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华语”与语言研究21
（一）华人的大迁移与华语
1949年之前，中国经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期间，有很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也有很多人由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香港、澳门；或者通过香港到了其他地方去。在中华民族苦难与大迁移的这个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带去了“国语”和“国文”，并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的“华语”“华文”。
华语区的书面语和语体文是高度一致的，差距很小。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华人移民受教育程度都偏低，而移民知识分子在中国所受的语文教育向来都是注重标准书面语的，这些知识分子在华语区办报或办教育，所用的语言和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的完全相同。
香港地近中国内地，荟萃了许多人才。香港的影视业，娱乐业、出版业就为全世界的华人提供了精神食粮，也影响了广大华人的语言。当时香港的书面语，仍旧是语体文，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港式中文，而影视片也大多说“国语”。
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华语区之间比较接近，彼此的交往比较多，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就比较大。华语区的华人又大都是操南方方言的，华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因此各地“华语”的发展，以及华语之间就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懂的语言。在这个精神的引领下，延安的报纸、新闻广播、文学作品创作等的实践中，延安的语言风格逐渐与国统区有了差异。国统区用的就是“国语”“国文”。这种差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渐扩大。
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很少和海外华语区交流的中国现代汉语，出现了自己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汉语和各地的“华语”“华文”，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中国推广普通话非常成功，在分歧的口语（方言）的基础上，出现了普通话通行全国的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华语区之间的交往频繁。在你来我往之中，现代汉语和华语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融合的速度随着交流的频繁而加快，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最为显著。目前，现代汉语吸收了相当数量华语区的词汇，这些词汇，很多是早期“国语”词汇的回流，而不是所谓的新词。随着交往的频繁，以及中国国力和经济的发展，传媒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现代汉语的输入局面正在逐渐转为向华语输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
在这个汉语大融合的时代里，大部分的海外华人已经放弃了“落叶归根”的信念，而发展为“落地生根”。他们不再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是中国的“革命之母”，而转变为效忠所在地的华裔公民。他们的语言，也从乡土方言转变为华语。这些华人和中国人，在语言文化上的认同，远远超过政治上的认同。
我们认为，从华语走向世界这个新的视角观察，华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者角度考虑。中国和华语区的交往，在语言方面，需要更多的协调与融合。目前，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让华语在交流中自然融合。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各华语区的语情，才能让这个融合的过程更加顺利，才有可能协调和解决华语区里的语言变体问题。这就是我们编纂《全球华语词典》22和《全球华语大词典》23，以及研究“全球华语语法”24以期最后编成“全球华语语法长编”的原因。
通过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我们认识到，全世界有一个比普通话更高层次的东西，那就是“大华语”。李宇明先生给“大华语”的定义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他说：“这是在多年探讨、多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个共识性表达。”25
本文将在“大华语”的概念下，探讨各地华语研究与语文教学的情况。论文将包括下列四个问题：一、在“大华语”概念下谈论语文课程的设计和教材的选取；二、对全球华语进行全面考察的设想；三、现代汉语与地区华语研究的不足；四、关于华语教材、读物的编撰。
（二）“大华语”概念下的语文课程
华语区的华人，除了新移民之外，老华人的第二第三代，乡情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他们大部分都没有“乡愁”。但高度一致的书面语教育给华语区留下共同的文化与习俗。在华文教材的内容方面，华语区之间的传统维持了最大的共同点，维持了共同的文化核心。这个传统，应该继续保持下去，因为只有在文化和语言方面有共同的核心，才有利于华语区之间的交际，也才有利于华语走向世界。
在华语扩大用途时，我们的语文课程与教材，就不能只是考虑自己的需要，或者一切以中国为中心，而必须从整个华语区的需要着眼。华语区不同的作品、语言现象，可以让语言学习者了解其他华语区的社会与语言，方便学习者以后与其他华语区交往。语文课程必须包括华语区的社会人情、语言文化等等，而文化和语言的各种差异，必须通过注释等手段，加以说明。
在语文教材里容纳华语区的作品，对以华语文创作的写作人，是极大的鼓励。有计划地结合语文教学介绍各华语区的读物、教材，能促进华语区之间的了解，这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过去屠格涅夫的《麻雀》，高尔基的《海燕》，曾经作为语文教材，如果换成华语区的作品，将能让下一代熟悉华语区华人的生活。
汉语水平考试应该注重华语里语言的共同核心，也可以考虑在重要的华语区举行的汉语水平分卷考试，适当地融入当地的一些语言现象。语言师资的培训不一定全在中国，培训的内容更应该适当地照顾各华语区语言的差异26。
（三）对全球华语进行全面考察的设想
《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是目前唯一从全球华人的立场，为全球华人服务的词典。这是对不同地区华人智慧的肯定，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语言和谐的重视。这两部词典的编纂，只是全球华人合作的一个开端，也是人和的具体表现。
《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为华语词典的编纂开了个好头，规范性的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等，就可以不必太注意“查考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因为要兼顾“满足查考的需要”，第五版开始增加了大量的词条，一些还不一定十分稳定的新词就这样收入了，这就不一定能和“对语言的正确使用起到积极的指导”的规范任务相符合27。有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为“满足查考的需要”而编纂的词典，规范性的《现代汉语词典》就可以减少收入一些尚不十分稳定的词语与用法。各华语区的语文学习词典，也应适当地收入该地区通用的词汇。
陆俭明先生提议：“大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可以有一定宽容度。但是，如何具体理解“弹性”，具体该如何掌握“宽容度”之度，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具体该如何操作，怎么落实，目前尚无研究。……上述问题无疑应作为首要课题列入“全球华语研究”之中28。
为了了解“大华语”的语法变异，邢福义先生也启动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他在启动这个项目时重点指出：“启动这一项目，既是为了深入了解华语语情，揭示华语语法的基本面貌，也是为了促进华人社会的语言沟通和汉语的国际教育与传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我们的努力。我们期待的是，本项目能够成为学界的一项共同课题，能有更多的学者加入研究的行列。”29“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第一期的工作已经结束，今年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六卷研究报告：香港卷、澳门卷、台湾卷、新加坡卷、马来西亚卷和美国卷。
过去对不同地区华语变体的研究，从地域上说，主要集中在离中国大陆比较近的港台、东南亚（新马泰）等地；从研究对象来说，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进入新世纪后，关于全球不同地区华语变体的语法特点的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我们把华语研究放在全球视野中来勾勒它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为了更全面了解华语的应用情况，我们也启动了对西方唐人街的语言调查。陶红印等人对美国唐人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端，他们认为“跟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语相比，北美汉语更像是一个汉语变体的大融合，因为北美汉语使用者正是来自这些不同地区但同属中华文化圈的移民”30。我们也开展了澳洲、英国唐人区的语言调查。新西兰、欧洲等地，以及东南亚（菲律宾、印尼等）、中印半岛（缅甸、泰国等）、南非等地的调查工作也可以配合“一带一路”的发展而展开。在过去世界方言分布的调查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更进了一程。
在了解各华语区华语的语法特点之后，最终将编写“华语语法长编”。“华语语法长编”将反映华语共同的语法现象，同时对各地的语法差异也将加以说明。
希望通过《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撰、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能为新加坡培养华语语言研究人才，同时也为他们搭建国际联系的桥梁。我更期望在国际上能建立一个具有开阔眼光的研究团队，把“大华语”放在全球视野中来勾勒它的整体面貌。这就扩大了语言研究的范围。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完成之后，能对华语传媒用语、教科书的编撰、语言教学人员的培训等等，起到积极的作用，更能引导华语的发展与融合。
《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对汉语的推广以及各地的华语教学，包括教材、评鉴等方面，都将提供许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课题。如果考虑在重要的华语区举行的汉语水平考试设立分卷考试，也需要这些研究的支持。北京语言大学张倪佩的硕士论文《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词语对比研究——基于〈全球华语词典〉的考察》就提出了下面的问题：“马来西亚教育部和马来西亚玛拉工艺学院从2007至2011年起派了马来储备师资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就读汉语本科，以期毕业回国后在各源流中小学教华语。马来储备师资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受过马来西亚华语教育，其余绝大部分从零起点开始学习。基于华语词语与普通话词语存在许多差异，因此接受普通话教育的马来储备师资毕业回国后可能会面对与当地华人交际障碍的问题。由于他们来华之前不谙马来西亚华语，在马来西亚也不常与华人接触，对华人社会的现象、习惯和用词都不了解。”这类问题不只马来西亚，其他地区来华学习汉语者，也同样面对。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四）现代汉语与地区华语研究的不足
从近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也有许多研究不足的地方。就以现代汉语里的新词为例，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认为中国的现代词汇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比如“议会”，就是从日本传入的，因为早期很多知识分子是留日的，他们很自然地把日本的译名搬到中国来31。其实，现代汉语的新词有很多是传教士翻译的。清末传教士要把西方的事物，如地理知识、政治知识介绍到中国来，想借此改变中国人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不得不创造汉语新词。传教士的汉语翻译著作，有许多是在新加坡、马六甲印刷的，然后通过澳门进入中国。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不全面，而误把新词的创造权归给了日本。我们对早期现代汉语的研究，需要有世界眼光。澳门具有特殊的地理与历史优势，希望澳门的学者能集中力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年轻的澳门语言研究学者，如王铭宇等人，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们也应该为早期汉语建立语料库，才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早期现代汉语的情况。语料库对语言与文化交流的实况，能提供更可靠的实证32。
“《全球华语大词典》……这项语文建设工程不但彰显了中国的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撰工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而且彰显了从今而后，我们将以超越自身生活的圈子为视野来开展词汇研究和辞书编撰工作。”33“今后编写中华大辞典一类工具书时，会把港、澳、台、新、马等地的用语和语义都收进去并标以流行地区。这实际上是这部词典在华语的进步、扩散、发展所做出的贡献。”34
华语区的学习词典，应该收哪些词？怎样解释词义，在《现代汉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讨。
《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所收入的华语区特有词语，新加坡的特有词最少。这些年来，新加坡华语向普通话倾斜，使新加坡华语最接近普通话。因此，在华语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新加坡所受到的语言压力也最小。李光耀生前说：“我们可以让新加坡华人讲正确的华语，这就是吸纳新移民的优势。电视、电台不应该说不规范的语言，我在2010年5月到北京为周清海倡议的《全球华语词典》主持发布仪式，现在全世界都说华语，新马、港台词汇和短句的用法都不一样，这本词典当然有其作用。周清海认为，语言始终会有一个当地的版本，但必须向普通话倾斜。我的看法相反，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单独的语言？外界要理解你会变得困难，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其他国家可以这样做，但我们只有300万华人，为什么我们要形成自己特色的‘方言’？我们应跟随13亿人正在使用的语言，制造自己的语言用法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优势。……香港也有特殊的粤语词汇，但没有意义。以前当家的英国殖民当局对此持放任态度，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这样可以使香港人与内地区别开来。今天的香港人也很坚持，很为自己的语言骄傲。但他们的词汇在中文字典里是找不到的，我认为这样很不智。……新加坡的华语水平现在比较低，口语能力应该尽量提高，但书写能力要求不能太高。如果你想要提升华文，就必须放弃英语，这是不可能的。”35所以，我们应该从全球性的视角，展开华语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战略等问题的研究。
《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在解决了华语区的交流困难之外，其实也提供了很多语言和语言交流有待研究的问题。比如“咖啡乌”，《全球华语词典》的释义是“只加糖不加奶的咖啡。马来语音译”。其实，这是误解。“咖啡乌”是卖咖啡小贩叫喊的语言：“咖啡——乌”，喊了“咖啡”，让冲泡的人先知道是“咖啡”，再喊“乌”，表示只加糖，不加奶，就像“咖啡——白”一样。“茶乌”，以及泰国地区的“咖啡凉、咖啡热”，都是如此，而不能解释为受外语影响的结果。“米暹”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语以及方言里的外来词，“米”是“米粉”，“暹”是“暹罗”（泰国）。“米暹”是泰式烹调的米粉。“米暹”的“暹”是修饰成分，位置在中心语的后边。“米暹”是马来语里的外来词，用的是马来语的语法结构。方言将它音译，成为音译词。“咖啡乌”和“米暹”，表面上看是相同的结构，其实大不相同。方言里外来词的研究，也为方言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围。
我曾说：“多语环境里生活的华人，在方言和汉语标准语之间，以普通话替代方言，是必然的趋势。尤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华人必须掌握当地的高层语言，掌握英语、汉语标准语，要再掌握自己的方言，困难非常大。方言退出教育、交际的场合，几乎是迟早的事，必然的事。”36 方言的消亡研究，也是一个待开拓的研究范围。语言是在运用中发展、丰富起来的。方言在大部分的华语区缺少应用的社会环境，它也就不可能发展、丰富起来。我们不能以中国的方言情况为根据，而得出没有方言，华语就成为“无源之水”的结论。
研究华语的区域变体，都普遍存在下列的不足：（1）过去研究华语的共同倾向是从普通话的立场来单向地看待语言变异。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研究者“挑出”华语中与普通话不同的语料加以讨论，认为这些就是不同地区华语的特点。然而，这并不足以让我们看到各地华语的整体面貌。这种研究方法只告诉我们各地华语“变”了什么，却忽略了“不变”的部分。“不变”的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于强调“变”的部分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2）过去的研究只让我们看到了各地华语“有”而普通话“没有”的现象，却忽略了普通话“有”而各地华语“没有”的现象。（3）华语区的口语研究，仍有待展开。华语的书面语，比较稳定，口语却是变化最大的，受当地不同语言的影响也最多。
中国的语文教育注重书面语，因此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上，保留了许多传统书面语的成分。不同地区的方言对书面语的学习，也产生渗透作用。我用“古今杂糅，南北混合”来描述现代汉语。对这种“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现象，研究得还不全面。
（五）关于华语教材、读物的编撰
在“大华语”的概念下，推广华语就是所有华语区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怎样充分调动华语区对推广这个语言的积极性，并提供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参与。从语言研究、教材编撰、读物编写到师资培训与认证，教学人员的交流，等等，都需要全面考虑。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语言教学与出版的企业化，让企业家参与大华语的推广工作。最适合语言教学与出版企业化的地区，我认为是香港。香港是国际化开放的城市，和中国内地、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各华语区都有联系。
华语区的华人，除了新移民之外，老华人的第二第三代，乡情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乡情”在华语区起到的相互联系的作用正在减弱，但新一代的华人仍热衷于保留自己的文化与语言。“乡情”的减弱，意味着和中国的联系，以及华语区之间靠“乡情”建立的人际关系的减弱。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为各华语区提供语言学习与重建人际关系的机会，并且培养熟悉各华语区情况的新一代华人，都应该一并考虑。
怎样通过语言的学习，重建各地华人的人际联系？怎样在华语文的学习框架下，促进各华语区的语言教学机构的联系？各地区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应该扩大。华语文的学习与研究，不一定只在本地，也可以是跨区域的学习与研究。
目前各地自行编辑词典、分级读物、软体教材，出现了许多物力人力的浪费。我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在“大华语”概念的引导下，有计划地收集出版华语区现行的优秀教材、分级读物，以及为华语区编写词典。汉语教材都在中国编写，在海外不一定适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我们应该在当地领导组织编写小组，为当地提供合适的教材。北京商务印书馆如果能稍微调整业务，改变只偏重国内市场的做法，出来领导统筹这件事，就非常好。当然，商务印书馆或者也可以考虑在华语区之一的香港、新加坡等地寻找有潜能的出版社合作统筹。当然，香港也合适带头做这件事。这是语文教学的企业化，同时也可以在编写的过程中培养人才，建立团队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