提供方便。张负看到这个人高大英俊，鹤立鸡群，十分欣赏。散场后，他要求和陈平同行，并去陈平家拜访。陈平也不扭捏，带张负去了他位于陋巷里的家。陈家虽家徒四壁，破席为门，细心的张负却发现，陈家门前的泥地上有很多车辙痕迹。这一番往来，虽然彼此没有摊牌，但都了解了对方的目的。
张负回到家后告诉儿子张仲，要将寡居的孙女嫁给陈平。张仲当时就笑了，陈平可是全县的笑柄。《史记》中只记录了一句张负的回应：“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你见过像陈平那么帅，但能长久贫穷的吗？
谁说长得帅不能当卡刷？这桩婚事还真就成了！张家不但倒贴钱给陈平，而且出酒肉宴请宾客，为他们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张负在送亲前一再告诫孙女，千万不能因陈家贫穷而怠慢，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陈平的兄嫂。张负将孙女嫁给陈平，眼光自是不凡，这番话更体现了他能成为巨富的教养、胸襟和格局。
陈平借妻家之力提高了身份，又因是读书人而常被邀请主持社祭。社祭是一项公众性的祭祀活动，主持人一般是社会贤达，其中一项工作是将祭祀后的酒食分给参加活动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酒和肉都属于奢侈品，因此分酒食这项工作往往要由有威望的人来做。陈平挥刀分肉，每个得到肉的人都很高兴，认为他很公平，并不由自主地赞扬他。事实上，分肉要善于把握人心，参加社祭的既有头面人物，也有穷苦百姓。面对一整头猪，有的人喜欢瘦的，有的人喜欢肥的，有的人喜欢带骨头的。陈平不是分得均匀，而是抓住了人的心理，其对人性的洞察能力可见一斑。故而，当人们赞扬他“善为宰”时，他也禁不住飘了起来，说了一句大话：“让我宰持天下，也如同分祭肉啊！”
有了妻家的支持，陈平交朋友的层级立刻就不同了。当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六国贵族纷纷复国，陈平也被朋友拉着一起投奔复国的魏王咎，担任太仆。陈平积极地为魏王咎出谋划策，但遭到魏王咎身边人的诋毁，谋划也就无法实施。陈平是个聪明人，他不会把才智浪费在一个愚蠢的人身上，因此立刻就逃跑了。他追随的第二个东家是项羽。在项家军中，他很快就崭露头角，被封为“信武君”，和大将项悍一起领军。是时，刘邦出汉中与项羽争天下，项羽所封的殷王很快被击败，投降了刘邦。陈平在此事中无所作为，遭到了项羽的迁怒。于是，陈平封金挂印，再一次逃跑了。
陈平两次换东家，相当于进行了两次风险投资。很显然，陈平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人，他不会堵上全部的身家性命，一旦风险评估达到警戒线，就会立刻抽身。这也是他能够在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中生存的智慧。相较之下，张耳、陈余、郦食其等人不能不说是豪杰，但都在第一波浪涛中就被拍死在了沙滩上。
陈平的逃亡路上还有一段插曲。他离开项羽后，走到一条河边，上了一条渡船。船到河心时，他看到从船舱里又走出来一个人，极不面善。陈平明白了，这俩人恐怕是劫道的，见自己长得俊美，以为是携带钱财的有钱人。他立刻装作要帮忙的样子，将衣服脱下来扔到舱板上，光着膀子帮忙划船。见其衣服掉落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身无长物一目了然，两个水寇也就作罢了。要知道，水寇害命，无非为财，既然无财，也就不必杀人。陈平非常了解这类江湖人物的心理，故而一见二人，便摸清了他们的路数，使出了保命手段。
陈平的第三个东家是刘邦。不过此时刘邦已是一方诸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见到的。这时陈平善交朋友的好处就显现了，在刘邦处任职的往昔友人魏无知向刘邦引荐了他。在史书中，魏无知就是个打酱油的，连附录在别人传记后的资格都没有，而太史公却用了整整一个篇章来写陈平。但要是没有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朋友，陈平的命运很有可能会被改写。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人，鸡鸣狗盗之徒，用对了地方，依旧不失有用武之地。
刘邦与陈平谈得很投机，问他在项羽手下担任什么职务，陈平回答是都尉。刘邦于是任命他同样的职务，并让他担任自己的参乘，负责监督诸将。古代乘车，车上除了有驭手外，还有一个陪坐人员，即“参乘”，一方面充当主人的保镖，另一方面有参谋的性质，其被信任度自不可言。与刘邦一同起家的铁哥们儿见陈平这个新来的菜鸟受到刘邦如此重视，都愤愤不平。尤其是让他监督诸将，这等于是骑在了老伙计们的头上！大将周勃、灌婴率先发难，向刘邦告了一状。周勃说：“陈平虽然长得好看，但就像帽子上的玉饰，好看不中用，先是在魏王麾下，后来又跑到项王麾下，现在又到了大王您的帐下。他收取将领们的好处，谁给的好处多，他就把谁安排在好的地方。对于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您怎么能重用呢？”
毫无疑问，周勃的话在刘邦的心中撬开了一条缝。对于刘邦而言，与能力相比，忠诚更加重要，何况陈平的能力尚未得到验证呢！不过，刘邦不是那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要责难陈平，首先得从推荐人身上下手。于是，他召见了魏无知。魏无知并不否认陈平身上的缺点，但却向刘邦提出另一个问题：“方今天下大乱，我向您推荐的首先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假如推荐像孝己、尾生那样道德高尚但无助于胜利的人，您有机会重用他们吗？现今争胜负，只要有助于胜利，一些品德上的小瑕疵算得了什么呢？”很显然，魏无知避开了陈平的品德问题，而是自己荐人得当与否。在这一点上，他就很好地抓住了刘邦的心理。大乱之世，没有行动力，一切都是空谈。
刘邦没有怪罪魏无知，而是召见了陈平。刘邦的问题直指忠诚度，而陈平的回应也很简单：“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肯用我的筹划，所以我离去了；我侍奉项王，项王信任和重用的都是他的亲眷故旧，所以我离去了；听说大王重视人才，我光着身子来投奔您，不接受众将的钱财就没有资用。我的计谋大王能用就用，不能用钱财都还在，一分都没有动，请让我离开吧。”
陈平的这一席话，有三层含义：其一，魏王、项王都不是成大事的人，前者不听进言，后者只信任小圈子里的人；其二，大王您重视人才，我才来投奔您；其三，我确实接受了众将领的钱财，但是做任何事情都得花钱，况且我并没有私用，而是准备做大事。他先是指出魏王、项王的短处，而后戳中刘邦小圈子诋毁自己的事实。但是，他没有撇清自己，而是十分务实地指出了钱财的作用。
刘邦对陈平的话很满意，让他继续监督诸将。此后，再没有人来刘邦耳边聒噪了，连立下战功最多的周勃都撼不动的人物，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何况陈平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此后，他连出奇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大功。
汉高祖、高后驾崩之后，面对吕氏夺权、刘氏不稳的局面，陈平又成为稳住大局、迎立汉文帝的人。他是高祖大臣中的智囊，也是创业团队中成员相继陨落后少见的几个平稳走向人生落幕的人。回过头来说，汉高祖平定天下后论功行赏，陈平被封为户牖侯，后又改为封户更多的曲逆侯。他向刘邦提起了此时已被边缘化、当年推荐他的人魏无知，刘邦根本不记得还有这号人物。经陈平提醒，他才封魏无知为高良侯（或作高梁侯），使其位居列侯。
张鲁：短期看输赢，长期看影响
在大利益面前，成败只是相对概念。智者行事只需掌握三条原则：第一，正确看待客观事实；第二，进行准确判断；第三，做出英明的决策。
张鲁是汉末割据群雄之一。相比于袁绍、刘备等人，他的地盘不够大、人马不够多，也没有称孤道寡，但是论对历史的影响，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张鲁是张陵之孙。早在汉明帝时期，张陵就创立了五斗米道，即教徒只要上交五斗米，就可以被授记为徒众。张陵在巴蜀地区设立“二十四治”（后来增加到28个），每一治的首脑被称为“祭酒”，实际上是具有极强组织性的教团。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承这一事业，继续在巴蜀民间扩大影响力。张衡死后，其子张鲁继承大业。他不满足于宗教上的影响力，试图通过母亲获得更大的世俗权力。
张鲁的母亲擅长养生，兼职做五斗米道的教母，因而成为益州牧刘焉的座上客。张鲁依靠母亲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这个官职虽低于将军，但却有领兵作战的实权。
刘焉是西汉鲁恭王刘余的后裔，建议汉灵帝设置州牧，凌驾于刺史之上，可谓货真价实的“皇叔”。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之后，野心迅速膨胀，不断打击巴蜀豪强势力，希图站稳脚跟后建立一个独立王国。他下令让张鲁和别部司马张修一起进攻朝廷任命的汉中太守苏固。苏固的门客陈调教其防御之术，苏固不听，结果战败被杀。二张夺取汉中后，又灭了南郑豪强赵嵩，截断了斜谷道，断绝了朝廷使者与益州的通道。明面上，这是张鲁所为，但实际上是刘焉的授意。
这样一来，刘焉没有了朝廷的约束，就成了蜀中的土皇帝。张鲁虽然听命于刘焉，却也有了起家的资本。
刘焉死后，刘璋继任益州牧，但在对待张鲁的问题上失策，导致张鲁离心离德。刘璋以张鲁不听调遣为名，尽诛张鲁母亲及其留在益州的家人，同时派遣大将庞羲攻打张鲁。张鲁将庞羲杀得大败，又夺取巴郡，从此彻底断绝了和益州刘氏集团的关系。
张鲁治汉中，以南郑为统治中心，自号“师君”，既管理教众，又管理政务，实际上是将他的教徒组织成了兵民一体的军事集团。他下令在各地设置义舍，提供衣食，行路者可以免费使用。老百姓犯了小错，罚修道路一百步；犯了大罪，原谅三次而不悔改者再处以刑罚。这正是汉中能够安定的因素之一。各地受战乱影响，逃往汉中的百姓日益增多，仅从子午谷逃往汉中的百姓就有上万家。当时曹操无暇顾及汉中，只好承认了张鲁的地位，奏请朝廷任命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郡太守。
张鲁统治巴郡、汉中长达30年。有人垦地时挖出来一枚玉印，将其视为祥瑞。文武官员都劝张鲁称王，只有功曹阎圃劝他不要称王。阎圃向他分析道：“汉川不过十万户，财富多，土地肥沃，地势险要，能够自我保护。如果辅佐天子，能够成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人物，最差的也能像归附光武帝的窦融那样，不失富贵。就实际而言，你能按照自己的心意任命官职，独自决断汉川事务，不用称王，但有王的实权。一旦称王，就会招来无穷祸患。”张鲁接受了这个建议，拒绝称王。
建安二十年（215），完全腾出手来的曹操亲率十万大军征讨汉中，抵达阳平关。张鲁原本打算投降曹操，但其弟张卫不愿投降，便率领数万兵马在阳平关抵抗，结果被曹操击破。这时，张鲁打定主意要投降，但功曹阎圃认为，此时投降属于被迫，必定不会得到曹操的重视，应该退守朴胡抵抗，在曹操攻不下来时再投降，才能体现出价值。张鲁接受了这个建议，率军前往巴中。属下建议他临走前烧掉府库里的钱粮物资，以免资敌。但张鲁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烧掉府库里的钱粮物资，就断绝了百姓的希望，一旦有灾荒，百姓肯定会饿死很多。因此，他封存好府库，率军离去。
两军交战，既然已到了厮杀的程度，那么烧掉府库里的钱粮物资乃至坚壁清野，都是不得不用的手段。但张鲁拒绝这么做并非失策，而是基于两点：既然觉得要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那就要给双方都留出余地——避开曹操的兵锋，是为避免直接交战，再见面时不至于没有台阶下；不烧府库，是为表达诚意，况且府库里的钱粮物资是统治的基础，是百姓最后的依赖，一旦烧了府库，他不但会开罪于曹操，也会失望于百姓。这种双输的事，张鲁当然不干。
曹操大军进入南郑后，见府库完好，钱粮物资未动分毫，十分赞许张鲁的行为，就派人去宽慰招降。张鲁率领家人和文武官员来参拜，曹操奏请朝廷封张鲁为镇南将军、阆中侯（有的文献记载为“襄平侯”），食邑多达一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和功曹阎圃，全被封为列侯。与此同时，曹操还让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从表面上看，张鲁投降曹操，失去地盘，肯定是输了；但从整个历史的维度看，张鲁不仅赢了，而且是大赢。
张鲁降曹后，曹操为了削弱他的影响力，下令让他和他的教众北迁到长安、洛阳和邺城，这使得五斗米道的影响力渗透到了整个中原地区。魏晋时期，上至公卿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多成为其道徒，五斗米道遂改名为“天师道”，教首被称为“天师”。
张鲁之后，其子都亭侯张盛在江西龙虎山继续立教。曹魏从曹操奠基，曹丕称帝，魏明帝曹睿继立，实际的皇帝只有两位，即文帝和明帝。后面的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司马氏控制下的傀儡，可以说曹魏政权乃二世而亡。
张鲁所创的天师道则不同，北迁之后，其影响力从三辅渐遍全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笼络其势力，不断对其进行赏赐和加封，使“天师”成为千年一系的“教首”。如宋真宗赵恒曾加封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为“真静先生”，宋仁宗赵祯加封第二十六代天师张嗣宗为“虚白先生”，元世祖加封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为“嗣汉天师”……直至清末，尚有加封。张鲁的天师世系传了63代，仅次于孔子世系，在中国古代思想界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曹操始料不及的。
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呢？站在更高的角度，拥有宽广的心胸，这样的人往往会被称为伟人。张鲁不肯烧府库里的钱粮物资，其心不在私而在民，这是最大的人情世故。
黄权：进取有建树，退而能全身
人生，一味退缩，终会退无可退；只知前进，也难免会有去无回。需要牢记三件事：一知进退，二识深浅，三懂取舍。
黄权早年在巴西郡担任低级官员，后来得到益州最高行政长官刘璋的赏识，被征召为主簿，相当于秘书长。
黄权很有远见，当得知刘璋准备引刘备入川，用来抵御汉中的张鲁时，他就曾极力反对。他对刘璋说：“刘备和他的属下骁勇善战，引他入川，如果将他当下属，则无法满足其心愿；如果将他当宾客，则一国无二主。如果宾客稳如泰山，则主人危若累卵。将刘备引来，很危险啊！”刘璋不仅没有听黄权的忠告，反而将他外派到广汉当县令。
刘备入川后，果然如黄权所料，反客为主，夺取益州。刘备的大军进攻广汉时，黄权闭门不降，后来因主公刘璋投降，他只得投降。刘备让刘璋驻守荆州，逐渐将他边缘化。对于黄权，刘备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和志节，封他为偏将军。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南征张鲁，黄权对刘备说：“汉中好比蜀地的大腿和手臂，如果汉中被曹操占领，我们就危险了。”刘备认为黄权很有远见，便任命他为中护军。之后，刘备攻破巴郡首领杜濩、朴胡部族，又发动汉中之战，在定军山斩杀曹操的大将夏侯渊，进而占领汉中。这一切，都是黄权在背后做操盘手。
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准备讨伐东吴。黄权认为这个行动从战略上来说过于轻率，蜀汉军队在上游，顺流而下，易进而不易退。他请求率领前锋做试探性进攻，让刘备坐镇后方，待机而动。刘备未采纳他的建议，而是任命他为镇北将军，率领江北军队监视曹魏动向，避免自己进攻东吴时被曹魏捅屁股。
事实再次证明了黄权敏锐的洞察力。刘备的大军在夷陵遭到陆逊的火攻，精锐尽丧，败退到白帝城。与此同时，黄权返回蜀地的道路也被吴军阻断。面对这种局面，相较于投降当时的仇敌东吴，投降曹魏对蜀汉的伤害较轻，因而黄权率军投降了曹魏。
蜀汉方面得知黄权的举动后，有人便劝刘备逮捕黄权的家人。刘备说：“是我辜负了黄权，并不是黄权辜负了我。”他对黄权的家人依旧如初。
魏文帝曹丕问黄权：“你舍弃刘备归顺于我，是效仿从前的贤人韩信、陈平吗？”
黄权回答道：“我受到刘备的隆遇，道路阻断才无奈来降。况且败军之将，怎能与贤人相比呢？”
曹丕认为黄权内心醇厚，是难得的人才，因而任命他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魏晋时期，往往对重臣才加侍中衔，可见曹丕对黄权的重视。
过了一段时间，有传言说刘备杀了黄权留在蜀中的家人。曹丕以此来看黄权的反应，黄权说：“我与刘备、诸葛亮坦诚相待，早已表明志节，现在情况不明，还是等等看吧！”因此，他拒绝发丧。后来传来确切消息，黄权的判断是准确的。曹丕越加雅重黄权，认为他器宇非凡。
魏明帝曹睿登基后，更加看重黄权。景初三年（239），黄权被升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成了位比三公的重号将军。黄权有韬略，又善于治理民政，对于上司的问询，每每都对答如流，多次获得嘉奖，因而即便是到了司马氏掌权的时代，他依旧在朝堂上享有高位。
正始元年（240），黄权病逝，魏帝曹芳下诏建祠纪念他。在纷乱的三国时代，大将一旦被俘，极有可能身败名裂。前有于禁，后有麋芳，他们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却终生背负耻辱，最终郁郁而死。黄权则不同，无论是在蜀汉，还是在曹魏，乃至在司马氏掌权的后曹魏时代，他都始终备受尊崇，进取有建树，退而能全身，这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强大的治世之才，另一方面也与他巧于应对不无关系。
鲁肃：内悉人情，外具大略
有这样一些人，他在时你无感，等到失去他时，你才会知道，没有他的世界大不相同——看看鲁肃死后东吴的各种瞎操作，孙权一定会认同这句话。
由于“演义”的影响，鲁肃一直被后世人忽视，乃至误解。事实上，他是东汉末期最具战略眼光的狠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三国的历史走向。
鲁肃出身临淮士族世家，不但喜读书，而且精于骑射。汉末朝政混乱，军阀割据，鲁肃意识到苟全乱世不易，因而经常与游侠来往。一时间追随他的青年有数百人，他就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山中操练军阵，模拟战场厮杀。当时的人都将他视作狂生，族人更是哀叹，恐怕他会导致鲁氏衰败。
袁术听闻鲁肃的名声后，便派人来征召他。但鲁肃认为袁术气量狭小，难以成就大事，不值得自己辅佐。当时，周瑜也在袁术帐下。正值军中缺粮，他听说鲁肃家中粮秣充足，便率领几百战士去借粮。既然是借粮，备好礼物登门拜访就行了，干吗要带兵去呢？因为周瑜对鲁肃的大名早有听闻，知道他门下多健儿，如果自己一人登门借粮，只怕对方不会就范。未曾料到，鲁肃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指着两个高大的粮囤告诉周瑜，每囤贮粮三千斛，兵丁们可自取一囤。这令周瑜大为惊异，将其视为奇人。
其实，鲁肃不但深通韬略，而且更懂人情。当年大旱，江淮颗粒无收，街头常有饿殍，军中粮食同样难以为继。周瑜此次摆出这么大的阵仗来借粮，必定是志在必得，鲁肃不借也得借。他是个狠人，但不是个蠢人，与其和一支披坚执锐的劲旅对抗，不如顺水推舟做个人情。孰能想到，他就此与周瑜这个英杰成了密友。
鲁肃认为，淮泗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在群雄并争的时代难以安居，而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是一片乐土，既能避开危险，又能待时而动。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那些追随自己的健儿，他们一致响应，都愿意举家与他同行。
鲁肃对这支三百多人的队伍做了行军部署，细弱的在前，老人和孩子在中间，他亲率强壮者为一队殿后。袁术听说鲁肃率领一支人马离开，立刻派骑兵追击。鲁肃发现追兵后，便让前面的队伍继续前行，他则率领殿后的队伍停下列阵，命令战士勒住马、拉满弓，对追上来的领兵头目说：“如今天下大乱，有功得不到奖励，不追赶我们，你们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为何苦苦相逼呢？”他亲自扛起一个大盾牌，将其放到几百步远的地方，引弓连发数箭，每一箭都将盾牌射穿。
追兵头目觉得鲁肃的话有理，且仅凭自己的人手也制不住他，便放他们走了。从这件事上，我们颇可看出鲁肃的老道。大部分人做事，都会考虑利害关系。他先陈明利害，再亮明实力，对领兵头目来说：既然无利可言，就犯不着拼命，何不放人走呢？所以，一切都是按照鲁肃的计划发展的。
就这样，鲁肃到了江东，再次见到老朋友周瑜。孙策遇害后，孙权接管了江东基业，成了新的掌门人。周瑜立刻将鲁肃引荐给孙权。当时，宾客非常多，鲁肃在席上并没有发言，在孙权接待结束后，他也一同告辞了。不过，孙权很快就单独召见了他。孙权对鲁肃说：“现在天下大势，犹如大厦将倾，四方扰乱，我继承了父亲和兄长创立的基业，企望像齐桓公、晋文公辅佐周天子那样，建立不世之功。先生，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听了这话，鲁肃就笑了。他反问孙权：“过去汉高祖刘邦也想辅佐义帝王，为何没有成功呢？”
孙权说：“是因为项羽害死了义帝。”
鲁肃说：“如今的曹操，掌控朝廷时远胜于项羽掌控义帝，将军您怎么可能实现齐桓公、晋文公的理想呢？”
孙权请鲁肃明言。
鲁肃说：“以我的私人见解，大汉王朝的权威已不可能恢复，短期内也不可能除掉曹操。只有占据江东，才能更好地观察天下形势。如今北方已陷入混乱之中，您可借这个机会，荡平黄祖的势力，同时夺取刘表的荆州，控制长江以南的土地，然后打出帝王的旗号，夺取天下，建立与汉高祖一样的事业。”
孙权摇了摇头说：“我只想尽一方力量，辅佐汉室，你所说的，恐怕非我能及。”
鲁肃在诸侯并争、势力各据一方、江东何去何从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就为孙权指明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不得不说其才大如海。只是这时候的孙权虽然是江东之主，但内心是犹疑不定的。他的哥哥孙策活着的时候，用武力压制住了吴郡、会稽郡、丹阳郡、豫章郡、庐陵郡、庐江郡等江东六郡的士族集团。这些士族在当地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未彻底向孙氏的军事集团俯首，而是一直处于观望状态。以华歆为例，他虽然投降了孙策，但却未出任孙策团队的官职，而是辗转逃到江北，最后进了曹操的阵营。孙权能够统御父兄留下的文武官员，让江东士族与自己合作实属困难。鲁肃的一席话，表明他早就看清了江东的发展方向。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大军南下，直扑荆州。当年八月，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投降，屯兵樊城的刘备得知消息后弃城而去，在当阳被击溃。曹操拿下荆州，下一步就是占据江东了。孙权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战，二是降。朝堂之上，持投降态度的人并不少，尤其重臣张昭，更是认为只有投降一条路。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唯有鲁肃沉默不语，他趁孙权上厕所时跟了上去。孙权见鲁肃逡巡，就问道：“子敬，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鲁肃说：“我和朝堂上的那些人都可以投降曹操，只有将军不能。”
孙权问：“为何？”
鲁肃说：“我们投降了曹操，纵然是做个小官儿，慢慢升迁，再不济也能做到州郡的长官。将军您投降了，该给什么官职呢？”
由此可见，进言的时机、地点、方式非常重要。对此，鲁肃可以说做得恰到好处。张昭等一众文武官员言降时，如果鲁肃直言抗敌，必定会遭到大佬张昭的斥责，甚至会遭到众人的围攻，陷入孤立之境。这种劣势的“主战派”，难以让孙权动心，甚至会产生戒心。厕所是个私密的地方，会让人暂时放松下来，而且有一定的保密性，如果孙权内心有抗敌但又不想让群臣知道的想法，在这里表达出来最为妥帖。在投降这个问题上，鲁肃首先说的仍然是利害。曹操收复江南，必定会重用江南士族，那些投降者照样会做官，只是换了个主子而已。孙权本就是主子，他该去哪儿呢？
这是打动孙权并最终坚定其意志的关键。
另外，鲁肃已经想好了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战略。为什么一定要是刘备呢？除了军事上相互依赖外，刘备的皇叔身份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曹操征讨孙权打的是朝廷的旗号，孙权名义上还是汉朝的讨虏将军、会稽太守，若反抗就是地方不服从朝廷，属于叛逆。有了刘备的皇叔身份，无疑会提高孙权的政治影响力，使他能以讨伐汉贼的名义与曹操对抗。
待孙权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后，鲁肃立刻渡江寻求与刘备的联合。在长坂坡，鲁肃找到了刘备。此时的刘备损兵折将，对前途也缺乏清晰的认识。在他的奋斗之路上，每一次失败都是寻求依附新的势力。当鲁肃问他何去何从时，刘备的回答是：“投奔老朋友，苍梧太守吴巨。”鲁肃直言吴巨是个庸人，不值得投奔，并拿出了孙刘联合的方案。接下来那场影响历史走向的大战已不必细说，鲁肃和周瑜、诸葛亮一起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
在孙刘联盟中，鲁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深谙人情，在孙刘之间充当着润滑剂。正是在鲁肃为都督主政大局的时期，孙权和刘备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司马懿：弯得下腰，抬得起头
败而不耻，败而不伤，何败之有？胜而不骄，胜而益强，方为常胜！赢家从不把一时胜败挂在嘴边，他们只要最终的果实。
司马懿在三国群雄中虽是后起之秀，但也是最大的赢家。
总结司马懿的成功之道，可用八字概括：弯得下腰，抬得起头。
司马懿出身士族世家，其高祖父司马钧在汉安帝时官至征西将军，曾祖父司马量曾任豫章太守，祖父司马儁曾任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曾任京兆尹，相当于首都特别市市长。可以说，他是妥妥的官五代。汉末群雄并起，有才能的人纷纷建功立业，但司马懿却躲着走。建安六年（201），担任司空的曹操听闻他的名声，征召他出来做官。他自称有风痹症，不适合出仕。曹操晚上派人偷偷刺探，来人发现司马懿躺在床上，宛若不能动一样。这是司马懿第一次与高人过招，他拒绝了踏上仕途的机会。他深知，乱世身负奇才，同样是一种祸患，因而低调行事，遮蔽锋芒。
时间过去了整整八年，曹操已经完全掌控朝政，成了大丞相。他再次派人征召司马懿。曹操当然不相信司马懿有风痹症，便告诉给司马懿传布书信的使者，如果司马懿再装病，就把他给我捆来。在拥有绝对实力的聪明人面前“装象”，无异于找死，所以这次司马懿乖乖地来了。
在最初的十年里，司马懿一直充任的是掌奏议或参谋性质的官职，如文学掾、丞相主簿、黄门侍郎、议郎等职。曹操作为一个强人，有独特的人才管理模式：一方面，招纳各种牛人加入自己的团队；另一方面，又将可能挑战自身权威，并可能借助自身资源发展壮大的强人清除出局。
从人脉共有的角度来说，在一个团队中，中层管理者是团队运行的实际操控者，他既是团队最高管理者的下属，又是下层员工的领导。也就是说，他与最高层的领导共同拥有下层资源和人脉。司马懿出身河内郡望族，祖辈数代为高官，是汉末士大夫中的顶流，因而有巨大的影响。曹操将他吸收进自己的团队，既要用其才智，又要防止他成为竞争对手。相比较而言，对于那些在战场上厮杀的将军，无论是能独当一面的于禁，还是能冲锋陷阵的张辽，只要根据贡献不断晋升就可以，管理起来相对容易些。
在曹操的团队中，司马懿并非唯一的士族顶流。比如陈群，出身颍川陈氏，堪称士族阶层的扛把子。同样，曹操最初给他的任命也是属官，司空西曹掾，其发迹路径与司马懿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虽然升迁速度比司马懿快得多，但出掌的多是议事和监察。这就是说，曹操无法避开士族顶流，他需要士族的代言人与自己共同创业，因而不会将注意力只放在司马懿一个人身上。司马懿也意识到曹操对自己是士族顶流的忌惮，因而既在合适的时候为曹操献奇谋，同时又夹着尾巴做人，保持低姿态。当然，姿态低并不代表闲着，他与曹操的儿子曹丕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将之作为自己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投资。
在曹丕被立为世子，也就是曹操的继承人这个过程中，司马懿是智囊团成员之一。曹丕称帝后，作为回报，他任命司马懿为尚书，后来转督军、御史中丞，爵封安国乡侯。我们再来拿他和陈群做个比较。曹丕称帝时，晋陈群为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爵封颍乡侯。陈群与司马懿的封爵一样，都是乡侯，职位上都是以朝臣身份辅佐政务为主。
无论是魏文帝曹丕的时代，还是曹丕之子、魏明帝曹睿的时代，司马懿的做法都是弯低腰，尽好下属应尽的义务。他很清楚，文帝、明帝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和人脉优势，对他都是碾压性的，只要他有任何不轨和妄动，一纸诏令就能使他丧失所有，因为二帝的政治权威不可撼动。一旦最高层管理者的权威下降，次一层的领导者势必会借机而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司马懿的体格天赋也占了优势，那就是活得够长。曹丕生于187年，司马懿生于179年，比曹丕还要大8岁，结果他不但比曹丕活得长，而且比曹丕的儿子活得还长。可能曹家的基因在曹操这里出了问题，曹丕也好，曹睿也罢，都没能活过40岁。文帝、明帝父子二人，只要有一个人活到曹操的年龄，基本上就没有司马家什么事了。所以，对创业者而言，身体也非常重要，不然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尽管文帝、明帝时代司马懿扮演的仍旧是弯腰打工的角色，但还是有区别的。在曹丕时代，司马懿要么担任朝臣，要么留守后方，从未拥有大军团的统兵权，可见曹丕和其父曹操一样，对司马懿仍旧是用，但也防范。在明帝时代则不一样，蜀汉方面来犯，明帝会派遣司马懿抵御蜀汉；孙权来犯，明帝会派司马懿抵御孙权；公孙渊自立为王，明帝会派司马懿镇压公孙渊。可以说，东南西北哪一边有战事，明帝就派遣他去哪一边。表面上看，司马懿扮演的是救火队长的角色，实际上他不断“借壳上市”，在军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将士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然，大力提拔亲信为军队将领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当曹睿驾崩、司马懿被任命为托孤大臣之一后，他的影响力已经无人可敌。但他依旧韬光养晦，因为他在等待一个机会，那就是曹氏政权的权威下降。所以从239年到248年，他依旧像一条蛰伏的巨龙，等待着这个机会。掌握着巨大政治资源的曹氏宗亲，在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呢？在与蜀国的战争中，他们不听建议，吃了大败仗；在与吴国的战争中，还是不听建议，再次吃了大败仗。在朝堂内部，专权和腐败导致其阵营分化，曹爽竟然采用邓飏的谋划，强行将魏明帝的遗孀郭太后（魏帝曹芳未成年，故而郭太后有巨大的影响力）迁到永宁宫软禁起来，置于自己的对立面。
嘉平元年（249）正月，魏帝曹芳率领大将军曹爽、中领军曹羲等人离开洛阳去祭拜高平陵（曹睿的陵墓）。接下来的一切堪称神操作，显示了司马懿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他命令担任中护军的儿子司马师率领屯兵控制京师，之后立刻把被幽禁的郭太后请了出来，并启奏废掉曹爽兄弟辅政大臣的位子。郭太后几乎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意了。
这里必须说说郭太后。郭氏原本是曹睿的嫔妃，明帝临死前才被立为皇后，这实际上是曹睿死前的顶层设计。《三国志》中记载：“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于太后而后施行。”郭太后有最高的顾问权限。这是一个由内廷代表郭太后、宗室代表曹真、大臣代表司马懿组成的“三驾马车”，互相制衡，谁也不能独大。但曹真偏偏打破了这个设计，还把郭太后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司马懿很清楚，身为外戚的郭太后，一直在等待机会。所以，迎奉郭太后出来后，他立刻就获得了支持。
当时留守京师并在军队中有影响力的朝廷大佬大有人在，比如大司农桓范、司徒高柔、太仆王观、太尉蒋济等。桓范立刻就洞悉了司马懿的意图，因而第一时间逃出洛阳，去向曹爽报告。司马懿则让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统领曹爽留下的军队；让王观行中领军事，统领曹羲留下的军队。他还对高柔说：“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周勃啊！”
熟悉西汉史的人都知道，汉初以周勃为首的武将与陈平、陆贾等文臣联合，诛杀了专权的吕后（此时吕后已死）家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吕氏集团压缩了功臣集团的利益，实际上是功臣集团另立皇权的政变行为。高柔、王观等人并非太尉蒋济那样的曹氏铁杆，而且司马懿给他们制造了一个假象：他们能改变曹爽专权的局面，重塑秩序，找回原来的利益。所以，高柔与王观一边倒地支持司马懿，愿意与司马懿合作。
控制住了京师内部的朝堂众臣，司马懿立刻派兵在洛水浮桥边迎接魏帝曹芳。桓范看清了司马懿的意图，劝告曹爽与众臣一起保护曹芳去许昌。那里是当年曹操劫持汉献帝建立政权的根据地，曹家在那里依旧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只要皇帝在自己手中，他就可以发布圣旨，征调天下兵马勤王，灭掉司马懿。应该说，这是个很有战略性的建议，奈何曹爽不听，而是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查探虚实。司马懿趁机陈说曹爽的罪行，并让许、陈二人劝曹爽交出权力。
事实上，许允、陈泰都是曹魏的铁杆支持者，为何会劝曹爽放弃权力呢？这是因为曹爽兄弟的无能与腐败连二人也看得出来，他们忠于的是曹魏，而不是曹爽，实际上间接帮了司马懿。当时的曹爽手中不但有皇帝，而且有朝中一半以上的重臣，因此不但能借助皇帝的权威，还能借助朝臣的运作能力。他派遣许允、陈泰的行为，等于是自行瓦解己方阵营。在司马懿一波又一波的外交攻势下，曹爽回去交权了，还天真地以为能保住富贵。无怪乎桓范哭着大骂他：“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曹真是牛人，怎么生了你们这些蠢蛋啊！）
皇帝和朝臣们回归京师后，司马懿立刻下令抓捕了交权的曹爽，并灭了其亲信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三族。此时，司马懿依旧扮演着“汉初功臣消灭诸吕”的正义者的角色，毕竟很多大臣还是曹魏政权的拥护者。
在此次政变中，作为领导者，司马懿获得了更加尊崇的地位，但他再次放低姿态，称病不上朝。为此，皇帝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他的府上咨询大事。因为他需要继续麻痹朝臣，等待一个打击曹氏诸王的机会。机会很快就来了。车骑将军王凌见魏帝曹芳对司马懿言听计从，司马家的府邸俨然朝廷中枢，因而密谋拥立楚王曹彪为皇帝，准备再来一次政变。司马懿立刻行动，上奏皇帝灭了王凌三族，并命令有司讨论曹彪的罪行，逼得曹操留下的这个英武的儿子自杀。司马懿借口曹魏分封到各地的诸王不利于正统，因而将他们全部迁到邺城，并命人监视，不准互相交流。
打击了曹魏宗室后，朝臣们很快分化为两派：一派是曹魏的铁杆，另一派是司马氏的支持者。司马懿对自己的支持者加官进爵，将曹魏的铁杆边缘化，把他们逐渐踢出朝堂，或者让他们退休。就这样，司马懿架空了魏帝。此时的司马懿俨然当年的曹操，只是他没有接受丞相的任命，也没有接受加九锡（这几乎就是给篡位者准备的）的特殊礼节就去世了。他的影响力留给了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最终，在司马家的第三代司马炎手中，改朝换代得以实现。
司马懿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弯得下腰杆。对曹魏的前三个大佬——曹操、曹丕、曹睿自不用说，对能拉拢利用的朝臣们，他仍然如此。保持低姿态，一则麻痹了敌手，二则让盟友接受了自己。但在该抬头的时候，司马懿也毫不畏缩，而是果断出手，展现了其性格中的另一面。
曾国藩：笨小孩的核心力量
在你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时，与其热衷于那些无用的社交，不如提升自己。你自己的层次，决定了你所处的社交圈的层次。记住，你永远只能和与你同一个层次的人在一个圈子。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普通农家，小时候并不算聪明，然而他一生中在社交场上纵横捭阖、领袖群伦，被各方大佬视为领头羊。那么，他的核心社交力量是什么呢？
曾国藩一向不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有一个故事足以证明这点。小时候，一天晚上，曾国藩进书房读书前来了一个贼，这个贼听到门外来了人，就躲到了房梁上，想等主人睡着后再离去。曾国藩进了书房后，点上灯便开始读书，一篇文章读了几十遍，依旧背不下来。躲在房梁上的贼实在耐不住性子跳了下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笨，并将那篇文章背了下来，然后抢过曾国藩手里的书扔在地上，夺门而去。原来那个贼在房梁上听曾国藩读了一遍又一遍，听都听会了。问题是，这个聪明的贼最后究竟如何了，无人知晓。曾家的这个笨小孩，仍旧是继续读书、考试，为他出将入相的梦想铺路。
古代考试有所谓的“三大战役”，即秀才、举人、进士。有的人考了一辈子还是秀才，有的人不停地考连秀才也捞不到。
曾国藩的祖父叫曾玉屏，他对儿孙们的期望很高。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曾麟书也一同参加了。父子同堂，也算是一段佳话，然而结局惨不忍睹，父子双双落榜，背着考篮和笔墨，徒步数百里，几乎是哭着回去的。然而，曾氏父子并不气馁，他们继续读，继续考，继续落榜……曾国藩连续考了7次，23岁时才考上秀才；他的父亲竟然考了17次，43岁时才榜上有名。曾麟书大概也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加之中了秀才也算是读书人，便不再考了，而是专心供儿子读书。
对于这段考试时光，曾国藩回忆道：“府君（指其父）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
中了秀才的曾国藩似乎开了窍，一年后就中了举人，他异常喜悦。只是他高兴得有点早：道光十五年（1835），他赴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道光十六年（1836），不甘心的他再次参加会试，依旧是落榜。
好在曾国藩是个反应弧比较长的人，这要是一个心理脆弱的恐怕早就放弃了。两年后，他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进士，二甲殿试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惯例，中了进士后要拜访座师。只是以曾国藩的成绩，恐怕见不到主考官穆彰阿，点翰林更是没有他的份，那必须是头几名才行。运气好一点，他会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当县令。当然，曾国藩也预料到了这个结局，但是他不甘心，因而找湖南同乡郭嵩焘聊天。郭嵩焘建议他去找另一个同乡劳崇光。劳崇光是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与曾国藩的私交颇为不错。
为了给穆彰阿留下好印象，曾国藩写了一首诗，请劳崇光代呈。写诗是要靠天分和才华的，一个考了7次才中秀才的人，写出来的诗必定四平八稳、庸常可知。穆彰阿只看了一眼诗稿，就将其放在一边。劳崇光纵然是得意门生，也不敢问。过了几天，曾国藩见没有动静，又挖空心思写了一篇诗文，请劳崇光代呈。可想而知，结局还是一样。
曾国藩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足够执着。他又一次写了诗文，请劳崇光代呈。这一次，劳崇光是硬着头皮答应帮忙的，并警告曾国藩不会再有下次了。然而，正是这一次打动了穆彰阿。当然，不是他的诗写得好，而是他太执着了，穆彰阿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曾国藩的木讷、老成持重，也许在旁人看来是缺点，但在穆彰阿眼里恰恰是优点。就这样，曾国藩点了翰林。穆彰阿是道光帝跟前的红人，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有了他的提携，曾国藩10年间获得7次升迁，在礼部、兵部、工部都干过副职（侍郎），成为二品大员。除了穆彰阿之外，曾国藩还搭上了三朝帝师、领班军机大臣祁隽藻的线，正是这条线日后挽救了他的仕途。按理来说，就算他是翰林，也很难与这样的显贵搭上关系，毕竟在京城扔一块砖头都能砸中一堆红顶子。但曾国藩就是有这样的手段，他与祁隽藻的胞弟祁宿藻是同榜进士，十分投缘，一来二去，也就与这位同学的大哥熟悉了。
道光帝驾崩后，咸丰帝上台。早在还是太子时，咸丰帝就很讨厌穆彰阿，登基后便一纸诏书将穆彰阿罢了官，就差没砍他脑袋了。至此，穆彰阿的党徒们的运气也就到头了。曾国藩作为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是妥妥的穆党铁杆，自然也在打击的范围之内。刚好当时咸丰帝下诏求进言，曾国藩便写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说得好听点是直白地指出皇帝的不足，实际上是把咸丰帝骂了个狗血淋头。咸丰帝看了奏章，气得暴跳如雷、七窍生烟。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这时候，站在一边的老臣祁隽藻轻轻说了一句：“主圣臣直。”这一记马屁拍得极是时候，不但给咸丰帝降了火，也有了进一步进言的机会。祁隽藻向咸丰帝解释，求直言的诏书是皇帝下的，如今像曾国藩这样敢说真话、直话的臣子不多，如果就此把曾国藩处理了，那么就会失信于群臣，再也不敢有人进言了，您也就听不到真话了。所以，咸丰帝不但没有治曾国藩的罪，反而给他派了新的差事。
从道光十八年（1838）起，曾国藩整整做了13年京官。除了日常公务外，他还干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打造坚实的朋友圈。太常寺卿唐鉴、大学士倭仁、刑部侍郎吴廷栋、江西道御史窦垿、通政司副使王庆云……这些官员有的精通理学，有的擅长诗文，有的好金石学，有的是通儒，在气质上与曾国藩相通，因而在公务之余，他们经常饮酒畅谈。所谓“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使他在为人、为学、为官等方面都炼得炉火纯青，在人性的洞悉方面更是登峰造极，剩下的就是做一番大业了。
太平天国的爆发，给了曾国藩这个机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按照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也就是离职守孝。此时，太平军已经杀入湖南，并占领了岳州（今岳阳）。曾国藩上书请求进行团练，在地方上组织乡民抵抗太平军。得到允许后，他便与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练兵。为了训练出一支敢战、善战的军队，曾国藩亲自挑选军官，尤其注意将有师生、同窗、同乡关系的读书人招入军中。他拒绝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当兵。因为这些人固然悍勇，然而往往也十分油滑，遇到攻坚战容易开溜。有师生、同窗、同乡关系的人，彼此知根知底，作战时能形成牢固的协作团体。而且，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很好地了解作战意图。就这样，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双峰教书先生罗泽南进入军营，罗泽南的学生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等一干人也都进了军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湘军的大将，不少人官至督抚。
曾国藩率兵与太平军一再血战，但一直挂着京官侍郎的虚衔给咸丰帝打工，并未获得实职。不过，曾国藩对此并无怨言。拿破仑·希尔说过：“提供你所得酬劳的服务，很快酬劳就将超出你所提供的服务。”一个人如果总是盯着自己的待遇，是会失去待遇背后的成长机会的，曾国藩显然深谙其中的道理。他很清楚，在时局中，什么花言巧语都不及实力，用实力说话比什么都有力量。这也是为何京中大佬的门前车水马龙，而小官员们只能坐冷板凳。只要你拥有实力，上司也好，同僚也好，下属也好，都会踊跃进入你的社交圈。咸丰四年（1854）十月十四日，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咸丰帝下诏，让曾国藩任湖北巡抚，虽然只是代理，但总算成了一方大员。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有赢有输，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屡败屡战。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终于被实授两江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与他合作过的督抚，无论是胡林翼、骆秉章、张亮基还是左宗棠、彭玉麟等皆是人杰，为何他们会折服于曾国藩呢？当然是因为实力。曾国藩早年在穆彰阿座下，除了品行外，靠的是官场上的人脉；领军之后，靠的则是实力。就连大清皇帝，也要依赖他保住江山。
在现代社会，决定人的社交地位的，除了人品外，更重要的是能力。你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效能，为团队发展提供绩效，你的社交地位才可能比较高，硬实力才可能比较强。曾国藩带给我们的启示，正在于此。
左宗棠：为什么人人都看重我
当你对他人的一切足够了解，能够深入他的领域，和他在各方面找到共同点、在同一层次上对话时，你才能真正与他产生联系。记住，人脉永远是近路。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虽然读书十分用功，但是中了举人之后，就再也未能更进一步。这是因为，左宗棠偏重于实用之学，而晚清的会试内容依旧走在八股的老路上，与其学术取向不尽一致。左宗棠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却以举人的学历，最后成为疆臣，建立了不世的功业，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晚清三大名臣”。
要知道，明清以来，入阁必须是翰林，也就是进士中的头筹，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左宗棠却以举人的学历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这不但在清代的历史上罕有，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罕见的。他的身上真的闪烁着“主角光环”吗？
左宗棠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左观澜担任过知县。从6岁开始，他就跟着父亲在省城长沙读书。相较于八股之学，他更热衷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尤其喜欢读明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把解决现实问题的学问当作毕生之学。19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守孝的左宗棠听说长沙名士贺长龄在籍，便去拜访。
贺长龄比左宗棠大27岁，是二品的布政使，但与这个青年有了一席谈话后，便连呼他为“国士”。原来，那本著名的实学巨著《皇朝经世文编》挂的是贺长龄的名，实际是魏源所编，左宗棠拜访他，等于找到了自家的门。
贺长龄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左宗棠的出现怎能不令他视若“国士”呢？当左宗棠谈及节衣缩食买书来读时，贺长龄痛快地表示：以后你不必买书了，想读什么书，来我的藏书楼取便可。此后，左宗棠成了贺家的常客。不论左宗棠提出读哪本书，他都亲自一级一级地登上狭窄的楼梯，把书取来交给这位年轻人，有时候还要上上下下跑好几趟。每次左宗棠来还书，两人都会就书中的内容畅谈半日。贺长龄叹息地说：“天将降大任于君矣，望季高（左宗棠的字）笃志践行之！”
道光十一年（1831），得到贺长龄关照的左宗棠来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这里的书院山长是贺长龄的胞弟贺熙龄，他同样是经世致用之学思想的践行者。城南书院位于妙高峰，可以说是传播湖湘文化的中心。贺熙龄比左宗棠大24岁，翰林出身，曾担任湖北学政、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虽然只教了左宗棠一年，但此后十年二人书信不辍，保持了终生的师友关系。他在名为《舟中怀左季高》的诗中写道：“九月湖湘水倍清，卷云亭上故交行。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而今迈步从头越，莫叹前程未可寻。”同样出身湖南的毛主席，写过一首名为《忆秦娥·娄山关》的词，其中一句“而今迈步从头越”就出自此诗。可见湖湘文化精神影响之大。
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创办了湘水校经堂，贺熙龄便推荐左宗棠来这里读书。吴氏不但是封疆大吏，而且是经世派的学者。他认为学子读书只偏重科举之学实为陋习，故而在学院里大力倡导通经史，用于治世的学问，树立起一股新学风。这对左宗棠而言，简直是如鱼得水。他的学习成绩极为优异，“书院膏火以佐食”，相当于获得了助学金，从此不用交学费，还有生活补助。
左宗棠在校经堂的考试中多次获得第一，然而参加乡试时却落榜了。因为考官是八股文专家，不可能看上左宗棠的文章。巧的是当年正值道光帝五十大寿，要从落榜的士子中“搜遗”，也就是挑选遗落的人才。这样一来，左宗棠的考卷入了选。尽管考官对卷子内容仍有质疑，但是在吴荣光的坚持下，左宗棠终于位列举人。
中举之后的数年里，左宗棠进京参加会试，但都与进士无缘。他的老师们却官运亨通，就连在北京考试时结识的好友胡林翼也中了进士。眼看左宗棠科场蹭蹬，他的老师们都觉得过意不去。吴荣光推荐他到醴陵渌江书院当山长，相当于任校长。在这里，左宗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位大佬——两江总督陶澍。
道光十七年（1837），陶澍回乡经过醴陵。如何安排这位湖南大佬的食宿，当地县令想得非常周到，他请左宗棠专门在馆舍门上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见了这副对联，击节称赞，派人询问对联是谁写的，要求立刻相见。陶、左二人一见如故，不知不觉聊到了天亮，从而成为忘年之交。左宗棠在写给夫人的信中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又一次进京参加会试，绕了一个大圈跑到南京拜访陶澍。陶澍视左宗棠为上宾，指着自己的位置说：“将来你也会坐上这个位子的，甚至还会在我之上。”当他得知左宗棠之女左孝瑜的年龄后，还为儿子陶桄求了亲，从此陶、左两家成了亲眷。陶澍完全忽视两家的门第，以总督之家向布衣之门提亲，可见左宗棠身上闪烁着何等的魅力。毕竟，英才身上的光辉是遮不住的。
陶澍任两江总督时，江苏巡抚是林则徐，督抚同城办公，二人志同道合。陶澍多次夸赞左宗棠，还未见面，左宗棠就给林则徐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林则徐调任云贵总督，请左宗棠当幕僚。当时陶澍已病逝，左宗棠因照顾陶家老小脱不开身。多年后（1850年），林则徐返乡回到福建，特意绕道长沙，邀请左宗棠见面。两人在湘江的船中彻夜长谈，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交给左宗棠，认为将来能够整顿西北大局的，唯有左宗棠。后来，林则徐向他人谈及这次会面时，称左宗棠是“绝世奇才”。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好友郭嵩焘向湖南巡抚张亮基举荐左宗棠，使左宗棠成为入幕之宾。张亮基在左宗棠的协助下，多次击退太平军的进攻。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后，最终无功而去。湖南注定要成为左宗棠的发迹之地。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后，左宗棠也曾追随入幕；但张亮基被调往山东为巡抚后，左宗棠却回到了湖南。当时，太平军在湖南北部驰骋，贫苦的人接连起事响应，长沙危如累卵。湖南巡抚骆秉章焦头烂额，左宗棠又一次进入湖南巡抚幕府。骆秉章把军事事务悉数交给左宗棠，自己乐得做甩手掌柜。左宗棠也不负所托，昼夜思虑对敌，逐渐扭转了湖南的糟糕局面。
左宗棠的名声越来越大。在一干大僚的举荐下，清王朝赐予他四品卿衔。由此，左宗棠终于看到了人生的曙光。从40岁开始，一直到49岁，左宗棠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曾国藩的幕府当师爷。然而，仅仅过了4年，他就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一跃升固然与他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有关，然而在过往的大半生里，他的社交往来和人脉铺垫已经使他的名声上达天听。陶澍、林则徐、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张亮基无不成为他成功之路上的风帆。备受咸丰帝信任的大臣潘祖荫在一封奏折中写道：“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此后，左宗棠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并为维护祖国的主权完整，率军进入新疆，立下了彪炳千秋的功勋。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节标题的问题了：为何人人都看重左宗棠？一个人在社交中的魅力，来自他自身。一个人的人品、才华和能力，决定了他会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优秀的人之间，具有天然的作用力，彼此之间既是试金石又是磨刀石，既能检验对方又可互相提高。
胡雪岩：给他人撑伞，为自己铺路
所谓资源，就明晃晃地摆在那儿，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谁来用、怎么用、用来干什么的问题。想明白这三问，你就读懂了胡雪岩。
胡雪岩在晚清商界是一个传奇。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12岁父亲病故后，就不得不想办法谋生。他的人生之路，是从小伙计，也就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最初在杭州的杂粮行、金华火腿商行干活，后来到了杭州的“信和钱庄”，工作内容是打扫卫生和倒夜壶，直白地说就是杂役。他虽然干的是杂役，但是为人十分乖巧，很会来事，尤其是能看懂老板的眼色。所以三年之后，他成了钱庄的业务伙计，这就好比环卫工人转成了银行柜员。
胡雪岩的发迹，始于阜康钱庄。那一年他19岁，在钱庄当学徒。钱庄的老板姓于，没有儿子，便将胡雪岩视作亲儿子，临死前把钱庄的经营权交给了胡雪岩。那时的胡雪岩虽然年轻，但是在钱庄的历练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花花轿儿人抬人。
人要懂得彼此成全，也就是建立自己的人脉网，有了这张网，才能赚大钱。
这时候，一个名叫王有龄的读书人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胡雪岩和他进行了一番交谈后，发现他对衙门里的运作十分熟悉。原来王有龄的父亲王燮担任过知县，曾将儿子带进衙门为自己办文案。王有龄办文案的能力很强，但是考试却不得要领，以致考了好几回，连个举人都没有捞着。无奈之下，家里就给他捐了官。所谓捐官，就是花钱买官。当时，清王朝的财政十分困难，为了增加收入，捐官之风盛行。不过，捐官多是候补，要有了补缺机会才能实授。不然，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就领不到一分钱的俸禄。王有龄既然捐了官，那么缺的就是一个机会。胡雪岩从商人的角度考虑，生意不会自己找上门，补缺也一样。他将500两银子交给王有龄，让他去打点，王有龄的机会就这样来了，不久就补了实职。
清咸丰元年（1851），王有龄调任湖州知府，开始“反哺”胡雪岩。很快，胡雪岩得到了代理湖州公库的机会。所谓湖州公库，也就是当地的财税收入，相当于拿到了政府财政管理经营权。
胡雪岩先是办起丝行，他用公库的现银扶持农民养蚕，蚕产得丝后，拿到杭州、上海出手，除去利润后，将公库的钱上交浙江省“藩库”，这个过程是不需要交一厘利息的。胡雪岩做事八面玲珑，与浙江官场上各方人物的交往日深，生意越做越大。当时他得到一个消息，浙江巡抚黄宗汉将离任。他立刻带了一船土特产和1.5万两银子直奔苏州，拜见江苏学政何桂清。
此次拜访中，他向何桂清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浙江巡抚将空缺；二是赶紧进京打点，拿下这个职位。何桂清得到内部消息，又有了资本加持，于是立刻运作，果然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有了何桂清的支持，胡雪岩的钱庄、生丝、药店、当铺遍布整个浙江省，并朝全国发展。
咸丰七年（1857），何桂清升迁两江总督，王有龄也成为江苏布政使。有了此二人的支持，胡雪岩的生意在江浙一带无往不利。胡雪岩的飞跃性发展，得益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大量的募兵经费被存入他的钱庄。当时王有龄已调任浙江巡抚，他将办理粮草、军械乃至浙江省的漕运等事务都交给了胡雪岩。可以说，胡雪岩掌控了当时浙江省一半的财政。
当然，生逢乱世，难以避免风险，关键在于如何掌控风险。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破杭州，王有龄自尽，何桂清早已逃跑。从表面上看，胡雪岩的两大靠山都倒了。但是，山可以崩，人也可以动。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后，胡雪岩很快又搭上了他的线。胡雪岩能得到左宗棠的重视，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财手段。左宗棠可以通过军事取胜，但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安民。收复杭州城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善后。胡雪岩出钱办粥厂、施医药、抚恤受到战祸的百姓，获得了好的名声。左宗棠将浙江全省的钱粮、军饷都交给他处理，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进而走上官商之路。
胡雪岩的善铺人脉和高超的交际手腕，与其深谙人性是分不开的。下面以为左宗棠筹措军饷、向洋行借款为例进行探讨。胡雪岩向左宗棠引荐了泰来、汇丰两家洋行的经理，其中汇丰是中间人，泰来是借款方，事情办得相当顺利。事后，左宗棠有一事不解，既然是向泰来借款，为何要拉上汇丰？胡雪岩解释道：“汇丰是洋行的行业领袖，有了汇丰出面，调度款项会更加顺畅。好比朝廷派钦差来浙江办差，到了地方与大员沟通，事情未必顺畅，但这时候左大人一出面，不但地方上配合，朝廷也认可。”这一顿彩虹屁，即便是左宗棠，也难免落入彀中。
当时清廷向洋人借款，要以海关税收为抵押，也就是需要海关出具税票做担保。由于胡雪岩的生意大、信用好，重要的是钱庄确实有大量银子，故而洋行免了这道程序。当左宗棠询问这一道流程时，胡雪岩并不显摆自己，而是将此归功于左宗棠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同治十一年（1872），胡雪岩的资本达到2000余万两，他不但掌控着多个行业的生意，还购置了万亩良田。左宗棠向朝廷奏报他的功劳，他被授予江西候补道，赏穿黄马褂，成为真正的红顶商人。
左宗棠率军出征，实际上已经脱离了胡雪岩的商业基本盘浙江省。不过，胡雪岩的目光更加长远，他积极满足左宗棠的军事需求，解决军械、粮草和药品短缺等问题。当时，向上海的洋行借款十分艰难，因为英国人对左宗棠的西征持观望态度。不过，胡雪岩转变思路，向借款利率最高的英国人借款，这使得英国人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不但给予金钱支持，还为西征军提供了大量快枪。胡雪岩先后主导向洋人借款1870万两银子，从而解决了西征军的军饷、粮秣和军械问题，保证了左宗棠军事上的成功。
胡雪岩的成功，有时代的原因，但更与其个人有着莫大关系。无论是对王有龄、何桂清还是左宗棠，他首先都是成就了对方，对方成功了，他也就成功了。他精通社交之道，商业上的成功，与其说是对事业的投资，不如说是对人的投资。
吴棠：不为送错的礼物懊悔
很多人不是没有过好运气，而是当运气来临时，他没有本事接住！
做正确的事，不见得一定会成功，但起码可以在好运来临时，不至于让机会白白溜走。
吴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此后宦途蹭蹬，一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才被任命为淮安府桃源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三年，吴棠为官十分清廉，经常布衣草鞋，到乡村间访贫问苦，严厉打击地方上的不法分子。他不但肃清了原来的匪患，还组织百姓治理了多年未能解决的水患。不过，这些良政并未引起上级的注意。之后，他被平调到淮安府的清河县做县令。
清河县是一个问题县，多年来胥吏们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私自向百姓摊派杂税。而且，当地赌博成风，盗贼十分猖獗。吴棠到任后，决定先从吏治开始。他先将县衙里的老书吏除名并驱逐县境，从而使得小吏们群龙无首。之后，他又将为恶的两名衙役处以杖刑，赶出县衙。他向上级淮安府请兵，亲自带兵剿匪，只用了一个月，就将当地的匪患肃清了。他又在乡村实行联防政策，由士绅组成禁赌会，一旦发现设赌的村落，就向当地士绅问责。吴棠在清河的政绩，同样没有引起上级的注意，倒是因打击盗寇的手段而得到了嘉奖。
咸丰二年（1852），邳州发生暴动，吴棠被调任为代理知州，去围剿暴民。吴棠到任后发现，当地百姓暴动，纯属活不下去了。原来邳州连年发生水灾，百姓歉收，但是官员们腐化堕落，税赋丝毫不减。吴棠仍然先从吏治入手，打击贪腐，然后进行赈灾。
在剿匪问题上，他十分清楚，所谓的“匪”都是百姓，要么是被裹挟，要么是求个活路，因而他命令士兵到处张贴“首恶必惩，协从解散”的布告，亲自带兵捉拿“匪首”。很快，暴动就被瓦解了。他知道，匪患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百姓没有生计，因此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肃清。老百姓有了活路，才能缓解与朝廷的对立情绪。因而，匪患一缓和后，他立刻亲自勘察地形，兴修水利，并以工代赈救济饥民。他还下令由士绅和官方合办育婴堂，收养弃婴，使2000名婴儿得到收养。邳州的另一个暴乱源头，是从山东过来的捻军。于是，他亲自领兵在郯（郯城）、沐（沐阳）交界的高塘沟设伏，击退捻军，斩首数百级，从而保全了地方。
吴棠在官场上没有任何靠山，企图凭借清廉的官风和一己之力获得升迁，这在腐败的晚清官场中是不可能的。上级用他的时候，会给他一个代理知州的职务；一旦当地靖安，立刻又将他撵回清河县，让他继续当县令。不过，吴棠的转机很快就来了。他无意中结交上一个贵人，使得他从此通天，在官场上一路青云。
一天，有人向吴棠报丧，说他的好友某人去世了，运载灵柩的官船就停在河边，准备返回原籍。吴棠一听，立刻命仆人先准备300两银子送过去，自己随后吊唁。仆人拿着银子到了河边，果然看到一艘官船上挂着白色的孝布，就将银子交给了船上两个泪流不止的年轻姑娘，并说这是自家老爷的一点心意。家属收下银子后，写了个帖子向吴棠表示感谢。
仆人将帖子交给吴棠后，吴棠越看越疑惑，因为帖子上的落款是“镇江府”，而他的那个朋友从未在镇江府任过职，显然是送错了银子。原来，吴棠朋友的家人报丧后，急着赶回原籍，回船后就立刻起锚了。停留在运河边的丧船，运载的是从镇江府来的另一位名叫惠征的官员灵柩。既然送错了，也不可能再把银子要回来，吴棠干脆就将错就错，以地方官身份亲自登船祭奠。船上的家属见吴棠与自家先前并无往来，仅因地主之谊，既送银子又祭奠，大为感动，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
惠征虽是旗人，但并无什么权势，到死也只在安徽做到四品道台。不过惠征有一个女儿却大名鼎鼎，那就是叶赫那拉·杏贞——慈禧太后。
吴棠送银子的时候，叶赫那拉氏还没有出阁，回京后不久就被选秀入宫，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咸丰十年（1860），吴棠被任命为四品徐海道台。这一年，叶赫那拉氏已经成为身份尊贵的懿贵妃，在清廷内部有了极大的影响力。一年后，吴棠被任命为二品江宁布政使，同时代理漕运总督。吴棠中举后踏入仕途长达25年，无论他怎么拼搏，如兴修水利、剿匪、赈灾，都仍只是县令。可是遇到贵人后，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从九品县令飞速上升到二品布政使，升迁之快，令人咋舌。
此后，吴棠可以说是坐上了升迁的火箭。同治二年（1863），吴棠被实授为漕运总督。仅仅过了一年，朝廷就让他署理江苏巡抚，接着署理两广总督。因漕运事务太过繁杂，吴棠未能到任，朝廷就让他就近署理两江总督之职。慈禧太后对吴棠当年赠送银子、登船吊唁的情谊，给予了巨大的回报。清朝的大员“署理”，是指前任官员离任后，暂时让别的官员代理。这种代理往往有挂职锻炼的性质，意味着将向更重要的位置迈进。同治五年（1866），吴棠被调任为闽浙总督，它是清朝九大总督之一，妥妥的封疆大吏。
同治六年（1867），吴棠被调任为四川总督，四年后署理成都将军。清朝在四川设总督，又另设将军，这在别的地方是极其少见的职权设置。为了相互制衡，两个职位通常委派此前在不同地域任职的官员，由一人兼任两职更是少见。在清朝260余年的历史上，共有75位成都将军，只有8位是汉官，吴棠就是其中之一，可见清廷对他的信任。
吴棠的发迹，一方面与其个人优异的才能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搭上了慈禧这个贵人。若非仆人送错银子，为他促成那次吊唁，也许他的才能不会得到真正的施展。可见，能力对于一个人来说固然重要，社交中能否遇到贵人同样重要，这对今人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