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大华语”的一面旗帜
李宇明
2019年8月9日，接到周清海先生电邮，希望我为他的著作《大华语与语文教育》写序，并且很谦虚地说：“我这辈子做的很多事，都是得到您的支持，才能完成的。”为周先生的大著写序，我作为晚辈实在不够资格，但是先生说我“支持”他做了一些事情，倒使我回忆起与先生交往的一些片段。
第一次与周先生见面是在香港。香港大学（简称港大）是香港较早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的。2002年5月，港大与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第三次续签合作协议，并举办“普通话教育的发展与推广国际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了续签仪式和研讨会。周先生也出席了会议并作报告：根据新加坡语言规划的经验，香港应处理好英语、粤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就香港推广普通话来说，普及比提高更重要。这个报告我记忆犹新，对香港今天的语言规划仍有借鉴意义。
不过，我仿佛也不能确定这就是第一次见面，因为周先生是我的导师邢福义先生的挚友，我很早就从邢先生那里了解到周先生的为人为学，也拜读过周先生的文章。也许此前已经见过面。周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长者，第一次见他，仿佛早就认识似的，没有生疏感，“即之也温”；见一面就熟识起来，不能忘记，仿佛是老朋友。
2002年11月27日至30日，我去新加坡参加“第二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The Second Kent Ridge International Round-table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会议由中文与东方语言信息处理学会主办，我提交的论文是《搭建中华全字符集大平台》。在会议的欢迎晚宴上，见到了周清海先生。周先生的晚宴致辞，讲要开展全球华语的研究，要编写全球华语的词典，也要做语法研究。周先生致辞临结束时说，这个工作需要中国领头做起来，并且还点了我的名。周先生的观点我是知道的，因为2002年6月，在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的南昌大学会议上，周先生就发表过这一观点，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当时国家语委也在考虑海外华语问题，酝酿成立海外华语的研究机构，以便了解海外华语状况，促进海外的华语教育。周先生讲完话，大家也要我致辞。我手端红酒，热切回应了周先生的提议。这便是后来“传说”的“红酒一诺”：不要轻易“喝红酒”，喝了红酒就得干好几年活。的确因那晚宴上的一声承诺，就有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的14年的编纂故事。
新加坡之行，收获颇丰。除了会议和“红酒一诺”，我还接受了新加坡“新传媒电台”记者张燕萍女士的采访，还与陆俭明先生一起到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企业管理学院，并作了《中国的语言教育》的学术演讲。回到北京，即同陆俭明先生一起与商务印书馆周洪波先生商议华语词典编纂事宜，得到积极响应。2002年12月30日，伴着新年的喜庆在商务印书馆召开了编纂座谈会，参会的有周洪波、郭熙、厉兵、周荐、李志江、余桂林诸君。议定先从各华人社区有差异的词语编起，目的是沟通与引导；以中国大陆、中国港澳、中国台湾、日韩、东南亚和大洋洲几个地区为主，也照顾到北美和欧洲。中国大陆学者和各华人社区学者采取“混成编队”，每个社区的词语都有当地学者和大陆学者一同研究编写，会更为客观，更为精准。
当时根本没有预料到编写难度会如此之大，乐观地把编写时间预定为两年。其实，光筹备工作就做了两年，到2005年元月17日至21日，才在暨南大学召开了“全球华语词典”编写工作会。参加会议的，记得有周清海、姚德怀、汪惠迪、田小琳、陆俭明、李如龙、周长楫、郭熙、汤志祥、贾益民、周洪波、毛永波诸位。周先生不仅永远都是那么认真地发表意见，还带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李气虹来采访我，采访内容发表在《联合早报》上。
2005年11月4日至7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在天津举行首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周清海先生应邀与会。之前几天，我与周洪波先生还在商议华语词典编委会和顾问的事情：学术顾问希望请周清海、陆俭明、邢福义三位先生，此外，能否请李瑞环、李光耀等先生做荣誉顾问，请许嘉璐先生为词典作序，请范曾先生为词典题字。趁周先生来天津参加会议，我与洪波就到北京首都机场接他去天津。路上与他商量编委会、顾问等事，特别是邀请李光耀先生做顾问的事情。周先生很同意我们的想法，答应回去就向李光耀先生报告。这令我和洪波十分欣喜。且不久就得到了回话，李光耀先生同意担任词典的顾问。2006年4月22日至24日，在深圳大学召开《全球华语词典》词表审定会。周清海、陆俭明、姚德怀、田小琳、汪惠迪、周长楫、汤志祥、郭熙、董琨、王铁琨、李志江、江远、周洪波、刘一玲、余桂林等都参加了。这是新马、港澳、台湾、内地四个组齐全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了李光耀先生同意担任词典顾问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
这样的会议开过很多次，凡是较为重要的会议，周先生都要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词典最后定名为《全球华语词典》，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也同意出任顾问。我与时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涛先生商议，《全球华语词典》的出版座谈会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李瑞环、李光耀等出席，并应该到新加坡去拜会李光耀资政。
拜会李资政的信息通过周清海先生从中沟通，竟然得到了李资政的同意。我陪同教育部郝平副部长出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王涛和陆俭明先生专程赶往新加坡。2009年7月7日上午，我接受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潘星华记者的采访，之后见到了周清海先生。周先生告诉了我们拜见李资政的具体安排，就带王涛总经理、陆俭明教授和我去访问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下午4点多，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女士陪同，郝平副部长、王涛总经理、陆俭明教授和我去新加坡总统府，拜会李光耀资政。
李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用华语与我们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主要内容是谈新加坡推广华语的意义，新加坡华语的规范与中国大陆要一致，普通话十几亿人在使用，新加坡不能再有自己的标准。他还批评有些地区就看不到这一点，标准与大陆不同，不会成功的。李资政讲华语，开始时还有些吃力，但越讲越流利。我和王涛把《全球华语词典》荣誉顾问的大红证书，恭敬地送给李资政，并邀请他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球华语词典》出版座谈会”。李资政很高兴担任顾问，同意去中国出席词典的座谈会，还谈了词典在华人世界的意义。李资政与大家合影留念，并把我们送出大厅。资政接见我们时，周清海先生一直坐在他的旁边，事后周先生告诉我们，他提前去了总统府，陪李资政熟悉了一会儿华语，因为李资政接待我们时坚持要用华语。李光耀先生的“华语观”很有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他对《全球华语词典》的支持令人感动。
从那时起，我们便开始准备《全球华语词典》的定稿、印刷和座谈会的事情，与周清海先生也经常保持着联系。2009年7月25日，周先生来电子邮件：“今天早报的《四方八面》，潘星华写了你。”我到网上看到了以《李宇明》为标题的文章，便发电子邮件给潘星华女士：“星华大记者：今天收到周清海教授电子邮件……我立即到网上看到了你的文章，仿佛又回到了和你交谈的场景。那是一次愉快的采访，你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希望有机会在北京接待你，我们还来谈语言问题，特别是华语问题。古人有一首用‘回文’和‘顶真’技法写成的诗：‘香荷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倒念也是两句很美的诗：‘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荷香。’构思很巧，华文很妙。以此祝你夏日舒爽安好！李宇明上”。潘星华记者回的电子邮件也很有意思，“宇明司长：您说得好，写文章是我的工作。找到好的写作对象，当然更要大写特写。但愿所有中国官员都能和您一样。……祝夏日清凉。星华”。由此我知道，周先生与媒体界也有很好的联系。
2010年5月17日下午3点半，《全球华语词典》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光耀、李瑞环、许嘉璐等先生出席。李光耀先生用华语发言，讲了他的华语观，讲《全球华语词典》的意义。没想到在会上他还提出，《全球华语词典》的篇幅小了点，还可以编更大的词典，收更多的华语词汇。李瑞环主席当场赞同，并当场布置。座谈会上，周清海先生、陆俭明先生作为专家代表发言。整场气氛和谐，充满书香味，充满华人情，有点过节日的感觉。我写了一首《采桑子》来表示当时的感受：
天赐迎宾好时光，
细雨如酥，
微风送爽，
盛典欢颜大会堂。
华人华语谱华章，
好事多磨，
好曲难唱，
千日辛勤一时忘。
2010年5月19日上午，我在商务印书馆接受新加坡电视台董素华主播的采访，这也是周先生联系的。头几天周先生就跟我谈他将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内容，与我交换意见，并希望以后要编写华语的“语法长编”；并约定我要接受董素华主播的采访，告诉我说，“董素华是马来西亚人，入籍新加坡，很漂亮的一位主播”。也就是那次采访，我讲了“红酒一诺”的故事。晚上，我和周洪波兄请周清海先生夫妇和田小琳先生聚餐，大家畅谈《全球华语词典》及其发布会的成功，且又在展望更大的华语词典。
大约一年后的2011年5月15日，周洪波兄发来电邮，告知《全球华语大词典》正式列入“‘十二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希望尽快启动。2011年8月8日，华中师大汪国胜兄来访，他受邢福义先生委托，来谈《全球华语语法长编》的事情，说此项目由周清海先生策划，邢老师主持，最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当日，我还收到外交部亚洲司的交换件，是李光耀先生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稿。李光耀先生希望李瑞环先生能为书稿拟序。这些都是人民大会堂座谈会的后效应。
2011年9月14日，收到周清海先生惠寄的《人生记忆》（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1年8月版）。我给先生发邮件：“清海先生：《人生记忆》收到。中午不愿休息，伴着书香就读起来。虽是秋寒时节，但却如坐春风。文如其人，娓娓道来。《我和〈全球华语辞典〉》，写得很有激情。《我的学生》，写得有情谊、有分寸、有雅量。通过书中记述的人和事，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李光耀先生对您的评价，我在与您的接触中，在您的著作中，都感受到了。《人生记忆》，真乃‘君子之书’！”
《环球时报》2011年11月29日，登载了李光耀先生《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新书发布会的消息。我看到消息，便给周清海先生发电邮：“清海先生： 在报纸上读到李光耀先生《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发布仪式28日举行，十分高兴。李先生掌握多种语言，对语言学习和语言的作用有独特的心得，对于语言与国家的关系的思考，在全世界政治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我能够在这部书出版之前拜读受教，是十分幸运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筹备工作，在商务印书馆的积极努力下，已经有些眉目。这部大词典也是李光耀先生、李瑞环先生一直关心的。今年，邢福义老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重大项目，不久就要在广州开会论证，听说您也参加。这两个项目都是先生您提议、推动的，是可以彪炳华人文化史册的事业。我和中国的朋友们都很赞佩。谨颂冬安！”
2015年3月22日，星期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电邮给周先生：“清海先生：近日从新闻中得知李光耀先生病重住院，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时时关注他的病况，祈祷他能战胜疾病，早日康复！李光耀先生非常关心华语事业，为新加坡制定了符合国情的语言规划，保证了新加坡的内部团结和国家发展。他曾在总统府接待我们，同意担任《全球华语词典》的荣誉顾问，还亲自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词典出版发行仪式并讲话，提出了编写《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建议。他的《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的双语之路》是世界语言规划史上的重要文献，他请中国的李瑞环先生为这部大著作序，我有幸参与此事，更感到中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我希望通过周先生以合适的方式，表达我及《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编者们对他的关心和敬意。李光耀先生是有坚强意志的强人，祈祷他能重新站立起来！”落款是“北京语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主编李宇明上”。
即日收到周清海先生的回信：“宇明兄：感谢发来祈祷李先生早日康复电邮，我已经转给总理李显龙先生。虽然我也默默为李先生祈福，但心里常怀着不舍的准备。我和他有将近40年的交情，被他称为‘老朋友’。因此这种不舍是割心的。李先生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今天的样子，这是何等的贡献！我已经写了‘怀念和李资政相处的日子’一书，让新加坡人民多了解他。问候嫂夫人。清海”。
周清海先生当日下午2点，即把我的电邮转给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李显龙总理马上（3点27日分）回信给周先生，表达对中国朋友的谢意。然而，就在那天夜里，2015年3月23日凌晨3时，《全球华语词典》荣誉顾问李光耀先生病逝，享年91岁。
《全球华语词典》用了8年时间，《全球华语大词典》也用了6年的时间，2016年出版。我在《全球华语大词典》最终审稿会上，感慨地说，为编写《全球华语大词典》，“能用之手段都用了，能用之心力都用了”。周清海先生对词典所秉持的“大华语”理念也十分赞同。他2016年11月27日给我来电邮说：“‘大华语’概念的提出，开了语言和谐的大门，对华语的推广，将发生巨大的作用。接下来应该考虑的是怎样带动‘大华语’的研究。我初步认为应该将有关大华语的研究成果，编成丛书。马来西亚年轻学者邱克威计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我通读了一遍，论文很有看法，水准不错，对马来西亚将来的华语研究必将起推进的作用，也和我们提倡的大华语研究有关。我建议兄为这本书写序，同时考虑大华语研究丛书的可行性。奉上邱克威的书稿，请您过目。清海”。
我28日即回电邮给周先生：“周先生：您的两个建议都异常之好。关于编选华语研究丛书事，的确应有所策划，有所推进。我近期会与陆俭明老师和周洪波、郭熙二位商议。关于为邱克威先生大著作序事，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文章写得好，二是应当对华语研究表示支持，不知此书何时在何处出版，此事可以让邱克威先生直接联系我。谨颂冬安！”
2017年3月19日，我写成《汉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序邱克威〈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把序言发给周清海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周先生回电邮：“宇明兄：早。一、今早重读您的序言，感觉和昨天一样，亲切，有深度，有高度，而且表现了对年轻学者的欣赏与鼓励。马来西亚年轻学者非常需要提携与鼓励。您说‘汉语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并且提出‘全球华语’的概念，都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如果从应用考虑，还可以有中医汉语、工程汉语等等，都需要研究发展。二、我经常鼓励年轻的学者关心中国，关心汉语。这就是我常常推荐他们的著作，请您写序的原因。希望他们能和中国相关的友人建立关系，也让各地的朋友了解相关的学者。谢谢您一路的支持。我的时间，有一部分是放在这里。……保重！清海”。
2017年4月10日至11日，第九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学术问题探讨会”在澳门大学举办，距南开大学的“首届”会议已经持续12年了。周清海、陆俭明、李英哲三位先生都参加了这届会议。在会议的间隙，我们四人还专门讨论未来大华语的研究、组织、测试等问题。
2017年5月25日，是我退出领导岗位第一天，上午睡到自然醒，8点半！下午3点，收到周清海先生的微信：“宇明兄：知道兄离开了行政工作，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行政虽然负担，但能做很多实际的事。兄需要为自己做些适合自己的安排。在这里，让我再一次为我们完成的工作向兄道谢，没有兄的支持，一切都是空谈。谢谢，保重。在爱登堡的清晨。”周先生在时时关心着我，我们已经是莫逆之交了。
2017年6月9日，收到周清海先生电邮：“在我的倡议下，香港教育大学的《国际中文教育学报》终于创刊了。这是唯一一本以国际中文教育为题的学报。希望在‘大华语’教育方面，能有所突破。国际中文教育不是对外汉语教学所能涵盖的。我送上自己的文章，请兄指正。里头引了不少兄的关键性论述。保重”。
我读了周先生发来的论文，回电邮：“清海先生：这篇论文又有新推进，提出来语文教学和评鉴等问题。如果说，过去的‘大华语’，重在解释华语现象，推进华语研究，那么，现在进入教育与实用的领域了。如果说，前一阶段主要依靠学者，下一阶段就更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参与，需要教师的参与，因此工作难度更大了。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努力！香港教育大学办《国际中文教育学报》，非常好。希望她能够成为大华语研究与教育的一个重要园地，联系各华语社区的学者、教师持久地办下去。若需要内地支持，请学报主事者给我们联系，定会支持！谨颂夏安！”
次日，周清海先生回信：“宇明兄：感谢支持。您的分析完全正确。我们开个头，希望后边有人继承下去。如果华语工作者把推广大华语当作自己的责任，将迎来一个大团结、令人振奋的时代。清海。”我回电邮：“清海先生：大华语问题，牵涉到全世界华人的语言认同和华语兴旺，意义重大，值得大家花力气去做。”
此后，我与清海先生还常有信息交往，也常常见面，所谈话题，总离不开大华语的研究、教育和人才培养。正是清海先生的倡议与身体力行，大华语的理念才传播开来，大华语的辞书编纂、语法研究及大华语的教育，才有今天的局面。清海先生就是“大华语”的一面旗帜。当然最重要的是先生的身体力行。《礼记·中庸》云：“圣人以身体之，力行近乎仁。”
李宇明
2019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