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奥古斯都到狄奥多西：诞生与没落

西蒙·斯温

在从奥古斯都到狄奥多西的4个世纪的时间里，意大利的政治历史主要表现为罗马帝国的历史。与此同时，历史研究和考古发现为我们越来越多地揭示了帝国时期意大利城镇和农村的生活面貌。罗马本身的境况早已扭曲失真，而我们可以从这些研究和发现中，从我们所掌握的艺术、建筑和文学方面的知识中，很好地了解当时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完整的意大利

意大利作为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政治结构而存在，这一理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第一任罗马皇帝，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史称恺撒·奥古斯都，他在公元前27年取得这一封号。作为一个地理名词，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也属于罗马。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前5世纪的希腊早期文献中，意指位于半岛南部的希腊殖民定居区。而现代含义最早见于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创作于公元前3—前2世纪之交的作品中。之所以其意义会发生变化，是因为罗马希望将自己塑造成意大利各族人民的领袖，成功击溃了诸如伊庇鲁斯的皮洛士和迦太基人等外国侵略者，在此前的1个世纪中，他们都曾试图挑战实力不断增长的罗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马与其意大利各邻邦和盟友之间问题和冲突不断，不过等到奥古斯都执政时，罗马已经完全认同了意大利。

在奥古斯都上台之前，罗马与盟友之间的问题在于，盟友认为自己征收的税款造就了帝国的繁荣，因而要求拥有政治权利，但罗马拒绝赋予这些同盟国完整的公民权，因此引发了所谓的“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1—前87年）。在战争期间，这些盟国转而用“意大利团结起来”的理念对抗罗马。这场战争最后以罗马的让步告终，他们同意赋予波河以南所有意大利人公民权。至于波河以北地区，如布雷西亚（古罗马称Brixia，今作Brescia）和梅迪奥兰（古罗马称Mediolanum，今作Milano或Milan，即米兰），则仍归属山南高卢行省。直到公元前49年，他们才第一次拥有了公民权，此后不久便被并入意大利。至此，意大利在地理和政治上的版图已经和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相差无几。

统一所带来的最实际的影响，是意大利所有的城镇都变成了“独立市”，它们都拥有由罗马统一指定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机构。从尤利乌斯·恺撒执政开始，罗马逐渐将意大利人融入自己的社会生活中，也正是恺撒将奥古斯都立为自己的继承者。恺撒的权力基础，部分来源于意大利的精英阶层，他们刚刚被赋予了选举权，从而拥有了进入罗马元老院的权利。这一融合的过程在奥古斯都手中彻底完成。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的局势，在罗马内战中，他和马克·安东尼的较量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在公元前31年，最终爆发了亚克兴海战。长期以来，本地的意大利贵族一直寻求罗马显贵家族的庇护（在罗马社会中，没有这种庇护将寸步难行），而罗马贵族也很乐于接受他们的支持。在公元前1世纪90年代，意大利人原本发誓效忠护民官李维乌斯·特鲁苏斯。而到了公元前32年的时候，“完整的意大利全境都自愿发誓效忠于我，并要求我在亚克兴海战中担任他们的领袖，最终我领导他们取得了胜利”。在奥古斯都的记忆中，意大利人便是这样拥护他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下的自传《功德碑》中也是这样记录的。意大利的诞生，是帝国的艺术。

对于屋大维而言（他当时仍然叫这个名字），“完整的意大利”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是为他的王朝战争提供了一个“民族”的正义理由而已。的确，他深谙操纵舆论之道。例如，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他为了塑造个人形象而精心设计出来的一个产物，而这只不过是众所周知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今人确实只能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不过大量证据显示，意大利贵族确实认同新恺撒一派。奥古斯都再次从大约400个意大利城邦招揽人才进入自己的政府，从而向意大利人证明了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当时的罗马元老院里出现了听起来很可笑的意大利名字，如买缪斯·莫瑞斯·翁柏和赛克斯特斯·少迪丢斯·斯特拉博·李布斯丢斯。此外，还有伊特鲁里亚人富豪盖乌斯·梅塞纳斯，他资助了诗人贺拉斯和维吉尔；还有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其确切出生地不详），他或许是皇帝最重要的盟友。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独立市中涌现了一股支持奥古斯都的浪潮。正如维吉尔诗中的朱诺所说，奥古斯都的罗马帝国，其力量来自意大利人。

一块神圣的土地

奥古斯都将半岛重新划分成了11个行政区，这象征着罗马和意大利建立起新的同盟关系。山南高卢被分解为艾米利亚、利古里亚、威尼西亚—伊斯特里亚和山北高卢（八至十一行政区）。除此之外还新添了拉丁姆—坎帕尼亚、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卢卡尼亚—布鲁提恩（布鲁提恩即现代的卡拉布里亚）、萨姆尼、皮西努姆、翁布里亚和伊特鲁里亚（一至七行政区）。很多行政区甚至在伦巴第人入侵之后还能够以某种形式存续下来，这一事实体现了奥古斯都这一举措的意义。各地的人口也受到了新皇政策的影响。在意大利的领土上，罗马人建立起了自己的聚居区，拉丁各民族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盟，这曾是共和国实现罗马化的工具之一。公元前1世纪不断的内战造就了一大批老兵，他们渴盼从自己的将领手中得到土地。因此，奥古斯都宣称，他对意大利的重构包括他“授权建立起的28个殖民地”，他说：“在我有生之年，这些地方都兴旺繁荣，人口稠密。”虽然如今人们已经很难找到这些地方（其通常是对已有城镇的扩充），也很难确认它们当年的繁华程度，但是这样的说法本身同现实一样重要。

“罗马化”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术语。它不仅指接纳罗马的物质、政治和语言文化，还指罗马人强制推行的政策。正如我们在宗教领域所看到的那样，区分这一过程往往会让人误解。罗马人很善于利用宗教强迫他人接受或培养其权势。随着这些殖民地的建立，各地都建起了Capitolia，即罗马“国”的神庙，供奉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3位尊神。这些神庙遍布意大利及其他地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关键性的宗教活动中，罗马和意大利都有许多共同之处。事实上，宗教活动在意大利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影响可见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而在奥古斯都加强自身集权的过程中，宗教也至关重要。

在意大利各地，人们都崇拜朱庇特、玛尔斯和塞尔斯等神明，他们都可以同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一一对应起来。此外，意大利还拥有一个本土宗教，代表性的圣林和神龛连接成网络，遍布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从萨莫奈的阿尼奥内找到的青铜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年，青铜碑上列出了18座雕像和17座供奉不同神灵的祭坛，其中便包括青铜碑所悬挂的圣林，类似的场所在帝国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弗洛尼亚圣林位于罗马以北，此地也被奥古斯都划为殖民地，在1—2世纪期间建起了超大规模的宗教场所。狄安娜的圣林位于今天罗马南部的内米地区，因为有着名为“森林之王”的奇特仪式，即使在古代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十分出名。在小普林尼富有魅力的描述中，翁布里亚的克里通诺河源头，圣殿星罗棋布，穿着宽大外袍的河神正在宣读当地的一则神谕。

直到4世纪下半叶，这个世界才受到了来自基督教的终极威胁。我们很难理解其本质和意义。这些意大利异教徒固然信奉自己的神灵，但对教义没有任何概念，也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只能信奉某一个神灵。尽管他们也会同某一神灵建立起特别的联系，但是，对个人而言，他们以宗教的名义向神灵献上祭品或许下誓言，只是为了寻求安全或是获得繁荣。偶尔，知识分子会抨击大多数人所信奉的神灵及其传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危机；同样，虽然也引入了如密特拉和伊西斯这类的救世主神，毫无疑问，民众广泛接受了这类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对基督教天堂的渴望。

对罗马国家而言，祭祀众神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罗马，拥有神职和行使政治权利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尤利乌斯·恺撒之后，奥古斯都在他帝王的头衔上加上了“最高祭司”一职，为帝国树立了典范。为了巩固他作为唯一统治者的个人权力，他还允许其他地方的居民将自己作为神灵来崇拜，这样的做法此前并无先例。这被称为君主崇拜，在希腊历史中早有先例，不过从未变得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司空见惯（在帝国阶段，君主崇拜甚至延续到了最初几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的统治时期）。与其继任者一样，奥古斯都十分谨慎地避免在罗马本地出现这样的崇拜。但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这种庙宇十分普遍。例如，奥斯提亚保留下来的罗马和奥古斯都神庙，建于提贝略统治时期，以及公元前3年建于庞贝的奥古斯都幸运神庙。这种对君主的崇拜往往同对某一个传统的神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在意大利和西部行省，神职人员通常由释奴担任，他们组成奥古斯都六人祭司团，这些人经济实力强大，但通常被市政管理体系排除在外，显然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教派便被当作凝聚这一群体的手段，使他们完全效忠于皇帝。不过，市政管理阶层的精英们通常会积极争取，希望自己的城市能够被许可建设这样的神庙，以此作为同中央政府加深联系的方法。

从罗马到地方

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也制约着罗马对意大利的影响力。这片土地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通往它所有地区的交通都颇为不易。古老的多样性得以保存下来。例如，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语言，奥斯坎语（阿格农碑镌刻的便是这种文字）、翁布里亚语及被称为赛贝里语的一些相近的次要方言等，在进入帝国时期的时候可能仍在使用，之后才被拉丁语所取代，直至消亡。毋庸置疑，奥斯坎语仍然通行于庞贝，从公元62年的大地震到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在此期间，街头涂鸦都是这种语言。尽管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痛心地认为，除了塔拉斯（塔兰托）、雷吉昂（雷焦卡拉布里亚）和那不勒斯外，希腊式的意大利已经被野蛮化了。就那不勒斯而言，在4世纪早期君士坦丁执政之前，在公共场所的铭文中显然没有使用拉丁文，这说明了文化遗产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体现了罗马人对希腊的一切都十分痴迷）。西塞罗在翁布里亚为阿梅利亚（阿米里亚）的罗斯克乌斯和拉日奴姆（位于莫利塞的拉里诺）的克罗恩求斯辩护时，在演讲中曾经描述过意大利小城镇上人们的生活，整个帝国时期大体都保持了这样的场景。同样的政治冲突，引发暴力或司法阴谋；为保证财富一直在少数人之间流行的各种手段；在当地投资以彰显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祖先血统故弄玄虚，试图营造自己同王朝的各种关系——在意大利的“集镇怪物”里（公元100年前后，历史学家弗罗鲁斯是这样描述他们的），这些行为在整个帝国时期都显而易见，同时，意大利人也并不是从罗马人那里学会这样做的。

尽管如此，罗马帝国还是对独立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修路和供水造福人民，广受欢迎。路网的建设从共和国时期便已开始。但奥古斯都时期的翻新和扩建为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定下了基调。“在我第七次担任执政官的时候，”他说道，“我修复了从罗马到里米尼的弗拉米尼亚大道，包括除了米尔维奥桥和米努基乌斯桥外的所有桥梁。”奥古斯都还说服自己麾下已经功成名就的将领们去重修意大利境内其他的道路。直到今天，弗拉米尼亚大道在位于翁布里亚的纳尼亚地区纳河河谷处的大桥，虽然仅有部分留存，却依然令人叹为观止，这清楚地证明了奥古斯都翻修工程的成功。奥古斯都时代100年之后，图拉真大帝在意大利启动了一项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伟大的盖伦甚至认为这项计划可以同自己在医药道路上的探索相提并论：“他把路修到潮湿泥泞的地方和高高的堤坝上，穿过灌木和荒野，在无法跨越的河流上建起大桥；路太长的地方，他就修一条更近的路；而在一些因为山势陡峭而难行的地方，他将道路改道去那些地势平缓的地区；如果道路两侧有野兽出没或者过于偏僻，他就会弃用这些路线，而去走干线公路，并改善原本崎岖不平的路况。”盖伦是在2世纪90年代前后从罗马的角度写下这段话的。贺拉斯在《讽刺诗集》中描绘了诗人悠闲的旅程，我们可以将两者进行对比，贺拉斯沿着古道之一的亚壁古道，从布鲁迪辛乌姆（布林迪西）一路南下，展现了“邪恶的旅店老板”、小镇官员、失败的幽会、当地的美味佳肴等历史场景，十分幽默。在贺拉斯时代，旅人在这条路上通行时，要到达安可西索（特拉齐纳，今为特拉西纳）和它著名的朱庇特神庙，不得不艰难地攀爬那“闪闪发光的”白色悬崖：而正是多亏了图拉真大帝的工程师们，才得以在海岬下方修建起道路通行。

水渠和供水管道是另一项把中央和地方联系起来的福利设施。对平民而言，水井和蓄水池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水源。外表气派的高架渠（这一术语包括供水管道）使城市可以建起公共喷泉和浴池，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建于1—2世纪的这类建筑的遗迹，显然这些建造开始于奥古斯都时期。历史学家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在描述伟大的塞里诺供水系统时，就曾经记录过坎帕尼亚地区的城镇在健康和环境方面的吸引力都大为提升，这一系统的管道长达60英里[1]，为那不勒斯、普特奥利（波佐利）、庞贝、诺拉和库迈（库马）供水。帝国的种种便利措施都汇聚到了罗马，其中，克劳狄乌斯所修建的长达59英里的新阿涅内水道最为壮观（它同克劳迪亚水道交汇后流入马焦雷门，这部分水道至今仍有遗迹保留下来）。不过，意大利自然也受益颇多。

比起从皇帝那里得到的帮助，地方富豪定期的捐赠可能更加重要。在当时精英阶层的理念中，慷慨大方是极为重要的。对这些富豪而言，出钱改善自己的社区，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财富，其重要意义不亚于政治上的晋升。很多碑文可以证明当时的地方权贵有多热衷于改造自己的家乡。例如，塞尔斯·斯特拉波在1世纪初升任埃及总督的时候，还特意找时间回到位于伊特鲁里亚（博尔塞纳）沃尔西尼的家乡，为当地修建了漂亮的新浴池，他当然要立碑来纪念这样的丰功伟绩。小普林尼在罗马的日子同他在位于科姆（科莫）小城一样开心自在，而他在行政长官任内的所作所为，值得我们仔细探讨。

清贫

普林尼并不是一个“集镇怪物”；相反，他是同时代人中的超级富豪，并在仕途中屡次得到提拔，他在公元100年被任命为补任执政官（意即，他并不是有权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纪年的两位执政官之一），在大约110年到113年他去世之前，他都担任比提尼亚与本都（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行省的总督。我们对其事业和经济情况的了解，全都来自他著名的十卷《书信》之中。当代人认为，如果一位元老要维持住塔西佗口中所谓的“清贫”，大约需要800万塞斯特斯，而据估算，小普林尼的资产要数倍于这一数字。现代人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轻易地了解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的语境；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比较，例如，2世纪时古罗马军团中士兵的工资是每年1200塞斯特斯（其中大约五分之一用于购买食物），或者也可以参考另一个极端情况，当时罗马皇帝哈德良要在罗马特洛伊建成一座水渠，雅典巨富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很轻易便奉上了1600万塞斯特斯。除了在科姆的财产外，普林尼还在翁布里亚的提佛尔努姆·提伯瑞努姆（卡斯泰洛城）拥有一个大庄园，在距罗马17英里的劳伦迪乌斯村还有一处海边度假别墅。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拥有自己的土地”。

普林尼对科姆最慷慨的礼物之一，是他为一座公共图书馆捐款总计大约100万塞斯特斯。在一封写给庞培乌斯·萨图尔尼努斯的信中，他发誓自己捐款的目的不在于追求名声，仅仅是为了给后人树立典范。不过，他还是向地方元老们（当地元老院的议员，人数大约100人）发表了演说，宣称自己“有义务为自己和祖先的慷慨而发声”。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许愿要留给科姆40万塞斯特斯，不过他把这条写进了一封由朋友起草的遗嘱中，而遗嘱严格来说是无效的。在信中他发问道，自己已经“捐出了160万塞斯特斯”，又怎么会这么不喜欢这座城市呢？提佛尔努姆·提伯瑞努姆也收到了普林尼的馈赠。他在此地建起了一座神庙，供奉着他收藏的各位皇帝的雕像，其中包括图拉真皇帝像，他还特别谨慎地征得了后者的许可。建造这座神庙的名义是：“虽然他们提佛尔努姆人明智善断，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热情，这使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希望能够帮助到他们。”在神庙的落成仪式上普林尼举办了一场公共盛宴，对普林尼而言，这是对当地人展示自己的机会。

科姆人也得到了他的恩惠。一篇铭文中记载了他遗嘱中列出的3项慈善捐款：第一项是图书馆的维修保养费用（10万塞斯特斯）；第二项是高达186.6666万塞斯特斯的遗产，用于保证100个被释奴隶的日常生活开销，在这些人死后，所余款项将会用于“为这座城市的人提供一顿大餐”；第三笔费用为（大约）100万塞斯特斯，用于建造一座新的浴池。还有另外两笔额外款项：一笔是30万塞斯特斯的安装费用，另一笔为20万塞斯特斯的保养维修费用。他最有趣的礼物是在有生之年送出的。在给同乡坎尼乌斯·鲁弗斯的一封信中，为确保能够捐资赞助一项年度盛宴，他建议对方道：“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比我现在已经在做的更恰当的了。”

普林尼的解决办法，是他为当地儿童建立的社会救助体系的一部分。这些被称为贫儿救助金计划的项目，有很多证据证明其在2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得到了实施推广。政府的资助当然是最重要的类别；但也同样能够看到私人推动的计划。普林尼把土地捐给科姆的市政机构，再以3万塞斯特斯（6%）的价格承租下来。私人资本将持续投入这项计划中，因为相对于土地对生产者的价值而言，租金实在非常便宜，因此，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一位“上帝”。

人们认为普林尼的基金会资助了175名儿童。关于政府的贫困儿童救助项目，如今人们已经找到了两项非常翔实的证据，我们可以将普林尼的项目与之对照。证据是在两个非常小的城镇里被发现的，详细记录了图拉真统治早期的土地所有制和分配情况。从意大利中南部的里格尔斯·贝比阿尼出土的青铜碑，记载了101年实施的一项贫困儿童救助基金的使用情况。在这项计划中，政府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了一份401.8万塞斯特斯的贷款，其年收入按5%计算，大约为2万塞斯特斯，这笔钱可以资助大约110个孩子。

更重要的发现是一张几乎完整的铜桌，它出土于位于意大利北部皮亚琴察（皮亚琴扎）以南18英里的韦莱亚（韦勒亚）。其上刻有674行铭文，详尽地描述了两项资助计划所涉及的房产的价值，这两项计划建立于公元98年到113年，目标是资助300名受益人（其中的12%为女童），贷款总成本约为120万塞斯特斯。普林尼自己夸耀说，他建立个人资助计划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公益精神。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其他人也都资助各种贫困儿童援助计划。尽管一些人认为图拉真主要是希望通过低息贷款来促进意大利农业的发展，但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相反，当时领取救济金的儿童比率很低，因为拮据的父母可以为孩子领取一种古早形式的家庭福利津贴（男孩每月16塞斯特斯，女孩每月12塞斯特斯，因此申请救济金的人非常少）。

然而，民众是否真的有这种需求，并不是帝王关注的焦点。在图拉真即位之初，普林尼在一篇赞美皇帝的演讲中，将救助金描述成一种鼓励人民提高生育率从而为军队输送兵源的手段。公元前2世纪时，提比略·格拉古在战乱中哀叹伊特鲁里亚没有充足的自由人人口。这种对可征召的士兵人数的重视，是罗马一贯的政策。奥古斯都颁布的家庭律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担忧。到了图拉真执政时期，这种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没有必要，因为在1世纪时，从意大利征召的士兵人数便急剧下降，到了2世纪时，确切的证据显示军队中罗马士兵的人数仅为总人数的1%。（事实上，马可·奥勒留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在2世纪后期可以征集齐5个军团，这说明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可以征到足够的意大利士兵的。）尽管我们现在所找到的关于各种贫儿资助计划的记录仅来自49个城镇（大约占城镇总数的10%或更多），并且尽管在第一大区（拉丁姆—坎帕尼亚）、第四大区（萨姆尼）和第六大区（翁布里亚）出土的证据分布最广（第一和第六大区同时也拥有最多能够证明城市发展历史的发现），但显然这种资助计划在整个意大利境内都得到了推广。同时，这一计划也并没有随着图拉真的去世而终止。他去世于117年，在之后的1个世纪中，这些计划仍然得以延续。重要的是，在亚平宁半岛之外的其他地区，这些计划几乎都没有出现过。这再一次证明了意大利人思想的活力。

这些贫儿救助基金反映了安敦尼王朝初期（96—192年）富有的农村地主阶级的存在，众所周知，吉本曾称他们为人类所曾见过的“最幸福、最富裕”的人。在里格尔斯·贝比阿尼铜碑所记载的碑文中，超过四分之一借贷的人，借款数额不超过5万塞斯特斯，而最小的土地价值为1.4万塞斯特斯。在许多城镇，第二个数字意味着其没有资格成为地方元老。因此，普林尼在科姆告诉他的朋友罗马提乌斯·菲尔姆斯：“你地方元老的身份，证明资产评级结果显示你拥有10万塞斯特斯。”（而且，他可能还会借一笔30万塞斯特斯给后者，以使其资产能够达到进入骑士团的水平，骑士团是仅次于元老院的精英社会阶层。）在韦莱亚，资产的最低额度为5万塞斯特斯。但是鉴于贷款更倾向于用大额的资产作担保（原因显而易见），即使在韦莱亚，我们发现的信息都表明，在城市周边生活着很多小农。

农村经济

小普林尼的舅舅老普林尼在1世纪70年代创作《自然史》的时候曾经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庄园已经毁掉了意大利，而且事实上近来其他的行省也深受其害。”犯人和奴隶都被刺了字，他们被指派去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当我们发现这帮奴隶的产出远低于（从前的）将军时，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评论在现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在探讨意大利农业的运行状况时往往首先就会提及这些话，而并非考虑我们之前讲的那类证据。我们很难知道确切的真相。毫无疑问，当时的一些贵族确实拥有极大的庄园；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在取得这些土地的过程中是否侵害了小自由农和佃农的权益。“大庄园”一词最早出现在普林尼的时代。他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手法描述了这种情况的不断蔓延，辞藻华丽。他将旧时的将军们想象得十分理想化，这是一个线索。因为在这里，我们熟知的那种卫道士对往日淳朴生活的怀念之情同罗马人所特有的农民家长的概念结合到了一起，代表了一种早期罗马的国家领袖，即使正在耕种自己的一小块（但收获颇丰的）土地，只要接到去前线参战或者去元老院开会的命令，他们都绝不会有任何推辞。

在老加图关于农业的著作中（写于大约公元前160年），他设想了一个兼有奴隶和自由人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小规模地生产各种农作物（包括葡萄和橄榄，更重要的是生产各种主食谷物，例如小麦和大麦，同时还饲养一些家畜）。在公元前2世纪，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样的观点。普鲁塔克认为：“盖约·格拉古曾经在一本小册子中提到，公元前133年，他的兄长提比略在去努曼提亚的途中，经过伊特鲁里亚境内时，他发现乡村荒芜，而在农田里耕种或者伺候牲口的那些人往往是从外国买来的蛮族奴隶。”我们现在知道，格拉古是在利用人们对人力资源的道德恐慌来捞取政治资本。反驳他们的有力证据来自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即现场调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根据可确定年代的陶器类型收集表面遗存和确定居住地的技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意大利境内最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维爱（维洛）附近进行的，那里的调查规模足够大，内容足够详细，可以消除大多数对其结果有效性的怀疑。同样在伊特鲁里亚，在罗马以北100英里的奥勒良大道旁，在3世纪早期的罗马帝国古城科萨的断壁残垣上，考古学家的工作也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在伊特鲁里亚南部的调查中，最重要的是证实了在共和国晚期（格拉古旅行的时期）及1—2世纪，存在着大量的小农场。我们能找到的一个绝佳的例子是位于罗马以北不远克罗迪亚大道上的一座小房子和谷仓，坐落于今天的克罗基奇亚：建于帝国早期，在3世纪时相当兴旺，当时的主人在原房屋的基础上又加建了一间浴室，里面有黑白海豚马赛克图案的装饰（不过显然不久之后就没有人住了）。最近在托斯卡纳（图斯卡尼亚）遗址的研究证实，从共和国到帝国时期，在克罗迪亚大道附近一直都有人定居。相对来说，农民居住的房屋很可能无法留下太多痕迹，考虑到这一点，以上发现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些别墅遗址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拉姆齐·麦克穆伦曾把它们描述为“支离破碎的城市”。调查考古学使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不太富裕的居民的生活。

为了探究别墅同周围村落的联系，紧邻科萨的塞特菲纳斯特雷别墅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它体积庞大，是一个阶梯式的“平台”别墅，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早期。它不仅仅是一个住宅，这里还配备了良好的酿酒设施和充足的储藏空间，包括饲养家畜的空间。主人一定使用过奴隶劳动，但我们无法确定奴隶的确切数量。在1世纪末，塞特菲纳斯特雷别墅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但和阿格·科萨努斯地区的其他几座大型别墅一样，它在2世纪开始衰落，在2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明显被废弃了。此后，这证实了人们曾经的怀疑，越来越多的别墅出现了普遍的衰落。当然，其他受调查的区域情况确实各不相同。从贺拉斯的故乡韦诺萨东南，远至今天的阿普利亚的格拉维纳（也可能是古代的希尔维姆），对这两地之间的走廊进行考古发掘时共发现了11座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墓葬，并且可以看出，直到3世纪的时候，附近的常住人口都维持了这样的水平。同样，最近在因泰拉姆纳（皮尼亚塔罗—因泰拉姆纳）以东的下利里斯河（利里）河谷开展了发掘工作，结论认为在2—3世纪时，当地的居民人口显著增长。尽管如此，学者们普遍认为，大约从2世纪开始，人口数量便开始下降了。至于具体的数字，据推测，公元前1世纪晚期，自由人的人口最多为350万到450万人，奴隶的数量为200万到300万人，人口的高峰出现在1世纪中叶，总数达到700万到900万人，之后便逐渐下降，到公元650年时人口已经降至仅235万人。

此处，我们可以参考意大利在公元前1世纪到2世纪之间贸易模式发生转变的情况。在评估意大利贸易的时候，当下很流行的做法是调查沉船。从用来装载货物，特别是葡萄酒的容器的类型来看，这些沉船大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现在已经探明的沉船遗骸中，大多数都是来往于意大利和高卢之间的船只，其中很多来自坎帕尼亚、拉丁姆、伊特鲁里亚南部（这3个地区都是意大利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以及撒丁岛北部和法国南部沿岸。不过，近来一位学者注意到发现这些沉船的地点同那些“充满乐趣的夏日海滩”之间存在着联系，而我们不能仅凭一种主要商品的贸易情况就贸然得出结论。如果葡萄酒出口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顶峰，并在公元100年终止，这可能有助于解释阿格·科萨努斯等葡萄酒产区的别墅没落的原因——但海事调查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或许，与整体经济健康状况更相关的是生产率和陶器的种类。我们的很多证据都来自那些红釉瓷器，它们被称为“特拉·西吉达拉”或者阿雷坦陶器，它的生产始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上亚诺河谷的亚雷提恩（阿雷佐）。这一制作精良的产品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从庞贝和其他地区进口的数量得知，在100年的时间里，亚雷提恩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出口生产已经完全被高卢南部的生产中心所取代。罗马本身的影响力一定会使这些数字有些失真，我们或许应该先将之放在一边：最近对在奥斯提亚出土的瓦罐进行了分类，结果再次表明当时意大利农产品产量下降，同时来自非洲和西班牙的进口产品数量相应上升（特别是广受欢迎的鱼肉调味料，即鱼酱油），但是，意大利的很多农产品还是通过其他的运输路线进入了罗马。

此外，在建筑领域我们也能找到很多证据来印证这种相对繁荣。人们通常觉得2世纪之后建筑数量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能够找到的碑文证据减少了。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意大利。在整个帝国的境内，为庆祝遗赠、创办、荣誉和建筑落成等设立的纪念碑在3世纪时迅速减少。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在一个皇位不断更迭、中央政府统治不稳（至少在284年戴克里先即位之前是这样的）的时期，许多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存在危机。不过，现在看来，一概而论地认为整个帝国境内都存在危机未免操之过急。首先，除了波河河谷地区曾被日耳曼—马科曼尼人入侵过，意大利本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见到任何“蛮族”入侵者（这与东方的大多数地区不同）；不过，罗马的奥勒良城墙（270—280年）提醒着人们，这座城市曾经面临日耳曼人的威胁。然而，公共建筑的建造和新的基金、游乐设施的设立在公元250年之后确实停止了。1世纪是新公共建筑建造的巅峰，而为了分发食物和抚恤金的基金则在2世纪的中叶达到了顶峰。

但是，建筑物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去，我们可以从那些极具特色的技术和风格，甚至从砖瓦上的标记中一窥究竟。大富豪们仍然在继续建造别墅，例如罗马城外塞提·巴斯有一栋有纪念意义的别墅（建于2世纪中叶），它使用的一些装饰手法，例如主建筑采用了高处照明，昭示着帝国晚期宫廷装饰的风潮。城镇中的公共建筑物的开发也没有停止。在阿尔巴·富森斯（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阿韦扎诺附近），在3世纪时浴池和市场都被翻修过。在科萨新近出土的铭文自豪地记载着在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皇帝统治时期（235—238年），市民中心曾经被彻底检修过。因此，我们可以说，在1—3世纪期间及以后，意大利的经济很可能衰落了。但我们绝不能过分以偏概全或者作戏剧化的描述。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需要分别考虑。由于缺少能够准确探明时间的陶器碎片（因为无法确定各地分别使用了哪些陶器），对于那些依赖实地调查的历史学家来说，这造成了特别大的困难。我们不得不认为，延续和失传并存，永恒和断裂同在。

捐助和政治

通过更加直接地考察意大利城镇的政治生活和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连续性。在这一时期，那些大人物出于对家乡的真正的忠诚，以及通过捐助和亲缘家族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他们同自己的故乡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公共事业慷慨解囊，因而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与地位，这样的事情被人们津津乐道。在吸引富豪们持续关注家乡的过程中，名为“穆尼拉”（意为“义务”）的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学到的一种确保精英阶层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法。我们可以从municipium这个词的拼写中（它是一个复合词，是由“义务”和在此处意为“履行”的两个词合成的）发现这些“穆尼拉”的重要意义，因为罗马人的公民权包含需要履行特定义务和责任的含义。在一座小城里，这些义务包括从为浴池提供油到率领代表团去觐见高级领导人。在服务地方和帝国事务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精英阶层自然会为后者所吸引。帝国中央政府高层在免除某人的地方义务时往往十分谨慎，并不会轻易首肯，但从3世纪末期开始，免除那些拥有高阶的地位或官职的大人物的地方义务已经变得十分常见，这被认为对地方的财政状况产生了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即使在此之前，潜在的付款者就一直试图逃避这种义务，而同样地，市政府也试图扩大这种义务的范围。最明显的一个目标群体便是从他处迁居本地的永久居民。因此，阿奎莱亚一座雕塑的底座上配有镌刻于105年的一段铭文，纪念了一位当地的贵族，他在帝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能够有机会向图拉真发出请求，认为这些外来居民“应该在我们的城市中履行义务”，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一胜利广受当地居民的欢迎。

阿奎莱亚是座大城市，可以拥有元老院阶层的高级官员为其说项。而许多小一些的城市则不得不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尽量找到能为自己在罗马发声的人。例如，本地人斯波莱提乌姆（斯波莱托）的盖乌斯·托拉苏斯·塞维鲁，便是最理想的人选。他在纪念自己在家乡修建了一座浴池和其他善行时，在结尾处自豪地写道：“由于他对共和国作出了杰出贡献（指斯波莱提乌姆），本地元老院决定接纳其为本市的捐助人。”相似地，翁布里亚的小城马提利卡（马特利卡）选择依靠自己的优秀儿郎盖乌斯·阿鲁斯·克莱门斯，他是一名职业军人，曾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获得多枚勋章。皇帝任命他为马提利卡的守护者，由此可以看出他十分适合捐助人这一角色。最晚从图密善统治时期开始，这些守护者在罗马帝国境内十分活跃，在地方经济事务中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利。现在人们认为，与其说是他们削弱了地方的独立性，不如说是他们充当了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像克莱门斯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完美的捐助人人选，但这一点直到4世纪末期才得以证实。

坎努西姆：罗马的地位和希腊的根源

在关于小城市政治结构的描述中，最有趣的文件当数坎努西姆（卡诺萨·迪·普利亚）碑集。这一铜碑上列有公元223年在任的坎努西姆所有地方议员的名字，以及当地捐助人的名字。它的日期已经处于许多现代学者所描述的“3世纪危机”之中了。随着安敦尼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康茂德于192年被暗杀，之后的30年中，在帝国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充满了暴力的内战和谋杀。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建立的新王朝从一片动乱中崛起，与之前的王朝截然不同。对意大利而言最重要的是，塞维鲁来自非洲城市列伯提斯·马格那，那里是迦太基—腓尼基人的大本营，并未受到罗马定居者的侵扰。他的（第二任）妻子很可能是叙利亚埃美萨的一位阿拉伯王室成员，这凸显了他是第一位出生在意大利境外且不具有意大利血统的皇帝的事实。

毫不夸张地说，意大利传统的崇高地位及帝国以意大利为中心的观念从此一落千丈。坎努西姆将所有统治阶级的姓名都一一列举在碑文上，距此不过一百多年，一位基督教皇帝将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建造他的“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他对政务的轻重缓急及治理范式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大幕拉开的事件是塞维鲁的儿子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安敦尼（其名字就是为了彰显塞维鲁家族同伟大的安敦尼王朝皇帝们之间有亲缘关系）——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卡拉卡拉——决定赋予帝国境内所有自由居民以罗马公民权。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仍有争议。但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这份权利曾经只属于全体意大利人和帝国其他地区的部分居民，而从此之后，这项特权已经毫无意义。从那时开始，帝国社会在贫富分化中越发分裂，对有荣誉的人（高贵阶层）和没有荣誉的人（卑贱阶层）之间的区分越来越多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而罗马的公民权——以及意大利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再重要。

正是由于这样的政治环境，坎努西姆的两位公民领袖通过碑刻的形式使他们自己与同事们永垂不朽。碑文的开篇是一份31位罗马元老的名单，他们同意出任坎努西姆的捐助人（其中一人的名字后被划去）。我们无法确认这样的人数是否高得不同寻常：坎努西姆地处通往重要海港城市布朗迪西恩的干道旁，拥有足够多的机会吸引大人物的青睐。碑文的第二项内容则是一份骑士团的8位捐助人的名单。这些人很可能是当地居民，因为其中4个人曾在元老院担任监察官，即在人口普查的年份担任主政务官（两头政治）。在正常年份中，独立市由两位政务官共同治理，这延续了罗马以往每年都会选出两位执政官的做法，以及旧日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合作原则。罗马人还发展出了一种更高级的行政长官制度，即监察制，每五年就有两个人主持进行为期18个月的审查。监察官的主要职责是监察居民名册，并审核财产评级以及骑士团和元老院的成员资格。罗马人十分重视公共和私人道德情况，监察官在调查这方面的问题时也拥有广泛的权利。可以推测，坎努西姆的双监察官应该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监察官们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也反映在碑集铭文的下一部分中，4名男子是受推监察官，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通过寻常的晋升手续，而是被破格提拔推举的。之后还列有29位前执政官、11位市政官（并不真正负责监管建筑和娱乐等）、9位前财政长官、32位“无票决权元老”（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地方元老，也就是说，他们也是被推举进入元老院的）及25位“长袍者”。最后这一组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我们可以从其身上考察地方元老院是如何构成的。“长袍者”意指身穿名为镶边托加长袍的年轻人，随着年纪（从15岁到18岁不等）渐长，他们会舍弃这种底部饰有紫色下摆的长袍，而穿上成年人专属的全白长袍。“长袍者”这一名称，意味着这些年轻人或者是现任地方元老的孩子，或者出身于其他官宦之家。他们虽然在元老院并没有投票权，但是在候补空缺职位。换言之，这意味着元老院的职位是世袭的。同时期的一则法律条文禁止曾经担任过地方元老的官员任职。坎努西姆是否还有如庞贝城在1世纪时举行的那种正式的选举尚不可知。不过，通过选举进入元老院看起来似乎毫无可能性。这事实上同《狄奥多西法典》所记载的情况一致，后者收录了从312年到438年帝国所制定的法律条文。

在坎努西姆，地方元老的人数通常为100人。60多个家族都有族人在其中任职，但阿布起亚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除“无票决权元老”一职外，其他位置都有其族人）。据说到2世纪末期时，这些官职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之一是，其中一些人的名字表明他们是被释奴隶的后裔。释奴本身是没有资格出任元老的，但其后代并不受此限制。罗马人的名字通常包括三部分，为了掩盖自己最初的奴隶出身，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选择一个听起来像希腊名字的词作为自己的姓（前两个名字通常是从他们前任主人那里借用而来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特立马乔，名字听起来富有东方风韵，他出自佩特罗尼乌斯笔下，是个释奴，生活在小城市中，因经商而巨富，在《萨蒂利卡》中，他在坎帕尼亚的格雷斯卡城堡举办了著名的盛宴。在坎努西姆的碑集中就记载有希腊名字。不过，坎努西姆的情况与众不同。它原本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公元前1世纪时，贺拉斯曾经嘲笑过当地双语并用的情况。在2世纪中叶，赫罗狄斯·阿提库斯，克劳狄乌斯·阿提库斯之子，为当地修建了一座高架渠。因此，这一证据无法证明当时的人们不愿意出任地方元老（当然，在帝国末期时肯定存在那样的情况）。对一些人来说，拥有一个完全罗马或者意大利式的名字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其中的一位“长袍者”名叫提图斯·埃利乌斯·赫科特乌斯，当时元老院共有三位名叫T.埃利乌斯的高级元老，他肯定是其中一人之子，这三人都拥有完全罗马式的名字（而赫科特乌斯却没有）。此外，有些高阶政务官的名字也出自希腊语，坎努西姆人并不以其祖先为耻。

庞贝：金钱和选票

如果忽略庞贝，那么任何对城市政治的考察都将是不完整的。这座城市的近代历史开始于同盟者战争之后，由于战争期间它加入了同盟军阵营，因而苏拉（Sulla）强迫操奥斯坎语的当地人接纳了自己麾下数千名老兵，以示惩罚。当它在公元79年被摧毁的时候，城市人口很可能达到了8000—12000人（由于我们尚不清楚其确切的管辖范围，所以很难估算出农村人口的数量）。显而易见，庞贝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对研究罗马经济的学生而言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关于当地财富的属性，研究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传统观点认为，庞贝的土地上曾经种植着大量的经济作物，特别是用于酿酒的葡萄，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后者认为，由于需要给庞大的人口提供足够多的食物，当地应该会更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庞贝的酒并不曾凭借其非凡品质而闻名于世，因而认为这些酒主要还是瞄准了当地市场，尽管由于价格低廉，其销售量事实上可能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此处可以再次参考坎帕尼亚海岸运酒船的沉骸）。当然，如果是在考察这座城市的制造业（如纺织业，包括缩绒、染色、制毡等）基地时得出结论，认为该行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而非服务其他地区，那么这样的观点至少看起来是说得通的；而且，在这座城市里不同行业的数目（据统计有85个，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地方的中心，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也同样可以验证这一假说。

在庞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政治和经济如何在同一座独立市中共存。在经济层面，最有趣的一份证据是记录在153块烧焦的木制刻板上的账本，发现于银行家、收款人（钱庄主）卢修斯·凯基利乌斯·朱孔都斯的家中。朱孔都斯的一个主要营生便是承包当地税收。纵观古代世界，或者（如前文所述）通过“义务”制度，或者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在税收领域更是如此。自从公元前175—前150年，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征服马其顿以来，罗马公民一直无须缴纳直接税。在帝国体制中，意大利一直都被免于征收直接税，直到3世纪末期戴克里先开始在半岛北部征税，4世纪初期伽列里乌斯又将人口普查扩大至包括罗马在内的其他地区（不过，罗马在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执行这一政策）。然而，在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而言，间接税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朱孔都斯显然承包收取的是市政牧场税和某种市场税。

朱孔都斯的其他交易活动与其拍卖生意有关。我们找到了137份卖方声明（其中包括6位女性），声称自己已经收到了朱孔都斯支付的费用。这些文件大多写于公元54—58年。其中，许多声明中并没有说明交易的商品是什么，但交易金额清楚地表明朱孔都斯经手的都是大生意（据估算，平均金额达到4500塞斯特斯）。他的生意绝大多数似乎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不固定，主要贩卖杨木或奴隶等商品。可以想象，在一个虽然发达但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社会中，这种商业活动应当是很常见的。

除金融信息外，朱孔都斯的账本中披露的社会信息同样十分有趣。多达10名见证人在销售记录上签名。我们认为，签名的顺序严格遵循了社会等级，元老院的元老署名位于最前面。这种情况完全在情理之中。

通过阅读法典和分析一些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个例，人们可能会得到一种印象，觉得罗马的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且具有可流动性；上文提到，庞贝人即使签名时也会将各人相对的社会地位等级加以比较，无疑可以作为这种印象的佐证。释奴，例如佩特罗尼乌斯笔下的滑稽角色特立马乔，无论拥有了多么巨额的财富，也无论他居住在多么宏伟的房子中，他们永远都要受到自身法律地位的束缚。总的来说，家族和亲缘远比金钱更加重要。

除此之外，庞贝还因为大约2500张白底红字的竞选海报而闻名，这些海报号召人们投票支持市政府选举中的各位候选人。这给旁观者留下了生动的、人人积极参与的民主制度的印象，以为这里真正重视公民投票，对选民发表的游说演讲也被认真对待。事实上，许多评论家都是如此解读的。然而，古代社会的一些基本事实使这样的解释最终无法成立。精英阶层最关心的始终是如何使城市居民永远保持驯顺，为此他们努力确保食物供应充足和娱乐设施完善。因为骚乱通常是由于粮食的短缺引起的，这种危险永远存在，并且极易引发政治动荡。公元59年的庞贝动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起初，庞贝人和纽塞利亚人在一场角斗中发生了冲突，在塔西佗看来，这场暴乱就是由庞贝城中非法的政治“俱乐部”煽动的。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确实往往比今天更加直接和开放。当时还没有媒体，向大众发表公开演说和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类似的对话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选举并不会去真正评估政客们在任职期间的表现，因为候选人一旦当选，即使只是如市政官之类的低级行政官职，也意味着他可以终生在元老院中占据一席之地。同样，罗马人也不可能容忍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纵观罗马历史，我们可以毫不意外地发现，上流社会群体总是在干扰民主制度。这不仅仅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结盟。提供捐助和接受庇护，是罗马社会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化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上流社会，都不会用民主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对民主制度的全盘否定，但否定了该制度的作用。

庞贝的竞选海报上印着如“所有的金匠都希望盖乌斯·库斯皮乌斯·帕纳萨当选营造官”或者“我请求你选举霍洛康尼乌斯·弗里斯库斯为营造官，他是共和国里最有风度、最有价值的人”之类的内容。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政治评价往往以道德观念的形式出现，庞贝也不例外。同样是在1世纪，当时在西班牙新设立了独立市，从那里发现了残存的市政宪章，从中可知投票是在选区里进行的。候选人需要在多数选取中都获得胜利，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根据《马拉加宪章》的记载，“直到选举出了足够多的候任政务官”，现任的政务官才会宣布当选者。我们很难确认候选人在选区内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募集资金，才能确保最终当选为地方要员。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当地的“俱乐部”或者社团上，这些组织负责维护社区中团体的利益，负责人通常由释奴担任。我们还可以发现，富人住宅区遍布整座城市，这说明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着我们熟悉的侍从体系。在自己的选区之外，接收到元老院元老的赞助，对于其赢得选民支持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在营造官这种最低级的政务官的选举中，在竞选海报上，一些候选人成对出现，要求选民同时支持两个人，这意味着庞贝确实存在对选举的某种操控。学者们相信，在有两个职位空缺的时候，从未有哪一年出现过两对以上的候选人。在监察官的选举中，竞争似乎也已经被禁止了。据说到了末期，每年的这两个职位只有两个人参选。这部分印证了我们从营造官的选举中得到的印象。不过，在监察官的选举中，候选人依然成对出现，以此凸显他们对彼此及其支持者担负着重要的义务。这样的选举绝对算不上民主。此外，不要忘了，在地方元老之中，一定有许多人并不是通过人民选举产生的。每年都新增两名营造官，这意味着元老院无法一直保持100人的数量，而有证据表明，较大城镇的议会的规模往往就是100人。同坎努西姆的情况类似，许多元老肯定是被直接任命的。

艺术与文化

对政治的探讨该告一段落了。庞贝古城也向我们展示了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意大利装饰艺术的盛况，其中有些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也有些是我们应该知道的。灾难发生时，这座城市正在进行重建。但是，同我们了解到的尼禄和韦帕芗时期的罗马城相比，它的面貌还是显得十分古旧。事实上，1世纪见证了一场建筑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塑造了其后3个世纪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混凝土至关重要。我们常常可以在罗马帝国公共和私人的建筑物上看到曲线和多边形，但直到1世纪的后半段，建筑师们才开始探索利用这些设计来改造室内空间的可能性。砖拱是另一项经久不衰的罗马工艺。这两种技艺在庞贝古城都很少见。同样，在庞贝我们也没有发现太多迹象表明在城市空间使用方面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在2世纪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人们渐渐厌倦了大型的独立住宅，反而喜欢上了幽静的乡间别墅，由此导致旧有的城市住宅群逐渐消失，重新设计时房屋的占地面积更为紧凑。同时，在这里我们也尚未发现有很多砖砌或混凝土制成的公寓或公寓楼，而这些可以说是2世纪之后最重要的变化了。在4世纪时，罗马公寓的数量不少于46000栋，而相比较而言，独立住宅的数量才不过1790座。罗马的奥斯提亚港就拥有大量这类的房屋。而在庞贝，这一过程不过刚刚开始，而且没有特意修建的公寓。

就内部装饰而言，庞贝古城在末期采用的样式也显得十分过时。我们难以确认这样的印象是否受到现有证据的误导。然而，在2—4世纪的意大利，没有任何建筑呈现出类似公元前1世纪到1世纪期间那种蓬勃发展的风格特点。在共和国晚期，庞贝的壁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本所谓的“第一风格”主要采用涂色的纸灰来进行粉刷，后来人们开始用富有想象力的阴影和透视手法来取而代之，营造出非常梦幻的建筑形式，被称为“第二风格”。1世纪时，建筑专家又设计出另外两种风格：一种是在建筑环境中引入一种矫揉造作、过分修饰的效果，在建筑结构上很难实现，因而已经被抛弃；另一种也是最后一种风格，将这种梦幻的建筑与巴洛克元素及其他各种新的装饰形式结合在一起。艺术史学家发现，由于过度堆砌技巧，晚期的一些作品显得非常没有品位。

当然，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对于庞贝之后的意大利艺术的发展知之甚少，自然也无从知晓当时的人们是否喜欢这些作品。我们实际上无法概括出当时的流行趋势。在奥斯提亚发现的证据表明，2世纪时人们似乎抛弃了那些视角和形式。在2世纪和3世纪，神话内容的壁画似乎日渐稀少，与此同时，描绘狩猎和聚会场景的壁画则大量涌现。也是在这一时期，至少在罗马及其周边地区，人们更喜欢纯粹的线性装饰，运用线条、虚线、角度和格子呈现出惊悚的——或惊艳的——效果。当然，创作技巧也不像之前那样富有灵性；不过，我们是否能够因此便断定艺术形式出现了衰落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新帝国中，得益于中央集权的官僚化的体制，将皇帝奉为超凡的神一样的角色，我们可以毫不意外地发现，当时显然更流行正面肖像画，那些伟大的人物进行自我宣传，与过去传统的经典感觉截然不同。

谈论过艺术，我们也可以简要地分析一下文学，因为“黄金时代”那些最著名的有作品传世的罗马作家几乎全部都是意大利人（李维、西塞罗、卡图卢斯、普罗佩提乌斯、维吉尔、奥维德、萨鲁斯特、贺拉斯）。此后，意大利人同其他外省人（事实上，他们所有人都生活在罗马及周边地区）一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马帝国拉丁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2—3世纪文学作品的严重匮乏。在弗拉维时代，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和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可能来自帕塔维姆）创作了自己的叙事诗，之后直到4世纪，除朱文纳尔[来自阿奎纳（阿基诺）]外，没有再出现过其他重要的拉丁诗人。这些巴洛克风格的作品十分生硬，并不符合现代人的品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帕皮尼乌斯·斯塔提乌斯是弗拉维时代一位比较优秀的诗人。尽管他的叙事诗往往过于戏剧化，并且总是在追求变化和新奇的风格，品位奇特，但在应景诗中斯塔提乌斯还是展现出了对形式的掌控力。在我们看来，他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那不勒斯的出身背景。作为一位修辞学教师的儿子，他的五卷本《希尔瓦》表明，在1世纪中叶，这个城市有着活跃的双语教育和浓厚的知识氛围。

罗马帝国中期在散文方面也所出甚少。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代，帝国中拥有如苏维托尼乌斯（可能来自非洲）和塔西佗（可能来自意大利北部）等大家，但此后便无以为继，杂记家奥勒斯·格留思、弗朗托的书信和阿普列乌斯夸夸其谈的小说《金驴记》都无法填补这一空白。这几位作家都不是意大利人（后两位显然是非洲人，而格留思很可能也是），直到很久之后意大利才又出现了优秀的作家。3世纪时，仅有的几部优秀拉丁文学作品都是由基督教作家完成的，如德尔图良和居普良（同样都来自罗马帝国的非洲部分）。4世纪的时候曾出现复兴，但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接近罗马或意大利的作家是来自西西里岛的占星家费尔米库斯·马特尔努斯，他后来皈依基督教。直到4世纪的下半叶才再次出现了一群以罗马为生活中心的杰出文学人物，其中包括昆塔斯·奥列里乌斯·叙马库斯、他的姻亲维利乌斯·尼科马霍斯·弗拉维努斯等人。这样的圈子可以向我们揭示那些已经逝去的古代异教贵族生活的许多方面，他们仍然十分珍视罗马这一概念，但对意大利本身却并不在意。

4世纪的世界

叙马库斯这样的人物在意大利拥有大片土地。在卢卡尼亚的沃尔塞（布奇诺）出土了一本土地登记簿的些许残片，它可以追溯到323年，从中我们可以窥见4世纪的贵族地主世界的一些细节。同单纯的文献阅读相比，它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指引我们了解当时的世界。显而易见，沃尔塞这些文件的根源在于新帝国对意大利的税收要求，和其他地方一样，当时的意大利是一个省（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经被划分为几个小省）。该文件涉及至少70份地产。它们被划分为7个“帕奇”（乡镇的农业区域）。一般而言，与人口普查的结果类似，我们应该可以从这本登记簿中发现若干个人土地所有者（在2世纪的食品登记簿中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但让人好奇的是，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个人土地所有者。这些农场和住宅的名字都取自其某位前任主人，然而，在这个地区的同时代人或之前的几代人中都找不到这些名字，这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土地持有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要么可以理解为这些土地几个世纪以来都被同一个家族牢牢把控。后者才是正确的答案。事实上，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土地所有者的名字，因为他就是铭文序言中所提到的特尔齐乌斯。这位特尔齐乌斯和卢修斯·特尔齐乌斯·阿普罗尼亚努斯是同一人，他出生于一个极为富有的家族，于339年出任罗马的行政长官。因此，沃尔塞的铭文确确实实证明了意大利贵族通过不断联姻和积累财富，在整个帝国时期保持了地位的稳定和家族的繁盛，直到5—6世纪蛮族入侵和查士丁尼出征收复失地时，这种生活方式才被打破，当时的人们再次意识到意大利和教皇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时期的历史本属于下一章的讨论范畴。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情预示了之后的历史，并显示了基督教在4世纪末期的统治地位。因此，我们应当将这件事交代清楚后再结束。

在这一时期，我们还不能通过基督徒的人数来衡量基督教的影响力，因为很明显，直到6世纪时还有许多人崇拜旧神。准确地说，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后（324—337年）改信基督教并大力推广这一新的宗教，其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主教和教会得以长期窃得世俗权力。390年，狄奥多西皇帝与时任米兰主教的圣安布罗斯在当地进行的辩论，便是这一根本性转变最有力的证据之一。米兰和阿奎莱亚（后者在5世纪和6世纪的入侵中被摧毁）凭借在连接东西方的主要道路体系中占有的战略地位，在4世纪时成为意大利最重要的城市。狄奥多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之所以在主教面前屈服，是因为安布罗斯拒绝让他参加圣餐，直到他为自己授命在帖撒罗尼迦进行屠杀而忏悔。安布罗斯的处罚贴合了这位罗马皇帝的需求，他想要从一个庄严的所在（皇宫）去到另一个庄严所在（教堂）。狄奥多西从此变得更加虔诚，结果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异教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任何角色。因此，他在事实上终结了一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社会政治体系，不仅在意大利和罗马（当时为了支持一项反对同性恋的法律，他十分狡黠，呼吁罗马要重新焕发“古老的乡村活力”），而且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都是如此。众所周知，图尔西和辛马齐这样的西部大地主家族长期以来拒绝放弃异教信仰，因为这些信仰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总是在文学作品中不断回顾过去那个早期的罗马，它对意大利的统治，以及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这些家族因循守旧，而与此同时，安布罗斯和狄奥多西则象征着未来的中世纪，以及国王和教皇之间的不断纷争。

注释

[1]1英里约等于1.61米。——编者注。