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入主东宫
王娡的传奇人生：一切皆有可能
汉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彻出生于长安的未央宫。
关于刘彻的出生，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条“八卦”。
第一条，是刘彻的出生日期。
据《汉武故事》记载，刘彻生于这一年的七月七日，即中国传统的七夕节。若此记载属实，那么刘彻的出生似乎就自带了某种浪漫色彩。尤其是联想到他后来与卫子夫、李夫人、钩弋夫人的浪漫爱情故事，这个出生日期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了。只可惜，据学界考证，这大概率是后人的附会。《汉武故事》只是托名为班固所著，且笔法类似于笔记，不可作为信史。所以刘彻生于七夕的说法，于史无征，不足采信。
第二条，是刘彻的名字。
据《汉武帝内传》记载，某日，景帝刘启在宫中的崇芳阁小憩，忽然梦见一头红毛猪从天而降，径直落入了殿阁之中。醒来后，刘启即召宫廷卜者姚翁前来解梦。姚翁掐指一算，赶紧眉飞色舞地告诉刘启，说此阁中将诞生一位伟人，未来当为汉家盛世之主。刘启大喜，当天就把崇芳阁改名为“猗兰殿”，并命夫人王娡入住此殿。不久，王娡诞下一子，刘启便为他取名为“彘”。“彘”的意思就是猪——文字虽然粗鄙，却寄托着“盛世之主”的深远寓意。
那么，关于刘彻初名刘彘的说法，又是否可信呢？
很遗憾，跟《汉武故事》一样，《汉武帝内传》也是托名班固的伪作，大概率是魏晋时人所撰，可信度较低。且此事在《史记》《汉书》中皆不见记载，所以大概率也是八卦。
事实上，刘彻的出生根本无须这两条八卦的渲染。在正史的记载中，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事情。
刘彻的生母王娡在嫁入九重宫阙、成为刘启的太子妃之前，早已嫁为商人妇，而且是一个女孩的母亲了。按常理来说，已经身为人妇、人母的王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皇太子刘启的嫔妃，也就根本不可能生下刘彻。然而，历史就是经常违背常理、没有逻辑的。如果把上天看成是历史创作者，那么“他”的脑洞，无疑比世上任何一个小说作者都大得多。
王娡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都要归功于她的母亲，即刘彻的外祖母臧儿。
臧儿曾经有过非常显赫的家世背景。她的祖父，便是秦朝末年声名赫赫的义军领袖臧荼。他早年追随项羽，因战功卓著被封为燕王，后来受韩信所迫，归降高祖刘邦。由于臧荼不是高祖的旧班底，始终未获信任，所以汉朝建立刚刚半年，他就再次起兵反叛了。在当时的异姓王中，他是第一个扯起反旗的。高祖御驾亲征，仅用两个月便将其平定。臧荼兵败被俘，家道从此败落。他的孙女臧儿，自然就从贵族变成了平民，成年后只能嫁到槐里（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南），丈夫是一个叫王仲的地位卑下的小商人。
臧儿跟王仲生有一子二女，儿子王信，长女就是王娡，次女王儿姁。没过几年，王仲因病亡故，臧儿便带着儿女改嫁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田氏，此后又生下两个儿子：田蚡和田胜。后世许多读者经常弄不清楚，为什么武帝刘彻的母亲姓王，舅舅却姓田——其缘由正是在此。
王娡长大后，嫁给了同乡一个叫金王孙的人。此人名字像个贵族，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王孙公子，而是跟王仲一样没有社会地位的商人。没多久，王娡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尽管当时的人都说，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可臧儿并不认为女儿的命运从此就覆水难收了。于她而言，童年时代那种肥马轻裘、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虽已恍如隔世，却依旧深深烙印在记忆之中。所以，尽管在底层社会生活了这么多年，臧儿始终没有放弃重返贵族阶层的梦想。
而要实现这一梦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两个女儿都嫁入豪门。
然而现在，已过适婚年龄的长女王娡迫于世俗的压力，已无可奈何地嫁作商人妇。生米早就做成了熟饭，还能怎么办？
也许有人会说，大女儿反正就这样了，你就认命吧，没必要再瞎折腾，到时候让小女儿好好嫁个高门大户就行了。
可臧儿不是一个认命的人。对于长女的这桩婚事，她一直心存不甘。因此，臧儿特地去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给两个女儿都算了一卦，结果让她大受鼓舞。算命先生说，她的两个女儿日后都将贵不可言！
就是在这一刻，臧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女儿离婚再嫁，另攀高枝！
说干就干，臧儿立刻把王娡强行接回了家中，然后宣布王娡要跟金王孙离婚。可怜的金王孙搞不懂这是在唱哪出戏，当然是又惊又怒，死活不同意。可这阻止不了臧儿。她施展浑身解数，愣是跟长安皇宫中负责选美女的官员搭上了线，然后把王娡精心打扮了一番，就这样奇迹般地把女儿送进了当朝太子刘启的寝宫。（《史记·外戚世家》：“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
当然，臧儿隐瞒了王娡已嫁人生女的事实。理论上讲，作为王娡的合法丈夫，金王孙是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戳破这一谎言的，问题是借他十个胆儿他也不敢啊！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平头百姓敢走进皇宫，对里面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说：“嘿，你们好，我来找我的妻子……”
没多久，臧儿就复制了这一成功模式，把小女儿王儿姁也送入了太子宫。
就这样，臧儿从一个破落贵族之女、商人之妇，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朝太子的双料丈母娘。时隔不久，随着刘启的登基，她又成了皇帝的双料丈母娘。
王娡进入东宫的时候，刘启的身边早已是群芳竞艳、佳丽如云了。比如薄氏、栗姬、贾氏、程姬等，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其中，薄氏是刘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人，最有背景，是太子的正妃。可想而知，要跟这样的一群女人争宠，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不过，王娡还是迅速脱颖而出了。
在这座争奇斗艳的大花园中，王娡这株半路移栽的花朵顺利化解了水土不服的风险，博得了刘启的宠爱。
短短几年，王娡就为刘启生下了三个千金，她们就是后来的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然而，在“母以子贵”的后宫之中，没有儿子，后半生的富贵终究是没有保障的。
当时的王娡，当然迫切希望生一个儿子。
终于有一天，王娡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光芒四射、熊熊燃烧的火球从天空中直射而下，瞬间没入了她的腹中。醒来之后，她蓦然发现自己又有身孕了。
王娡分明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却故作不经意地跟刘启谈起。刘启闻言大喜，激动地说：“此贵征也！”
此乃显贵的征兆啊！
这一“梦日入怀”的记载出自《史记·外戚世家》，虽然也充满了神秘色彩，但还是比《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中类似的记载靠谱一些。
在刘彻出生的一个月前，汉文帝刘恒驾崩，享年四十六岁。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这一年是公元前157年。
景帝登基当天，便册立正妃薄氏为皇后，王娡和王儿姁都被封为夫人。汉承秦制，皇后以下诸妃，分为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多个等级。王娡的妃位仅比皇后低一阶。随后，刘彻出生，在景帝的十四个皇子中排行第十。
景帝即位后，虽然第一时间就把皇后和嫔妃们都册封了，但在此后的几年中却迟迟没有册立太子。
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皇后薄氏没有生育，缺少一个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
尽管凭着优越的出身正位中宫，可薄皇后在刘启那儿很不得宠，直到被立为皇后，依旧没有生下一儿半女。这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她本人的身体不佳，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因为刘启不喜欢她而很少与她同房。
依照礼制，国之储君要么“立嫡”，要么“立长”。如今薄皇后无子，立嫡自然无从谈起，而在景帝的十四个儿子中，栗姬之子刘荣最为年长。作为长子，本来是最有资格入主东宫的，然而，刘荣还是迟迟没有被立为太子。因为还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也一直在觊觎储君之位。
他，就是景帝刘启的弟弟——梁王刘武。
窦太后生有二子一女，长子是景帝刘启，女儿是馆陶长公主刘嫖，小儿子就是梁王刘武。在三个子女中，窦太后最疼爱刘武，而刘武也最会讨她欢心：“孝王（刘武）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史记·梁孝王世家》）
刘武动不动就往长安跑，而且老想住下来——名义上是为了侍奉太后，其实是惦念储君之位。对此，景帝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怪罪刘武。其原因，不仅是刘武深得太后之宠，更因景帝本身也很喜欢这个弟弟。
据记载，刘武的封地梁国（治所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占据着天下膏腴之地，下辖四十余城，其府库的金钱数以亿计，拥有的珠宝玉器比景帝还多，甚至还贮藏了数十万副兵器弓弩。除此之外，他还广为延揽四方豪俊，吴人严忌、齐人公孙诡、蜀人司马相如等，都是他的门客。每次刘武入朝，景帝都会派出使节和御用车队，远赴数百里外的函谷关迎接。一到京师，景帝便与刘武入同辇、出同车，给予他无比的宠幸。就连随同刘武入朝的那些梁国属官，也拥有与中央官员一样的出入宫禁之权……
有这样一个势倾天下的弟弟，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可景帝却不以为意。
景帝即位第三年的冬天，梁王再次入朝。景帝当即设宴，为他接风洗尘。那一天的宴会上，景帝喝高了，一时兴起，忽然对梁王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这话的意思相当直白，就是说等他死后，要把皇位传给梁王。
此言一出，在场众人无不错愕。
梁王受宠若惊，连忙起身叩谢。与梁王同样惊喜的，还有坐在上首的窦太后。
当时，窦太后患有眼疾，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东西了，但是她的耳朵，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灵敏。景帝话音刚落，她老人家的脸上就露出了无比欣慰的笑容。
如果两个儿子能够先后登上大汉天子的宝座，那么她这一生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正当在场的大臣们面面相觑的时候，有个人忽然起身离席，端着一杯酒走到景帝面前，朗声道：“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资治通鉴·汉纪八》）
这个人，就是窦太后的堂侄、时任朝廷詹事的窦婴。
窦太后万万没料到，关键时刻，居然是自己的侄儿坏了她的好事。
此刻，景帝的酒已经全醒了。他心中懊悔不迭，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强作笑颜，招呼众人继续喝酒，以此掩饰内心的尴尬。
当天的酒宴一罢，怒火中烧的窦太后就找了个借口，免了窦婴的官职，还把他的“门籍”（出入宫廷的凭证）缴了，命他从此不得朝觐。
景帝刘启酒后失言，客观上无疑助长了梁王刘武的夺储之心。
正当景帝为此大伤脑筋之际，大汉帝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立储之事，以全力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
七国之乱：晁错成了背锅侠
这场叛乱以吴王刘濞（高祖之侄）为首，共有吴、楚、赵、济南、菑川、胶西、胶东七国参加，史称“七国之乱”。
那么，这七个诸侯国为何会联手发动叛乱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时的政治制度说起。
众所周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后，便废除了先秦分封诸侯的“分封制”，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惜秦朝并未因此长治久安，反倒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后，很多人认为，若无四方诸侯作为屏藩，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因此，刘邦便汲取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在京畿及部分地区实行郡县制，由朝廷统一管辖；在其他地方实行分封制，分封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各自建立藩国，如众星拱月般拱卫中央。
这样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诚然，分封诸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国家发生叛乱，诸侯可以帮助中央平定叛乱，避免重蹈秦朝孤弱而亡的覆辙。然而，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刘邦设计的“郡国并行”二元体制亦然。因为分封诸侯的最大弊端，就在于诸侯都是独立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拥有自决权。那些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就有可能因势力膨胀而日渐坐大，最终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
比如刘濞的吴国，就是四方诸侯中的老大。吴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国内既有铜山又有盐场，丰腴富饶，经济发达——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史记·吴王濞列传》），可谓富甲一方，势可敌国。像这样的诸侯，汉朝中央当然不能任其坐大，必须想办法进行遏制。
汉文帝时，一代名士、著名政论家贾谊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称为《治安策》，核心思想便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把天下的各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小诸侯国，通过削除封地的办法，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
文帝采纳了这个策略，于公元前164年迈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将齐国分割为齐、济北、菑川、胶东、胶西、济南六个小国；将淮南国分割为淮南、衡山、庐江三个小国。然而，对于实力强大的吴国，文帝却不敢贸然采取行动，而是暂时搁置——很可能是想等吴王刘濞死后，再顺势将其封地分割。不过，还没等刘濞“翘辫子”，文帝自己就先归天了，这个棘手的难题被留给了景帝。
巧合的是，景帝刘启跟吴王刘濞之间，居然还有一桩私仇。
刘启当太子时，有一天与吴国太子刘贤弈棋，二人起了争执，且刘贤的态度颇为骄慢。刘启一怒之下，拿起棋盘砸在了他的头上——不料这一砸竟然把刘贤给砸死了。吴王刘濞平白无故死了儿子，内心的仇恨和怨念可想而知。他虽然没有当即造反，但从此便称病不朝，以示抗议。
文帝自知理亏，只好替吴王开脱，说他年纪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觐见；还派人给他送去了坐几和拐杖，以表朝廷优容忍让的态度。
“弈棋事件”虽然表面上就这么过去了，但在吴王刘濞的心里却始终没有翻篇。而景帝即位后，又开始重用晁错，锐意削藩——于是朝廷跟吴王之间的新仇旧恨、公愤私怨就这么搅在一起，最后当然会来一个总爆发。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人，自少研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法术之学。稍长，晁错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此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等职。晁错颇受文帝赏识，也备受刘启（时为太子）的倚重，被东宫上下称为“智囊”。
刘启即位后，晁错被擢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晁错开始把“削藩”提上了议事日程，屡屡向景帝上疏，“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吴、楚、赵、胶西等诸侯开刀。对此，诸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于是，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悍然起兵，仅吴国一国就集结了二十余万大军。
七国反叛的战报传到长安，满朝震恐。
当时，汉家天下承平日久，一下子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叛乱，朝野上下都有些慌了手脚，景帝更是忧心如焚。按理说，作为景帝最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危急形势，晁错理应一肩挑起平叛重担，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然而，此刻的晁错非但没有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与从容，反而昏招频出、一再犯错，以致一步一步走向了身死族灭的悲惨深渊。
晁错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有远谋而无近虑。
他力主削藩，这一政策目标固然没错，可他却没有相应的实际操作能力，以至于叛乱一起，就乱了方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两条匪夷所思的建议。
第一条，是“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意思就是让景帝御驾亲征，由晁错坐镇京师；第二条，是“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意思是徐县、僮县一带（今江苏省泗洪县、安徽省泗县一带）尚未被吴国攻下的地方，可以割给吴国。
很显然，这是两条荒谬至极的主意。
晁错为何会想出这种馊主意呢？
即便我们用最大的善意揣度，也只能勉强替他找到这样的理由：
首先，晁错让景帝御驾亲征，估计是为了提振军队士气，就像当年异姓王叛乱，刘邦便亲自披挂上阵一样。可问题在于，景帝是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平天子，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带过一兵一卒，岂能与戎马一生、血染征袍的高祖同日而语？再者，晁错身为臣子，让景帝出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却在长安躲清闲，并以留守之职统揽朝政——实在是显得居心叵测。
其次，晁错说要把“徐、僮之地”割让给吴国，估计是想向吴王投掷烟幕弹，故意示弱以麻痹吴王。但是，晁错一方面让景帝御驾亲征，一方面却又故意向敌人示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假如景帝真的这么做了，只能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徒令天下人耻笑而已。
因此，景帝断然否决了晁错的提议。
晁错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心胸狭隘，容不下异己。
没有人能否认，晁错是个难得的忠臣。他之所以不惜得罪天下诸侯，力排众议，锐意削藩，根本目的是巩固中央权威，希望大汉天下长治久安。然而，往往越是忠直之臣，越有一个毛病，就是容不下与他政见相悖或性情不合的人。司马迁在评价晁错的性格时，就说他“为人峭直刻深”。这个词的意思，说好听点儿叫作刚正严明，说难听点儿就是执拗、刻薄。
当时，晁错在朝中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敌，名叫袁盎。
袁盎原任吴国丞相，与晁错素来不睦。早在文帝时期，二人就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凡是有晁错在的场合，袁盎立马拍屁股走人；而只要有袁盎在场，晁错的反应也如出一辙。景帝即位后，晁错一升任御史大夫这个纠察百官的职位，便以袁盎收受吴王贿赂为由，欲治袁盎死罪。随后，景帝将袁盎贬为庶人，却赦免了他的死罪。
晁错没能除掉袁盎，一直耿耿于怀。此次吴国带头作乱，晁错便抓住这个把柄，再度指控袁盎与吴王暗中勾结。但是，晁错此举却遭到了朝中同僚的反对。他们认为，袁盎任吴国丞相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这几年一直住在京师，应该不会与吴王通谋；此外，就算袁盎有问题，也应该在叛乱爆发之前抓他——这样或许还能搞到点儿有用的情报。如今七国既已反叛，抓袁盎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晁错得不到同僚支持，手中又没有什么证据，无法整治袁盎，只好悻悻作罢。
很快，袁盎就听说了晁错要整死他的消息，顿时大为恐惧。他意识到，再不奋起反击，自己迟早会死在晁错手里。
然而，此时的袁盎只是一介布衣，如何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呢？
乍一看，跟晁错比起来，袁盎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他要跟晁错斗，不亚于蚂蚁战大象，几乎是不可能赢的。可是，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尤其政治，更是世界上最善变、最不可捉摸的事物。上一秒，你也许权倾天下、位极人臣，下一秒，可能就家破人亡、身死族灭了。这其中的转捩点，就在于时势。
时势这种东西，跟大自然中的气流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却拥有摧枯拉朽、移山填海的巨大能量。深谙时势并善加利用者，便有如鲲鹏展翅，可扶摇直上九万里；昧于时势并与之相悖者，便如同怒海狂涛中的一叶孤舟，随时会被恶浪一口吞噬。
如今，站在“七国之乱”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晁错显然就是昧于时势、即将覆没的一叶孤舟；而袁盎则已经看懂了时势，只要顺势而为，必能一举将晁错置于死地，从此咸鱼翻身、否极泰来。
心意已决，袁盎随即找到与他私交甚笃的窦婴，请他帮忙向景帝求情，希望面陈平叛之策。窦婴也是跟晁错不和的人，于是欣然帮了袁盎的忙。
袁盎入宫觐见景帝的那一天，晁错刚好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的时候，看也不看晁错一眼，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
景帝问：“如今吴、楚反叛，你有何看法？”
袁盎答：“不足为虑。”
景帝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满意，道：“刘濞有矿山可以铸钱，有海水可以制盐，占尽地利，且集结了四方豪杰，兼得人望。如今到了白首之年才悍然起事，若事先没有周密计划，岂能轻易发动？你居然认为不足为虑？”
袁盎不慌不忙地说：“吴国诚然拥有铸钱和制盐的财源，可投靠他的那些人，却称不上是英雄豪杰。若是真英雄，必会辅佐他走上正道，不会怂恿他兴兵作乱。那些人，充其量不过是一帮地痞流氓、亡命之徒而已。”
景帝问：“你有何良策？”
袁盎说：“请陛下屏退左右。”
景帝示意在场的宦官和宫女退下。于是一众闲杂人等皆退，只有晁错站着不动。
袁盎瞟了纹丝不动的晁错一眼，说：“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
景帝旋即屏退了晁错。晁错无奈，只好退到了东边的偏殿，内心大为恼恨。（《史记·吴王濞列传》：“错趋避东厢，恨甚。”）
此时的晁错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生，他将再也不能迈进大殿一步了。
晁错走后，袁盎说出了他的平叛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贼臣”，并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部归到了晁错头上。他认为，要不是晁错一意削藩，不断削夺诸侯封地，七国也不会反叛。所以，而今之计，就是把罪魁祸首晁错斩了，然后赦免吴、楚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如此便可兵不血刃地弭平这场叛乱。
袁盎说完，景帝沉默了很久。
他并不是在思索袁盎的话对不对，而是在最后一次说服自己——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
事实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时，景帝心里就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的方案了。所谓“政治解决”，说白了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丢车保帅。因为在景帝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力主削藩的人是晁错，七国叛乱的矛头也直指晁错，那么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办法，当然就是把晁错抛出去了。若能就此令七国罢兵，那么牺牲晁错一人以换取天下安宁，就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
说穿了，就是必须让晁错来当这个“背锅侠”。
所以，景帝召见袁盎的目的之一，其实就是想借他的口，来做杀人的刀！换句话说，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就可以拿袁盎当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正因为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不会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
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了。
当天，景帝便任命袁盎为太常，命他秘密离京，去吴国跟刘濞谈这笔政治交易。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从来没有预料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从来没有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最终很可能招来众怒、引火烧身吗？
事实上，早在晁错刚刚提出削藩之策时，其父便已料定此举是在玩火，特地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说：“皇上刚刚登基，你刚掌握大权，第一件事就是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人身上，你图的是什么？”
晁错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
由此可见，晁错不是没有预料到削藩的后果，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是晁错犯的第三个错误：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
眼看晁错的态度如此坚决，其父只能悲愤而无奈地撂下一句话：“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就回了颍川，旋即服毒自尽，死前留下遗言：“吾不忍见祸逮身。”
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个月后，老人家的话就一语成谶了。
当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晁错“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非但不是缺点，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谋国”与“谋身”并不必然是冲突的。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在“谋国”与“谋身”之间取得平衡，而不必在非此即彼的两难境地中抉择。道理很简单，要达成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前提都是要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则出师未捷身先死，又何谈“谋国”呢？
然而，晁错却没有做这样的冷静思考。即便是他父亲的“死劝”，也无法浇灭他那飞蛾扑火般的政治热情。
于是，就在景帝召见袁盎的十几天后，景帝便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疏，对晁错发起了弹劾。他们给晁错拟定的罪名是：“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建议将晁错腰斩，并且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书·晁错传》），意思就是所有亲人，只要还没分家，无论老幼通通砍头。
景帝看过奏疏，当即批了一个字：“可。”
很显然，这是一个异常严厉、近乎残忍的处置办法。后世读史者，很多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要杀晁错，往脖子上“咔嚓”一刀足矣，何必动用“腰斩”这种极刑呢？这种刑罚的目的不仅是要让人死，更是要让人在极端痛苦中死。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对晁错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有必要吗？此外，要杀就杀他一个人好了，何必把他一家老小通通杀光呢？这不是滥杀无辜吗？
倘若你也这么认为，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虽然很善良，却不懂政治。
当时，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丢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这个动机，后世的读者都很清楚，但关键的问题是——当时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情。我们都知道，晁错的官职是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当于副丞相。要杀这样一个高官，如果不给他扣上非常严重的罪名，老百姓肯定是会胡思乱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这样。所以，景帝必然要给晁错扣上“亡臣子礼，大逆无道”的罪名，从而为诛杀晁错的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换言之，只有把事情做绝，对晁错施以极刑、满门抄斩，老百姓才会相信晁错真的是死有余辜，才不会怀疑景帝的杀人动机。至于这么做算不算残忍，是不是滥杀无辜，那就不在景帝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九日，中尉陈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错，召他即刻入宫觐见。晁错以为皇帝要找他商议政务，没有多想，匆匆穿上朝服就跟着陈嘉走了。
行至东市时，陈嘉忽然命左右把晁错从车上拽了下来，死死摁在了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铡刀就摆在了当街。惊惶错愕的晁错被七手八脚摁在铡刀下，然后就被“咔嚓”一刀，铡成了两截。
同日，晁错家里的老老少少也全部被朝廷抄斩，一个不留。
后宫争夺战：改写刘彻命运的女人
晁错虽然死了，但并没有给景帝带来他希望的那个结果——吴、楚七国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偃旗息鼓、休兵罢战。当袁盎带着景帝的密诏去见吴王刘濞，并要求他跪地接诏时，刘濞肆无忌惮地狂笑道：“我已经是东方的皇帝，还要向谁跪拜呢？”
很显然，刘濞起兵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清君侧，诛晁错”，而是要跟景帝分庭抗礼，乃至争夺天下！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景帝太过乐观了，或者说是侥幸心理过于严重了，居然以为牺牲晁错就能与七国化干戈为玉帛。
如今，一切都明摆着，吴王刘濞“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晁错不仅死得冤，而且死得毫无价值。至于景帝试图用政治手段化解这场危机的想法，也无异于痴人说梦。
看来，要消灭这场叛乱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战争了。
随后，景帝命元勋之后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位将军出征，迎战吴、楚联军；又命曲周侯郦寄、将军栾布率部出击赵国和齐国；同时起用刚刚被窦太后免官的窦婴，拜其为大将军，命其率部进驻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构筑第二道防线。
七国要西进关中，梁国是必经之地。所以，吴、楚联军一发动，首要的攻击目标就是刘武的梁国。叛军兵临城下后，刘武一边拼死抵御，一边赶紧派人向太尉周亚夫求救。
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梁国十万火急的求救信，周亚夫却视若无睹，始终按兵不动。
他并不是消极怯战或见死不救，而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周亚夫的计划是：让梁国在正面牵制叛军主力，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他再率领朝廷军绕到叛军后方，出其不意地切断吴、楚联军的补给线，然后坚壁清野、固守不战——待叛军疲敝涣散、粮尽援绝，再伺机决战，对叛军予以致命一击。
周亚夫的计划得到了景帝的支持。
随后，周亚夫率领大军绕到了叛军后方，兵锋直指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城南）；同时派出一支轻骑兵，南下渡过淮河，一举切断了吴、楚联军的补给线。与此同时，梁王刘武在叛军正面独力苦撑，被打得焦头烂额，多次求救又不被理睬，遂频频遣使向景帝告状。景帝不忍，命周亚夫发兵救援，周亚夫却拒不从命，始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
此举分明把梁王往死里得罪了，但周亚夫却由此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
前元三年二月末，周亚夫与吴、楚联军在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附近展开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吴王刘濞带着残部乘夜逃亡，楚王刘戊在绝望中自杀。数日后，刘濞逃至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东），被东越人诱杀，首级旋即传送长安。
随后，参与叛乱的齐王刘将闾、胶西王刘卬相继自杀；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全部被逮捕处死。
七国之乱就此平定，前后历时不过三个月。
叛乱平定后，让景帝苦恼不已的那个立储问题自然又回来了。
这一回，问题更恼人了。因为，梁国虽然在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梁王刘武却通过战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功勋和声望。事后朝廷统计战果，共斩杀叛军十余万人，其中仅梁国杀死和俘虏的叛军人数，就占到总数的一半。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骄人的战绩。
面对如此卓越的战功，景帝当然要论功行赏。不久，景帝便赐给梁王一面天子旌旗，并拨给他战车一千辆、骑兵一万人，作为警卫之用。这一切，无不让梁王夺储的野心越发膨胀。此后，刘武每回出行，总是前呼后拥、千乘万骑；队伍前列还高举那面天子旌旗，其气势和规格几与皇帝无异。
在此情势下，景帝终于意识到——再不册立太子，必将引发无穷祸患！
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四月，景帝正式下诏，册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彻底断绝了梁王和窦太后的念想。当然，同时也断绝了其他嫔妃和皇子的念想。
景帝在册立太子的同时，也把刘彻封为胶东王。此时，刘彻年仅四岁，自然不可能前往封国就任，只能是名义上的遥领。
在刘彻之前，已有八个皇子封王。他们名下的封国，土地大小、户口多寡、贫富程度都有不小的差距。而诸王封地的肥瘠优劣，直接反映了景帝对诸位皇子的亲疏厚薄。跟其他皇子比起来，刘彻的封地虽然不算小，但也不是地广人多的那种。由此可见，在诸位皇子中，当时的刘彻并未独得景帝之宠。
假如没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以及一个强势人物的积极介入，刘彻绝对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后入主东宫，更不可能成为后人眼中的千古一帝。
这个从根本上改变刘彻一生的人，就是他的姑母——馆陶长公主刘嫖。
馆陶长公主是个心气很高的女人，虽然早已下嫁堂邑侯陈午，但对娘家的事务始终热情不衰，景帝的后宫生活，就是她颇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馆陶长公主总是像一只辛勤而忙碌的蝴蝶，在属于景帝的百花园里来回穿梭，还不断把更加新鲜娇艳的花朵送进来，生怕没有她的帮忙，景帝的后宫就不够热闹了。
许多年来，长公主刘嫖就是这样乐此不疲地充当着景帝的生活顾问。
假如你认为，长公主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一个女人的特殊癖好，那你就错了。刘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弟弟的私生活，而是她自己的富贵、权势和影响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女人插手宫廷事务，乃至干预帝国政务的独特方式。
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馆陶长公主是怎样以她那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介入当时的后位和储位之争的。
刘嫖有一个独生女，名阿娇，被她视为掌上明珠。只要是能让阿娇高兴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刘嫖不能做的。所以，为了能让女儿在未来的岁月中享有别的女人望尘莫及的幸福，她早早就替阿娇计划了一切。
在古代，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最高幸福是什么？
当然是贵为皇后，母仪天下。
当刘荣被立为太子后，刘嫖第一时间找到了刘荣的母亲栗姬，主动表示要把阿娇许配给刘荣。对于这桩婚事，刘嫖自认为是十拿九稳的。一来，她对自己在后宫的影响力非常自信；二来，她觉得自己跟栗姬的关系不错——栗姬当初能博得景帝之宠，未尝没有她长公主的一份功劳。因此，刘嫖认为只要自己开口，这桩亲事就成了。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栗姬竟然一口回绝了。
栗姬生性善妒，而刘嫖这些年来给景帝输送了无数的美女，早就让栗姬怀恨在心。所以这一回，栗姬终于逮着了机会，以拒绝这门亲事的方式来发泄郁积已久的不满。
此时，薄皇后的唯一靠山薄太后已经去世，其地位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景帝废掉。而在栗姬看来，最有资格取代薄皇后继位中宫的，非她莫属。她的儿子已经贵为帝国储君，还有谁比她更有资格继任皇后呢？
所以，她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长公主的脸。
然而，栗姬太低估长公主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了。她这么做，等于是把唾手可得的皇后之位一举葬送了，同时葬送的，还有她儿子刘荣的太子之位。
诚然，栗姬的不满是情有可原的——长公主为了讨景帝欢心，不断把新的美女送到他的枕边，客观上确实伤害了栗姬和其他嫔妃。但是，栗姬应该知道，这就是她们的命运。因为古往今来，每一个皇帝的后宫都是佳丽如云，这就决定了他们喜新厌旧的本性。所以，就算长公主没有那么做，景帝照样会不断另觅新欢，不可能一辈子专宠任何一个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栗姬受到的伤害不单纯是长公主造成的，也是她身为嫔妃的命运使然。
遗憾的是，栗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她那刻薄善妒的性格，使她不愿意认清这一点。
被栗姬悍然拒绝，对心高气傲的长公主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羞辱。从被拒的那一刻起，长公主生活中的其他事务就通通退居次要了。唯独一件事，是她认为非做不可的，那就是——重新物色一个“女婿”，再让“女婿”入主东宫，扳倒栗姬母子！
那些日子，长公主用她的火眼金睛在所有皇子中挨个扫视了一遍。
最后，她选中了刘彻。
之所以选中他，或许是以下三个因素起了作用：
首先，王娡当初那个“日入其怀”的梦，有可能让长公主相信，刘彻会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
其次，在景帝的所有嫔妃中，王娡虽然没有独得其宠，但至少也能跟栗姬平分秋色——这就为长公主的易储之谋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让她有信心把刘彻推上储君之位。
最后，可能也是长公主最为看重的一点，就是刘彻自幼就显现出了超越常人的“聪睿明彻”。
据《汉武帝内传》说，大约在刘彻三岁那年，有一天，景帝把他抱在膝上，逗他说：“儿乐为天子否？”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要是说“乐意”，以他“非嫡非长”的身份，难免有僭越之嫌；要是说“不乐意”，又显得太过笨拙，会扫了景帝的兴致。
此时，聪明的刘彻居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种事只能由天意，不由儿胡思乱想。儿只愿长居宫廷，每日在陛下膝前承欢，但也不敢放逸骄纵，失去人子之道。”
听见这番话，景帝顿时开怀大笑。一个乳臭未干的三岁小儿，居然能把话说得这么巧妙得体，实在是令人惊诧，足以让景帝感受到刘彻的天赋异禀。
这件事当然不一定是史实——不过鉴于武帝后来的雄才大略，说他从小聪慧，应该是大致符合事实的。
随后，长公主就找到王娡，提出了这门婚事。
王娡的脑子比栗姬清醒得多，当然不会拒绝这种送上门来的富贵，马上就一口答应了。
从此，刘彻与阿娇的命运，就被这桩政治婚姻紧紧绑到了一起。多年以后，发生在刘彻和阿娇身上的那一幕情感悲剧，也在此刻埋下了伏笔。
当然，两个母亲出于各自的利益包办这场儿女婚姻的时候，刘彻和阿娇都还年幼，根本不懂得男女之情是怎么回事，更不可能知道这桩姻缘会如何改变他们未来的命运。对于刘彻和阿娇来说，身边能够多出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那些日子，长公主几乎天天带着阿娇跟刘彻“培养感情”，两个小孩很快就玩得形影不离了。那时，在两个母亲和未央宫所有人的眼中，刘彻和阿娇肯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也许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有一天，长公主忽然把刘彻抱在膝上，煞有介事地问他：“儿欲得妇否？”
刘彻点了点头。
长公主笑了笑，指着侍立在侧的一溜宫女，一一问他喜不喜欢。刘彻自然是大摇其头，都说不喜欢。最后，长公主才指着阿娇问他：“阿娇好否？”刘彻顿时咧嘴一笑，大声说：“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汉武故事》）
这就是“金屋藏娇”这个典故的出处。
此刻，眉开眼笑的长公主自以为替女儿找到了终身幸福，可她万万没料到，她为阿娇找的这间“金屋”，只是一个黄金打造的高级囚笼。若干年后，阿娇将在这个囚笼中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深宫怨妇，最后在难以排遣的嫉妒和愤怒中抑郁而终。
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冬，有名无实的薄皇后终于被景帝废黜，皇后之位空了出来。未央宫中的所有女人顿时眼冒绿光，齐刷刷地把目光射向了这个她们垂涎已久的位子。只有栗姬显得气定神闲。因为她认为，这个位子非她莫属。
关键时刻，馆陶长公主终于攘袂登场了。
那些日子，她几乎天天往宫里头跑，不厌其烦地对景帝施加影响，极力贬低栗姬母子，同时不断称颂王娡的贤良和刘彻的聪慧。
一直以来，长公主的话对景帝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景帝经不住长公主的一再“轰炸”，逐渐感觉栗姬母子确实有些面目可憎。然而，后位和储位的废立毕竟都不是小事，所以景帝一时也下不了决心。
最后，有个人帮景帝下定了决心。
这个人，就是栗姬自己。
这个刻薄善妒、愚蠢无比的女人，又一次在接近巅峰的时刻，把自己推向了深渊——换言之，如果说栗姬母子的坟墓是馆陶长公主给挖的，那么最后的纵身一跳，却是栗姬自己完成的。
那年冬天，景帝有一段时间偶染微恙，情绪有些低落。有一天，景帝用一种略带伤感的语调，跟栗姬谈起了诸多嫔妃和皇子，然后冷不防冒出一句：“百岁后，善视之。”（《史记·外戚世家》）
“我百年以后，希望你能善待他们。”
很显然，这是景帝借生病之机在对栗姬进行试探。傻瓜也听得出来，景帝这么说，就是要把皇后之位许给栗姬了。假如栗姬的心胸不那么狭隘，顺水推舟说几句大度得体的话，说不定景帝就真把她立为皇后了。
只可惜，栗姬一句好话也没说，而且还用十分怨毒的口气，把其他嫔妃和皇子数落了一番——听她那口气，要是哪一天她儿子登基为帝，她不把昔日的竞争者赶尽杀绝就算大发慈悲了；要让她对她们好，那是痴心妄想！
听完栗姬的话，景帝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一刻，别说立栗姬为后，景帝恐怕连杀她的心都有了。
但是，栗姬却对此毫无察觉。现在，她的眼中除了薄皇后曾经拥有的地位和荣耀，似乎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栗姬的刻薄无情让景帝对她彻底绝望，皇后之位也就此与她擦肩而过。可是，景帝还是迟迟没有废掉太子刘荣。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王娡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要是你以为，王娡会跑到景帝面前说栗姬母子的坏话，那你就错了。一直以来，当长公主不遗余力地攻击栗姬母子时，王娡都是以一种淡定的姿态冷眼旁观——既没有跟着长公主一起发飙，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觊觎后位之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娡深知：越是这种关乎命运的重大时刻，越要保持常人莫及的克制和冷静；别人越是急不可耐、上蹿下跳，你越是要韬光养晦、如如不动。只有这样，才能让景帝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个淡泊自持、气度雍容的女人，才是最有资格母仪天下的。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这句话的本意是要劝诫世人无欲无争，而王娡把它拿来作为一种高明的伪装、一种实用的生存之道，以掩盖更大的野心。
其实，正是因为王娡在这场白热化的后宫争夺战中始终表现得与人无争，长公主称颂王娡如何贤良的那些话，才能句句说到景帝的心坎里。换言之，在这场后宫争夺战中，长公主和王娡可谓一动一静，一刚一柔，一明一暗，一巧一拙，配合得那叫一个默契！
不过，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假如王娡一直这么示人以拙，什么都不做，到最后恐怕就真的弄巧成拙了。所以，当景帝迟迟下不了决心废黜刘荣的时候，王娡就出手了。
当然，王娡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派了一个可靠的人，去怂恿朝中的大行令，让他向景帝进言，劝景帝早立皇后，以安人心。
劝景帝立谁呢？
要是你以为王娡是向大行令毛遂自荐，那你又错了。王娡确实向大行令推荐了一个人，但那个人不是她自己，而是栗姬。
王娡为什么要帮栗姬？
她不是在帮栗姬，而是要尽快置她于死地。
这个逻辑很简单：当时，景帝正对栗姬极度不满，若大行令偏偏在这时候请立栗姬，只能是火上浇油，让景帝对她更加痛恨。而且，景帝很容易认定，大行令此举必是栗姬在背后授意——这样性质就更严重了。因为，后宫与朝臣联手谋求后位，是最犯皇帝忌讳的事情，不管是谁犯了这个天条，都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王娡采取的这个行动，就是对栗姬最后的致命一击。
当时，后宫的是非恩怨既微妙又复杂，大行令并不知晓具体内情。在他看来，栗姬既然是太子之母，立为皇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没有多想，随即向景帝奏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
景帝一见奏疏便雷霆大怒：“是而所宜言邪？！”（《史记·外戚世家》）
这种事是你可以插嘴的吗？！
就在景帝的一声怒吼中，可怜的大行令稀里糊涂地丢了脑袋。而刘荣头上的那顶太子之冠，也在同一时刻应声落地。
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十一月，景帝下诏，将太子刘荣废为临江王。时任太子太傅的窦婴极力劝谏，却丝毫改变不了景帝的决定。随后，悲愤无比的窦婴便以生病为由辞去了官职。
太子是怎样“炼”成的
刘荣被废，对栗姬来讲无异于世界末日。很快，她就在这个打击下一病不起，十几天后就咽气了。
不过，微妙的是，因之获益的母子却不只有王娡和刘彻。另一对母子，也正为此拊掌而笑。
那就是窦太后和梁王刘武。
当初刘荣被立为太子，这对母子失望已极。如今储位再度虚悬，窦太后和梁王的夺储热情自然就再度高涨了。
事有凑巧，就在刘荣被废的一个月前，朝廷举行正旦大典（汉初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初一称“正旦”），梁王与其他诸侯王皆依例入朝。大典过后，其他诸侯王都老老实实地打道回国，不敢擅留，唯独梁王倚仗太后宠爱，赖在长安不走。景帝心里虽然不舒服，但碍于太后情面，还是不得不跟他入同辇、出同车，一副手足情深的样子。
不久，刘荣被废，梁王心中窃喜，越发不想离开长安。窦太后也巴不得这个小儿子赶紧成为储君，便找了个机会，跟景帝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窦太后在长乐宫设宴，把两个儿子叫到一块，母子三人举杯畅饮。一开始，太后谈笑风生，兴致很高；待酒过三巡，忽然一声长叹，称一家人聚少离多，而她年事渐高，像这种共叙天伦、其乐融融的日子，只能是过一天少一天了，每思及此，不觉悲从中来。
梁王会意，赶紧红着眼眶说：“我宁可不当这个藩王，也愿意朝夕陪伴在母后身边。”
太后说：“难得我儿一片孝心，只是人生在世，各有其分。若你不当这个藩王，又能当什么呢？”
母子二人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然后就等着当皇帝的大儿子兼大哥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了。
景帝只好装糊涂说：“可让梁王在长安多住些日子，只要母后高兴。”
窦太后懒得再绕圈子了，索性抛出了这么一句：“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史记·梁孝王世家》）
这句话的用典实在古奥，就连景帝这种自幼饱受宫廷教育的人，仓促之间也没听明白。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他没听懂，更不便当面驳了太后的面子，只好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诺。”
一回到未央宫，景帝马上把袁盎等人叫了过来，问他们太后这话是什么意思。
袁盎一听脸色就变了，忙道：“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太后之意，是想让陛下立梁王为储。”
景帝沉默了。许久，他才有气无力地说：“依你们看，该怎么办？”
袁盎等人异口同声地说：“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
景帝长叹：“太后心意甚坚，能奈其何？”
景帝当然不想立弟，但问题是他已经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太后，若要反悔，实在有些难以启齿。因为汉朝以孝治天下，若违背母命，便有不孝之嫌。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人出面，去劝说太后收回成命。
袁盎马上明白了皇帝的意图，当即自告奋勇，愿往长乐宫劝谏太后。
此时的袁盎虽说对景帝忠心耿耿，但他显然没有考虑到，作为一个臣子，这么深地介入立储之争，绝不是明智的做法，对他而言也绝非好事。
一见到太后，袁盎便开门见山道：“听说太后欲立梁王，微臣有一事不明。”
“你说。”太后镇定自若。
“梁王百年之后，又该立谁？”
“吾复立帝子。”太后说得自信满满，仿佛她可以活三百岁似的。
袁盎嘴角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他并不是因为太后无视自然规律，并且大言不惭、空口许诺而发笑，而是因为太后无意中已经掉入了他的话语陷阱。接下来，袁盎不紧不慢地给太后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宋宣公临死前，没有把王位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弟弟宋穆公在位九年，因感念其兄之德，临死前便把王位传给了兄长的儿子，而让自己的儿子避居郑国。如此一来，穆公之子自然极为不满，后来便与大臣联手刺杀了宣公之子，夺回了王位。
最后，袁盎对太后说，宋国之所以发生后来的一系列祸乱，就是当初宋宣公“传弟不传子”造成的。所以，后世之人当以此为鉴，断不可重蹈覆辙。
听完这个故事，太后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当然，她并不是被袁盎的故事吓住了。因为太后也是深谙历史的人，她很清楚，当初宋国的祸乱是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不能仅仅归咎于宋宣公那个“传弟不传子”的决定。袁盎之言，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不过话说回来，正因为太后了解历史，所以她也不得不承认，“传弟不传子”确实酿成了很多手足相残、兄弟阋墙的惨祸。从这一点来讲，袁盎的警告也是不无道理的。
除此之外，更让太后担心的，就是袁盎等人的介入。在她看来，就算景帝心甘情愿把皇位传给梁王，朝中必然会有一帮像袁盎这样的大臣心存不服。到时候，梁王能不能坐稳皇位，社稷会不会因此爆发动乱，实在是很难说。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太后的政治理性终于战胜了爱子之情——或者说，她终于不敢拿汉家江山去冒险，遂无奈地接受了袁盎的劝谏。
窦太后最终的改弦易辙，让景帝摆脱了两难处境，同时也为王娡、刘彻母子的最终胜出扫清了障碍。前元七年四月，王娡终于被景帝册立为皇后。短短十二天后，年仅七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正式入主东宫。
一场旷日持久的后宫之争和储位之争，至此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王娡，这个昔日的平民之女和商人之妇，终于用她那常人莫及的勇气和头脑，做到了世人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赢得了她想要的东西。
有人曾经说过，宫廷和妓院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地方。话虽然有些不雅，但话糙理不糙，确实一语道破了宫廷中人心的厚黑与险恶。自古以来，所有的宫廷斗争都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的，而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失败者，也几乎没有一个会有好下场。
栗姬母子的命运便是如此。刘荣被废后，栗姬立马抑郁而终。没过多久，刘荣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按理说，刘荣虽然丢了太子位，但总归还可以做一个富贵无忧的逍遥王爷，断不至于有性命之祸。可问题在于，王娡绝不可能让他好好活着。
在王娡看来，虽然刘荣已经被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但世事难料，谁也不敢保证他日后不会卷土重来。所以，要想让刘彻坐稳太子位，并在未来顺利继承大统，就必须斩草除根，杜绝任何刘荣翻盘的可能性。
因此，自从刘荣被贬临江（治所在今四川省忠县）后，王娡就派人暗中紧盯着他，准备随时搜集他的“黑材料”。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三月，刘荣扩建王宫，一不留神过了界，稍稍占用了文帝宗庙前的一点儿空地。王娡立刻抓住机会，授意亲信向景帝告了御状。
侵占宗庙土地这种事情，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往大了说，可以把当事者抓来砍头；往小了说，可以啥事都没有。其中的奥妙，就要看当事者是谁，以及他和皇帝的关系了。比如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朝中也曾发生一起类似事件，结果却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当事人是当时正大红大紫的晁错。
当时，晁错担任京兆尹，由于每天到京兆府上班都要绕远，就让人在自家南墙开了一个门，修了一条路，大大缩短了上班路程。结果，丞相申屠嘉马上参了他一本，说他破坏了高祖宗庙的庙垣，应该斩首。当时晁错正得宠，丞相申屠嘉大权旁落，所以一心想整死晁错。申屠嘉呈上奏章后，景帝却轻描淡写地说：“晁错并未动到高祖的庙墙，只不过占了些空地，没关系。”申屠嘉恼恨成疾，不久便一病而亡了。
如今，刘荣犯的虽然是跟晁错一样的事儿，但他的身份是失宠的废太子，所以后果就截然不同了。
景帝接到弹劾刘荣的奏章后，即刻下旨，让刘荣回长安中尉府接受审讯。当时的中尉是名闻天下的酷吏郅都，景帝把刘荣交到他手里，用意不言自明。
刘荣一回长安，马上被郅都扔进了监狱。刘荣自忖凶多吉少，便恳求狱吏给他一副刀笔，打算写一封谢罪书，希望景帝念在父子之情饶他一命。可是，郅都却严禁狱吏给刘荣任何东西。后来，与刘荣有过师生之谊的窦婴去探监，跟刘荣抱头痛哭了一场，然后暗中给他搞了一副刀笔。
在监狱的最后一晚，万念俱灰的刘荣握紧刀笔，一笔一泪地刻下了绝命书。刻完，刘荣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刀笔插进了自己的喉咙，当场毙命。
事后，窦婴肯定懊悔不迭。因为当他把刀笔送进狱中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不但是一种书写工具，也是一种绝好的自杀工具。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窦婴不把刀笔送进去，刘荣肯定也会用别的办法自杀。换言之，对刘荣来说，要逃离囚禁他身体的监狱是不可能的；但是要逃离囚禁他生命的这个世界，却是很简单的。
刘荣死后，偌大的天下，偌大的宫廷，唯一记挂他的人，也许就只有他的祖母窦太后了。刘荣虽说不是直接死于酷吏郅都之手，但毕竟死于他掌管的监狱。窦太后找不到泄恨的对象，从此便对郅都恨之入骨。
几年后，景帝迫于太后的压力，把郅都外放为雁门太守。匈奴人也恨治军严整的郅都，便设了一个反间计陷害他。事发后，太后要求将郅都绳之以法。景帝说：“郅都是忠臣。”太后说：“难道你儿子刘荣不是忠臣？”
景帝语塞，遂斩郅都。
郅都曾经用严酷的刑罚扼杀了许多生命，可到头来，他自己也没能逃过法网。
夺储引发的血案：袁盎之死
自从刘彻被立为太子后，远在封国的梁王就像一条丢失了肉骨头的饿犬，整日里茶饭不思，坐卧不宁。
他万万没想到，眼看已经唾手可得的储君之位，竟然再次与他失之交臂。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将他深深笼罩，但是，梁王并不想就此收手。
很快，不甘失败的梁王又打出了一张牌。
他向景帝呈上一道奏疏，请求从他的国都睢阳修筑一条甬道，直达长安的长乐宫，以便随时朝见太后，恪尽人子之孝。
乍一看，梁王的这张牌似乎了无新意，还是老一套的亲情牌，其目的无非是想继续怂恿太后帮他夺储。但是，稍微往深了一想，就会发现这里头大有文章。
首先，从睢阳到长安的直线距离是一千二百多里，实际距离更是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要修筑一条这么长的甬道，其间又要跨越许多山脉、河流，需要动用多少人力、财力、物力？尽管梁王声称不从中央财政拿一分钱，所有人工和物资都由梁国自己筹措，可是，梁国的百姓难道不是大汉的子民吗？梁国从百姓那里收缴的赋税，难道就不是大汉的民脂民膏吗？可想而知，如此规模庞大的超级工程，一旦实施，必定耗时费力、劳民伤财。到时候，不但梁国的百姓不堪重负，有可能激发民变，而且甬道所经的诸多郡县也必然会与梁国产生一系列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如此种种，都无异于把朝廷架在火炉上烤。由此可见，梁王的这项提议实在是居心叵测。
其次，就算上面列举的所有问题都不存在，可甬道一旦筑成，也无疑会对帝京长安构成潜在的威胁。原因很简单：梁王想要修筑的这条甬道，其所承载的运力远远大于一般道路（类似今天的高速公路），这固然方便了梁王的入京朝觐，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万一哪天梁王因夺储梦碎而狗急跳墙，骤然集结大军挥师西向，这条甬道不就成了他直取长安、篡位夺权的“绿色通道”了吗？
也许正是出于上述顾虑，景帝没有同意梁王的请求，而且还把奏疏拿给了袁盎等人，表面上说是征求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想借大臣之口，否决此事。
结果不言而喻——袁盎等人极力反对。梁王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
一次次的失败，让梁王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他决定要做点儿什么，来抚慰自己屡屡受伤的心灵。当然，他不可能把怒火倾泻到景帝身上，只能找其他的替罪羊。
找谁来泄愤呢？
梁王念头一动，他豢养的谋士公孙诡、羊胜立刻凑上前来，将一个暗杀计划放在了他的面前。他们列举了一张暗杀名单，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就是袁盎，另外还有十几个一贯反对梁王的大臣。
随后，梁王拿出重金，让公孙诡和羊胜招募了十几个身手了得的刺客，命他们即刻前往长安，执行暗杀任务。
第一个刺客进入关中后，开始暗中搜集袁盎的情报。令他没有料到的是，袁盎在百姓中的口碑居然很好。刺客犹豫多日，最终还是不忍下手，遂直接找到袁盎，说：“我拿了梁王的钱，本来要取你性命，没想到老百姓个个都说你好，我不忍杀你。不过在我后面还有十几个刺客，你要多加小心。”
袁盎大为惊讶。
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朝堂上跟政敌死磕，袁盎谁都不怕，可要跟一帮职业刺客过招，他心里实在是一点儿底也没有。刺客离去后，袁盎在家里苦思良久，终究没想出什么对策，最后只好叫下人备车，到城外去找高人占卜问卦。
可袁盎万万没料到，就在他回城的时候，刚走到安陵门，就被暗中跟踪的第二名刺客砍掉了脑袋。
袁盎遇刺当天，十几个朝廷大员也遭遇了跟他相同的命运。当有关部门接二连三地把大臣遇刺的奏报送到景帝的御案上时，景帝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竟然有人敢在帝国的首善之区、天子的眼皮底下，取走十几个朝廷大员的脑袋，这在汉朝历史上绝对是头一遭！景帝震怒之下，责令有关部门，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凶手缉拿归案，给满朝文武和京师百姓一个交代。
然而，那十几个刺客早就逃之夭夭了。饶是有关部门调动京师的卫戍部队把长安城翻了个底朝天，还是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不过，朝廷的办案人员也不是吃素的。凶手虽然没抓到，但他们还是找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当所有线索汇总到景帝那里后，景帝很快就发现，诸多疑点最后都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一系列惊天血案的幕后真凶，很可能就是他的亲弟弟梁王刘武。
这个发现不仅让景帝大为惊愕，更让他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凉。如果说在此之前，景帝对梁王的手足之情尚未因政治因素而有所减损的话，那么经过这次事件，梁王算是彻底把景帝的心伤透了。在景帝看来，梁王此举不仅砍掉了那十几个大臣的脑袋，更是斩断了他们兄弟之间的血脉亲情。
景帝心痛不已。但是国法无情，一切都只能公事公办。
随后，景帝派遣了两个特使田叔、吕季主前往梁国，全力侦办此案。田、吕二人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一到睢阳就把目标锁定在案件的策划者公孙诡和羊胜身上。只要逮捕这两个人，就不愁把案件弄个水落石出。
然而，公孙诡和羊胜却好似人间蒸发一样，从田、吕二人抵达睢阳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田叔和吕季主抓不到人，只好据实向皇帝奏报。景帝大怒，一连派出了十几拨特使赶赴睢阳，严厉督促梁国官员缉拿公孙诡和羊胜。
梁国国相轩丘豹和内史韩安国不敢怠慢，随即动员所有力量，在梁国全境展开了掘地三尺的大搜捕——但整整搜了一个月，结果仍旧一无所获。
这两个家伙能躲到哪儿去呢？
内史韩安国一连数日苦思冥想。就在他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忽然间灵光一现，一个答案跃入了他的脑海——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既然整个梁国，上自丞相及所有二千石官员的府邸，下至老百姓家的老鼠洞，全都翻遍了还是找不着，那么公孙诡和羊胜的藏匿之所，就只能是那个唯一没有被搜过的地方——梁王的王宫。
如果梁王真的窝藏了这两个人，那无异于自杀。韩安国不敢耽搁，即刻面见梁王，声泪俱下道：“大王手下无良臣，包括我韩安国在内，都是酒囊饭袋，所以才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古人说主上受辱，臣下就该受死。如今既然抓不到公孙诡和羊胜，臣只能请求大王将臣免职，然后将臣赐死！”
梁王有些意外：“何至于此？”
韩安国没回答，而是反问道：“大王，依您看，您与临江王刘荣，哪一个跟皇帝更亲？”
梁王道：“他们是父子，我当然不如。”
韩安国道：“刘荣贵为太子，只因为典客说错了一句话，便遭废黜，此后更因所谓的侵占宗庙土地一事而被逼自尽。大王是否想过，这是为什么？”
梁王默然不语。
韩安国接着道：“原因很简单，治理天下者，绝不会以私害公。皇上与刘荣虽是父子，但特殊情况下，父子情面也没什么用。如今，大王位列诸侯，却听信佞臣之言，冒犯皇上禁令，无视律法尊严。皇上因太后之故，不忍问罪于大王。臣听说，太后为此日夜涕泣，希望您能幡然改过，可惜直到今天，大王还是没有醒悟。臣斗胆问大王一句，一旦太后晏驾，您还能靠谁？”
最后这句终于惊醒了梁王。他黯然泣下，无奈道：“不必说了，我今天就把他们交出去。”
梁王本来还心存侥幸，以为朝廷抓不到证据就不能把他怎么样，可韩安国的一席话让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突破了皇帝的底线，如果不把公孙诡和羊胜交出去，他最终只能把自己交出去。
当天，梁王就勒令公孙诡和羊胜自杀了，然后把尸首交给了特使田叔等人。
田叔也是聪明人，知道这个案子到此就该画上句号了，于是即刻启程回京。一路上，田叔的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片刻也没有停过。因为，这个案子的牵涉面实在太大了，除了要给皇帝、满朝文武和袁盎等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还必须考虑皇帝、太后和梁王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所以，这个案子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了结，不仅是在考验他的政治智慧，更将决定他后半生的政治命运。
田叔回到长安向景帝复命时，二人有如下一场对话。
景帝问：“梁王有罪吗？”
田叔答：“有，死罪。”
景帝又问：“证据在哪儿？”
田叔却答非所问道：“臣恳请陛下不要再追究此事。”
景帝诧异道：“为何？”
田叔答：“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史记·田叔列传》）
田叔的意思是，如果一定要追究梁王作为元凶首恶的罪责，那么接下来只有两个选择：一、饶恕梁王——但如此一来，就违背了汉朝律法，会严重损害朝廷的威信和律法的尊严；二、诛杀梁王——但这又会极大地伤害窦太后。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这个案子到此为止，这样景帝才能避开这个两难抉择。
这就是做下属的智慧。既要尽力让老板得知全部的事实真相，又要主动帮老板消除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缺了其中哪一环，都不算好下属。
景帝对这个处理方式非常满意，便把收尾工作交给了田叔。
所谓收尾工作，当然就是让窦太后彻底安心了。这些日子，太后因梁王的事跟景帝闹起了绝食——景帝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让她开口吃饭，正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田叔下殿之后，直奔长乐宫谒见太后，说：“据臣查实，梁王对这起刺杀案一无所知，整个案子都是佞臣公孙诡和羊胜策划实施的。如今二人均已被处决，梁王安然无恙，请太后宽心。”
太后本来在锦榻上半躺着，脸上一片愁云惨雾，一听见田叔的话，猛然从榻上坐起，那双失明的眼睛仿佛也闪动着惊喜的光芒。
袁盎等人遇刺案的圆满解决，为田叔赢来了一个辉煌的仕途。不久，田叔便连升数级，出任鲁国国相。与此同时，景帝、太后和梁王也都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不过，梁王的心并没有放得很彻底。
因为，他始终担心景帝会跟他秋后算账。
为了刺探景帝的真实想法，同时也为了表明自己真诚悔过的态度，梁王随即上书请求入朝。在这个敏感时期，景帝当然不便拒绝。那年秋天，当梁王带着一大帮随从和侍卫快到函谷关的时候，景帝照例派出天子车驾前去迎接。看上去，一切好像都跟往常并无不同。然而，当使臣抵达函谷关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浩浩荡荡的梁国车队停在关前休息，而梁王本人却已不见踪影。
使臣大惊失色，立刻回朝禀报。太后闻讯，蓦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帝杀吾子！”
听到梁王失踪的消息，景帝也惊呆了，慌忙下令搜寻梁王下落。
就在朝廷上下为此乱成一团的时候，梁王忽然自己出现了。
他独自一人，身上背着刀斧和砧板，跪伏在未央宫的北阙之下，一副真心忏悔、惶恐待罪的模样。景帝闻报，赶紧前往北门，亲手把梁王扶起。兄弟二人四目对望，相拥而泣，一切尽在不言中。太后得知梁王无恙，也是激动得老泪纵横。
事后，人们才终于了解梁王“失踪”的来龙去脉。当时，他一进函谷关，就换乘了一辆不起眼的布车，仅带两名骑兵，抄小道进入长安，躲进了馆陶长公主的府邸，又脱下尊贵的亲王服，上演了“伏斧质于阙下谢罪”的一幕。
梁王之所以自导自演这场“谢罪秀”，目的无非是想化被动为主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低姿态，换取景帝和满朝文武对他的谅解和宽宥。
梁王的目的达到了吗？
表面上看，好像是达到了。因为随后的日子里，景帝对梁王仍然充满着兄长的慈爱，仿佛那些震惊朝野的血案从来没有发生过。而太后、景帝、梁王母子三人，也依旧像过去一样，时常聚宴欢饮，共叙天伦。不过，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这一切，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表象而已。事实上，景帝对梁王的态度已然今非昔比了。
有一件事，足以证明景帝态度的转变。
那是梁王回京的次日，景帝邀他一起前往长乐宫谒见太后。车驾备齐后，景帝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拉梁王的手，而是一言不发地迈上了天子车辇。梁王很自然地想跟上去，却被一个内侍宦官拦了下来，不得不上了另一驾车。
那一刻，梁王的心遽然一沉，然后就什么都明白了。
他终于明白，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跟景帝“入同辇、出同车”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不可能被忘记，有些东西一旦破碎就不可能再恢复原状。换言之，尽管袁盎等十几个大臣的鲜血早已在风中飘散，但是梁王手上的血腥气息却永远不会消除；尽管景帝和梁王仍然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但是梁王曾经从景帝那里得到的某种东西，却已经永远失落、无从寻觅了……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景帝对梁王的感情日渐淡薄。四年后的岁末，梁王入京参加正旦朝贺，请求景帝准许他在长安住一段时间，却被景帝一口回绝。梁王黯然神伤，朝贺一结束便匆匆返回自己的封国。仅仅过了半年，梁王刘武就在睢阳的王宫里忧愤成疾、抑郁而终了。
爱子亡故的噩耗传到长安，太后悲恸欲绝，在长乐宫里日夜哭喊：“帝果杀吾子，帝果杀吾子！”景帝为此彷徨无措，只好去找馆陶长公主商量。在长公主的建议下，景帝将梁王的五个儿子全部封王，并把梁国分封给他们；同时另外划拨一批食邑，赐给了梁王的五个女儿。做完这一切，长乐宫中那声嘶力竭、令人心悸的哭喊才慢慢消歇了下去。
梁王之死让窦太后痛不欲生，却让宫中的另一个女人暗自窃喜、如释重负。
这个女人当然就是皇后王娡。
梁王的存在，是对刘彻储君之位的最大威胁。如今他死了，刘彻的地位即便不是稳如泰山，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倾覆的危险。
这场储位争夺战到此虽然画上了句号，但并不意味着朝堂上的所有人从此就相安无事了。因为当初在废黜刘荣、改立刘彻的事情上，朝中有位重量级人物就曾坚决反对，多次跟景帝面抗廷争，搞得景帝颇为不悦。
这个人，就是平定七国之乱的功臣、时任丞相的周亚夫。
如今，易储之事虽已尘埃落定，但景帝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原因倒不是景帝小肚鸡肠，记恨忤逆他的大臣，而是他担心，周亚夫既然反对立刘彻为太子，那自己百年之后，周亚夫恐怕不太可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刘彻。而以周亚夫的身份、地位，以及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万一他想搞什么事，作为少主的刘彻肯定是对付不了的。
因此，要想让刘彻将来坐稳汉家天下，景帝就必须未雨绸缪，提前把周亚夫这根刺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